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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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肆虐以及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整个社会系统处于“解域”和“再构”的变动之中.在“后疫情时代”,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舆情研究,需基于舆情视野,把脉社会环境变化趋势,从历史叙事、结构叙事和心理叙事三个维度出发,系统阐释“后疫情时代”的概念.在未来舆情理论研究框架的构设中,应紧紧把握本土化、时代性、国家性、问题性、技术性、融合性的发展方向.在深刻剖析中国社会舆情样态和民众心理的基础上,探索阐明中国舆情主体正在参与建构的有益于未来全球发展的人类共同价值,在时代变迁中提出能够反映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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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肆虐以及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整个社会系统处于“解域”和“再构”的变动之中.在“后疫情时代”,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舆情研究,需基于舆情视野,把脉社会环境变化趋势,从历史叙事、结构叙事和心理叙事三个维度出发,系统阐释“后疫情时代”的概念.在未来舆情理论研究框架的构设中,应紧紧把握本土化、时代性、国家性、问题性、技术性、融合性的发展方向.在深刻剖析中国社会舆情样态和民众心理的基础上,探索阐明中国舆情主体正在参与建构的有益于未来全球发展的人类共同价值,在时代变迁中提出能够反映当代中国伟大实践的研究议题,借助新技术手段增强舆情汇集分析能力,同时,促进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协同合作,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以实现“后疫情时代”的学科融合、研究创新和理论突破.
其他文献
承认伦理是对人格、尊严、权利和价值的伦理确认.儒家通过"仁"建立起的"道德联结"显示了承认伦理的基本要义与特征;通过"义"和"礼"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结"展现了承认伦理的价值内容;将伦理运用于国家政治而建立起的伦理性"政治联结"促使承认伦理实现了政治转化.在儒家承认伦理中,蕴涵着"仁爱忠恕,和谐有度"的美德正义;"重礼执礼,安民济众"的制度正义;"制民以产,盖均无贫"的分配正义;"王道仁政,选贤与能"的政治正义.儒家承认伦理之承转,开出了社会正义的可能路径:促进心性修养与制度正义的有效对接、保持个体性与群体
梅洛-庞蒂哲学以"含混性"著称,如果说《知觉现象学》致力于模糊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界限而弥合被撕裂的存在,那么,《人道主义与恐怖》旨在超越所谓的苏联极权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纷争而缝合被撕裂的历史.对两个极端理论作模糊化处理就是要站在第三方立场来超越相互对立的片面观点.科斯勒的小说《正午的黑暗》以莫斯科审判为背景,揭露了斯大林政权对党内反对派乃至广大苏联人民实施暴力迫害而撕裂存在、撕裂历史的严重问题.针对东西方阵营对《正午的黑暗》所作的不同程度的误读,梅洛-庞蒂以"人道主义与恐怖"为论题,既批评西方自由主义者们
对20世纪有关“家国同构论”各种理论的批判性反思,是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政治中家国关系的关键,也是重建以“家”为方法的现代中国国家理论的根本.本文试图从历史政治学的视角,以家国关系为根本问题,以中国周代国家理论构建为核心,探讨其中所蕴含的亲亲与尊尊的张力,思考家国文化如何通过调和亲亲与尊尊维系中华政治文明的传承,并在此基础上思考现代中国国家理论构建如何返古开新.作为宗法意义上的“家”体现了以亲亲为本、以尊尊损益亲亲的“齐家”文化.从“宗统”到“君统”体现了以尊尊为本、以家拟国的治国文化.“天子建国,诸侯立家”
“医学化”意指“非医学问题被界定为医学意义上的疾病问题或障碍问题并加以治疗的过程”,它的提出和发展是对现代科技理性的反思,哈贝马斯的技术批判思想、福柯的权力谱系学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均是其思想基础.医学化研究强调疾病的社会建构,聚焦对科学主义、自由市场以及国家权力的批判.然而,针对医学化的批判未能澄清疾病边界,同时忽视了地方文化的差异性以及个体与社会的互动性.本文强调不同地方文化中的身体观和疾病观差异导致了医学多元主义,同时从医生—患者互动、社会集体内部互动、个体—国家互动三个层面揭示疾病界定与医疗选择的社
基于敬天、敬祖信念,周人早有历史政治意识.周革殷命之后,周公获得殷商史官及其所保存之大量档案文献,历史知识得到极大扩展;面对严峻政治危机,周公运用“监”于历史之政治思考方法,详尽地考察、比较、思考夏、商两代兴盛衰亡之机理,提出诸多重大政治观念命题,进而制礼作乐.中国特有的历史政治理性至周公臻于成熟,并构成此后中国政治与历史学共享之价值取向和思想方法.
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技术,失信联合惩戒饱受泛化与滥用的质疑.厘清失信的内涵是正确适用失信联合惩戒的前提,但学理上对失信内涵之艰难探索,仍然无法揭开失信之“面纱”.目之所及,“违法说”存在逻辑错误,违法并非失信的充分条件;“违约说”“丧失民事名誉说”“负面信誉评价说”未能处理好公权与私权的边界;“失德说”“违背道德诚信说”未能正确认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逃避社会责任说”受制于“社会责任”只是一种倡导性而非强制性规定.为了避免公权介入私权产生不必要的争议,失信必定是违法,但必须剔除承担民事责任的违法,在此基础
儒家之为儒家的根本规定在于天人之际的仁性感通,这与诗之为诗的本质有着本原性的深刻关联.从儒家思想出发重读杜甫,思考何谓“诗史”,可以克服西方诗学加诸中国诗歌传统的“抒情诗”偏见.在杜诗《春夜喜雨》《江亭》《后游》《过津口》等篇中,可以看到喜忧之情都是至性之情,体现了由情溯性、以性化情的中和工夫.这是杜诗内圣的一面.另一面,《望岳》则是以阴阳创生之道与天下之义来望泰山,有古礼望祭山川之遗意,是其外王理想的体现,是泰山的政教意义在一个布衣儒者身心中的重新生成.
身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内在地具有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双重意义,但是当身份成为诉求的目标并被置于群体叙事之中时,便成为严肃的政治事务,发展为身份政治.在西方,身份政治兴起是20世纪下半叶意义重大的社会转型结果之一.左翼阵营得到多元文化主义等自由主义价值的滋养,出现了从经济决定论的阶级政治到文化决定论的身份政治的转向.然而,追求差异权利的少数派身份政治破坏了左翼的政治理想,并且反向助长了右翼保守主义的多数派身份政治.在全球化危机和民族主义复兴的背景下,西方身份政治日益陷入"部落主义"的罗网之中,造成了严重的文化撕
“以人民为中心”有着深刻的话语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它既继承与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又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更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设计、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给出了与时俱进的时代回答.与此同时,面对全球发展不平衡以及诸多不确定性的复杂现实,“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叙事所坚持的人民立场,为解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也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服务外包中的指标治理之任务是以抽象性具化和复杂性简化对过程进行清晰化监控,继而实现预期的公共价值.研究选取“极端案例”,在保证指标治理过程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独立性的基础上去追问指标治理能否完成任务.分析发现,当丰富的情境在抽象性具化和复杂性简化的过程中不断被压缩为特定的指标时,必然会为权力留有支配的余地,进而“可治理的社会”是朝着特定的方向而呈现的产物.所以,再严格客观和公开一致的指标治理也只能保证过程的严谨,而治理的方向却由在支配权博弈中的优势行动者决定,继而使得指标治理难以完成任务,这就是指标治理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