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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要素以横向流动为主的今天，区域竞争的本质已经演变为招商引资的竞争，而区域竞争的核心，则从人才竞争升级为领导人才的竞争。领导人才作为一种稀缺要素资源，它在苏北的配置是如何改变区域竞争力的呢?
“ECFA”，随着9月12日《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生效，苏北腹地淮安市的干部们，就经常把这几个英文字母挂在嘴边。
吸引台资企业520多家，投资总额超过60亿美元，连续3年被台湾电电公会评为大陆地区投资环境值得推荐城市。不沿边、不靠海的淮安，短短几年成为继东莞、深圳、昆山之后的又一台资集聚新高地。
淮安的这些变化，离不开市长高雪坤“腾挪”运作的功夫。5年前的9月，身为昆山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的高雪坤，调任淮安市副市长、淮安经开区工委书记。此后5年，富士康、台玻、达方电子、旺旺、康师傅等大批台企尾随而至，陆续落户淮安。
高雪坤与淮安，是观察苏北嬗变的一个很好的视角。这个视角放大出来的镜像则是，在生产要素以横向流动为主的今天，区域竞争的本质已经演变为招商引资的竞争，而区域竞争的核心，则从人才竞争升级为领导人才的竞争。
领导人才作为一种稀缺要素资源，它在苏北的配置是如何改变区域竞争力的呢?
能员北上
“我对你们发展最大的支持，就是给你们配一个好干部”。
在现任苏北5市党政正职中，高雪坤并不是唯一的北上干部。《决策》记者在查阅10位书记、市长的简历后发现，有5位来自苏州、无锡、镇江、南京的干部调任苏北的时间，都集中在2005、2006年。
2005年6月，南京市委常委、江宁区委书记王建华调任连云港市委书记；
8月，江苏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徐一平北上连云港，担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3年之后，担任市长一职；
9月，昆山市委副书记高雪坤履职淮安；
12月，南京建邺区委书记李强走马上任盐城市委常委、盐城市副市长，不到半年转为正职；
次年6月，昆山市委书记曹新平赴任徐州，担任市委副书记、代市长，3年之后转任徐州市委书记。
苏南能员干将，如过江之鲫，密集调任苏北，究竟原因何在?
《决策》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一轮的苏北干部人事布局，正是服务于2005年江苏省全面部署加快苏北振兴战略之需。3月31日的盐城会议，用江苏官方表述是“加快推进苏北全面小康建设的动员会，事关全局、意义重大”。而5月8日，在徐州召开东陇海线开发工作会议，也是苏北振兴的另一个节点性事件。
显而易见，2005年不仅仅是苏北振兴的政策年，也是稀缺的领导人才资源在苏北得以优化配置的关键之年。是年，江苏省的一位主要领导在苏北调研时对老百姓说，我对你们发展最大的支持，就是给你们配一个好干部。
把“好干部”配给苏北，那么，什么样的干部才算“好干部”?苏北5市党政“一把手”的配备，从一定程度上诠释了江苏省委的用人导向。
《决策》记者发现，苏北现任10位党政正职中，具有县区领导工作经验的多达6人，除了曹新平、王建华、李强担任过县区委书记，盐城市委书记赵鹏也曾经担任过盱眙县委书记。
在苏北的市委书记和市长中，从省直部门“空降”的极其罕见，除了今年初张敬华从江苏省环保厅厅长转任徐州市市长，其他3位具有省直部门工作背景的书记、市长，也多在市一级磨砺过多年。以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为例，1996年，他就开始参与宿迁市筹建领导小组工作，整整10年一步步走上书记岗位。
注重“一把手”的基层工作经验，可以说是江苏省委最鲜明的用人导向。对于苏北这样的欠发达地区来说，利益多元、矛盾凸显，对于主政一方的“一把手”来说，肩负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两副重担，他们熟悉基层、具备驾驭复杂问题的能力就显得至关重要。
那么，这一轮的苏南干部上苏北，给当地带来哪些改变?
如果说2001年～2003年苏南干部上苏北，给当地干部带去的更多是市场意识、服务意识层面的观念冲击，那么，2005年之后这一轮人事调整，苏南干部带来更多的是思维创新。
江苏省委研究室副主任范朝礼在接受《决策》记者采访时分析指出，这种思维创新首先体现在苏北5市开始从地域思维转向全球思维。
“以前，苏北接受产业转移过多地盯着苏南，如果避不开这个陷阱，必然出现片面追求招商成果而大量承接苏南劣质产业转移的局面”。而现在苏北5市，都能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去整合全国甚至全球资源。
以连云港为例，这个以前一直对日照港崛起难以释怀的“东方大港”，开始以全球眼光规划自身发展，市委书记王建华、市长徐一平频频出访，东到韩国，西至巴西，为胃口渐长的连云港“找食”，连云港面向大海，打造“区域性国际航运中心”的企图心越来越明显。
在范朝礼看来，苏南干部带给苏北的第二个思维创新则是从策略思维转向战略思维，“以前苏北很多地方发展是就事论事，没有项目找一个工业项目，没有资金去找点资金，没有技术去争取技术，谋划本地发展缺乏中长期考虑，但是现在苏北5个市都有系统化的战略谋划”。在他看来，淮安立足于“建设苏北重要中心城市”的定位，市委书记刘永忠提出大交通、大产业、大流通、大文化、大旅游“五大建设”，就是很好的战略支撑。
本土型的“搅动者”
与仇和一样，民意的拥趸和舆论的“棒杀”为他们卷起仕途的两朵“浪花”，尽管在外界一度饱受争议，但是在省内仍然能够得到重用。
如果说在苏北5市，更多看到的是苏南干部施展才干的身影，那么，县一级就是苏北本土干部一展抱负的舞台。
2003年前后，第一批苏南干部北上担任县委书记，其中以新沂周玉龙、睢宁蒋国星、涟水蒋洪亮备受瞩目。彼时，他们带给苏北的更多是工业化、城市化思维的“火种”。2006～2007年，随着这批干部陆续离任，搅动苏北新一轮县域经济发展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本土干部。
《决策》记者在搜集苏北24个县党政一把手简历后发现，47个县委书记、县长中(沛县县委书记兼任县长)，有苏南、苏中工作背景的不足5人，可以说，80％以上的县委书记、县长都是苏北本土成长起来的。
24个县委书记中，80％担任过县区长，50％以上是从当地的政府一把手提拔为县委书记的。这两项数据看似不起眼，实际上传达了一种用人导向，既让在基层工作的干部看到上升空间，也强调了从班子团结的地方选人用人的原则。
“不干预”、“少干预”，可以说是江苏省委、省政府支持苏北县域发展最具含金量的用人政策。在采访中，一位苏北干部讲的一个故事非常具有说服力。2001年，仇和刚刚主政宿迁，省领导曾问他：“宿迁是江苏最穷的市，你想要什么帮 助?”仇和想了半天，回答：“我不要钱、不要物，我就要个政策。”
2001年，江苏省委、省政府联合发出第12号文件，文件中说，“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这为他的“闯”，争取到了“护身符”和“挡箭牌”。10年后的今天，以仇和为代表的“闯”的精神早已落地生根，内化成为苏北干部的执政风格。
“后仇和时代”的苏北，县委书记群体中的铁腕干部层出不穷，原邳州市委书记李连玉、灌云唐铁飞、睢宁王天琦、灌南吴立生……—个个都把当地搅动得风生水起。这些搅动者共同的特点是敢言、敢试、敢闯。与仇和一样，民意的拥趸和舆论的“棒杀”为他们卷起仕途的两朵“浪花”，尽管在外界一度饱受争议，但是在省内仍然能够得到重用。
或许，正是江苏省这种宽容的政治生态，让更多的县委书记、县长具备释放激情、施展才干的空间。
从张家港调任的徐州市委常委、徐州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秦景安，从一个苏南干部的视角评价说，“如今的苏北干部有点像当年的苏南干部，思变、求进的心态很迫切，都在拼命干，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也越来越多”。
“不论先干”、“一切立足于把事干成”，苏北的县域竞争形成了你追我赶的局面。研究“标兵”，比学赶超，睢宁学沭阳，东海赶邳州，泗洪追滨海，沛县则将与周边县区的经济发展指标进行详细的对比分析，编印一份《周边发展启示录》的小册子，发放到每一位领导干部手中。
于是，近年的苏北县域经济考核，落后的“帽子”被一次次甩出去。对此，泗洪县委书记冯岩感触颇深：“标兵越来越多，追兵越来越少；标兵越来越远，追兵越来越近；标兵跑得越来越快，追兵追得越来越紧。看到一些原本基础与泗洪相差不多的兄弟县市近年来发生的巨变，我们深受鼓舞，同时也坚定了加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县域竞争压力，反映在日常工作上，就是苏北干部抓项目犯了“红眼病”。沛县一位干部的话就很有说服力：“现在在一起开会，如果哪个书记县长没有来，自己的心里就会犯嘀咕，是不是又去招商去了?然后千方百计地打听，如果别人真的在招商而自己在开会，心里立即有一种负疚感，恨不得马上也去招商。另外，苏北干部对项目大多有灵敏的嗅觉意识，经常是自己在客商的屋里谈，邻县的县长就在屋外等”。
县域经济说到底是典型的压力经济与责任经济，但压力并不必然产生动力，两者之间还需要良好的机制去做保障。那么，如何让压力经济拥有动力机制?如何让责任经济具备分担机制呢?
逼出来的“三型干部”
苏北干部摸高、瞄远，取大的心气特别高，在其他欠发达地区干部看来，他们的很多发展目标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笑话，苏北干部却说，“要用神话打破笑活”。
洙阳一位干部认为，“县一级，虽然在体制上创新空间有限，但完全可以在机制创新上大有作为”。在苏北，正是一种倒逼机制，逼出了动力足、有担当的“三型干部”。
山东平度市，是明确提出“学习苏北”的地方之一，2009年7月底，平度干部在考察苏北5个县市之后，将苏北的干部概括为吃累型、会干型、抗压型的“三型干部”。
平度代表团在灌云考察时听说的一个故事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灌云新城区建设，设计修9条路，但是县财政没钱。于是，县委书记唐铁飞召集县直部门一把手开会，把要修什么路、什么样的标准交待清楚，然后给各部门下达任务。
但是，钱从哪儿来?唐铁飞说：“我没钱，有钱还用你们干?各家想办法吧，完不成就辞职!”军令如山倒，短短5个月，9条路齐刷刷地建起来。至今，灌云新城区的一些工程还以包干的单位命名，如“国土路”、“建设路”、“环保路”等。
如果说灌云修路的故事是以结果倒逼办法的话，“沭阳速度”就是以时间倒逼程序。沭阳创下了以5个月建成占地近400亩的梦溪植物园，这150天，一位县领导每天24小时吃住在工地；沭阳还以4个月时间建成城市地标建筑沭阳文化艺术中心，一位副市长百余日为此消瘦了5斤。沭阳的发展奇迹，就是这样一件件逼出来的，2003年，沭阳还没有一家规模以上工业，但是沭阳工业从零起步，到2009年底，全县规模工业企业总数达到了520家，2010年作为沭阳的“亿元大项目推进年”，实现了平均一周引进一个投资亿元的项目。
现在的苏北干部，摸高、瞄远、取大的心气特别高，在其他欠发达地区干部看来，他们的很多发展目标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笑话，苏北干部却说，“要用神话打破笑话”。依靠干部拉练法，睢宁创造了星星电器百日投产的奇迹，当地干部感慨地说，“还是这个地方，还是这些人，但是奇迹每天都在发生”。
很多去苏北考察的外地干部都说，在苏北当干部真累。招商引资任务，月月通报，季季考核。东海县有一个让干部坐不住的流动“红黄旗”制度，睢宁有一项给干部紧弦上劲的“工作拉练法”，沭阳的单位“一把手”实行代理制，完不成年度招商任务的代理一年，以观后效。
倒逼式管理、挤压式发展，苏北干部已经习惯于“五加二、白加黑”，“白天基本不开会，晚上基本在加班，休息日基本不休息”的工作节奏。或许正是苏北干部这种强大的执行力，支撑着苏北县域的高速发展。2010年8月，全国百强县评选结果公布，在全国8个新跻身百强的县当中，苏北就有沛县和建湖两县入围；今天，“落后的”苏北已经有了6个全国百强县。
事在人为，苏北的改变说到底是人的改变。“决策必须是民主的，执行必须是铁血的”，仇和的话言犹在耳。10年后的今天，苏北仍能看到这位“搅动者”的影子。
“ECFA”，随着9月12日《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生效，苏北腹地淮安市的干部们，就经常把这几个英文字母挂在嘴边。
吸引台资企业520多家，投资总额超过60亿美元，连续3年被台湾电电公会评为大陆地区投资环境值得推荐城市。不沿边、不靠海的淮安，短短几年成为继东莞、深圳、昆山之后的又一台资集聚新高地。
淮安的这些变化，离不开市长高雪坤“腾挪”运作的功夫。5年前的9月，身为昆山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的高雪坤，调任淮安市副市长、淮安经开区工委书记。此后5年，富士康、台玻、达方电子、旺旺、康师傅等大批台企尾随而至，陆续落户淮安。
高雪坤与淮安，是观察苏北嬗变的一个很好的视角。这个视角放大出来的镜像则是，在生产要素以横向流动为主的今天，区域竞争的本质已经演变为招商引资的竞争，而区域竞争的核心，则从人才竞争升级为领导人才的竞争。
领导人才作为一种稀缺要素资源，它在苏北的配置是如何改变区域竞争力的呢?
能员北上
“我对你们发展最大的支持，就是给你们配一个好干部”。
在现任苏北5市党政正职中，高雪坤并不是唯一的北上干部。《决策》记者在查阅10位书记、市长的简历后发现，有5位来自苏州、无锡、镇江、南京的干部调任苏北的时间，都集中在2005、2006年。
2005年6月，南京市委常委、江宁区委书记王建华调任连云港市委书记；
8月，江苏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徐一平北上连云港，担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3年之后，担任市长一职；
9月，昆山市委副书记高雪坤履职淮安；
12月，南京建邺区委书记李强走马上任盐城市委常委、盐城市副市长，不到半年转为正职；
次年6月，昆山市委书记曹新平赴任徐州，担任市委副书记、代市长，3年之后转任徐州市委书记。
苏南能员干将，如过江之鲫，密集调任苏北，究竟原因何在?
《决策》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一轮的苏北干部人事布局，正是服务于2005年江苏省全面部署加快苏北振兴战略之需。3月31日的盐城会议，用江苏官方表述是“加快推进苏北全面小康建设的动员会，事关全局、意义重大”。而5月8日，在徐州召开东陇海线开发工作会议，也是苏北振兴的另一个节点性事件。
显而易见，2005年不仅仅是苏北振兴的政策年，也是稀缺的领导人才资源在苏北得以优化配置的关键之年。是年，江苏省的一位主要领导在苏北调研时对老百姓说，我对你们发展最大的支持，就是给你们配一个好干部。
把“好干部”配给苏北，那么，什么样的干部才算“好干部”?苏北5市党政“一把手”的配备，从一定程度上诠释了江苏省委的用人导向。
《决策》记者发现，苏北现任10位党政正职中，具有县区领导工作经验的多达6人，除了曹新平、王建华、李强担任过县区委书记，盐城市委书记赵鹏也曾经担任过盱眙县委书记。
在苏北的市委书记和市长中，从省直部门“空降”的极其罕见，除了今年初张敬华从江苏省环保厅厅长转任徐州市市长，其他3位具有省直部门工作背景的书记、市长，也多在市一级磨砺过多年。以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为例，1996年，他就开始参与宿迁市筹建领导小组工作，整整10年一步步走上书记岗位。
注重“一把手”的基层工作经验，可以说是江苏省委最鲜明的用人导向。对于苏北这样的欠发达地区来说，利益多元、矛盾凸显，对于主政一方的“一把手”来说，肩负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两副重担，他们熟悉基层、具备驾驭复杂问题的能力就显得至关重要。
那么，这一轮的苏南干部上苏北，给当地带来哪些改变?
如果说2001年～2003年苏南干部上苏北，给当地干部带去的更多是市场意识、服务意识层面的观念冲击，那么，2005年之后这一轮人事调整，苏南干部带来更多的是思维创新。
江苏省委研究室副主任范朝礼在接受《决策》记者采访时分析指出，这种思维创新首先体现在苏北5市开始从地域思维转向全球思维。
“以前，苏北接受产业转移过多地盯着苏南，如果避不开这个陷阱，必然出现片面追求招商成果而大量承接苏南劣质产业转移的局面”。而现在苏北5市，都能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去整合全国甚至全球资源。
以连云港为例，这个以前一直对日照港崛起难以释怀的“东方大港”，开始以全球眼光规划自身发展，市委书记王建华、市长徐一平频频出访，东到韩国，西至巴西，为胃口渐长的连云港“找食”，连云港面向大海，打造“区域性国际航运中心”的企图心越来越明显。
在范朝礼看来，苏南干部带给苏北的第二个思维创新则是从策略思维转向战略思维，“以前苏北很多地方发展是就事论事，没有项目找一个工业项目，没有资金去找点资金，没有技术去争取技术，谋划本地发展缺乏中长期考虑，但是现在苏北5个市都有系统化的战略谋划”。在他看来，淮安立足于“建设苏北重要中心城市”的定位，市委书记刘永忠提出大交通、大产业、大流通、大文化、大旅游“五大建设”，就是很好的战略支撑。
本土型的“搅动者”
与仇和一样，民意的拥趸和舆论的“棒杀”为他们卷起仕途的两朵“浪花”，尽管在外界一度饱受争议，但是在省内仍然能够得到重用。
如果说在苏北5市，更多看到的是苏南干部施展才干的身影，那么，县一级就是苏北本土干部一展抱负的舞台。
2003年前后，第一批苏南干部北上担任县委书记，其中以新沂周玉龙、睢宁蒋国星、涟水蒋洪亮备受瞩目。彼时，他们带给苏北的更多是工业化、城市化思维的“火种”。2006～2007年，随着这批干部陆续离任，搅动苏北新一轮县域经济发展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本土干部。
《决策》记者在搜集苏北24个县党政一把手简历后发现，47个县委书记、县长中(沛县县委书记兼任县长)，有苏南、苏中工作背景的不足5人，可以说，80％以上的县委书记、县长都是苏北本土成长起来的。
24个县委书记中，80％担任过县区长，50％以上是从当地的政府一把手提拔为县委书记的。这两项数据看似不起眼，实际上传达了一种用人导向，既让在基层工作的干部看到上升空间，也强调了从班子团结的地方选人用人的原则。
“不干预”、“少干预”，可以说是江苏省委、省政府支持苏北县域发展最具含金量的用人政策。在采访中，一位苏北干部讲的一个故事非常具有说服力。2001年，仇和刚刚主政宿迁，省领导曾问他：“宿迁是江苏最穷的市，你想要什么帮 助?”仇和想了半天，回答：“我不要钱、不要物，我就要个政策。”
2001年，江苏省委、省政府联合发出第12号文件，文件中说，“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这为他的“闯”，争取到了“护身符”和“挡箭牌”。10年后的今天，以仇和为代表的“闯”的精神早已落地生根，内化成为苏北干部的执政风格。
“后仇和时代”的苏北，县委书记群体中的铁腕干部层出不穷，原邳州市委书记李连玉、灌云唐铁飞、睢宁王天琦、灌南吴立生……—个个都把当地搅动得风生水起。这些搅动者共同的特点是敢言、敢试、敢闯。与仇和一样，民意的拥趸和舆论的“棒杀”为他们卷起仕途的两朵“浪花”，尽管在外界一度饱受争议，但是在省内仍然能够得到重用。
或许，正是江苏省这种宽容的政治生态，让更多的县委书记、县长具备释放激情、施展才干的空间。
从张家港调任的徐州市委常委、徐州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秦景安，从一个苏南干部的视角评价说，“如今的苏北干部有点像当年的苏南干部，思变、求进的心态很迫切，都在拼命干，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也越来越多”。
“不论先干”、“一切立足于把事干成”，苏北的县域竞争形成了你追我赶的局面。研究“标兵”，比学赶超，睢宁学沭阳，东海赶邳州，泗洪追滨海，沛县则将与周边县区的经济发展指标进行详细的对比分析，编印一份《周边发展启示录》的小册子，发放到每一位领导干部手中。
于是，近年的苏北县域经济考核，落后的“帽子”被一次次甩出去。对此，泗洪县委书记冯岩感触颇深：“标兵越来越多，追兵越来越少；标兵越来越远，追兵越来越近；标兵跑得越来越快，追兵追得越来越紧。看到一些原本基础与泗洪相差不多的兄弟县市近年来发生的巨变，我们深受鼓舞，同时也坚定了加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县域竞争压力，反映在日常工作上，就是苏北干部抓项目犯了“红眼病”。沛县一位干部的话就很有说服力：“现在在一起开会，如果哪个书记县长没有来，自己的心里就会犯嘀咕，是不是又去招商去了?然后千方百计地打听，如果别人真的在招商而自己在开会，心里立即有一种负疚感，恨不得马上也去招商。另外，苏北干部对项目大多有灵敏的嗅觉意识，经常是自己在客商的屋里谈，邻县的县长就在屋外等”。
县域经济说到底是典型的压力经济与责任经济，但压力并不必然产生动力，两者之间还需要良好的机制去做保障。那么，如何让压力经济拥有动力机制?如何让责任经济具备分担机制呢?
逼出来的“三型干部”
苏北干部摸高、瞄远，取大的心气特别高，在其他欠发达地区干部看来，他们的很多发展目标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笑话，苏北干部却说，“要用神话打破笑活”。
洙阳一位干部认为，“县一级，虽然在体制上创新空间有限，但完全可以在机制创新上大有作为”。在苏北，正是一种倒逼机制，逼出了动力足、有担当的“三型干部”。
山东平度市，是明确提出“学习苏北”的地方之一，2009年7月底，平度干部在考察苏北5个县市之后，将苏北的干部概括为吃累型、会干型、抗压型的“三型干部”。
平度代表团在灌云考察时听说的一个故事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灌云新城区建设，设计修9条路，但是县财政没钱。于是，县委书记唐铁飞召集县直部门一把手开会，把要修什么路、什么样的标准交待清楚，然后给各部门下达任务。
但是，钱从哪儿来?唐铁飞说：“我没钱，有钱还用你们干?各家想办法吧，完不成就辞职!”军令如山倒，短短5个月，9条路齐刷刷地建起来。至今，灌云新城区的一些工程还以包干的单位命名，如“国土路”、“建设路”、“环保路”等。
如果说灌云修路的故事是以结果倒逼办法的话，“沭阳速度”就是以时间倒逼程序。沭阳创下了以5个月建成占地近400亩的梦溪植物园，这150天，一位县领导每天24小时吃住在工地；沭阳还以4个月时间建成城市地标建筑沭阳文化艺术中心，一位副市长百余日为此消瘦了5斤。沭阳的发展奇迹，就是这样一件件逼出来的，2003年，沭阳还没有一家规模以上工业，但是沭阳工业从零起步，到2009年底，全县规模工业企业总数达到了520家，2010年作为沭阳的“亿元大项目推进年”，实现了平均一周引进一个投资亿元的项目。
现在的苏北干部，摸高、瞄远、取大的心气特别高，在其他欠发达地区干部看来，他们的很多发展目标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笑话，苏北干部却说，“要用神话打破笑话”。依靠干部拉练法，睢宁创造了星星电器百日投产的奇迹，当地干部感慨地说，“还是这个地方，还是这些人，但是奇迹每天都在发生”。
很多去苏北考察的外地干部都说，在苏北当干部真累。招商引资任务，月月通报，季季考核。东海县有一个让干部坐不住的流动“红黄旗”制度，睢宁有一项给干部紧弦上劲的“工作拉练法”，沭阳的单位“一把手”实行代理制，完不成年度招商任务的代理一年，以观后效。
倒逼式管理、挤压式发展，苏北干部已经习惯于“五加二、白加黑”，“白天基本不开会，晚上基本在加班，休息日基本不休息”的工作节奏。或许正是苏北干部这种强大的执行力，支撑着苏北县域的高速发展。2010年8月，全国百强县评选结果公布，在全国8个新跻身百强的县当中，苏北就有沛县和建湖两县入围；今天，“落后的”苏北已经有了6个全国百强县。
事在人为，苏北的改变说到底是人的改变。“决策必须是民主的，执行必须是铁血的”，仇和的话言犹在耳。10年后的今天，苏北仍能看到这位“搅动者”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