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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从字面理解，“岳母”的意义，除了是伟大民族英雄岳飞的亲娘外，还可以是几乎所有男人的娘。当然这个“娘”严格说来是宗法意义上的，并不具有普适性，而必须挂上已婚的前提，用老百姓的话说该是“丈母娘”。所以洋人将之雅训为“mother-in-law”，真是深得其中三昧。不过，语言的转换一向做不到对位精确，一旦换算成外族语文，总会发生意料不到的反应，譬如mother-in-law，当然屏除了岳飞的干系，却又凭添了依此类推的扩展，譬如媳妇的婆婆也须加入此列。这样的扩展是有颠覆意义的，因为它也标志着几乎所有女人的娘也被纳入了其中—当然也是宗法意义上的，并且同样冠有已婚的前提。
不过，作为男人母亲的旷世楷模，岳飞亲娘激励儿子报国的刺字掌故，则是老少能详的桥段，在大众心目中，似乎并未有过丝毫的含混。然而，历史的有趣正在于，这段不曾含混的掌故，其实倒是有些含混的。
说到刺字，追根溯源，原本起自刑罚。最早称为墨，汉代称为黥，五代后晋的石敬瑭改称为刺字，并且与流刑结合使用，称为刺配。刺配的名头十分响亮，大约要归因于流传广泛的《水浒传》，而刺配的刑罚，后来一直沿用到了清代。刺字有刺臂与刺面之别，刺臂多在腕上肘下，刺面多在鬓下颊上。除了位置，当然还有内容，一般要刺明所犯事由及发遣地名。
在分见于《尚书》和《周礼》的不尽相同的五刑里，排序第一的就是墨。五刑可以视为本土较早出现的正规刑事处罚手段。如果墨刑可以视为其中处罚最轻一级的话，死亡则是其最高形式。所以，后来演变为时尚手段的墨黥以及刺字，原本是由身体的痛楚触及灵魂的酷烈刑罚。
按照清人程穆衡的总结，刺字由刑罚手段蜕变为时尚，盛行于唐朝。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上都街肆恶少，率髡而肤札，备众物形状。今京兆薛公元赏上三日，令里长潜捕，约三十余人，悉杖杀，尸于市。市人有点青者，皆炙灭之。”
当然，上都街肆恶少们的髡而肤札，已经远不止刺字，而是备众物形状，也就是说，应该一如后世文身中常见的鱼龙、飞仙、鬼神等像，以及花卉文字等，这是进入时尚后的放大。肤札又称花绣、刺青、点青种种。就字面而言，肤札是动态的写实，花绣则是花色的描摹；而刺青、点青云云，着重在点刺图文之后刷以墨色。
按说恶少们的行径，不过是刻画自家的身体，原本无碍他人，却遭到京兆尹薛公下手颇狠的严厉惩处。薛公自然会有他的道理，譬如儒家文化主张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类，或者儒家文化云云，不过是个由头，总之意在剿灭这些恶少，同时也有杜绝的示众意义。
说到肤札或曰花绣或曰刺青、点青之描摹众物形状，似乎还有更早的发祥。按照《史记》的说法，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封于会稽，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文身是肤札的另一个称谓，也即身有花纹或者刻花纹于身之意。所谓文身断发，当是吴越地方风俗。这种风俗自然是远离核心文明的，尽管其初衷或许是规避灾患的图腾崇拜。
庄绰的《鸡肋编》则记载：“张浚一军，择卒之少壮者，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谓之花腿。京师旧日浮浪辈以此为夸。”这是岳飞时代的记载。类似情况也发生于著名的“八字军”。河北西路招抚司都统制王彦，其部属都在面部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以示抗金决心。
其实，不论京师旧日浮浪辈的以此为夸，张浚王彦的做法，不过是沿袭军中的习俗。宋时招募军士，便称为“招刺”，即在招募合格者的脸部刺字，标明军队番号和军人身份。这原是唐五代藩镇的遗制，目的在于防范军士的逃亡，脸上刺字的军士如果逃亡，自然十分方便捕捉。这种刺字承袭的是墨黥的本意，是耻辱的标记。从军在旧时一向是卑贱的选择，所谓好男不当兵，正是此事写照。
岳飞的投军，虽然可以有报效国家的高大说法，但究其原本，大抵不过谋生而已。按照相关记载，他投充的是效用士。效用创设于北宋中期，后来演变为高级军士，军俸较一般军士优厚。岳飞投充效用士，一则自恃武艺过人，再则效用士一般也不必脸上刺字，但也不免于手背刺上“某路安抚司效用”之类的字样，但毕竟不像脸部那样昭彰。
农家子弟出身的岳飞，不大可能有上都街肆恶少或者京师旧日浮浪辈那样的思路，甚至从投军效用士可以看出，他对刺字的理解，不会脱离墨黥本意也即耻辱的定位。这一如刀疤，寻常人以为不雅，粗豪人乃至泼皮才会以此夸耀。在京兆尹薛公杖杀的名单中，就有左胳膊上刺“生不怕京兆尹”，右胳膊上刺“死不畏阎罗王”的狂放之辈。作乱之人亦有此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二载：“废潮州揭阳县。县海阳地也，宣和中，以刘花三作乱，析置，至是省之。”又：“泉州花郑贵等谋作乱，为贾人汤易所告，捕斩之。”又卷一百三十八：“时剧盗谢花三为乱，故命韩讨之，仍听福建大帅张浚节制。”这些造反头目名号中的“花”字，正以其身上刺有花绣，命名取法与花腿原是一路。诚然，梁山泊的智深师父诨名也叫花和尚，与此同理。
岳飞虽然身负武艺，却不走凶悍一路，这从他投军效用士即可看出心迹，即便曾经使酒不检，这位尝为人庸耕的诚笃青年，亦遵从老母戒其不饮的训导。这也是他后来略知书传，乃至成为重儒之将的基础。而按照岳珂的说法，其祖俨然是“起自诸生，经通谊明，笔妙墨精”的儒雅青年，更不会与粗豪之辈同好了。
而关于岳飞的刺字公案，按照史书的记载，他在遭到诏狱时，据《宋史》本传：“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继而阅实无左验，铸明其无辜。”何铸传也有类似记载：“……先命铸鞫之。铸引飞至庭，诘其反状。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
《宋史》在二十四史中，一向口碑不佳，是内容最为芜杂的一部。按照学术的说法，它在元末仓促而成，大体抄剿宋人自撰纪传体国史诸书，岳飞一传大体抄自《中兴四朝国史》，叙事止于嘉泰四年追封鄂王，而不及理宗即位初宝庆元年的改谥“忠武”。而《中兴四朝国史》的岳飞本传又大体抄略自章颖的《岳飞传》，章传又大体抄自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有意味的是，作为岳飞嫡亲后人岳霖之子岳珂所纂述其祖父生平的包含《鄂王行实编年》在内的《鄂国金佗稡编》，却没有刺字的相关记载。从情理上说，如果确有刺字一事，这种体现纯粹正面的高大内容，没理由不收入其中，除非另有什么不方便的隐情。诚然，岳氏后人搜集岳飞资料是在其冤狱昭雪之后，旧人的凋零，文字的散佚，以及个人搜集的局限，都是窒碍，原始材料的缺漏，亦是在所难免。此外，规避岳飞与高宗皇帝之间的纠葛，甚至“章先帝委寄待遇之隆”，乃是题中应有之义，毕竟还是赵宋皇帝的天下，必须严格把握“修辞”的分寸感，才能保证其“吁天辩诬”的“诚意”之达成。 说起来，即便是俗文艺的戏曲小说，如元代的《岳飞东窗破虏记》、明代的《精忠记》乃至冯梦龙的《精忠旗》传奇、嘉靖年间的《大宋中兴演义》，其中并没有出现岳母刺字的情节。直到清代，《如是观传奇》，尤其是钱彩的《说岳全传》，方才终于有此一节。当然，其影响则达到了妇孺皆知的烈度。
不过，就《宋史》岳飞本传和何铸传所载，刺字之事当非空穴来风。只是，如前所述岳飞之于刺字的心态，此事若有，就其本人而言，被动心态的可能最大，而刺字的发动者，如八字军那般的军中制度使然，未尝不可为一说。始修于明代的《唐门岳氏宗谱》称，靖康初年岳母姚氏为岳飞刺字，但此书晚出，且“讹谬甚多”，真实性尚有考证空间。不过，如果刺字一事确有，又尤以其母为最可能的发动人选。作为普通农妇，姚氏的文化水准不会太高，但偏是这样的人对民族矛盾激化下的忠君报国，最是执念，也即流行语汇所谓深明大义是也。传统社会，孝道是国家用以固本的基本伦常，岳飞于情于理都是必须的践行者，从母所命，自在情理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孝经》的说法，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被视为孝之始也。经书上又记载，曾子闻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玄宗皇帝由此阐发：父母全而生之，己当全而归之，故不敢毁伤。这是孝的基本，孝的常道。况且，类似于墨黥的刺字，还有羞辱自身和家族的后遗。从这个意义上，既亏其体又辱其身的刺字，显然有违于孝道。这些之于姚氏，虽然未必能有学理上的认知，但作为主流话语的理念，却必定大致了解。假设她真的是刺字的发动者，大约只好是基于深明大义的忠君报国了。时值宋金对峙，这样的出发当然有足够的理由，意义和效果则略同于八字军，从总体效果看，倒也符合孝的大义：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在岳飞身位而言，所谓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竟然也是十分周全的孝。这样也颇可印证《宋史》记载中岳飞主动“裂裳以背示”“袒而示之背”。于是刺字之事，确乎当有，而且发动自其母也是最合乎情理的。
而刺字的实施者，不论姚氏识字与否，刺字首先是一桩技术性工作，作为母亲，即便从疼爱儿子出发，也当以减轻痛苦为第一要义。所以，所谓“岳母刺字”，“岳母”的意义当在于主张者而未必非得是操刀者。专业人士也即《水浒传》所谓高手匠人的参与，不但可以因熟手而令过程尽量缩短，刺字部位、出血量、刺后效果种种，都足以在程式化的作业中得到恰到好处的控制。而菜鸟的练手摸索，则意味着无休止的痛楚，涉及亲子，更有额外的牵动，不可控因素太过丰富，姚氏未必肯选。于是，雇请专业的熟手操刀，才是性价比最适宜的正选。史书上所谓“深入肤理”，可以视为刺字效果的一种印证，亦不妨是专业熟手或曰高手匠人所为的佐证。
由此连带另一个话题，就是刺字的部位。在沉溺者看来，整个身体都是刺青可以铺排的场地，笔记上也确实有遍身图刺、首体无完肤的案例。梁山泊的九纹龙史进，也正是刺着一身青龙。西哲维特根斯坦说，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最好的图画。此话简直就是专为刺青下的注脚。
如果从激励警醒儿子的立意出发，似乎应该刺在他经常能够看到的地方才是。从这个意义出发，左右臂膊包括手部乃至张浚卒那样的花腿，当是首选，起码在选。胸前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姚氏的选择却是后背。
后背的利好在于宽厚，充裕的幅面方便容纳笔画繁多的大字，以及相关审美层面的技巧释放。《元典章》里有案例记载：“钱万二状招：至大二年六月初七日，将妻狄四娘沿身雕刺青绣，不从，用拳将本妇行打抑勒，于背上、两腿刀刺龙鬼，接受莫一史舍钞两，雇觅妻狄四娘，在街露体呈绣迎社。”这一条不但透露刺青之习元代犹盛，而且其刻画展示的经典部分，后背无疑在选乃至首选，至于案中狄四娘涉及的两腿，则当是背部图案的延伸。也就是说，相较后背，臂膊手腿之类终究略逊。智深师父身上的花绣也正在脊背上。
其实就刺字而言，后背的利好同样适合于胸前，而且方便自己看到。这样看来，或许岳母姚氏刺字的出发未必在于，起码不仅仅在于让儿子看到，毕竟刺字于背，岳飞自己是看不到的，而只能暗记，至多是宛如刀疤或者骨伤一样阴天下雨有些隐隐的不适，充任不定时的提醒。于是刺字一案最要紧的，乃是让别人看，也即示人。当然，不论是刑罚意义的墨黥还是时尚意义的刺青，示人正是本意。从这一点来说，岳母的刺字与之正相吻合。
如果从示人意义出发，八字军那样刺在面部最为昭彰，只是这个部位太过容易与墨黥关联，实在不够理想。臂膊手腿也是类似，况且更与上都街肆恶少或者京师旧日浮浪辈逼近，这应该是岳飞母子都不作想的道理所在。于是只剩下后背。就示人而言，背部虽然寻常时有衣裳遮蔽，看似不够昭彰，却也有不事张扬的韬藏，需要时自可袒乃至裂裳示之，果然有进退裕如的收放空间。如你所知，胸前自然也具备同样的效应，但如果立意在于示人，后背当然更富亮相的张力，譬如袒乃至裂裳示之的刹那，后背便远胜胸前。
不可否认，刺字于背的示人，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将被刺字者推在了风口浪尖之上，身体成了他做人的标杆，身边人目光的督促机制，有形无形之间，自然能汇集成相当力度的良性反馈，从而强化激励警醒的初心。由此亦可见出，在家国的轻重权衡立场上，岳母姚氏可谓用心良苦，于报国而言，果然尽忠。诚然，这种堪称舍得的示人，终极的受益者当然以儿子为主体，但母亲也理所当然在列，因为她老人家正是示人的直接发动者，是教育乃至教训的主体，儿子反而是受体。
不过，所谓示人，也要看所示之人是谁，岳飞袒乃至裂裳所示之何铸，虽然是奉旨办差，终究还是以事实为依据，察岳飞无辜。等到改命万俟禼主审，两人宿有积怨，断不肯再亮出后背，即便亮出亦不过自取其辱，他只好徒叹天日昭昭了。
至于刺字的内容，《宋史》等是“尽忠报国”，演义小说和戏曲中则作“精忠报国”，而后者凭借俗文艺的流播，似乎更具影响。“尽忠报国”也出现在八字军所刺八字的不同版本中，“精忠”则来自高宗皇帝的赐旗。岳飞本传载：绍兴三年秋，入见，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尽忠”“精忠”在刺字一案不同文本之间的替换，或有意或无意，无从定论。不过，既然“精忠”出自皇帝和朝廷，便代表着一种官方导向。传统社会的思维定势，皇帝和国家一向是共同体，甚至就是一体。既然是“报国”，与皇帝和朝廷保持一致，正是顺理成章乃至天经地义，即便是岳家后人为祖宗辩诬，也须“章先帝委寄待遇之隆”，更遑论刺字版本这样的细微小事。有学者以为“精忠”替换“尽忠”是将杀害岳飞元凶高宗皇帝赐予的字样强加于岳飞，自是现代立场的话语形式，有些用力过猛，起岳飞于地下，亦未必能够接受。
虽然历代都有简化本字的俗体行世，但岳母刺字，意在昭示他人，自当庄重，故一仍官方通行字体也即后人所谓繁体，才是正经。如果遵从《宋史》版本，依照所谓繁体，“盡忠報國”四字，笔画着实不少。史书上强调是“四大字”，除了醒目，笔画繁多也当是选用大字的一个技术上的动因。而笔画繁多的大字，起码需要相当的书法功底，实在说，仅仅因此，刺字也非专业熟手或曰高手匠人才方便措办。说到“大字”，或许又有更细致的技术问题：譬如是实心还是勾边，这是一个两难。前者固然醒目，后者则可以有美观层面的花色呈现乃至炫技空间。至于痛楚程度，则或许各有千秋：醒目的当然创口大，美观的也未必不繁复。
不过，作为男人母亲的旷世楷模，岳飞亲娘激励儿子报国的刺字掌故，则是老少能详的桥段，在大众心目中，似乎并未有过丝毫的含混。然而，历史的有趣正在于，这段不曾含混的掌故，其实倒是有些含混的。
说到刺字，追根溯源，原本起自刑罚。最早称为墨，汉代称为黥，五代后晋的石敬瑭改称为刺字，并且与流刑结合使用，称为刺配。刺配的名头十分响亮，大约要归因于流传广泛的《水浒传》，而刺配的刑罚，后来一直沿用到了清代。刺字有刺臂与刺面之别，刺臂多在腕上肘下，刺面多在鬓下颊上。除了位置，当然还有内容，一般要刺明所犯事由及发遣地名。
在分见于《尚书》和《周礼》的不尽相同的五刑里，排序第一的就是墨。五刑可以视为本土较早出现的正规刑事处罚手段。如果墨刑可以视为其中处罚最轻一级的话，死亡则是其最高形式。所以，后来演变为时尚手段的墨黥以及刺字，原本是由身体的痛楚触及灵魂的酷烈刑罚。
按照清人程穆衡的总结，刺字由刑罚手段蜕变为时尚，盛行于唐朝。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上都街肆恶少，率髡而肤札，备众物形状。今京兆薛公元赏上三日，令里长潜捕，约三十余人，悉杖杀，尸于市。市人有点青者，皆炙灭之。”
当然，上都街肆恶少们的髡而肤札，已经远不止刺字，而是备众物形状，也就是说，应该一如后世文身中常见的鱼龙、飞仙、鬼神等像，以及花卉文字等，这是进入时尚后的放大。肤札又称花绣、刺青、点青种种。就字面而言，肤札是动态的写实，花绣则是花色的描摹；而刺青、点青云云，着重在点刺图文之后刷以墨色。
按说恶少们的行径，不过是刻画自家的身体，原本无碍他人，却遭到京兆尹薛公下手颇狠的严厉惩处。薛公自然会有他的道理，譬如儒家文化主张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类，或者儒家文化云云，不过是个由头，总之意在剿灭这些恶少，同时也有杜绝的示众意义。
说到肤札或曰花绣或曰刺青、点青之描摹众物形状，似乎还有更早的发祥。按照《史记》的说法，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封于会稽，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文身是肤札的另一个称谓，也即身有花纹或者刻花纹于身之意。所谓文身断发，当是吴越地方风俗。这种风俗自然是远离核心文明的，尽管其初衷或许是规避灾患的图腾崇拜。
庄绰的《鸡肋编》则记载：“张浚一军，择卒之少壮者，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谓之花腿。京师旧日浮浪辈以此为夸。”这是岳飞时代的记载。类似情况也发生于著名的“八字军”。河北西路招抚司都统制王彦，其部属都在面部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以示抗金决心。
其实，不论京师旧日浮浪辈的以此为夸，张浚王彦的做法，不过是沿袭军中的习俗。宋时招募军士，便称为“招刺”，即在招募合格者的脸部刺字，标明军队番号和军人身份。这原是唐五代藩镇的遗制，目的在于防范军士的逃亡，脸上刺字的军士如果逃亡，自然十分方便捕捉。这种刺字承袭的是墨黥的本意，是耻辱的标记。从军在旧时一向是卑贱的选择，所谓好男不当兵，正是此事写照。
岳飞的投军，虽然可以有报效国家的高大说法，但究其原本，大抵不过谋生而已。按照相关记载，他投充的是效用士。效用创设于北宋中期，后来演变为高级军士，军俸较一般军士优厚。岳飞投充效用士，一则自恃武艺过人，再则效用士一般也不必脸上刺字，但也不免于手背刺上“某路安抚司效用”之类的字样，但毕竟不像脸部那样昭彰。
农家子弟出身的岳飞，不大可能有上都街肆恶少或者京师旧日浮浪辈那样的思路，甚至从投军效用士可以看出，他对刺字的理解，不会脱离墨黥本意也即耻辱的定位。这一如刀疤，寻常人以为不雅，粗豪人乃至泼皮才会以此夸耀。在京兆尹薛公杖杀的名单中，就有左胳膊上刺“生不怕京兆尹”，右胳膊上刺“死不畏阎罗王”的狂放之辈。作乱之人亦有此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二载：“废潮州揭阳县。县海阳地也，宣和中，以刘花三作乱，析置，至是省之。”又：“泉州花郑贵等谋作乱，为贾人汤易所告，捕斩之。”又卷一百三十八：“时剧盗谢花三为乱，故命韩讨之，仍听福建大帅张浚节制。”这些造反头目名号中的“花”字，正以其身上刺有花绣，命名取法与花腿原是一路。诚然，梁山泊的智深师父诨名也叫花和尚，与此同理。
岳飞虽然身负武艺，却不走凶悍一路，这从他投军效用士即可看出心迹，即便曾经使酒不检，这位尝为人庸耕的诚笃青年，亦遵从老母戒其不饮的训导。这也是他后来略知书传，乃至成为重儒之将的基础。而按照岳珂的说法，其祖俨然是“起自诸生，经通谊明，笔妙墨精”的儒雅青年，更不会与粗豪之辈同好了。
而关于岳飞的刺字公案，按照史书的记载，他在遭到诏狱时，据《宋史》本传：“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继而阅实无左验，铸明其无辜。”何铸传也有类似记载：“……先命铸鞫之。铸引飞至庭，诘其反状。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
《宋史》在二十四史中，一向口碑不佳，是内容最为芜杂的一部。按照学术的说法，它在元末仓促而成，大体抄剿宋人自撰纪传体国史诸书，岳飞一传大体抄自《中兴四朝国史》，叙事止于嘉泰四年追封鄂王，而不及理宗即位初宝庆元年的改谥“忠武”。而《中兴四朝国史》的岳飞本传又大体抄略自章颖的《岳飞传》，章传又大体抄自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有意味的是，作为岳飞嫡亲后人岳霖之子岳珂所纂述其祖父生平的包含《鄂王行实编年》在内的《鄂国金佗稡编》，却没有刺字的相关记载。从情理上说，如果确有刺字一事，这种体现纯粹正面的高大内容，没理由不收入其中，除非另有什么不方便的隐情。诚然，岳氏后人搜集岳飞资料是在其冤狱昭雪之后，旧人的凋零，文字的散佚，以及个人搜集的局限，都是窒碍，原始材料的缺漏，亦是在所难免。此外，规避岳飞与高宗皇帝之间的纠葛，甚至“章先帝委寄待遇之隆”，乃是题中应有之义，毕竟还是赵宋皇帝的天下，必须严格把握“修辞”的分寸感，才能保证其“吁天辩诬”的“诚意”之达成。 说起来，即便是俗文艺的戏曲小说，如元代的《岳飞东窗破虏记》、明代的《精忠记》乃至冯梦龙的《精忠旗》传奇、嘉靖年间的《大宋中兴演义》，其中并没有出现岳母刺字的情节。直到清代，《如是观传奇》，尤其是钱彩的《说岳全传》，方才终于有此一节。当然，其影响则达到了妇孺皆知的烈度。
不过，就《宋史》岳飞本传和何铸传所载，刺字之事当非空穴来风。只是，如前所述岳飞之于刺字的心态，此事若有，就其本人而言，被动心态的可能最大，而刺字的发动者，如八字军那般的军中制度使然，未尝不可为一说。始修于明代的《唐门岳氏宗谱》称，靖康初年岳母姚氏为岳飞刺字，但此书晚出，且“讹谬甚多”，真实性尚有考证空间。不过，如果刺字一事确有，又尤以其母为最可能的发动人选。作为普通农妇，姚氏的文化水准不会太高，但偏是这样的人对民族矛盾激化下的忠君报国，最是执念，也即流行语汇所谓深明大义是也。传统社会，孝道是国家用以固本的基本伦常，岳飞于情于理都是必须的践行者，从母所命，自在情理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孝经》的说法，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被视为孝之始也。经书上又记载，曾子闻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玄宗皇帝由此阐发：父母全而生之，己当全而归之，故不敢毁伤。这是孝的基本，孝的常道。况且，类似于墨黥的刺字，还有羞辱自身和家族的后遗。从这个意义上，既亏其体又辱其身的刺字，显然有违于孝道。这些之于姚氏，虽然未必能有学理上的认知，但作为主流话语的理念，却必定大致了解。假设她真的是刺字的发动者，大约只好是基于深明大义的忠君报国了。时值宋金对峙，这样的出发当然有足够的理由，意义和效果则略同于八字军，从总体效果看，倒也符合孝的大义：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在岳飞身位而言，所谓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竟然也是十分周全的孝。这样也颇可印证《宋史》记载中岳飞主动“裂裳以背示”“袒而示之背”。于是刺字之事，确乎当有，而且发动自其母也是最合乎情理的。
而刺字的实施者，不论姚氏识字与否，刺字首先是一桩技术性工作，作为母亲，即便从疼爱儿子出发，也当以减轻痛苦为第一要义。所以，所谓“岳母刺字”，“岳母”的意义当在于主张者而未必非得是操刀者。专业人士也即《水浒传》所谓高手匠人的参与，不但可以因熟手而令过程尽量缩短，刺字部位、出血量、刺后效果种种，都足以在程式化的作业中得到恰到好处的控制。而菜鸟的练手摸索，则意味着无休止的痛楚，涉及亲子，更有额外的牵动，不可控因素太过丰富，姚氏未必肯选。于是，雇请专业的熟手操刀，才是性价比最适宜的正选。史书上所谓“深入肤理”，可以视为刺字效果的一种印证，亦不妨是专业熟手或曰高手匠人所为的佐证。
由此连带另一个话题，就是刺字的部位。在沉溺者看来，整个身体都是刺青可以铺排的场地，笔记上也确实有遍身图刺、首体无完肤的案例。梁山泊的九纹龙史进，也正是刺着一身青龙。西哲维特根斯坦说，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最好的图画。此话简直就是专为刺青下的注脚。
如果从激励警醒儿子的立意出发，似乎应该刺在他经常能够看到的地方才是。从这个意义出发，左右臂膊包括手部乃至张浚卒那样的花腿，当是首选，起码在选。胸前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姚氏的选择却是后背。
后背的利好在于宽厚，充裕的幅面方便容纳笔画繁多的大字，以及相关审美层面的技巧释放。《元典章》里有案例记载：“钱万二状招：至大二年六月初七日，将妻狄四娘沿身雕刺青绣，不从，用拳将本妇行打抑勒，于背上、两腿刀刺龙鬼，接受莫一史舍钞两，雇觅妻狄四娘，在街露体呈绣迎社。”这一条不但透露刺青之习元代犹盛，而且其刻画展示的经典部分，后背无疑在选乃至首选，至于案中狄四娘涉及的两腿，则当是背部图案的延伸。也就是说，相较后背，臂膊手腿之类终究略逊。智深师父身上的花绣也正在脊背上。
其实就刺字而言，后背的利好同样适合于胸前，而且方便自己看到。这样看来，或许岳母姚氏刺字的出发未必在于，起码不仅仅在于让儿子看到，毕竟刺字于背，岳飞自己是看不到的，而只能暗记，至多是宛如刀疤或者骨伤一样阴天下雨有些隐隐的不适，充任不定时的提醒。于是刺字一案最要紧的，乃是让别人看，也即示人。当然，不论是刑罚意义的墨黥还是时尚意义的刺青，示人正是本意。从这一点来说，岳母的刺字与之正相吻合。
如果从示人意义出发，八字军那样刺在面部最为昭彰，只是这个部位太过容易与墨黥关联，实在不够理想。臂膊手腿也是类似，况且更与上都街肆恶少或者京师旧日浮浪辈逼近，这应该是岳飞母子都不作想的道理所在。于是只剩下后背。就示人而言，背部虽然寻常时有衣裳遮蔽，看似不够昭彰，却也有不事张扬的韬藏，需要时自可袒乃至裂裳示之，果然有进退裕如的收放空间。如你所知，胸前自然也具备同样的效应，但如果立意在于示人，后背当然更富亮相的张力，譬如袒乃至裂裳示之的刹那，后背便远胜胸前。
不可否认，刺字于背的示人，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将被刺字者推在了风口浪尖之上，身体成了他做人的标杆，身边人目光的督促机制，有形无形之间，自然能汇集成相当力度的良性反馈，从而强化激励警醒的初心。由此亦可见出，在家国的轻重权衡立场上，岳母姚氏可谓用心良苦，于报国而言，果然尽忠。诚然，这种堪称舍得的示人，终极的受益者当然以儿子为主体，但母亲也理所当然在列，因为她老人家正是示人的直接发动者，是教育乃至教训的主体，儿子反而是受体。
不过，所谓示人，也要看所示之人是谁，岳飞袒乃至裂裳所示之何铸，虽然是奉旨办差，终究还是以事实为依据，察岳飞无辜。等到改命万俟禼主审，两人宿有积怨，断不肯再亮出后背，即便亮出亦不过自取其辱，他只好徒叹天日昭昭了。
至于刺字的内容，《宋史》等是“尽忠报国”，演义小说和戏曲中则作“精忠报国”，而后者凭借俗文艺的流播，似乎更具影响。“尽忠报国”也出现在八字军所刺八字的不同版本中，“精忠”则来自高宗皇帝的赐旗。岳飞本传载：绍兴三年秋，入见，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尽忠”“精忠”在刺字一案不同文本之间的替换，或有意或无意，无从定论。不过，既然“精忠”出自皇帝和朝廷，便代表着一种官方导向。传统社会的思维定势，皇帝和国家一向是共同体，甚至就是一体。既然是“报国”，与皇帝和朝廷保持一致，正是顺理成章乃至天经地义，即便是岳家后人为祖宗辩诬，也须“章先帝委寄待遇之隆”，更遑论刺字版本这样的细微小事。有学者以为“精忠”替换“尽忠”是将杀害岳飞元凶高宗皇帝赐予的字样强加于岳飞，自是现代立场的话语形式，有些用力过猛，起岳飞于地下，亦未必能够接受。
虽然历代都有简化本字的俗体行世，但岳母刺字，意在昭示他人，自当庄重，故一仍官方通行字体也即后人所谓繁体，才是正经。如果遵从《宋史》版本，依照所谓繁体，“盡忠報國”四字，笔画着实不少。史书上强调是“四大字”，除了醒目，笔画繁多也当是选用大字的一个技术上的动因。而笔画繁多的大字，起码需要相当的书法功底，实在说，仅仅因此，刺字也非专业熟手或曰高手匠人才方便措办。说到“大字”，或许又有更细致的技术问题：譬如是实心还是勾边，这是一个两难。前者固然醒目，后者则可以有美观层面的花色呈现乃至炫技空间。至于痛楚程度，则或许各有千秋：醒目的当然创口大，美观的也未必不繁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