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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随县(今随州市曾都区)万和店，绽放绚丽鲜花。结出了两个硕果：一是成立了“华中游击纵队第三游击支队”(后改为第五战区第一游击纵队独立大队。1940年2月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信应总队第三大队)；二是开办了“华中游击纵队第三游击支队战时青年训练班”(简称“青训班”)，为党培养了一批骨干。这是随(县)北和枣(阳)北人民在中国共产领导下，为抗日战争作出的重要贡献。值此70周年到来之际，特撰此文，以兹纪念。
1939年二三月间，春寒料峭，乍暖还寒时节，先后有10多位衣着入时、谈吐不凡的男女青年到了万和店。虽然自从4个多月前日军占领了武汉和随县城以后，就不断地有难民从南边蜂拥而来，但人们觉得这次来的这些人不像难民，因为，他(她)们受到当地国民党最高的地方官周伯勋区长的热情接待，更像是周区长的客人和朋友。
万和店地处桐柏山脉南麓，有上千人口，每天都有集市，是随(县)北重镇。随县第三区区公所便设在这里。第三区下辖7个联保(相当于后来的乡)，人口10余万，方圆百余里。区长周伯勋手下拥有隶属于随县国民兵总队的两个中队武装。
共产党人许子威与周伯勋是大革命时期的好朋友。时任中共鄂中特委军事部长的陶铸，在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任顾问时，通过许子威也结识了周伯勋。因此，中共鄂中特委便与周伯勋建立了统战关系，在鄂中区党委成立前后，陆续地向他所掌控的万和店地区派遣党员骨干，目的很明确，就是抓住时机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组织发展武装，准备一旦沦陷，便就地坚持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被派到万和店的共产党员，前前后后总共有10多名。他(她)们来自四面八方，大多是知识分子。有从北平(今北京)来的姜纪常、郭同姣(女)；从延安来的徐达三、张明、杜薇(女)；从竹沟来的苏斌、宋斌、刘月亭；鄂中特委派来的蔡光耀、曾某某(回忆者忘其名)从汤池训练班(由区党委组织部派专人护送)来的高飞(女)、夏菲(女)、胡璇同(女)、林克(女)等；从随(县)南长岗店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来的董德懋；还有来自国民党第十三军地下党的李树城，等等。
周伯勋对于他(她)们的到来热忱欢迎，安排他(她)们住在万和小学校内，以礼相待，并请姜纪常、郭同姣、夏菲等做代课教员，作掩护。
最先到万和店的，是蔡光耀和董德懋。周伯勋安排蔡光耀到下属的唐王店联保处当主任(相当于后来的乡长)，安排董德懋到太山庙联保处当文书。
随北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是鄂中区党委委员、随(县)枣(阳)地委书记姜纪常。
姜纪常(又名姜世勋)，辽宁人，北平(今北京)大学学生党支部书记，“一二·九”运动骨干之一。“七七”事变后，受党的派遣，与杨学诚等一起率平津流亡学生南下，他们在流亡学生中建立了党组织，于1937年7月底到了武汉。12月，他和杨学诚一起组建青年救国团(简称“青救”)，杨学诚任党团书记，姜纪常任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青救”组织迅猛发展，半年时间便拥有5万多团员，活动范围遍及湖北和武汉城乡，甚至到了湘北和四川。1938年春，中共湖北省委正式成立，姜纪常是省委委员。1939年2月24日中共鄂中区党委在随县长岗店成立，钱瑛(女)任书记，杨学诚(管组织)、陶铸(管军事)、夏忠武(管宣传)为常委，姜纪常、王盛荣等为委员。杨焕民为候补委员。
当时，姜纪常只27岁，聪明睿智，博学强记，思维敏捷，忠厚笃挚，举止大方，文雅健谈。他到万和店后，周伯勋与他几经深谈，便被他的渊博知识和人格魅力所折服，从而赢得了周伯勋的敬佩和尊重。他介绍的国际国内形势。关于抗战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深刻分析。关于当前万和区乃至随北、枣北地区最紧迫的要务是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准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建议，等等，无一不得到周伯勋的赞成。实际上，姜纪常是用自己的语言，向周伯勋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动员全民族抗战，进行持久战，配合正面战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主张。周伯勋无保留地赞成姜纪常的意见，就是无保留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共产党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
在随北工作的第二位中共负责人是徐达三。
徐达三，湖北利川人，青少年时代在老师周念民(共产党员，内部肃反中被错杀，曾任湘鄂西红三军第九师参谋长)的教育下接受革命思想，1934年曾在国民党鄂豫皖三省团务干部训练班受军事训练，回乡后。受秘密党员金龙章的影响，与几个进步同学一起组织抗日救国会，1936年为救国会同学以红军名义组织的自发武装运送武器弹药。被国民党反动当局以“通匪”罪追查。1937年夏到武汉，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年底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取得联系，经董必武介绍，到山西运城抗日民族革命大学学习，随即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元月转入延安“抗大”学习，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抗大”毕业，被派到河南汝南县万金店任区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区公所文书)，旋又被调到竹沟任新兵训练队(留守处党训班)副队长。1939年元月，正在筹组中共鄂中区党委的钱瑛和杨学诚到竹沟向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汇报工作、要干部、特别是要军事干部，经刘少奇同意，徐达三随钱瑛、杨学诚到了随县长岗店。2月中旬，杨学诚和陶铸决定派徐达三以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随北工作队队长的名义到高城开展工作，相机与先期到随北的姜纪常等会合。1939年2月18日，即农历戊寅年腊月三十，徐达三带领几名工作队员离开长岗店到了高城。4月，许子威奉鄂中区党委之命，带领徐达三等离开高城，到了万和店。许子威在把徐达三等介绍给周伯勋时说：我给你请了几位抗敌救国的进步人士来了。姜纪常也向周伯勋推荐说：徐先生是中央军校毕业的，是个懂军事的人才，周伯勋热忱地表示欢迎，并当即委任徐达三任万和区的区队副。
根据中共鄂中区党委的指示，姜纪常、徐达三等来了以后，立即成立了中共随北特别区委员会，徐达三任书记，张明任组织委员，董德懋任军事委员，李树城任宣传委员，随北特别区委直属鄂中区党委领导。
当时，徐达三虽然只24岁，但老成持重而又诙谐幽默，坦诚大方，十分健谈。他善于交朋友，跟周伯勋简直是一见如故，跟周伯勋身边和周围的人，也相处得很融洽。他对姜纪常很尊重，主动汇报工作，对姜纪常布置的工作，积极推行。他尊重特区委一班人，也得到特区委成员的敬重和支持。他循循善诱，很会做思想政治工作。他常常教同志们怎样认识社会，怎样和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他不讲空洞的大道理，很会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类比生动，经常妙语连珠，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他既坚持原则，又善解人意，平易近人，大家都愿意向他敞开思想，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他有很高的政治警惕性和很强的吸引力、凝聚力，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大家的榜样，同志们既把他当作领 导，更多的是把他当作同志、兄长和朋友。周伯勋对他十分器重。
1939年5月初，日军发起随(县)枣(阳)战役，分别从随县城和信阳出动，展开钳形攻势，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只10多天时间，桐柏、泌阳、唐河、新野、枣阳等县城和随(县)北的大片国土沦陷。期间，周伯勋率区公所和两个中队退避到七尖峰。姜纪常、徐达三等随他一起撤到七尖峰。同时退到七尖峰的，还有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张轸率领的军部机关和警卫部队，以及大批逃难的老百姓。大家都露宿在山林中。
七尖峰位于万和店西北10多公里，是桐柏山脉的支脉，七座山峰海拔都在千米上下，层岚叠蟑，沟壑纵横，山高林茂，能隐蔽千军万马。
姜纪常知道周伯勋与张轸是老相识，进七尖峰之前，他们就共同派人进山看过地形，预作准备。因此，在进山途中，姜纪常就向周伯勋建议，要抓住这次机会，设法从张轸那里要个头衔以便公开拉队伍。周伯勋通过运作，张轸在进山的当天就招见了他。委任他为“华中游击纵队第三游击支队司令”。周伯勋顺便把姜纪常介绍给张轸。张轸与姜纪常彻夜长谈，很是投机。姜纪常建议张轸加委徐达三为“第三游击支队”副司令，并建议开办训练班，培训干部。张轸很干脆，当即表示同意。第二天，张轸招见徐达三面谈，对徐达三很满意，随后就发了委任令。这时的第三游击支队，还只是周伯勋原有的两个区中队，但蔡光耀、董德懋等已当了中队副职干部。大家都喊徐达三为“徐副司令”，周伯勋把队上的事都交给徐达三管。
日军攻下随北和枣阳等地以后，并未占领。很快就退回原出发地去了。因此，一度沦陷的随北大地又恢复了和平景象。张轸回到河南南阳去了，周伯勋、姜纪常、徐达三等也回到了万和店。
5月中旬的一天，万和店街上锣鼓喧天，鞭炮震耳，“华中游击纵队第三游击支队司令部”的牌子挂出来了，这标志着“第三游击支队”正式成立。
与此同时，“青训班”也在万和店东南5公里的长冲湾挂牌成立。杜薇任“青训班”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曾××、张明、李树城、高飞、夏菲、胡璇同、林克等为教员。
杜薇，福建人，在上海读书时，积极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八·一三”抗战中，曾跟随年纪大些的同学一起到街头演讲，到工厂宣传，到医院慰问、看护受伤将士。淞沪抗战后，到了南京，通过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旋又辗转到延安，进“抗大”四期学习，在“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秋，从延安出来，经西安到了武汉，随后到了鄂中区党委。
杜薇当时只18岁，天真活泼，爱说爱笑，但工作大胆泼辣，认真负责。她热心快肠，落落大方，虚心好学。担当起“青训班”领导责任后，常向徐达三等讨教，得到徐达三等的许多帮助和支持。
“青训班”共办了两期。第一期开学时，报名的学员只20多人，他(她)们又带了自己的兄弟姐妹来，共40多人，后来又三三两两的有人来，20多天后，就100多人了。这些学员都是地下党组织从随北和枣北一带动员来的失学青年，也有保甲人员，还有少数是文盲。随着人员增加，长冲的民房不够用，“青训班”搬过两次家，先是搬到一个祠堂里，最后搬进了万和店附近的海惠寺。
“青训班”学员的衣被和生活用具全部自备，伙食由“第三游击支队”供给，每日三餐糙米饭，8个人一席一盆青菜或咸菜，没有饭桌，在场地蹲着就餐，下雨天在教室或宿舍吃饭。教员跟学员们一起吃大锅饭。教员没有薪水，由在“第三游击支队”任职的同志和在万和小学代课的同志的薪水中抽出一些来补贴给大家买生活用品。据董德懋回忆，他在第三游击支队当中队副时，月薪15元(按正规标准应是50多元，因经费困难，不能足额发放)，他只留两三元自己用，其余都交出来，供大家使用。
“青训班”实行“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字校训。教学方法也跟“抗大”一样，集中听课，然后核对笔记，分组讨论，大会交流学习心得。
“青训班”半天政治课，半天军事课，课余时间教唱抗战歌曲。政治课，主要讲社会发展史，主讲人曾某某、李树城等；军事课，主要讲《论持久战》、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主讲人徐达三、张明、杜薇等。教唱抗战歌曲，主要是胡璇同、高飞等。林克负责扫盲。姜纪常有时也到“青训班”讲课，周伯勋也讲过课。
“青训班”课程安排很紧，生活简朴，但学员们来到这里都有一种新鲜感，几乎一切都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加之都抱着一颗随时准备共赴国难的雄心，因此大家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精神饱满，心情愉快。
张轸回河南不久即调离了十三军。这个变故促使姜纪常、周伯勋加快了利用“第三游击支队司令部”招牌扩军的步伐。他们派徐达三、董德懋到桐柏山中收编了张广朝的1000多人的土匪武装，又让“青训班”第一期的学员提前结业，全部编入“第三游击支队”。这样一来，“第三游击支队”扩大到3个大队，但是受共产党控制的只是蔡光耀任大队长的第三大队。
姜纪常安排了“第三游击支队”扩军和“青训班”第二期招收学员的工作之后，即到枣阳的鹿头和随北的三合店一带检查指导工作。7月，只身去河南竹沟向刘少奇汇报，要干部。少奇同志从身边工作人员中抽出4个人给他。回到鄂中区党委后，机要员马书年被留在了八字门，另外3个，苏斌、宋斌和刘月亭随他到了万和店，被安排在“第三游击支队”当了中队干部。
姜纪常到竹沟后咯血，诊断为肺结核。回来后，住在“青训班”养病，仍关注着随北、枣北的形势变化，与周伯勋、徐达三保持着密切联系。
第二期“青训班”顺利开学，报到学员200多人，仍主要来自随北和枣北地下党组织的动员派遣，其中，有的早已是共产党员。如王克良，1938年秋即已入党，1939年6月，他父亲(地下党员)叫他们弟兄3个到三合店找党，找到了蔡光耀和毛震宇。被他们带到万和店进入第二期“青训班”。第二期“青训班”编为3个中队。其中一个女生队。周伯勋的小儿子是女生队队长。
国民党随县当局对周伯勋与共产党在随北的合作局面早有察觉，并且不止一次地对他提出过警告和指责，令他必须执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溶共”、“限共”、“防共”的方针，将共产党驱逐出万和店地区，但都被周伯勋搪塞过去，他坚决否认在他的辖区内有共产党活动，他开办训练班，扩充队伍，是正式奉了十三军军长张轸的命令的，而十三军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把张轸抬出来，使国民党随县当局哑口无言。周伯勋把国民党随县当局对他的指责都及时告诉了姜纪常、徐达三。表示他决不会出卖朋友。
但是，国民党随县当局还是按奈不住，终于对周伯勋下手了。1939年8月，随县县政府撤销了周伯勋的区长职务。同时，国民党桂系一八九师派人前来说项，想把第三游击支队编为其补充团。紧接着，在天河口的五战区第一游击纵队司令曹文彬也派人前来与周伯勋商谈接受改编的事。
这个突然变故，让姜纪常、周伯勋、徐达三他们始 料所不及，使在“第三游击支队”、“青训班”和万和小学代课的共产党员们顿时面临着失去政治上的庇护和生活保障的险境。
姜纪常、徐达三和周伯勋在这紧要时刻很快达成了共识：在国民党当局还没有剥夺周伯勋的兵权之前，还不会冒然地损害他们的人身安全，但是，刚刚收编的土匪武装还没有改造过来。留在身边将成大患。因此，必须抢在国民党随县当局动手之前采取断然措施。
于是当天晚上，姜纪常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徐达三、周伯勋、张明、李树城、曾某某、蔡光耀、董德懋等。会议充分估计了当前形势，决定了几条重要应变措施：
一、紧缩部队编制，只保留能够控制的一个大队，遣散收编的土匪，对其约法三章，不准损害随北的人民群众。
二、拒绝一八九师，接受五战区第一游击纵队改编，因为曹文彬实力不强，不可能一口吃掉我们。但必须坚持两个条件：一是必须保持部队建制；二是必须保持部队的独立性。部队改编后，开到第一游击纵队驻地天河口，然后寻机把部队带到四望山去找陈大姐(即陈少敏)。
三、关闭“青训班”。第二期学员全部回到自己的家里去，待机而动。
四、不能随部队行动的人员，撤到京山八字门回区党委。
会后，分头行动。顺利遣散了张广朝等1000余人。曹文彬同意两个条件，将周伯勋的部队改编为五战区第一游击纵队独立大队，周伯勋任大队长，徐达三任副大队长。第二期“青训班”学员先撤到七尖峰茶场就食月余后，分头回家去了。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后来都通过不同途径。加入到新四军行列中了。姜纪常、曹某某、张明、郭同姣、杜薇、高飞、夏菲、胡璇同、林克等，都安全回到了区党委。
10月底，周伯勋、徐达三等按照姜纪常的部署，将一个中队留在万和店作区中队(中队长阮玉良。共产党员)率军容整齐、纪律严明、装备精良的两个中队和一个分队(大队部)近300人开到天河口。在天河口休整了一个多月，12月曹文彬为了挤占、蚕食新四军在四望山的根据地，将部队开往应山北部，靠近了四望山，独立大队也开到了浆溪店。一天，徐达三以看地形为由，一口气跑了30多里山路，上到四望山，见到了中共信(阳)应(山)地委书记刘子厚，刘子厚了解了情况后，同意将独立大队拖到新四军中来，并很快派了七八个干部到独立大队担任联络和向导。1940年元旦，独立大队开到了赵家棚，2月11日(农历庚辰年正月初四)，正式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信应游击总队第三大队，周伯勋任信应游击总队总队长，刘子厚兼任政治委员，徐达三任第三大队大队长兼教导员，苏斌、宋斌、刘月亭、李树城、蔡光耀、董德懋等为中队正副职干部。第三大队奉命开到应山敌占区打游击，周伯勋随第三大队行动。恰在这时，周伯勋因故请了长假(据说是他的母亲被国民党随县当局扣作人质，非要他回去不可，刘子厚请示区党委后，同意他离队的)。周伯勋走后，张裕生任总队长。不久。信应游击总队第三大队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7团队第3营。
7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一瞬间，而对于参与创造和见证了当年万和店国共合作局面的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则是漫长而又漫长的空间。而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而且连姓名也没有留下。经过战争的洗礼又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种种考验，目前还健在的人已寥寥无几，仅知道有：黑龙江省军区原司令员丁耀先(枣阳人，“青训班”第一期学员)、沈阳飞机制造厂原厂长刘某某(回忆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还与其有过联系，但现在已忘记他的名字了)、“青训班”第一期学员、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原党委书记李树城、武汉铁路局原工会主席杜薇、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离休干部董德懋、武汉长江大桥大桥局离休干部王克良等几个人。
为缔造随北国共合作局面作出重要贡献的姜纪常、周伯勋、徐达三等均已作古。所幸的是，他们的英名已载入史册。
姜纪常1939年秋末冬初回到鄂中区党委。被安排在天汉湖区养病，终因缺医少药，加之缺乏营养，1946年便英年早逝，年仅34岁。40多年后，他的名字写进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一书的第20页、第62页，第526页、第530页和第613页。他的主要革命经历，写进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出版的《中原英烈》(上册)。
周伯勋，后出任国民党随县县长。1948年徐达三随大军南下时，曾给他写信，劝其投诚，被他拒绝。1949年逃到贵州毕节山中藏匿。1952年被随县公安局抓回随县，经公审执行枪决，时年54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时任湖北省水利厅副厅长的蔡光耀奔走为其平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襄樊市中级人民法(当时随州市属襄樊市管辖)均同意复议，但是随州市人民法院最终维持原判，不予平反。然而他在抗战初期为国共合作做出的贡献并没有被人们忘却。1989年4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公开出版，这本书的“五师部队序列”和“五师团以上干部名册”中，均写有周伯勋的名字。要知道，这部史书，是由原新四军第五师副政委、代理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任质斌。受原五师师长、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委托，亲自主持编篡的。
徐达三，1982年从湖北省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正厅级)的岗位上离休，1991年病逝，享年76岁。他的名字写进了《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的第53页、第308页和第351页。
历史，毕竟是人民创造的。
1939年二三月间，春寒料峭，乍暖还寒时节，先后有10多位衣着入时、谈吐不凡的男女青年到了万和店。虽然自从4个多月前日军占领了武汉和随县城以后，就不断地有难民从南边蜂拥而来，但人们觉得这次来的这些人不像难民，因为，他(她)们受到当地国民党最高的地方官周伯勋区长的热情接待，更像是周区长的客人和朋友。
万和店地处桐柏山脉南麓，有上千人口，每天都有集市，是随(县)北重镇。随县第三区区公所便设在这里。第三区下辖7个联保(相当于后来的乡)，人口10余万，方圆百余里。区长周伯勋手下拥有隶属于随县国民兵总队的两个中队武装。
共产党人许子威与周伯勋是大革命时期的好朋友。时任中共鄂中特委军事部长的陶铸，在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任顾问时，通过许子威也结识了周伯勋。因此，中共鄂中特委便与周伯勋建立了统战关系，在鄂中区党委成立前后，陆续地向他所掌控的万和店地区派遣党员骨干，目的很明确，就是抓住时机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组织发展武装，准备一旦沦陷，便就地坚持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被派到万和店的共产党员，前前后后总共有10多名。他(她)们来自四面八方，大多是知识分子。有从北平(今北京)来的姜纪常、郭同姣(女)；从延安来的徐达三、张明、杜薇(女)；从竹沟来的苏斌、宋斌、刘月亭；鄂中特委派来的蔡光耀、曾某某(回忆者忘其名)从汤池训练班(由区党委组织部派专人护送)来的高飞(女)、夏菲(女)、胡璇同(女)、林克(女)等；从随(县)南长岗店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来的董德懋；还有来自国民党第十三军地下党的李树城，等等。
周伯勋对于他(她)们的到来热忱欢迎，安排他(她)们住在万和小学校内，以礼相待，并请姜纪常、郭同姣、夏菲等做代课教员，作掩护。
最先到万和店的，是蔡光耀和董德懋。周伯勋安排蔡光耀到下属的唐王店联保处当主任(相当于后来的乡长)，安排董德懋到太山庙联保处当文书。
随北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是鄂中区党委委员、随(县)枣(阳)地委书记姜纪常。
姜纪常(又名姜世勋)，辽宁人，北平(今北京)大学学生党支部书记，“一二·九”运动骨干之一。“七七”事变后，受党的派遣，与杨学诚等一起率平津流亡学生南下，他们在流亡学生中建立了党组织，于1937年7月底到了武汉。12月，他和杨学诚一起组建青年救国团(简称“青救”)，杨学诚任党团书记，姜纪常任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青救”组织迅猛发展，半年时间便拥有5万多团员，活动范围遍及湖北和武汉城乡，甚至到了湘北和四川。1938年春，中共湖北省委正式成立，姜纪常是省委委员。1939年2月24日中共鄂中区党委在随县长岗店成立，钱瑛(女)任书记，杨学诚(管组织)、陶铸(管军事)、夏忠武(管宣传)为常委，姜纪常、王盛荣等为委员。杨焕民为候补委员。
当时，姜纪常只27岁，聪明睿智，博学强记，思维敏捷，忠厚笃挚，举止大方，文雅健谈。他到万和店后，周伯勋与他几经深谈，便被他的渊博知识和人格魅力所折服，从而赢得了周伯勋的敬佩和尊重。他介绍的国际国内形势。关于抗战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深刻分析。关于当前万和区乃至随北、枣北地区最紧迫的要务是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准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建议，等等，无一不得到周伯勋的赞成。实际上，姜纪常是用自己的语言，向周伯勋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动员全民族抗战，进行持久战，配合正面战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主张。周伯勋无保留地赞成姜纪常的意见，就是无保留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共产党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
在随北工作的第二位中共负责人是徐达三。
徐达三，湖北利川人，青少年时代在老师周念民(共产党员，内部肃反中被错杀，曾任湘鄂西红三军第九师参谋长)的教育下接受革命思想，1934年曾在国民党鄂豫皖三省团务干部训练班受军事训练，回乡后。受秘密党员金龙章的影响，与几个进步同学一起组织抗日救国会，1936年为救国会同学以红军名义组织的自发武装运送武器弹药。被国民党反动当局以“通匪”罪追查。1937年夏到武汉，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年底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取得联系，经董必武介绍，到山西运城抗日民族革命大学学习，随即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元月转入延安“抗大”学习，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抗大”毕业，被派到河南汝南县万金店任区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区公所文书)，旋又被调到竹沟任新兵训练队(留守处党训班)副队长。1939年元月，正在筹组中共鄂中区党委的钱瑛和杨学诚到竹沟向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汇报工作、要干部、特别是要军事干部，经刘少奇同意，徐达三随钱瑛、杨学诚到了随县长岗店。2月中旬，杨学诚和陶铸决定派徐达三以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随北工作队队长的名义到高城开展工作，相机与先期到随北的姜纪常等会合。1939年2月18日，即农历戊寅年腊月三十，徐达三带领几名工作队员离开长岗店到了高城。4月，许子威奉鄂中区党委之命，带领徐达三等离开高城，到了万和店。许子威在把徐达三等介绍给周伯勋时说：我给你请了几位抗敌救国的进步人士来了。姜纪常也向周伯勋推荐说：徐先生是中央军校毕业的，是个懂军事的人才，周伯勋热忱地表示欢迎，并当即委任徐达三任万和区的区队副。
根据中共鄂中区党委的指示，姜纪常、徐达三等来了以后，立即成立了中共随北特别区委员会，徐达三任书记，张明任组织委员，董德懋任军事委员，李树城任宣传委员，随北特别区委直属鄂中区党委领导。
当时，徐达三虽然只24岁，但老成持重而又诙谐幽默，坦诚大方，十分健谈。他善于交朋友，跟周伯勋简直是一见如故，跟周伯勋身边和周围的人，也相处得很融洽。他对姜纪常很尊重，主动汇报工作，对姜纪常布置的工作，积极推行。他尊重特区委一班人，也得到特区委成员的敬重和支持。他循循善诱，很会做思想政治工作。他常常教同志们怎样认识社会，怎样和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他不讲空洞的大道理，很会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类比生动，经常妙语连珠，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他既坚持原则，又善解人意，平易近人，大家都愿意向他敞开思想，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他有很高的政治警惕性和很强的吸引力、凝聚力，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大家的榜样，同志们既把他当作领 导，更多的是把他当作同志、兄长和朋友。周伯勋对他十分器重。
1939年5月初，日军发起随(县)枣(阳)战役，分别从随县城和信阳出动，展开钳形攻势，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只10多天时间，桐柏、泌阳、唐河、新野、枣阳等县城和随(县)北的大片国土沦陷。期间，周伯勋率区公所和两个中队退避到七尖峰。姜纪常、徐达三等随他一起撤到七尖峰。同时退到七尖峰的，还有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张轸率领的军部机关和警卫部队，以及大批逃难的老百姓。大家都露宿在山林中。
七尖峰位于万和店西北10多公里，是桐柏山脉的支脉，七座山峰海拔都在千米上下，层岚叠蟑，沟壑纵横，山高林茂，能隐蔽千军万马。
姜纪常知道周伯勋与张轸是老相识，进七尖峰之前，他们就共同派人进山看过地形，预作准备。因此，在进山途中，姜纪常就向周伯勋建议，要抓住这次机会，设法从张轸那里要个头衔以便公开拉队伍。周伯勋通过运作，张轸在进山的当天就招见了他。委任他为“华中游击纵队第三游击支队司令”。周伯勋顺便把姜纪常介绍给张轸。张轸与姜纪常彻夜长谈，很是投机。姜纪常建议张轸加委徐达三为“第三游击支队”副司令，并建议开办训练班，培训干部。张轸很干脆，当即表示同意。第二天，张轸招见徐达三面谈，对徐达三很满意，随后就发了委任令。这时的第三游击支队，还只是周伯勋原有的两个区中队，但蔡光耀、董德懋等已当了中队副职干部。大家都喊徐达三为“徐副司令”，周伯勋把队上的事都交给徐达三管。
日军攻下随北和枣阳等地以后，并未占领。很快就退回原出发地去了。因此，一度沦陷的随北大地又恢复了和平景象。张轸回到河南南阳去了，周伯勋、姜纪常、徐达三等也回到了万和店。
5月中旬的一天，万和店街上锣鼓喧天，鞭炮震耳，“华中游击纵队第三游击支队司令部”的牌子挂出来了，这标志着“第三游击支队”正式成立。
与此同时，“青训班”也在万和店东南5公里的长冲湾挂牌成立。杜薇任“青训班”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曾××、张明、李树城、高飞、夏菲、胡璇同、林克等为教员。
杜薇，福建人，在上海读书时，积极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八·一三”抗战中，曾跟随年纪大些的同学一起到街头演讲，到工厂宣传，到医院慰问、看护受伤将士。淞沪抗战后，到了南京，通过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旋又辗转到延安，进“抗大”四期学习，在“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秋，从延安出来，经西安到了武汉，随后到了鄂中区党委。
杜薇当时只18岁，天真活泼，爱说爱笑，但工作大胆泼辣，认真负责。她热心快肠，落落大方，虚心好学。担当起“青训班”领导责任后，常向徐达三等讨教，得到徐达三等的许多帮助和支持。
“青训班”共办了两期。第一期开学时，报名的学员只20多人，他(她)们又带了自己的兄弟姐妹来，共40多人，后来又三三两两的有人来，20多天后，就100多人了。这些学员都是地下党组织从随北和枣北一带动员来的失学青年，也有保甲人员，还有少数是文盲。随着人员增加，长冲的民房不够用，“青训班”搬过两次家，先是搬到一个祠堂里，最后搬进了万和店附近的海惠寺。
“青训班”学员的衣被和生活用具全部自备，伙食由“第三游击支队”供给，每日三餐糙米饭，8个人一席一盆青菜或咸菜，没有饭桌，在场地蹲着就餐，下雨天在教室或宿舍吃饭。教员跟学员们一起吃大锅饭。教员没有薪水，由在“第三游击支队”任职的同志和在万和小学代课的同志的薪水中抽出一些来补贴给大家买生活用品。据董德懋回忆，他在第三游击支队当中队副时，月薪15元(按正规标准应是50多元，因经费困难，不能足额发放)，他只留两三元自己用，其余都交出来，供大家使用。
“青训班”实行“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字校训。教学方法也跟“抗大”一样，集中听课，然后核对笔记，分组讨论，大会交流学习心得。
“青训班”半天政治课，半天军事课，课余时间教唱抗战歌曲。政治课，主要讲社会发展史，主讲人曾某某、李树城等；军事课，主要讲《论持久战》、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主讲人徐达三、张明、杜薇等。教唱抗战歌曲，主要是胡璇同、高飞等。林克负责扫盲。姜纪常有时也到“青训班”讲课，周伯勋也讲过课。
“青训班”课程安排很紧，生活简朴，但学员们来到这里都有一种新鲜感，几乎一切都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加之都抱着一颗随时准备共赴国难的雄心，因此大家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精神饱满，心情愉快。
张轸回河南不久即调离了十三军。这个变故促使姜纪常、周伯勋加快了利用“第三游击支队司令部”招牌扩军的步伐。他们派徐达三、董德懋到桐柏山中收编了张广朝的1000多人的土匪武装，又让“青训班”第一期的学员提前结业，全部编入“第三游击支队”。这样一来，“第三游击支队”扩大到3个大队，但是受共产党控制的只是蔡光耀任大队长的第三大队。
姜纪常安排了“第三游击支队”扩军和“青训班”第二期招收学员的工作之后，即到枣阳的鹿头和随北的三合店一带检查指导工作。7月，只身去河南竹沟向刘少奇汇报，要干部。少奇同志从身边工作人员中抽出4个人给他。回到鄂中区党委后，机要员马书年被留在了八字门，另外3个，苏斌、宋斌和刘月亭随他到了万和店，被安排在“第三游击支队”当了中队干部。
姜纪常到竹沟后咯血，诊断为肺结核。回来后，住在“青训班”养病，仍关注着随北、枣北的形势变化，与周伯勋、徐达三保持着密切联系。
第二期“青训班”顺利开学，报到学员200多人，仍主要来自随北和枣北地下党组织的动员派遣，其中，有的早已是共产党员。如王克良，1938年秋即已入党，1939年6月，他父亲(地下党员)叫他们弟兄3个到三合店找党，找到了蔡光耀和毛震宇。被他们带到万和店进入第二期“青训班”。第二期“青训班”编为3个中队。其中一个女生队。周伯勋的小儿子是女生队队长。
国民党随县当局对周伯勋与共产党在随北的合作局面早有察觉，并且不止一次地对他提出过警告和指责，令他必须执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溶共”、“限共”、“防共”的方针，将共产党驱逐出万和店地区，但都被周伯勋搪塞过去，他坚决否认在他的辖区内有共产党活动，他开办训练班，扩充队伍，是正式奉了十三军军长张轸的命令的，而十三军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把张轸抬出来，使国民党随县当局哑口无言。周伯勋把国民党随县当局对他的指责都及时告诉了姜纪常、徐达三。表示他决不会出卖朋友。
但是，国民党随县当局还是按奈不住，终于对周伯勋下手了。1939年8月，随县县政府撤销了周伯勋的区长职务。同时，国民党桂系一八九师派人前来说项，想把第三游击支队编为其补充团。紧接着，在天河口的五战区第一游击纵队司令曹文彬也派人前来与周伯勋商谈接受改编的事。
这个突然变故，让姜纪常、周伯勋、徐达三他们始 料所不及，使在“第三游击支队”、“青训班”和万和小学代课的共产党员们顿时面临着失去政治上的庇护和生活保障的险境。
姜纪常、徐达三和周伯勋在这紧要时刻很快达成了共识：在国民党当局还没有剥夺周伯勋的兵权之前，还不会冒然地损害他们的人身安全，但是，刚刚收编的土匪武装还没有改造过来。留在身边将成大患。因此，必须抢在国民党随县当局动手之前采取断然措施。
于是当天晚上，姜纪常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徐达三、周伯勋、张明、李树城、曾某某、蔡光耀、董德懋等。会议充分估计了当前形势，决定了几条重要应变措施：
一、紧缩部队编制，只保留能够控制的一个大队，遣散收编的土匪，对其约法三章，不准损害随北的人民群众。
二、拒绝一八九师，接受五战区第一游击纵队改编，因为曹文彬实力不强，不可能一口吃掉我们。但必须坚持两个条件：一是必须保持部队建制；二是必须保持部队的独立性。部队改编后，开到第一游击纵队驻地天河口，然后寻机把部队带到四望山去找陈大姐(即陈少敏)。
三、关闭“青训班”。第二期学员全部回到自己的家里去，待机而动。
四、不能随部队行动的人员，撤到京山八字门回区党委。
会后，分头行动。顺利遣散了张广朝等1000余人。曹文彬同意两个条件，将周伯勋的部队改编为五战区第一游击纵队独立大队，周伯勋任大队长，徐达三任副大队长。第二期“青训班”学员先撤到七尖峰茶场就食月余后，分头回家去了。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后来都通过不同途径。加入到新四军行列中了。姜纪常、曹某某、张明、郭同姣、杜薇、高飞、夏菲、胡璇同、林克等，都安全回到了区党委。
10月底，周伯勋、徐达三等按照姜纪常的部署，将一个中队留在万和店作区中队(中队长阮玉良。共产党员)率军容整齐、纪律严明、装备精良的两个中队和一个分队(大队部)近300人开到天河口。在天河口休整了一个多月，12月曹文彬为了挤占、蚕食新四军在四望山的根据地，将部队开往应山北部，靠近了四望山，独立大队也开到了浆溪店。一天，徐达三以看地形为由，一口气跑了30多里山路，上到四望山，见到了中共信(阳)应(山)地委书记刘子厚，刘子厚了解了情况后，同意将独立大队拖到新四军中来，并很快派了七八个干部到独立大队担任联络和向导。1940年元旦，独立大队开到了赵家棚，2月11日(农历庚辰年正月初四)，正式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信应游击总队第三大队，周伯勋任信应游击总队总队长，刘子厚兼任政治委员，徐达三任第三大队大队长兼教导员，苏斌、宋斌、刘月亭、李树城、蔡光耀、董德懋等为中队正副职干部。第三大队奉命开到应山敌占区打游击，周伯勋随第三大队行动。恰在这时，周伯勋因故请了长假(据说是他的母亲被国民党随县当局扣作人质，非要他回去不可，刘子厚请示区党委后，同意他离队的)。周伯勋走后，张裕生任总队长。不久。信应游击总队第三大队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7团队第3营。
7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一瞬间，而对于参与创造和见证了当年万和店国共合作局面的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则是漫长而又漫长的空间。而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而且连姓名也没有留下。经过战争的洗礼又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种种考验，目前还健在的人已寥寥无几，仅知道有：黑龙江省军区原司令员丁耀先(枣阳人，“青训班”第一期学员)、沈阳飞机制造厂原厂长刘某某(回忆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还与其有过联系，但现在已忘记他的名字了)、“青训班”第一期学员、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原党委书记李树城、武汉铁路局原工会主席杜薇、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离休干部董德懋、武汉长江大桥大桥局离休干部王克良等几个人。
为缔造随北国共合作局面作出重要贡献的姜纪常、周伯勋、徐达三等均已作古。所幸的是，他们的英名已载入史册。
姜纪常1939年秋末冬初回到鄂中区党委。被安排在天汉湖区养病，终因缺医少药，加之缺乏营养，1946年便英年早逝，年仅34岁。40多年后，他的名字写进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一书的第20页、第62页，第526页、第530页和第613页。他的主要革命经历，写进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出版的《中原英烈》(上册)。
周伯勋，后出任国民党随县县长。1948年徐达三随大军南下时，曾给他写信，劝其投诚，被他拒绝。1949年逃到贵州毕节山中藏匿。1952年被随县公安局抓回随县，经公审执行枪决，时年54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时任湖北省水利厅副厅长的蔡光耀奔走为其平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襄樊市中级人民法(当时随州市属襄樊市管辖)均同意复议，但是随州市人民法院最终维持原判，不予平反。然而他在抗战初期为国共合作做出的贡献并没有被人们忘却。1989年4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公开出版，这本书的“五师部队序列”和“五师团以上干部名册”中，均写有周伯勋的名字。要知道，这部史书，是由原新四军第五师副政委、代理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任质斌。受原五师师长、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委托，亲自主持编篡的。
徐达三，1982年从湖北省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正厅级)的岗位上离休，1991年病逝，享年76岁。他的名字写进了《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的第53页、第308页和第351页。
历史，毕竟是人民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