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黄金时段“清官热”的热播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清官热”。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文化影响下，个人往往缺乏独立自主的人格，总是把自己的幸福和期望寄托在某种权威之上；而政治制度上“人治”代替“法治”的传统也使得人们的权益得不到制度的保障，只能寄希望于某个清官来实施公平。
　　[关键词]清官热　儒家文化　国民依赖性　影射传统　专制制度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那就是“清官热”，这股热潮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未冷却过，从古代的包拯、海瑞、狄仁杰到现代的焦裕禄、孔繁森。关于他们的文学、戏剧、影视作品历史上多不胜数，一直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同时清官也是知识分子最喜爱和关注的创作题材。即使到了今天，“清官热”仍然有增无减，在黄金时段打开电视，你会看到一股“清官热”的热潮，《宰相刘罗锅》、《风流才子纪晓岚》、《少年包青天》、《狄仁杰断案》、《大雪无痕》、《生死抉择》、《省委书记》等等。
　　为什么清官热能在中国历史上长盛不衰?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它的背后又是受到怎样的文化模式的支持?在今天，清官热还有怎样的意义?本文拟从文化心态和政治生活两个层面来谈谈“清官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植根于小农经济的文化，这决定了它保守、内敛的重要特征。也为宗法和专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以宗法色彩浓厚和君主专制制度高度发达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社会政治结构最终导致了中国文化的伦理政治型范式，儒家文化是这种范式的理论表述。在一个道德标准高于一切的社会里，强调的是个人对群体的责任，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个人的要求与权利往往是被忽略的，专制统治的社会结构更是让个人没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因此造成了中国人普遍的依赖和服从的心态，从来都没有民主意识，而是将自己的幸福和期望寄托某种权威之上，缺乏独立自主的人格。这种国民依赖性严重的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将其归结为“奴性”，尤其是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里曾对这种国民性给予过深刻的分析和辛辣的讽刺。例如在《灯下漫笔》中，他这样写道：“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在各种各样的“清官热”中，我们最常听到的台词便是一句“大人替小的作主啊”，在现代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也不难看见类似的对白，例如在小说《红旗谱》中，运涛在向他的兄弟江涛介绍共产党时说：“他们?他们是共产党，是给咱穷人撑腰做主的。”“做主”这个词在中国历史上的反复出现，正说明了这种人格的依附性，自己是不能给自己做主的，一定要有一种外在的力量和权威来替自己做主，基于这种普遍的依附心理，清官的出现便是顺应民心了。老百姓将自身的利益诉求都寄托在了清官身上，希望清官来为其做主。当然清官热的产生还有其他复杂的社会因素，然而从历史上清官如此受大众欢迎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民依赖性是不容忽视的。
　　如果说大众的喜爱清官是出于某种固有的依附心理，那么文人对清官题材的喜爱则可以反映出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文人的影射传统。中国传统的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操纵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学也不例外，因此中国的文学自古以来就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在专制的社会统治之下，文人往往又不敢直抒胸臆，便将心中种种的愤懑与不平通过各种文艺作品曲折的表达出来，再加上中国文化固有的内敛、含蓄的审美特质，使得这种情感的抒发愈发曲折隐晦。文人的影射又造成了统治者的猜疑，因此中国历史上才会有那么多的文字狱。尤其是明清时期达到顶峰。最极端的例子是在明朝时，“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所作《贺万寿表》中有‘作则垂宪’之语，常州府学训导蒋镇所作《贺正旦表》中有‘睿性生智’之语，朱元璋均以‘则’为‘贼’，以‘生’为‘僧’，认为是讥讽他参加过红巾军，当过和尚，从而大开杀戒。”而现代仍然不乏这样的例子。1966年，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被认为是影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辞官而直接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以清官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一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用来影射现实的一种手段。
　　除了文化心态上的国民依赖型和文人的影射传统之外。我们再从政治生活层面上来分析一下“清官热”经久不衰的原因。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道德代替法律，以“人治”代替“法治”的特点。自从周公创立了一套严格完整的宗法制度以来，它一直深深的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生活。专制制度也是宗法制的扩大。“家天下”的延续。而儒家思想为这种以伦理为核心的宗法制度作了系统的理论表述并经历朝历代加以强化而成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正统。“正是由于传统文化重家族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因而总是强调个人在群体中的义务和责任，而忽略了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也就使得‘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样的道德平等意识仅仅成为一种理想，而与‘权利’相联系的‘法制’观念在这样的系统之内没有用武之地。”法制的缺乏使个人的利益得不到制度的保障，只能寄希望于某个清官，而一旦清官被某个贪官代替。个人利益又将重新受到威胁，因此使整个社会政治充满了不确定性。关于这一点，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曾举例说明过：例如海瑞在充当地方的行政官而兼司法官时，遇到是非尚有待斟酌的案件时，斟酌的标准是“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平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用这样的精神来执行法律，确实与‘四书’的训示相符合。可是他出任文官并在公庭判案，上距‘四书’的写作已经两千年。距本朝的开国也已近两百年。与海瑞同时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海瑞的一生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反之我们可以设想，假如在一个法制健全的民主社会中，个人的权利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官员的活动范围纳入法律的范畴，也就无所谓清官了。从这一点看来，在中国社会现今处于转型期，法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清官热”的再次出现也就并不奇怪了。它正是在提醒着我们，一个公正有序的社会需要的是合理的法律制度而不是某个“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