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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周恩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一生，是英勇无畏、波澜壮阔的一生，是严于律己、鞠躬尽瘁的一生，是坚忍不拔、光明磊落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赢得了全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诞生110周年的日子，本刊特开设纪念专栏，以示缅怀。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在病重期间，召见了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当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强忍病痛，向罗青长询问台湾的近况和台湾老朋友的情况，并一再嘱咐不要忘记这些老朋友。之后，周恩来陷入昏迷。在担任共和国总理的20多年时间中，周恩来对台湾问题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周恩来与武力攻台政策
中国共产党关于解放台湾问题的决心和计划，首先是建立在武力解放基础上的。即使在提出和平解放台湾之后，也始终没有放弃武力解放的方案。
早在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就发表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评论。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设想，解放台湾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迅速组建海军、空军，掌握制海权、制空权；第二步，尽快解放东南沿海各岛，扫清外围，建立攻台前沿阵地；第三步，发起对台全面作战。完成时间不超过3年。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提出渡海和建立空军的设想。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准备进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把握更大。”1949年7月中旬，刘少奇秘密访苏，告诉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准备在1950年进攻台湾，要求苏联提供200架左右的飞机并代训飞行员，斯大林表示同意。1950年5月17日，三野前委发出了《保证攻台作战胜利的几点意见》，并成立了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准备以50万人的兵力，投入对台作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3天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对外发表声明，支持蒋介石踞守台湾，鼓吹“台湾地位未定”，并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进驻台湾，企图以此阻止我军解放台湾。对于美国政府及杜鲁门的行径，中国政府及人民表示极大的愤慨。6月28日，周恩来以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身份对外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我国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随后，他又在一次大会上表示：“现在中国人民同国民党残余的斗争还没有完结，这是因为反动派残余所盘踞的台湾，现在是在美国海军和空军的直接控制之下。”形势突变，迫使中共中央重新考虑和调整已定的战略部署。6月30日，周恩来批示海军司令萧劲光：“形势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新的麻烦，因为有美国挡着”，所以中央决定“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9月29日，毛泽东给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信中指出：“以后请注意，只说是打台湾和西藏，不说任何时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至此，战略重点由东南转向东北，抗美援朝取代了解放台湾成为主要任务。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不久，党中央和毛泽东再次决定将军事斗争的重点由抗美援朝转回到武力解放台湾上来。1954年7月，毛泽东致函周恩来，指示加强对台工作，以完成祖国的统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决定成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周恩来直接领导对台工作，由李克农、罗瑞卿负责，徐冰、罗青长、凌云、童小鹏等做具体工作。1954年7月23日，毛泽东电告在日内瓦开会的周恩来，指出：“为击破美蒋的军事和政治联合，必须向全国、全世界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我们在朝鲜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不妥的，现在若还不进行此项工作，我们将犯严重的政治错误。”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中央军委很快制定了“从小到大、由北向南、逐岛进攻”的作战方案。8月，中央军委指示华东军区，向参战部队下达了准备同国民党军作战的命令，并批准成立了以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委的浙东前线指挥部。1955年初，华东部队开始实施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计划，到2月25日，浙江沿海各岛全部解放。尔后，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部队挥师入闽，与福建驻军会合，准备攻打金门、台湾。
和平解放台湾的积极倡导者和执行者
党中央在准备以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也在筹划着和平谈判。1950年初，毛泽东、周恩来决定派张治中与台湾蒋介石集团进行接触。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张治中，秘书长为邵力子，委员有章士钊等人。
进入50年代中期，国内外形势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国内各项社会改革取得伟大成绩，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加紧完成，经济建设已成为整个国家生活中的主要任务，人民迫切希望在和平安宁的条件下建设祖国。在台湾，国民党当局于1955年前后完成了“党改”、“土改”工作，岛内政局趋于稳定，民众不希望看到新的战争发生。在国际上，朝鲜停火得以维持，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也已经达成，特别是一系列国际会议的召开，增加了相互对话的机会；而美国虽与台湾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却并不想过深地卷入与中国的对抗之中。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经过研究后认为，完成浙东沿海作战任务，已达到战役目的和部分战略目标。从目前形势看，如继续对金、马、澎、台进攻，很可能会引起中美之间直接的武装冲突。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为了祖国统一的大业，毛泽东逐渐考虑在不改变武力攻打台湾及附近岛屿的同时，寻求其他解决办法，并由周恩来在外交方面寻找机会，争取和平解放的可能。
1955年4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万隆会议。行前，党中央决定，可在会议期间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驻台湾和台湾海峡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4月23日，周恩来在会上全面介绍了台湾问题的历史背景和中国人民的严正立场，并在声明中提出：“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就使中国政府在政治上完全处于主动，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也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政策。5月中旬，周恩来回国后同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进行了6次会谈。周恩来提出：中美谈判的关键问题是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从而使中国人民可以和平解放台湾。谈判的原则是必须严格区别两种性质的谈判。中美之间进行的是国际性谈判，为的是要美国放弃干涉；中国政府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谈判属于内政性质。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讲话，表示愿与中国政府对话，并尽快举行中美大使级谈判。经过双方交涉，1955年8月1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式开始。
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是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正式对外宣布和第一个公开提出并阐述，则是由周恩来完成的。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时，代表党和政府正式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是党和政府对台政策发生转变的重要标志。随后，周恩来相继在不同场合提出和阐明了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和设想。
周恩来建议海峡两岸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条件下举行谈判，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关于谈判的形式，周恩来于1955年7月30日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特地作了说明，指出这“是中央政府同地方当局之间的协商，所谓‘两个中国’的任何想法和做法，都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
周恩来还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些基本原则。1956年初，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明确宣布：“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回到大陆来参观和学习的，也都可以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这样就阐明了“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不咎既往”、“来去自由”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些基本原则。
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5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接见印尼外宾时，请他们给蒋介石传话说：“蒋介石如果愿意将台湾归还祖国，就是一大功劳，中国人民会宽恕他的。”同年5月12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李宗仁的代表程思远。此前，李宗仁在美国公开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一文，提出恢复国共和谈，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周恩来说：“李德邻（李宗仁的字）的意见很好，只有一条我不同意，他主张台湾非军事化这怎么可能呢？就是两岸统一后，还是需要军队保卫嘛！”周恩来提出：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合作，并肩作战打败帝国主义。希望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合作。
1956年6月，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他重申了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对台政策。最后，他还表示：“祖国的大门对所有爱国分子都永远是敞开的。”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正式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真诚愿望。至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从一般号召进入具体寻求接触和协商的阶段。
1956年7月16日，周恩来在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时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1956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目前对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应采取多方影响，积极并且耐心争取的方针。工作重点应放在争取台湾实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这就是通过各种线索，采取多样方法，争取以蒋氏父子、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以便台湾将来整个归还祖国。”
中共对台湾的和平呼吁得到国内外广大爱国人士的拥护，许多人主动提出愿从中斡旋，推进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会见一些朋友时，对国共和谈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设想与办法。周恩来表示：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陈诚、蒋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陈诚如果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周恩来还真诚地表示：如果目前台湾方面有难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也拿出诚意来。他当场指示中央对台办公室负责同志通知有关方面，对蒋介石、陈诚等人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在大陆的亲属要注意照顾。
周恩来关于“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谈话，引起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应。1957年4月，蒋介石派“立法委员”宋宜山秘密访问北京。周恩来亲自会见了宋宜山，阐明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政策：一是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二是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三是台湾政务仍由蒋介石领导，中央不派人前往干预；四是美军撤离台湾，不允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这一方案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途径、两岸统一后台湾的国际地位以及台湾国民党的政治地位等，都做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设计和估价，其中已蕴含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对于和平解放台湾和武力收复的关系，同年4月，周恩来接见埃及外宾时说：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愿意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是一天天增长的。但是我们也不放弃武装解放台湾的准备，因为如果准备放弃的话，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就会减少。
1960年5月22日，针对美蒋矛盾和美国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事实，周恩来与毛泽东商讨后确定了对台湾问题总方针：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要蒋现在过来也有困难，问题是要有这个想法，逐步地创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
周恩来和毛泽东一道，共同制定了“一纲四目”的对台政策，并通过各种渠道传达给台湾当局。其主要内容是：“一纲”，即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即：（一）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上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二）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政府拨付（当时台湾每年赤字约8亿美元）；（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之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四）双方互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一纲四目”的提出，表明中共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比以前又进一步放宽，在政策上更加着眼于台湾的实际。
确立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基本方针后，如何处理好国民党战犯就被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根据毛泽东主张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周恩来最早于1956年1月提出“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意见，1959年12月4日，根据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的特赦令，首批特赦战犯33人，其中原属蒋介石集团的30人。到1964年4月，又先后特赦释放了5批战犯，共计296人。这些特赦释放人员心怀感激，表示愿意为祖国建设和统一大业贡献余生。通过他们，党的对台方针政策传到了港、澳、台以至海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64年，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全国政协特邀了杜聿明、溥仪、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6人为全国政协委员。党和政府的宽大与信任，使他们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他们利用广播、书信和撰写文章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而积极工作。侨居海外的特赦释放人员，也不忘周恩来的嘱托，积极为统一大业奔走呼号。
对台工作要有耐心，要细水长流地做工作
周恩来知道，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急于求成，而要细水长流地做工作。1954年8月12日，周恩来在统战部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提出：“凡愿从台湾回到祖国的，我们是既往不咎。”他说：“大家都有朋友在台湾，可以向他们做宣传工作，经济上要加强建设，从而加强解放台湾的物质力量。”
60年代初，我国遭遇特大自然灾害，人民生活比较困难。周恩来邀请张治中、傅作义、屈武等在钓鱼台吃饭，席间谈到台湾问题时，周恩来希望各位给台湾军政负责人写信，说明大陆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不要趁机搞反攻大陆，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每一封信写好后，周恩来都要亲自阅读。当时，张治中给蒋氏父子写了信，周恩来在审阅时加了四句话：“倨促东南，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这些信对国民党当局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动以感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宽阔胸怀。周恩来指示张治中在给陈诚的信中提出：“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总裁（按：蒋介石）与兄（按：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其意思是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这是总的方针和原则，任何情况下都动摇不得。
对于那些曾经和中共合作共事、为中国民主革命做出过贡献的去台国民党军政人员，周恩来也非常惦念。最典型的就是周恩来对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关心。于右任是国共两党合作的积极拥护者和实践者。1949年11月，他被胁迫去台湾后，非常惦念留在大陆的亲朋故旧，经常通过香港的朋友吴季玉同他们保持联系。1961年3月，他写信给吴季玉，说今年是他在陕北的原配夫人高仲林的80寿辰，可惜自己不在大陆，怕她的生日很冷落，颇为担心。当时，章士钊正巧在香港，得知此事后，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周恩来十分重视这件事，立即让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罗青长给屈武打电话，请他以女婿的名义专程赴西安为于右任的夫人高仲林祝寿，并叮嘱他绝不能让这件小事使于老先生心中不安。屈武在给于右任写信时，特别提到了周总理的关照，并将周总理隐称为“濂溪先生”。于右任接到信后激动不已，回信要屈武向“濂溪先生”转达他诚挚的谢意。周恩来得知后也很欣慰。
周恩来经常说，对台工作要有耐心，要多做工作，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他希望与台湾有联系的朋友多做工作。但接触中不要太急，不要挖苦，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工作从长计议。1959年，章士钊在他致台湾友人的信中说：“奉化之庐墓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周恩来特意在信尾加了一段话：“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诸希珍重。”1960年，周恩来请有关人士将浙江奉化溪口“花草无恙”的照片寄往台湾。他还请统战部门安排住在上海的蒋介石的内兄毛懋卿做浙江省政协委员，并要他们照顾蒋介石在浙江奉化的亲属和陈诚在浙江青田的姐姐。
“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周恩来得知浙江奉化蒋介石母亲王采玉和原配夫人毛福梅的墓被破坏的消息后，立即让国务院副秘书长童小鹏打电话给浙江省委书记江华，要他对红卫兵做说服工作，说明中国人历来将“挖祖坟”看成最不得人心的事，我们不能那样做。当获悉还有一部分红卫兵在江青的指挥下继续偷偷地进行破坏时，周恩来要求浙江省委立即把墓修好，并将修好后的墓地照片送到北京。后周恩来又请章士钊先生把照片带去香港，转交给蒋介石。
1961年初，美国邀请陈诚访美，企图在是否从金门、马祖撤退的问题上离间陈诚和蒋氏父子的关系，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实现“两个中国”的目的。毛泽东、周恩来经过分析，决定以促进他们之间的团结来击破美国“拉陈抑蒋”的阴谋。周恩来明确表示：“我们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他认为陈诚“还有些民族气节，看来不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陈诚赴美访问前，周恩来请人提醒台湾当局要加强内部团结，即蒋、陈的团结，把军队抓在手里，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周恩来申明：只要他们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过这条界。1961年8月，陈诚到美国访问时，美国国务院将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拿给他看，想以此进行拉拢。陈诚看后对人说：“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而坚持美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做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
1963年6月26日，陈诚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院长之职。同年7月9日，周恩来约见张治中、傅作义商议对策。周恩来说：“不管台湾形势如何，我们的政策是要老小合作。”年底，周恩来出访十四国期间绕道广东，会见准备去台的有关人士，希望他们转告陈诚及台湾当局，美国正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要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单位。而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我们不会因自己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有困难而拿原则做交易。如果单从我们方面看，台湾归还祖国固然好，既然暂缺那也无损于祖国的强大地位。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出发，是从祖国统一大业出发。今天祖国的四周边界问题已解决，唯独东南一隅尚未完满，这个统一大业应该共同来完成。
中共中央的对台统战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陈诚生前曾通过有关渠道告诉周恩来，要周相信他的人格，他不会违背民族大义，即不会将台湾分裂出去，做民族的罪人。1965年3月陈诚病逝后，在发表的遗嘱中既没有讲“反共”，也没有讲“反攻”。他向蒋介石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的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台湾的国民党右派想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一类的内容，陈诚夫人谭祥不同意。她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这说明，蒋介石当时的态度也是耐人寻味的。陈诚遗嘱发表后，周恩来曾在政协民主人士会议上说，从陈诚的遗嘱看，这是我们对台工作的结果，说明我们的工作有效果，有影响。
对在台湾和海外其他地方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周恩来提出了“爱国一家，不分先后”的原则，号召他们为促进和平解放台湾的爱国事业做出贡献。从1956年4月开始，周恩来通过寓居香港的程思远从中斡旋，争取李宗仁回国定居。此后，周恩来亲自出面或委托有关部门领导在北京5次秘密会见程思远，为李宗仁归来进行准备。1965年，当李宗仁决定回国时，周恩来再次约见程思远，告诉他李宗仁来去自由。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周恩来表示，台湾当局如果要了解大陆的情况，可以派人来大陆考察，我们将提供一切帮助。国民党军政负责人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也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他再次强调了爱国一家、不咎既往、立功受奖等一系列政策和原则，希望国民党人对和平统一祖国贡献力量。
周恩来的这些谈话，对李宗仁的思想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更坚定了李宗仁返回祖国的决心。1965年7月19日，李宗仁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周恩来就同他进行了长谈，言词恳切，诚挚坦率。关于中美关系，周恩来指出：十年来，中共从不拿原则做交易。这一点连陈诚都动容。关于台湾问题，周恩来指出，在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同蒋介石的接触中，他“不以仁义待人”，然而，“蒋虽不可信，但台湾仍保留在蒋手里还是比让美国占去好”。周恩来还将对李宗仁的政策及安排等情况，适时通过有关渠道告知蒋介石，希望他早日决定，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李宗仁回国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以及政府的周到安排，在岛内外、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1969年，李宗仁去世前在病榻上口授一封致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恩来读了李宗仁的信后，称赞它是一个“历史文件”。争取李宗仁回国一事，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真诚愿望，显示了这一政策的强大感召力，也体现了周恩来在制定和执行这一政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和平解放台湾，更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在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上，周恩来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在倡导“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的同时，周恩来非常重视对广大台湾同胞和爱国侨胞的团结工作，发挥他们在和平解放台湾事业中的积极作用。
周恩来对台湾骨肉同胞给予亲切关怀，对在大陆的台胞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他曾说，台湾的解放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开国初期，他就和毛泽东一起接见了从台湾来的政协委员及青年、妇女和学生代表。以后每年都要接见一批又一批的台湾同胞。
1958年，台盟秘书长徐萌山参加了周恩来召集的一次会议。周恩来在同徐萌山握手的时候说：“你是头一次来吧，过去没有看到你。”徐萌山介绍了自己后，周恩来说： “噢，对了，我知道。”他亲切的目光和慈祥的笑容，使徐萌山激动万分。以后，在周恩来召集的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徐萌山多次亲耳聆听周恩来亲切的教导，他懂得了很多道理，深刻体会到周恩来对台湾同胞无微不至的关怀。
1972年以来，由美国回国参观的台湾留美学生以及著名台湾爱国人士比较多了，周恩来多次接见他们，特别是在重病期间还亲切接见台胞，耐心地倾听他们的意见，详细地解释中央对台湾的政策。旅居国外的台胞无不感到温暖和激动。
1973年，周恩来针对“四人帮”打击迫害台湾同胞的现象，明确指示：对台籍干部要落实政策，消除疑虑，合理安排使用。有一次，周恩来从国务院的《群众来信简报》中看到有3名台籍同胞所在单位没有对他们落实政策，立即指示中央组织部和两位台籍中央委员给3个省的省委打电话，要他们派人调查，后来又指示要这3名台湾同胞来京列席台湾省协商选举四届人大代表的会议。周恩来日理万机，还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台湾同胞，使众多台湾同胞无比感激，永远铭刻在心。
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时，台湾省作为一个单位产生十大代表有2名，四届人大时台湾省作为一个单位产生人大代表有12名，这是对台湾同胞和台籍干部的关怀、照顾和
培养，这些都是同周恩来的关怀都是分不开的。
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也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指示下设立的。人民大会堂建立时未设台湾厅，因为当时规定由28个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各自承包和布置代表本地的厅，而当时台湾没有这个条件。1972年2月，周恩来与尼克松签订“上海公报”，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之后，台湾问题就突出起来了。周恩来以敏锐的战略眼光提出必须建立台湾厅。当筹备方案送给他审阅时，他提出要请台湾同胞、台盟的领导人来提一提意见，并参与筹备工作。
1972年国庆节前，台湾厅建成。周恩来看后感到太小，而且在二楼，又决定将一楼较大的浙江厅改为台湾厅。台湾厅建立后正式开放，对外影响很大。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日本记者团以及世界各国的记者都来参观，向全世界报道。以后有关台湾的各种活动都在台湾厅举行，周恩来在台湾厅接见过好几批旅美台胞，使他们感到很亲切，很高兴。有一次，周恩来接见旅美台湾学者李南雄等一批台胞，介绍台湾厅设立的经过时说，台湾厅原来比较小，现在把浙江厅改为台湾厅。周恩来风趣地说：“蒋介石是浙江人，他现在统治着台湾，我们把浙江厅改为台湾厅交给你们，这样很好嘛!”同时周恩来还说：“毛主席说寄希望于美国人民，这是从全世界范围内说的，在台湾范围内我要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后来李南雄把周恩来的谈话写下来发表在海外的刊物上，使许多台胞深受感动。
在台湾厅里，有许多关于台湾历史的叙述，其中有一段文字“自古以来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周恩来亲自审订修改的。周恩来在台湾厅里接见了许多台湾同胞，每次他都要向客人们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修建人民大会堂时，单独建立了台湾厅。台湾厅建起来后，周恩来还经常征求台胞对台湾厅的意见。他感到台湾厅的设施都是大陆做的，就亲自让香港大公报社社长费彝民先生从香港买来台湾产的家具和器具。1974年，周恩来指示人民大会堂管理局，根据海外台胞提的意见再拿出一个修改布置台湾厅的方案，并请几个台盟人士参加讨论。方案拿出后被送到了总理办公室。此时，周恩来已经住院，许多文件不看了，但他还是坚持把此方案拿去医院给他亲自过目。
临终前仍念念不忘台湾问题
周恩来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在住院的这段时间里，他仍然关注着台湾问题。
1975年，蒋介石去世，蒋经国上台。周恩来对蒋经国不太了解。此时，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5年9月号刊载了《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新华社《参考消息》连载4期，病危中的周恩来每期必读。文中，蔡省三凭着对蒋经国的了解和理解，判断蒋经国上台后“三不会”：（一）不会出卖台湾，向外国卖身求荣；（二）不会投降大陆；（三）不会把台湾搞乱，而能有一番作为。蔡省三在香港发表的这些言论，引起了周恩来的极大兴趣。1975年9月4日，病重的周恩来看了蔡省三的访谈内容很重视，他用颤抖的手在《参考消息》转载的文章旁边批示，请罗青长（时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钱嘉东（周恩来外事秘书）对蔡省三的4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屈武等人进行分析，弄清真相。在批语的最后，周恩来用颤抖的手连写下四个“托”字。这是周恩来就台湾问题的最后批示。
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十分关心台湾问题。1975年12月20日早晨，弥留之际的周恩来迫切提出要见罗青长。罗青长赶到医院时，周恩来已经昏迷。罗青长在外面等着，眼泪直往心里流，为总理的生命安危担心，也为总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操劳国家大事、关心台湾问题的解决而心痛。一直等到中午，周恩来才苏醒过来。罗青长在总理病床前坐下。周恩来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凝聚起体内的最后一点精力，顽强地支撑着，听罗青长汇报台湾的有关情况。
周恩来向罗青长询问台湾的那些老朋友情况怎么样，蒋经国情况怎么样。在罗青长简单做了汇报之后，周恩来说，台湾问题最好是我们的老一代来解决，国共合作嘛，我们都亲自经历过的，不然将来可能夜长梦多。同时他也表示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但台湾人民对历史不是很熟悉。他还说，不要忘记一切对祖国统一、对中国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即使将来解放台湾之后，你们也不要忘记这样一些人……周恩来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陷入昏迷状态，最终不得不中止谈话。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与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
周恩来逝世后，其骨灰在台湾厅里放了一天之后，才移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追悼会会场。撒周恩来骨灰的方案是保密的，报纸上都没有公布。公布的只是四个字“江河大地”，具体撒向什么地方当时并未公布。据罗青长回忆，第一个地点，就是象征中华民族智慧的万里长城。第二个地点是北京的密云水库。第三个地点是天津的海河。最后的骨灰撒向了海河入海口，这是周恩来的遗愿。这表示周恩来念念不忘台湾人民，念念不忘台湾，寄托了他对台湾人民的希望，对中国统一的希望。解决台湾问题，成为周恩来的未了之情。
周恩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一生，是英勇无畏、波澜壮阔的一生，是严于律己、鞠躬尽瘁的一生，是坚忍不拔、光明磊落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赢得了全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诞生110周年的日子，本刊特开设纪念专栏，以示缅怀。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在病重期间，召见了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当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强忍病痛，向罗青长询问台湾的近况和台湾老朋友的情况，并一再嘱咐不要忘记这些老朋友。之后，周恩来陷入昏迷。在担任共和国总理的20多年时间中，周恩来对台湾问题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周恩来与武力攻台政策
中国共产党关于解放台湾问题的决心和计划，首先是建立在武力解放基础上的。即使在提出和平解放台湾之后，也始终没有放弃武力解放的方案。
早在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就发表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评论。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设想，解放台湾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迅速组建海军、空军，掌握制海权、制空权；第二步，尽快解放东南沿海各岛，扫清外围，建立攻台前沿阵地；第三步，发起对台全面作战。完成时间不超过3年。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提出渡海和建立空军的设想。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准备进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把握更大。”1949年7月中旬，刘少奇秘密访苏，告诉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准备在1950年进攻台湾，要求苏联提供200架左右的飞机并代训飞行员，斯大林表示同意。1950年5月17日，三野前委发出了《保证攻台作战胜利的几点意见》，并成立了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准备以50万人的兵力，投入对台作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3天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对外发表声明，支持蒋介石踞守台湾，鼓吹“台湾地位未定”，并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进驻台湾，企图以此阻止我军解放台湾。对于美国政府及杜鲁门的行径，中国政府及人民表示极大的愤慨。6月28日，周恩来以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身份对外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我国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随后，他又在一次大会上表示：“现在中国人民同国民党残余的斗争还没有完结，这是因为反动派残余所盘踞的台湾，现在是在美国海军和空军的直接控制之下。”形势突变，迫使中共中央重新考虑和调整已定的战略部署。6月30日，周恩来批示海军司令萧劲光：“形势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新的麻烦，因为有美国挡着”，所以中央决定“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9月29日，毛泽东给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信中指出：“以后请注意，只说是打台湾和西藏，不说任何时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至此，战略重点由东南转向东北，抗美援朝取代了解放台湾成为主要任务。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不久，党中央和毛泽东再次决定将军事斗争的重点由抗美援朝转回到武力解放台湾上来。1954年7月，毛泽东致函周恩来，指示加强对台工作，以完成祖国的统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决定成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周恩来直接领导对台工作，由李克农、罗瑞卿负责，徐冰、罗青长、凌云、童小鹏等做具体工作。1954年7月23日，毛泽东电告在日内瓦开会的周恩来，指出：“为击破美蒋的军事和政治联合，必须向全国、全世界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我们在朝鲜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不妥的，现在若还不进行此项工作，我们将犯严重的政治错误。”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中央军委很快制定了“从小到大、由北向南、逐岛进攻”的作战方案。8月，中央军委指示华东军区，向参战部队下达了准备同国民党军作战的命令，并批准成立了以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委的浙东前线指挥部。1955年初，华东部队开始实施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计划，到2月25日，浙江沿海各岛全部解放。尔后，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部队挥师入闽，与福建驻军会合，准备攻打金门、台湾。
和平解放台湾的积极倡导者和执行者
党中央在准备以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也在筹划着和平谈判。1950年初，毛泽东、周恩来决定派张治中与台湾蒋介石集团进行接触。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张治中，秘书长为邵力子，委员有章士钊等人。
进入50年代中期，国内外形势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国内各项社会改革取得伟大成绩，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加紧完成，经济建设已成为整个国家生活中的主要任务，人民迫切希望在和平安宁的条件下建设祖国。在台湾，国民党当局于1955年前后完成了“党改”、“土改”工作，岛内政局趋于稳定，民众不希望看到新的战争发生。在国际上，朝鲜停火得以维持，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也已经达成，特别是一系列国际会议的召开，增加了相互对话的机会；而美国虽与台湾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却并不想过深地卷入与中国的对抗之中。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经过研究后认为，完成浙东沿海作战任务，已达到战役目的和部分战略目标。从目前形势看，如继续对金、马、澎、台进攻，很可能会引起中美之间直接的武装冲突。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为了祖国统一的大业，毛泽东逐渐考虑在不改变武力攻打台湾及附近岛屿的同时，寻求其他解决办法，并由周恩来在外交方面寻找机会，争取和平解放的可能。
1955年4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万隆会议。行前，党中央决定，可在会议期间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驻台湾和台湾海峡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4月23日，周恩来在会上全面介绍了台湾问题的历史背景和中国人民的严正立场，并在声明中提出：“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就使中国政府在政治上完全处于主动，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也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政策。5月中旬，周恩来回国后同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进行了6次会谈。周恩来提出：中美谈判的关键问题是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从而使中国人民可以和平解放台湾。谈判的原则是必须严格区别两种性质的谈判。中美之间进行的是国际性谈判，为的是要美国放弃干涉；中国政府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谈判属于内政性质。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讲话，表示愿与中国政府对话，并尽快举行中美大使级谈判。经过双方交涉，1955年8月1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式开始。
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是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正式对外宣布和第一个公开提出并阐述，则是由周恩来完成的。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时，代表党和政府正式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是党和政府对台政策发生转变的重要标志。随后，周恩来相继在不同场合提出和阐明了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和设想。
周恩来建议海峡两岸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条件下举行谈判，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关于谈判的形式，周恩来于1955年7月30日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特地作了说明，指出这“是中央政府同地方当局之间的协商，所谓‘两个中国’的任何想法和做法，都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
周恩来还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些基本原则。1956年初，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明确宣布：“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回到大陆来参观和学习的，也都可以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这样就阐明了“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不咎既往”、“来去自由”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些基本原则。
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5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接见印尼外宾时，请他们给蒋介石传话说：“蒋介石如果愿意将台湾归还祖国，就是一大功劳，中国人民会宽恕他的。”同年5月12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李宗仁的代表程思远。此前，李宗仁在美国公开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一文，提出恢复国共和谈，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周恩来说：“李德邻（李宗仁的字）的意见很好，只有一条我不同意，他主张台湾非军事化这怎么可能呢？就是两岸统一后，还是需要军队保卫嘛！”周恩来提出：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合作，并肩作战打败帝国主义。希望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合作。
1956年6月，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他重申了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对台政策。最后，他还表示：“祖国的大门对所有爱国分子都永远是敞开的。”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正式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真诚愿望。至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从一般号召进入具体寻求接触和协商的阶段。
1956年7月16日，周恩来在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时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1956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目前对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应采取多方影响，积极并且耐心争取的方针。工作重点应放在争取台湾实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这就是通过各种线索，采取多样方法，争取以蒋氏父子、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以便台湾将来整个归还祖国。”
中共对台湾的和平呼吁得到国内外广大爱国人士的拥护，许多人主动提出愿从中斡旋，推进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会见一些朋友时，对国共和谈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设想与办法。周恩来表示：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陈诚、蒋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陈诚如果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周恩来还真诚地表示：如果目前台湾方面有难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也拿出诚意来。他当场指示中央对台办公室负责同志通知有关方面，对蒋介石、陈诚等人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在大陆的亲属要注意照顾。
周恩来关于“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谈话，引起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应。1957年4月，蒋介石派“立法委员”宋宜山秘密访问北京。周恩来亲自会见了宋宜山，阐明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政策：一是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二是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三是台湾政务仍由蒋介石领导，中央不派人前往干预；四是美军撤离台湾，不允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这一方案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途径、两岸统一后台湾的国际地位以及台湾国民党的政治地位等，都做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设计和估价，其中已蕴含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对于和平解放台湾和武力收复的关系，同年4月，周恩来接见埃及外宾时说：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愿意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是一天天增长的。但是我们也不放弃武装解放台湾的准备，因为如果准备放弃的话，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就会减少。
1960年5月22日，针对美蒋矛盾和美国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事实，周恩来与毛泽东商讨后确定了对台湾问题总方针：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要蒋现在过来也有困难，问题是要有这个想法，逐步地创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
周恩来和毛泽东一道，共同制定了“一纲四目”的对台政策，并通过各种渠道传达给台湾当局。其主要内容是：“一纲”，即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即：（一）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上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二）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政府拨付（当时台湾每年赤字约8亿美元）；（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之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四）双方互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一纲四目”的提出，表明中共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比以前又进一步放宽，在政策上更加着眼于台湾的实际。
确立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基本方针后，如何处理好国民党战犯就被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根据毛泽东主张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周恩来最早于1956年1月提出“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意见，1959年12月4日，根据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的特赦令，首批特赦战犯33人，其中原属蒋介石集团的30人。到1964年4月，又先后特赦释放了5批战犯，共计296人。这些特赦释放人员心怀感激，表示愿意为祖国建设和统一大业贡献余生。通过他们，党的对台方针政策传到了港、澳、台以至海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64年，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全国政协特邀了杜聿明、溥仪、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6人为全国政协委员。党和政府的宽大与信任，使他们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他们利用广播、书信和撰写文章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而积极工作。侨居海外的特赦释放人员，也不忘周恩来的嘱托，积极为统一大业奔走呼号。
对台工作要有耐心，要细水长流地做工作
周恩来知道，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急于求成，而要细水长流地做工作。1954年8月12日，周恩来在统战部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提出：“凡愿从台湾回到祖国的，我们是既往不咎。”他说：“大家都有朋友在台湾，可以向他们做宣传工作，经济上要加强建设，从而加强解放台湾的物质力量。”
60年代初，我国遭遇特大自然灾害，人民生活比较困难。周恩来邀请张治中、傅作义、屈武等在钓鱼台吃饭，席间谈到台湾问题时，周恩来希望各位给台湾军政负责人写信，说明大陆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不要趁机搞反攻大陆，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每一封信写好后，周恩来都要亲自阅读。当时，张治中给蒋氏父子写了信，周恩来在审阅时加了四句话：“倨促东南，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这些信对国民党当局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动以感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宽阔胸怀。周恩来指示张治中在给陈诚的信中提出：“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总裁（按：蒋介石）与兄（按：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其意思是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这是总的方针和原则，任何情况下都动摇不得。
对于那些曾经和中共合作共事、为中国民主革命做出过贡献的去台国民党军政人员，周恩来也非常惦念。最典型的就是周恩来对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关心。于右任是国共两党合作的积极拥护者和实践者。1949年11月，他被胁迫去台湾后，非常惦念留在大陆的亲朋故旧，经常通过香港的朋友吴季玉同他们保持联系。1961年3月，他写信给吴季玉，说今年是他在陕北的原配夫人高仲林的80寿辰，可惜自己不在大陆，怕她的生日很冷落，颇为担心。当时，章士钊正巧在香港，得知此事后，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周恩来十分重视这件事，立即让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罗青长给屈武打电话，请他以女婿的名义专程赴西安为于右任的夫人高仲林祝寿，并叮嘱他绝不能让这件小事使于老先生心中不安。屈武在给于右任写信时，特别提到了周总理的关照，并将周总理隐称为“濂溪先生”。于右任接到信后激动不已，回信要屈武向“濂溪先生”转达他诚挚的谢意。周恩来得知后也很欣慰。
周恩来经常说，对台工作要有耐心，要多做工作，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他希望与台湾有联系的朋友多做工作。但接触中不要太急，不要挖苦，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工作从长计议。1959年，章士钊在他致台湾友人的信中说：“奉化之庐墓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周恩来特意在信尾加了一段话：“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诸希珍重。”1960年，周恩来请有关人士将浙江奉化溪口“花草无恙”的照片寄往台湾。他还请统战部门安排住在上海的蒋介石的内兄毛懋卿做浙江省政协委员，并要他们照顾蒋介石在浙江奉化的亲属和陈诚在浙江青田的姐姐。
“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周恩来得知浙江奉化蒋介石母亲王采玉和原配夫人毛福梅的墓被破坏的消息后，立即让国务院副秘书长童小鹏打电话给浙江省委书记江华，要他对红卫兵做说服工作，说明中国人历来将“挖祖坟”看成最不得人心的事，我们不能那样做。当获悉还有一部分红卫兵在江青的指挥下继续偷偷地进行破坏时，周恩来要求浙江省委立即把墓修好，并将修好后的墓地照片送到北京。后周恩来又请章士钊先生把照片带去香港，转交给蒋介石。
1961年初，美国邀请陈诚访美，企图在是否从金门、马祖撤退的问题上离间陈诚和蒋氏父子的关系，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实现“两个中国”的目的。毛泽东、周恩来经过分析，决定以促进他们之间的团结来击破美国“拉陈抑蒋”的阴谋。周恩来明确表示：“我们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他认为陈诚“还有些民族气节，看来不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陈诚赴美访问前，周恩来请人提醒台湾当局要加强内部团结，即蒋、陈的团结，把军队抓在手里，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周恩来申明：只要他们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过这条界。1961年8月，陈诚到美国访问时，美国国务院将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拿给他看，想以此进行拉拢。陈诚看后对人说：“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而坚持美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做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
1963年6月26日，陈诚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院长之职。同年7月9日，周恩来约见张治中、傅作义商议对策。周恩来说：“不管台湾形势如何，我们的政策是要老小合作。”年底，周恩来出访十四国期间绕道广东，会见准备去台的有关人士，希望他们转告陈诚及台湾当局，美国正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要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单位。而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我们不会因自己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有困难而拿原则做交易。如果单从我们方面看，台湾归还祖国固然好，既然暂缺那也无损于祖国的强大地位。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出发，是从祖国统一大业出发。今天祖国的四周边界问题已解决，唯独东南一隅尚未完满，这个统一大业应该共同来完成。
中共中央的对台统战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陈诚生前曾通过有关渠道告诉周恩来，要周相信他的人格，他不会违背民族大义，即不会将台湾分裂出去，做民族的罪人。1965年3月陈诚病逝后，在发表的遗嘱中既没有讲“反共”，也没有讲“反攻”。他向蒋介石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的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台湾的国民党右派想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一类的内容，陈诚夫人谭祥不同意。她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这说明，蒋介石当时的态度也是耐人寻味的。陈诚遗嘱发表后，周恩来曾在政协民主人士会议上说，从陈诚的遗嘱看，这是我们对台工作的结果，说明我们的工作有效果，有影响。
对在台湾和海外其他地方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周恩来提出了“爱国一家，不分先后”的原则，号召他们为促进和平解放台湾的爱国事业做出贡献。从1956年4月开始，周恩来通过寓居香港的程思远从中斡旋，争取李宗仁回国定居。此后，周恩来亲自出面或委托有关部门领导在北京5次秘密会见程思远，为李宗仁归来进行准备。1965年，当李宗仁决定回国时，周恩来再次约见程思远，告诉他李宗仁来去自由。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周恩来表示，台湾当局如果要了解大陆的情况，可以派人来大陆考察，我们将提供一切帮助。国民党军政负责人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也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他再次强调了爱国一家、不咎既往、立功受奖等一系列政策和原则，希望国民党人对和平统一祖国贡献力量。
周恩来的这些谈话，对李宗仁的思想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更坚定了李宗仁返回祖国的决心。1965年7月19日，李宗仁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周恩来就同他进行了长谈，言词恳切，诚挚坦率。关于中美关系，周恩来指出：十年来，中共从不拿原则做交易。这一点连陈诚都动容。关于台湾问题，周恩来指出，在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同蒋介石的接触中，他“不以仁义待人”，然而，“蒋虽不可信，但台湾仍保留在蒋手里还是比让美国占去好”。周恩来还将对李宗仁的政策及安排等情况，适时通过有关渠道告知蒋介石，希望他早日决定，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李宗仁回国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以及政府的周到安排，在岛内外、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1969年，李宗仁去世前在病榻上口授一封致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恩来读了李宗仁的信后，称赞它是一个“历史文件”。争取李宗仁回国一事，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真诚愿望，显示了这一政策的强大感召力，也体现了周恩来在制定和执行这一政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和平解放台湾，更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在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上，周恩来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在倡导“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的同时，周恩来非常重视对广大台湾同胞和爱国侨胞的团结工作，发挥他们在和平解放台湾事业中的积极作用。
周恩来对台湾骨肉同胞给予亲切关怀，对在大陆的台胞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他曾说，台湾的解放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开国初期，他就和毛泽东一起接见了从台湾来的政协委员及青年、妇女和学生代表。以后每年都要接见一批又一批的台湾同胞。
1958年，台盟秘书长徐萌山参加了周恩来召集的一次会议。周恩来在同徐萌山握手的时候说：“你是头一次来吧，过去没有看到你。”徐萌山介绍了自己后，周恩来说： “噢，对了，我知道。”他亲切的目光和慈祥的笑容，使徐萌山激动万分。以后，在周恩来召集的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徐萌山多次亲耳聆听周恩来亲切的教导，他懂得了很多道理，深刻体会到周恩来对台湾同胞无微不至的关怀。
1972年以来，由美国回国参观的台湾留美学生以及著名台湾爱国人士比较多了，周恩来多次接见他们，特别是在重病期间还亲切接见台胞，耐心地倾听他们的意见，详细地解释中央对台湾的政策。旅居国外的台胞无不感到温暖和激动。
1973年，周恩来针对“四人帮”打击迫害台湾同胞的现象，明确指示：对台籍干部要落实政策，消除疑虑，合理安排使用。有一次，周恩来从国务院的《群众来信简报》中看到有3名台籍同胞所在单位没有对他们落实政策，立即指示中央组织部和两位台籍中央委员给3个省的省委打电话，要他们派人调查，后来又指示要这3名台湾同胞来京列席台湾省协商选举四届人大代表的会议。周恩来日理万机，还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台湾同胞，使众多台湾同胞无比感激，永远铭刻在心。
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时，台湾省作为一个单位产生十大代表有2名，四届人大时台湾省作为一个单位产生人大代表有12名，这是对台湾同胞和台籍干部的关怀、照顾和
培养，这些都是同周恩来的关怀都是分不开的。
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也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指示下设立的。人民大会堂建立时未设台湾厅，因为当时规定由28个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各自承包和布置代表本地的厅，而当时台湾没有这个条件。1972年2月，周恩来与尼克松签订“上海公报”，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之后，台湾问题就突出起来了。周恩来以敏锐的战略眼光提出必须建立台湾厅。当筹备方案送给他审阅时，他提出要请台湾同胞、台盟的领导人来提一提意见，并参与筹备工作。
1972年国庆节前，台湾厅建成。周恩来看后感到太小，而且在二楼，又决定将一楼较大的浙江厅改为台湾厅。台湾厅建立后正式开放，对外影响很大。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日本记者团以及世界各国的记者都来参观，向全世界报道。以后有关台湾的各种活动都在台湾厅举行，周恩来在台湾厅接见过好几批旅美台胞，使他们感到很亲切，很高兴。有一次，周恩来接见旅美台湾学者李南雄等一批台胞，介绍台湾厅设立的经过时说，台湾厅原来比较小，现在把浙江厅改为台湾厅。周恩来风趣地说：“蒋介石是浙江人，他现在统治着台湾，我们把浙江厅改为台湾厅交给你们，这样很好嘛!”同时周恩来还说：“毛主席说寄希望于美国人民，这是从全世界范围内说的，在台湾范围内我要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后来李南雄把周恩来的谈话写下来发表在海外的刊物上，使许多台胞深受感动。
在台湾厅里，有许多关于台湾历史的叙述，其中有一段文字“自古以来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周恩来亲自审订修改的。周恩来在台湾厅里接见了许多台湾同胞，每次他都要向客人们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修建人民大会堂时，单独建立了台湾厅。台湾厅建起来后，周恩来还经常征求台胞对台湾厅的意见。他感到台湾厅的设施都是大陆做的，就亲自让香港大公报社社长费彝民先生从香港买来台湾产的家具和器具。1974年，周恩来指示人民大会堂管理局，根据海外台胞提的意见再拿出一个修改布置台湾厅的方案，并请几个台盟人士参加讨论。方案拿出后被送到了总理办公室。此时，周恩来已经住院，许多文件不看了，但他还是坚持把此方案拿去医院给他亲自过目。
临终前仍念念不忘台湾问题
周恩来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在住院的这段时间里，他仍然关注着台湾问题。
1975年，蒋介石去世，蒋经国上台。周恩来对蒋经国不太了解。此时，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5年9月号刊载了《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新华社《参考消息》连载4期，病危中的周恩来每期必读。文中，蔡省三凭着对蒋经国的了解和理解，判断蒋经国上台后“三不会”：（一）不会出卖台湾，向外国卖身求荣；（二）不会投降大陆；（三）不会把台湾搞乱，而能有一番作为。蔡省三在香港发表的这些言论，引起了周恩来的极大兴趣。1975年9月4日，病重的周恩来看了蔡省三的访谈内容很重视，他用颤抖的手在《参考消息》转载的文章旁边批示，请罗青长（时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钱嘉东（周恩来外事秘书）对蔡省三的4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屈武等人进行分析，弄清真相。在批语的最后，周恩来用颤抖的手连写下四个“托”字。这是周恩来就台湾问题的最后批示。
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十分关心台湾问题。1975年12月20日早晨，弥留之际的周恩来迫切提出要见罗青长。罗青长赶到医院时，周恩来已经昏迷。罗青长在外面等着，眼泪直往心里流，为总理的生命安危担心，也为总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操劳国家大事、关心台湾问题的解决而心痛。一直等到中午，周恩来才苏醒过来。罗青长在总理病床前坐下。周恩来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凝聚起体内的最后一点精力，顽强地支撑着，听罗青长汇报台湾的有关情况。
周恩来向罗青长询问台湾的那些老朋友情况怎么样，蒋经国情况怎么样。在罗青长简单做了汇报之后，周恩来说，台湾问题最好是我们的老一代来解决，国共合作嘛，我们都亲自经历过的，不然将来可能夜长梦多。同时他也表示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但台湾人民对历史不是很熟悉。他还说，不要忘记一切对祖国统一、对中国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即使将来解放台湾之后，你们也不要忘记这样一些人……周恩来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陷入昏迷状态，最终不得不中止谈话。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与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
周恩来逝世后，其骨灰在台湾厅里放了一天之后，才移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追悼会会场。撒周恩来骨灰的方案是保密的，报纸上都没有公布。公布的只是四个字“江河大地”，具体撒向什么地方当时并未公布。据罗青长回忆，第一个地点，就是象征中华民族智慧的万里长城。第二个地点是北京的密云水库。第三个地点是天津的海河。最后的骨灰撒向了海河入海口，这是周恩来的遗愿。这表示周恩来念念不忘台湾人民，念念不忘台湾，寄托了他对台湾人民的希望，对中国统一的希望。解决台湾问题，成为周恩来的未了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