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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八十年代的歌是一曲优美的抒情诗,那么,广泛传唱在非常年代的红色歌声就是一首首庄严而又火热的赞美诗。红色,代表的是力量、是毅力、是热情以及无与伦比的生命力。激励过无数人、也曾经在建设年代激励过无数人,毫无疑问也会在未来激励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这段时期的歌曲都是围绕“红色”为主题,这些歌曲不仅纪录了新中国成立历史上曾经在革命年代为国家强盛付出鲜血和生命的革命先烈;而且还反映了在建国初期全国人民沉浸在喜庆和欢乐日子里的精神风貌。
在新中国走过一个甲子之际,《中国文艺家》精选十首红色经典曲目,和大家一起品经典,唱经典,回味那一段热情洋溢的激情岁月。
一、《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首歌所表达的是无论何时何地,为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中华民族的坚强斗志和不屈精神永远不会被磨灭。《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诞生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年代,一经问世,就因其奋进的歌词和优美的曲调,迅速传遍于祖国大地,并远播海外。
田汉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意欲侵占华北,在国统区掀起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时创作了这首经典作品。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建立新中国,中国屡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百般蹂躏,这时出现了《义勇军进行曲》,他就像一位使者,奔走呐喊,唤醒民众保家卫国,争取民族独立,起到重要作用。无论何时何地,每当这高亢激越的前奏响起时,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会热血沸腾。
抗日战争期间,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在纽约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后,非常喜爱,他不仅用英语四处演唱,还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普希金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用汉语演唱,并用汉语灌制了唱片。随着保罗·罗伯逊的传唱,这首战歌迅速载誉全球。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时,美国国务院曾提出: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日演奏的各战胜国音乐时,选定《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音乐。
《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在1935年,原是聂耳为“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故事影片《风云儿女》谱的主题歌。1934年,“电通”公司在上海成立,请田汉同志写一部电影剧本。此后,“电通”公司的孙师毅就收到了田汉同志写的剧本《凤凰的再生》,没想到1935年2月,田汉同志就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了。“电通”公司为了尽快开拍,决定请孙师毅把田汉同志的文学剧本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孙师毅征得田汉同志同意后,影片改名为《风云儿女》。在处理主题歌歌词时,他仅仅修改了几个字,这就是原词第六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当时,聂耳同志正准备去日本,得知影片《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主动向孙师毅、许辛之要求,把谱曲的任务交给他,并表示到日本以后,歌稿尽快寄回,没过多久聂耳就从日本寄回《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歌曲随电影的放映,更由于救亡运动的开展,流传于全国每一个角落,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将此歌定为代国歌;1982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将其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二、《歌唱祖国》
这是一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作品。《歌唱祖国》这首歌曲抒发了全国人民对新中国无比热爱和自豪的强烈情感,以及盼望国家繁荣昌盛的时代情怀。自诞生以来,这首庄重昂扬、激动人心的颂歌,以其强大的艺术生命力超越了时空,极大地鼓舞了亿万人民的士气,振奋了民族精神,成为我国跨越世纪的红色音乐经典。
《歌唱祖国》这首歌曲的诞生,要从新中国成立时说起。自那一刻起,王莘就开始酝酿一首歌唱祖国新生的歌曲。1950年国庆前夕,王莘到北京出差,途经天安门时,他看到了庄严美丽、充满节日氛围的天安门广场和随风飘扬的鲜艳的五星红旗。此情此景,让王莘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激情,他要把心中的感受用音乐表达出来。在返回天津的火车上,他就酝酿出了《歌唱祖国》的曲调和歌词。回到家后,经过反复修改,王莘很快就完成了全曲。1951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王莘的《歌唱祖国》。1951年10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毛泽东主席见到王莘谈到《歌唱祖国》时说,“这首歌好”,并特地送给王莘一套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并为其签字留念。从此《歌唱祖国》就成为新中国历代人奋进的合唱歌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放了这首歌曲的录音。从此,《歌唱祖国》便在中国大地上流传开来。
《歌唱祖国》这首曲子一直以来被运用的非常广泛。在中国的重大升旗仪式(如奥运会升旗仪式、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等)上,《歌唱祖国》常被做为出旗曲在国旗出场之前演奏。1980年5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新闻联播》与《新闻和报纸摘要》也将其作为开始曲使用(方式不同:《新闻和报纸摘要》是先奏响旋律,然后在副歌刚刚奏响的时候由女播音员宣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同时旋律继续伴奏。而《全国新闻联播》就庄重许多:先奏响旋律,然后在副歌刚刚奏响的时候由男播音员播送呼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后女播音员再次播报呼号,最后二人共同播送节目名称——“全国新闻联播”。与此同时,旋律继续伴奏直至结束。),号称“第二国歌”。
三、《东方红》
《东方红》是抗日战争期间人民用以表达对领袖毛泽东主席、对中国共产党由衷的感激之情而创作的颂歌。这一颂歌,随着全中国的解放,新中国的逐步繁荣、富强、人民对毛主席、共产党热爱程度的提高而愈加普及。
这首民歌原为陕北民歌《骑白马》。1943年冬,陕西葭县(今佳县)农民歌手李有源(1903-1955)依照《骑白马》的曲调编写成一首长达十余段歌词的民歌《移民歌》。《移民歌》既有叙事的成分,又有抒情的成分,表达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贫苦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喜悦心情。歌曲编成后由李有源的侄子、农民歌手李增正多次在民间和群众集会上演唱,很受人们欢迎。随后,延安文艺工作者将《移民歌》整理、删修为三段歌词,并改名《东方红》,1944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我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克服了严峻的经济困难,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举国上下呈现出一派太平盛世、国泰民安的繁荣景象。为了庆祝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党中央、毛主席决定这年10月1日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并邀请各兄弟党和友好国家的领导人来华参加。既是庆祝,大型文艺活动当然是少不了的。当时,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协会正筹办一届规模较大的“北京音乐节”。周总理对此很是关心,当他详细了解了音乐节筹办的情况后,经过认真思考,认为办“音乐节”条件还不够成熟,不如创作一部表现党的斗争历史,展现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的大型歌舞作品。中宣部、文化部对周总理的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总理的建议可行。
既然民歌是劳动人民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集体创作的一种艺术形式,那么,劳动人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便可以利用这种艺术形式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一切符合历史规律的思想感情。1964年,一部具有时代烙印的舞蹈史诗应运而生。这部音乐舞蹈史诗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5周年而创作,史诗选择了各个革命阶段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使它成为中国人民谋求解放的历史缩影。通过歌舞概括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作为建国后第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歌舞作品,《东方红》以其恢宏壮美的场面,众多的民族表演艺术形式,在新中国文艺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这首曲子通过卫星,采用自旋稳定方式把“东方红”乐曲的前八小节发送到太空,让这首烙有时代痕迹的曲子永远的回荡在太空。
四、《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以黄河为背景,热情歌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痛诉侵略者的残暴和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广阔地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壮丽图景,并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了民族解放的战斗警号,从而塑造起中华民族巨人般的英雄形象。
《黄河大合唱》由光未然作词,冼海星作曲。1938年11月武汉沦陷后,我国现代著名诗人光未然(即张光年)带领抗敌演剧三队,从陕西宜川县的壶口附近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途中亲临险峡急流、怒涛旋涡、礁石瀑布的境地,目睹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习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悠长高亢、深沉有力的船夫号子。次年1月抵达延安后,一直酝酿着《黄河》词作,并在除夕联欢会上朗诵了这部诗篇。作品由八个乐章组成,它以丰富的艺术形象,壮阔的历史场景和磅礴的气势,表现出黄河儿女的英雄气概。洗星海听后异常兴奋,表示要为演剧队创作《黄河大合唱》并完成了这部大型声乐名作。4月13日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引起巨大反响,很快传遍整个中国。
作品表现了在抗日战争年代里,中国人民的苦难与顽强斗争,也表现了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不可战胜的力量。虽然其创作年代已与我们相去甚远,但那奔放、豪迈、铿锵有力的诗句和强烈的情感,至今读起来仍然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唤起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自豪感。它以我们民族的发源地——黄河为背景,展示了黄河岸边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以启迪人民来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作品气势磅礴,音调清新、朴实优美,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强烈反映了时代精神。
全曲由《序曲》(乐队)、《黄河船夫曲》(合唱)、《黄河颂》(男声独唱)、《黄河之水天上来》(配乐诗朗诵)、《黄水谣》(混声合唱、女中音独唱)、《河边对口唱》(对唱、合唱)、《黄河怨》(女声独唱)、《保卫黄河》(齐唱、轮唱)和《怒吼吧!黄河》(合唱)等八个乐章组成。各个乐章都有相对的独立性,相互之间在表现内容、演唱形式和音乐形象等方面构成鲜明的对比。同时,全曲又由表现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基本主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几个基本音调始终贯串于整个大合唱,在音乐布局上以《序曲》呈示基本主题、首尾合唱呼应、中间各乐章交替发展和末乐章的总结概括,以及每乐章之前的朗诵为先导等,使整个作品又具有高度的统一性。音乐语言明快简练、通俗易解和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合唱手法丰富多彩和乐队的交响性发挥,全曲的宏伟规模和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构成了这部作品具有独创性的艺术特色。
《黄河大合唱》在抗战烽火的洗礼下,迅速成长为中华儿女爱国救亡的号角;与此同时,以其所负载的精神力量和民族个性,在海外华人及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而到了和平年代,它犹如一位战功累累的元勋,继续驰骋在国内外乐坛,成为中华民族傲人的艺术财富。它在我国近代音乐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后来的大合唱及其他体裁的音乐创作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被认为是一部反映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音乐史诗。
五、《团结就是力量》
经典歌词: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团结就是力量》是一首在中国大地上被传唱了60多年的经典革命歌曲。由牧虹作词、卢肃作曲。1943年问世,历久弥新,这首歌曲是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号角和心声,为全世界法西斯罪恶势力敲起了丧钟。
《团结就是力量》创作于在1943年6月,晋察冀边区平山县黄泥区的一个小村子。当时敌后正处于战斗最紧张、最残酷,生活最艰苦的“黎明前的黑暗”的最困难时期。为了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抢光、杀光、烧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河北平山和山西繁峙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牧虹和卢肃一起在四天时间里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综合大家建议,决定由牧虹同志写词,卢肃同志谱曲,为该剧增加一个幕终曲,于是《团结就是力量》这首经典名曲就这样诞生了。
从此,《团结就是力量》不胫而走从边区在全国流传开来。如今,虽然牧虹和卢肃两位作者已经作古,但是《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作为红色经典至今还广为传唱。
2000年,在中共中央举行的元宵节联欢晚会上,江泽民、胡锦涛两代领导核心与其他中央常委一起高歌“团结就是力量”。在《江泽民文选》中列举了古今中外的优秀文艺作品,其中《团结就是力量》与国外狄更斯的《双城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及米切尔的《飘》,我国古代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相提并论。
六、《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这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曾被誉为“流亡三部曲”之一,而 风靡中华大地。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男高音抒情歌曲,由张寒晖作于1936年。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中国东三省,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驱赶“剿共”前线的东北军官兵,携老带子,布满西安街头。他们被迫流亡关内,有家不能归,有仇不能报,却要为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去卖命,从心头都郁结着悲苦怨愤,要倾吐,要爆发 。正是在如此的背景下,张寒晖谱写了这首感人肺腑的独唱曲,以含着热泪的哭泣似的音调,唱出了悲愤交加的声音。他把自己的这首歌教给学生、群众演唱,然后,他带领群众到西安的城墙上,街头中去演唱,悲怨壮烈的歌声深深打动了广大东北军官兵的心,竟有数万名官兵听后落泪。“西安事变”爆发前后,西安城里已到处可以听到《松花江上》的歌声,初由省立二中唱起,后流传东北军,并迅速唱遍了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当时,这首歌曲并没有出版,而且谁也不知道作者是张寒晖,可是,那旋律中凝聚的血泪却强烈地感染着爱国的中华儿女们,人们争相传抄传唱,在祖国破碎山河的上空,到处飘荡着歌曲中的呼号。
依据歌词的内容和感情的脉络,这首歌分为怀故、漂流、呼唤三个层次。词的开头部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诉说了家乡的美丽富饶和丰富资源。第二部分“九一八,九一八,在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整夜在关内流浪。”概括地描述了国土沦丧后的悲惨遭遇,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尤其第三部分是歌曲的高潮。“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那撕心裂肺的旋律,无限感慨地向故乡的亲人发出呼唤,抒发着对早日收复失地的强烈渴望。歌中的“我”那满含热泪、悲愤交加的音调,使每个中国人为之动容。
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作曲家曹火星在1943年北京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这座中堂庙里创作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雄辩地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一首真理之歌,被人称为“颂党第一歌”,唱着这支歌,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前赴后继,奋斗不止,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唱着这支歌,我们的祖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唱着这支歌,全国各族人民紧跟中国共产党,共建和谐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年梦想正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1943年,正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战的重要的一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声称“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这一说法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8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针锋相对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为题发表社论,予以驳斥。10月,年仅19岁的曹火星针对蒋介石的论点,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成了一首表达心声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这首歌曲唱遍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唱进了革命圣地延安,唱红了祖国大江南北,唱出了新中国的曙光。1950年,毛泽东同志又亲自为这首歌加了一个“新”字,从而更准确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这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道破了历史的必然。诗人贺敬之称这首歌是“不朽的真理之歌”。至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成为与党史相伴的不朽之作。
八、《十送红军》
《十送红军》作词:朱正本、张士燮收集整理,创作背景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战斗频繁。每当红军上前线,各个村子的百姓经常到村头、河边、大道旁送别红军,有时一边送一边唱。其中一首送别红军歌,曲调非常口语化,歌词中夹杂着不少俚语、方言,唱半句,停半句,旋律婉转优美。如泣如诉的《十送红军》,与苏区人民的泪水流在了一起;再现革命的历史画面。
张士燮在《记作曲家朱正本》中评价说,“不少老红军当时听了这首歌极为感动,似乎又回到了当年的苏区,回忆起许多感人的往事。因此也就自然认了它就是一首苏区的革命歌曲。这首歌在全国流传后,人们也都把它当成一首革命历史歌曲了,实际上是朱正本为当年革命历史歌曲填补了一个空白。”
1961年八一建军节,《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音乐堂开始公演。《十送红军》一亮相,就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北京军内外各大报纸、音乐刊物争相刊登。同年12月又在上海公演40余场,并在各电台多次播放,许多单位进行教唱、排演。以后几个大军区的歌舞团、地方省级文艺团体争相排演。次年,空政文工团又赴西安、张家口等地演出。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部文工团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把《十送红军》改变成大型史诗音画,再现了当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告别了中央苏区的红色根据地和鱼水情深的乡亲们,踏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情景。极其概括地表现了红军长征由出发而至最后胜利的史诗般壮阔画卷。《十送红军》这首歌传遍了祖国大地。
九、《我们走在大路上》
《我们走在大路上》是周恩来总理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1966年,他还亲自在天安门城楼上,边打拍子边指挥百万红卫兵演唱这首斗志昂扬,并让人意气风发的红色经典。
《我们走在大路上》李劫夫创作于六十年代,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为困难的一段历史时期。
《我们走在大路上》,还是一首语录体歌曲,虽然歌词中不乏毛泽东主席诗词中那种特有的狂放气质,但最终促成这首作品问世的,却源于他与周总理那次彻夜长谈。
1962年6月14日晚上,周恩来在观看了辽宁省文艺工作者以音乐会为主要形式的歌舞晚会之后,余兴未尽,把陪同他观看演出的安波和劫夫邀请到了北陵休养所,周恩来与他俩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倾心交谈。他向两位音乐家讲述了当时国家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并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等问题。当时,周恩来激动地说,你们要相信,党和国家有能力、有力量率领全国人民战胜困难,继续前进,对此大家要充满信心。这次谈话,持续到下半夜两三点钟。劫夫和安波当时听了周总理的谈话,心情相当激动,两人睡意全无,彻夜未眠之际,劫夫定下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基本歌题和主调。1963年春,在《歌曲》杂志发表。
《我们走在大路上》所呈现出来的,正是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的时代豪情。它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人民,面对国际社会的种种要挟、威胁之下,一种不靠天、不靠地,要用自己的双手,自己摸索国家的发展来创造自己幸福的信心表现。是一曲对中华民族勤劳勇敢、不畏艰难之生存意志的赞歌,也是对当时国际社会的一种宣言,一份战书。
1992年12月,《我们走在大路上》被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列为124部华人经典音乐作品之一;1997年7月,在庆祝香港回归的音乐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等与首都数万名群众一道齐声高歌了《我们走在大路上》;1999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盛大阅兵式上,雄壮高昂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乐曲又成为代表一个共和国历史时期的进行曲。
十、《唱支山歌给党听》
《唱支山歌给党听》是在1963年全国“学雷锋”高潮中产生的一首经典之作,这首歌不仅让才旦卓玛名满天下,她以翻身农奴的亲身经历,充满了真挚情感的演唱,同时使她的歌声和这首歌一起成为经典。
1962年,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因公殉职。在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号召下,举国掀起学雷锋高潮。上海音乐学院教师朱践耳在雷锋日记中读到了雷锋摘抄的这首小诗的前两段,随即谱成曲子,并交给当时正在上海音乐学院深造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试唱。没想到这首歌一炮打响,在全国传唱开来,几十年久唱不衰。
歌词节录于《雷锋日记》,是雷锋从报上摘记的一首诗,作者为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的职工姚晓舟(笔名蕉萍)。作曲家朱践耳将其谱成山歌风味的独唱曲,作为故事片《雷锋》的插曲。这是一首深情、悲怆、激昂的“三部曲”式歌曲,情感诉求十分强烈,凡有过相似经历的人,都能产生强烈共鸣。
歌词仅八句,却有很丰富的思想和感情。作曲者并没有按照字面把它写成一首山歌,而是写成了一首抒情歌曲,真切地表达出雷锋同志与党亲切谈心的情景。歌曲是三部曲式结构。第一乐段充满深情和激情,表达了雷锋对党的热爱。第二乐段体现了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时而悲痛凄楚,如泣如诉,充满了对旧社会的仇恨;时而壮怀激烈,字字铿锵,具有部队歌曲的音调特点,表达了雷锋跟党干革命的决心。第三乐段再现第一乐段的主题,加深了旋律的印象,并把音乐推向高潮,再次强调了歌曲的中心思想。
在新中国走过一个甲子之际,《中国文艺家》精选十首红色经典曲目,和大家一起品经典,唱经典,回味那一段热情洋溢的激情岁月。
一、《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首歌所表达的是无论何时何地,为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中华民族的坚强斗志和不屈精神永远不会被磨灭。《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诞生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年代,一经问世,就因其奋进的歌词和优美的曲调,迅速传遍于祖国大地,并远播海外。
田汉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意欲侵占华北,在国统区掀起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时创作了这首经典作品。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建立新中国,中国屡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百般蹂躏,这时出现了《义勇军进行曲》,他就像一位使者,奔走呐喊,唤醒民众保家卫国,争取民族独立,起到重要作用。无论何时何地,每当这高亢激越的前奏响起时,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会热血沸腾。
抗日战争期间,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在纽约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后,非常喜爱,他不仅用英语四处演唱,还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普希金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用汉语演唱,并用汉语灌制了唱片。随着保罗·罗伯逊的传唱,这首战歌迅速载誉全球。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时,美国国务院曾提出: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日演奏的各战胜国音乐时,选定《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音乐。
《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在1935年,原是聂耳为“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故事影片《风云儿女》谱的主题歌。1934年,“电通”公司在上海成立,请田汉同志写一部电影剧本。此后,“电通”公司的孙师毅就收到了田汉同志写的剧本《凤凰的再生》,没想到1935年2月,田汉同志就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了。“电通”公司为了尽快开拍,决定请孙师毅把田汉同志的文学剧本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孙师毅征得田汉同志同意后,影片改名为《风云儿女》。在处理主题歌歌词时,他仅仅修改了几个字,这就是原词第六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当时,聂耳同志正准备去日本,得知影片《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主动向孙师毅、许辛之要求,把谱曲的任务交给他,并表示到日本以后,歌稿尽快寄回,没过多久聂耳就从日本寄回《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歌曲随电影的放映,更由于救亡运动的开展,流传于全国每一个角落,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将此歌定为代国歌;1982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将其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二、《歌唱祖国》
这是一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作品。《歌唱祖国》这首歌曲抒发了全国人民对新中国无比热爱和自豪的强烈情感,以及盼望国家繁荣昌盛的时代情怀。自诞生以来,这首庄重昂扬、激动人心的颂歌,以其强大的艺术生命力超越了时空,极大地鼓舞了亿万人民的士气,振奋了民族精神,成为我国跨越世纪的红色音乐经典。
《歌唱祖国》这首歌曲的诞生,要从新中国成立时说起。自那一刻起,王莘就开始酝酿一首歌唱祖国新生的歌曲。1950年国庆前夕,王莘到北京出差,途经天安门时,他看到了庄严美丽、充满节日氛围的天安门广场和随风飘扬的鲜艳的五星红旗。此情此景,让王莘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激情,他要把心中的感受用音乐表达出来。在返回天津的火车上,他就酝酿出了《歌唱祖国》的曲调和歌词。回到家后,经过反复修改,王莘很快就完成了全曲。1951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王莘的《歌唱祖国》。1951年10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毛泽东主席见到王莘谈到《歌唱祖国》时说,“这首歌好”,并特地送给王莘一套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并为其签字留念。从此《歌唱祖国》就成为新中国历代人奋进的合唱歌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放了这首歌曲的录音。从此,《歌唱祖国》便在中国大地上流传开来。
《歌唱祖国》这首曲子一直以来被运用的非常广泛。在中国的重大升旗仪式(如奥运会升旗仪式、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等)上,《歌唱祖国》常被做为出旗曲在国旗出场之前演奏。1980年5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新闻联播》与《新闻和报纸摘要》也将其作为开始曲使用(方式不同:《新闻和报纸摘要》是先奏响旋律,然后在副歌刚刚奏响的时候由女播音员宣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同时旋律继续伴奏。而《全国新闻联播》就庄重许多:先奏响旋律,然后在副歌刚刚奏响的时候由男播音员播送呼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后女播音员再次播报呼号,最后二人共同播送节目名称——“全国新闻联播”。与此同时,旋律继续伴奏直至结束。),号称“第二国歌”。
三、《东方红》
《东方红》是抗日战争期间人民用以表达对领袖毛泽东主席、对中国共产党由衷的感激之情而创作的颂歌。这一颂歌,随着全中国的解放,新中国的逐步繁荣、富强、人民对毛主席、共产党热爱程度的提高而愈加普及。
这首民歌原为陕北民歌《骑白马》。1943年冬,陕西葭县(今佳县)农民歌手李有源(1903-1955)依照《骑白马》的曲调编写成一首长达十余段歌词的民歌《移民歌》。《移民歌》既有叙事的成分,又有抒情的成分,表达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贫苦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喜悦心情。歌曲编成后由李有源的侄子、农民歌手李增正多次在民间和群众集会上演唱,很受人们欢迎。随后,延安文艺工作者将《移民歌》整理、删修为三段歌词,并改名《东方红》,1944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我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克服了严峻的经济困难,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举国上下呈现出一派太平盛世、国泰民安的繁荣景象。为了庆祝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党中央、毛主席决定这年10月1日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并邀请各兄弟党和友好国家的领导人来华参加。既是庆祝,大型文艺活动当然是少不了的。当时,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协会正筹办一届规模较大的“北京音乐节”。周总理对此很是关心,当他详细了解了音乐节筹办的情况后,经过认真思考,认为办“音乐节”条件还不够成熟,不如创作一部表现党的斗争历史,展现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的大型歌舞作品。中宣部、文化部对周总理的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总理的建议可行。
既然民歌是劳动人民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集体创作的一种艺术形式,那么,劳动人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便可以利用这种艺术形式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一切符合历史规律的思想感情。1964年,一部具有时代烙印的舞蹈史诗应运而生。这部音乐舞蹈史诗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5周年而创作,史诗选择了各个革命阶段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使它成为中国人民谋求解放的历史缩影。通过歌舞概括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作为建国后第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歌舞作品,《东方红》以其恢宏壮美的场面,众多的民族表演艺术形式,在新中国文艺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这首曲子通过卫星,采用自旋稳定方式把“东方红”乐曲的前八小节发送到太空,让这首烙有时代痕迹的曲子永远的回荡在太空。
四、《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以黄河为背景,热情歌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痛诉侵略者的残暴和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广阔地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壮丽图景,并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了民族解放的战斗警号,从而塑造起中华民族巨人般的英雄形象。
《黄河大合唱》由光未然作词,冼海星作曲。1938年11月武汉沦陷后,我国现代著名诗人光未然(即张光年)带领抗敌演剧三队,从陕西宜川县的壶口附近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途中亲临险峡急流、怒涛旋涡、礁石瀑布的境地,目睹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习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悠长高亢、深沉有力的船夫号子。次年1月抵达延安后,一直酝酿着《黄河》词作,并在除夕联欢会上朗诵了这部诗篇。作品由八个乐章组成,它以丰富的艺术形象,壮阔的历史场景和磅礴的气势,表现出黄河儿女的英雄气概。洗星海听后异常兴奋,表示要为演剧队创作《黄河大合唱》并完成了这部大型声乐名作。4月13日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引起巨大反响,很快传遍整个中国。
作品表现了在抗日战争年代里,中国人民的苦难与顽强斗争,也表现了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不可战胜的力量。虽然其创作年代已与我们相去甚远,但那奔放、豪迈、铿锵有力的诗句和强烈的情感,至今读起来仍然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唤起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自豪感。它以我们民族的发源地——黄河为背景,展示了黄河岸边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以启迪人民来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作品气势磅礴,音调清新、朴实优美,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强烈反映了时代精神。
全曲由《序曲》(乐队)、《黄河船夫曲》(合唱)、《黄河颂》(男声独唱)、《黄河之水天上来》(配乐诗朗诵)、《黄水谣》(混声合唱、女中音独唱)、《河边对口唱》(对唱、合唱)、《黄河怨》(女声独唱)、《保卫黄河》(齐唱、轮唱)和《怒吼吧!黄河》(合唱)等八个乐章组成。各个乐章都有相对的独立性,相互之间在表现内容、演唱形式和音乐形象等方面构成鲜明的对比。同时,全曲又由表现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基本主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几个基本音调始终贯串于整个大合唱,在音乐布局上以《序曲》呈示基本主题、首尾合唱呼应、中间各乐章交替发展和末乐章的总结概括,以及每乐章之前的朗诵为先导等,使整个作品又具有高度的统一性。音乐语言明快简练、通俗易解和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合唱手法丰富多彩和乐队的交响性发挥,全曲的宏伟规模和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构成了这部作品具有独创性的艺术特色。
《黄河大合唱》在抗战烽火的洗礼下,迅速成长为中华儿女爱国救亡的号角;与此同时,以其所负载的精神力量和民族个性,在海外华人及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而到了和平年代,它犹如一位战功累累的元勋,继续驰骋在国内外乐坛,成为中华民族傲人的艺术财富。它在我国近代音乐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后来的大合唱及其他体裁的音乐创作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被认为是一部反映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音乐史诗。
五、《团结就是力量》
经典歌词: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团结就是力量》是一首在中国大地上被传唱了60多年的经典革命歌曲。由牧虹作词、卢肃作曲。1943年问世,历久弥新,这首歌曲是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号角和心声,为全世界法西斯罪恶势力敲起了丧钟。
《团结就是力量》创作于在1943年6月,晋察冀边区平山县黄泥区的一个小村子。当时敌后正处于战斗最紧张、最残酷,生活最艰苦的“黎明前的黑暗”的最困难时期。为了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抢光、杀光、烧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河北平山和山西繁峙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牧虹和卢肃一起在四天时间里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综合大家建议,决定由牧虹同志写词,卢肃同志谱曲,为该剧增加一个幕终曲,于是《团结就是力量》这首经典名曲就这样诞生了。
从此,《团结就是力量》不胫而走从边区在全国流传开来。如今,虽然牧虹和卢肃两位作者已经作古,但是《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作为红色经典至今还广为传唱。
2000年,在中共中央举行的元宵节联欢晚会上,江泽民、胡锦涛两代领导核心与其他中央常委一起高歌“团结就是力量”。在《江泽民文选》中列举了古今中外的优秀文艺作品,其中《团结就是力量》与国外狄更斯的《双城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及米切尔的《飘》,我国古代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相提并论。
六、《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这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曾被誉为“流亡三部曲”之一,而 风靡中华大地。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男高音抒情歌曲,由张寒晖作于1936年。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中国东三省,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驱赶“剿共”前线的东北军官兵,携老带子,布满西安街头。他们被迫流亡关内,有家不能归,有仇不能报,却要为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去卖命,从心头都郁结着悲苦怨愤,要倾吐,要爆发 。正是在如此的背景下,张寒晖谱写了这首感人肺腑的独唱曲,以含着热泪的哭泣似的音调,唱出了悲愤交加的声音。他把自己的这首歌教给学生、群众演唱,然后,他带领群众到西安的城墙上,街头中去演唱,悲怨壮烈的歌声深深打动了广大东北军官兵的心,竟有数万名官兵听后落泪。“西安事变”爆发前后,西安城里已到处可以听到《松花江上》的歌声,初由省立二中唱起,后流传东北军,并迅速唱遍了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当时,这首歌曲并没有出版,而且谁也不知道作者是张寒晖,可是,那旋律中凝聚的血泪却强烈地感染着爱国的中华儿女们,人们争相传抄传唱,在祖国破碎山河的上空,到处飘荡着歌曲中的呼号。
依据歌词的内容和感情的脉络,这首歌分为怀故、漂流、呼唤三个层次。词的开头部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诉说了家乡的美丽富饶和丰富资源。第二部分“九一八,九一八,在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整夜在关内流浪。”概括地描述了国土沦丧后的悲惨遭遇,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尤其第三部分是歌曲的高潮。“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那撕心裂肺的旋律,无限感慨地向故乡的亲人发出呼唤,抒发着对早日收复失地的强烈渴望。歌中的“我”那满含热泪、悲愤交加的音调,使每个中国人为之动容。
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作曲家曹火星在1943年北京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这座中堂庙里创作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雄辩地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一首真理之歌,被人称为“颂党第一歌”,唱着这支歌,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前赴后继,奋斗不止,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唱着这支歌,我们的祖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唱着这支歌,全国各族人民紧跟中国共产党,共建和谐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年梦想正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1943年,正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战的重要的一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声称“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这一说法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8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针锋相对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为题发表社论,予以驳斥。10月,年仅19岁的曹火星针对蒋介石的论点,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成了一首表达心声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这首歌曲唱遍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唱进了革命圣地延安,唱红了祖国大江南北,唱出了新中国的曙光。1950年,毛泽东同志又亲自为这首歌加了一个“新”字,从而更准确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这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道破了历史的必然。诗人贺敬之称这首歌是“不朽的真理之歌”。至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成为与党史相伴的不朽之作。
八、《十送红军》
《十送红军》作词:朱正本、张士燮收集整理,创作背景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战斗频繁。每当红军上前线,各个村子的百姓经常到村头、河边、大道旁送别红军,有时一边送一边唱。其中一首送别红军歌,曲调非常口语化,歌词中夹杂着不少俚语、方言,唱半句,停半句,旋律婉转优美。如泣如诉的《十送红军》,与苏区人民的泪水流在了一起;再现革命的历史画面。
张士燮在《记作曲家朱正本》中评价说,“不少老红军当时听了这首歌极为感动,似乎又回到了当年的苏区,回忆起许多感人的往事。因此也就自然认了它就是一首苏区的革命歌曲。这首歌在全国流传后,人们也都把它当成一首革命历史歌曲了,实际上是朱正本为当年革命历史歌曲填补了一个空白。”
1961年八一建军节,《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音乐堂开始公演。《十送红军》一亮相,就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北京军内外各大报纸、音乐刊物争相刊登。同年12月又在上海公演40余场,并在各电台多次播放,许多单位进行教唱、排演。以后几个大军区的歌舞团、地方省级文艺团体争相排演。次年,空政文工团又赴西安、张家口等地演出。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部文工团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把《十送红军》改变成大型史诗音画,再现了当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告别了中央苏区的红色根据地和鱼水情深的乡亲们,踏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情景。极其概括地表现了红军长征由出发而至最后胜利的史诗般壮阔画卷。《十送红军》这首歌传遍了祖国大地。
九、《我们走在大路上》
《我们走在大路上》是周恩来总理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1966年,他还亲自在天安门城楼上,边打拍子边指挥百万红卫兵演唱这首斗志昂扬,并让人意气风发的红色经典。
《我们走在大路上》李劫夫创作于六十年代,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为困难的一段历史时期。
《我们走在大路上》,还是一首语录体歌曲,虽然歌词中不乏毛泽东主席诗词中那种特有的狂放气质,但最终促成这首作品问世的,却源于他与周总理那次彻夜长谈。
1962年6月14日晚上,周恩来在观看了辽宁省文艺工作者以音乐会为主要形式的歌舞晚会之后,余兴未尽,把陪同他观看演出的安波和劫夫邀请到了北陵休养所,周恩来与他俩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倾心交谈。他向两位音乐家讲述了当时国家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并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等问题。当时,周恩来激动地说,你们要相信,党和国家有能力、有力量率领全国人民战胜困难,继续前进,对此大家要充满信心。这次谈话,持续到下半夜两三点钟。劫夫和安波当时听了周总理的谈话,心情相当激动,两人睡意全无,彻夜未眠之际,劫夫定下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基本歌题和主调。1963年春,在《歌曲》杂志发表。
《我们走在大路上》所呈现出来的,正是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的时代豪情。它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人民,面对国际社会的种种要挟、威胁之下,一种不靠天、不靠地,要用自己的双手,自己摸索国家的发展来创造自己幸福的信心表现。是一曲对中华民族勤劳勇敢、不畏艰难之生存意志的赞歌,也是对当时国际社会的一种宣言,一份战书。
1992年12月,《我们走在大路上》被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列为124部华人经典音乐作品之一;1997年7月,在庆祝香港回归的音乐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等与首都数万名群众一道齐声高歌了《我们走在大路上》;1999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盛大阅兵式上,雄壮高昂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乐曲又成为代表一个共和国历史时期的进行曲。
十、《唱支山歌给党听》
《唱支山歌给党听》是在1963年全国“学雷锋”高潮中产生的一首经典之作,这首歌不仅让才旦卓玛名满天下,她以翻身农奴的亲身经历,充满了真挚情感的演唱,同时使她的歌声和这首歌一起成为经典。
1962年,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因公殉职。在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号召下,举国掀起学雷锋高潮。上海音乐学院教师朱践耳在雷锋日记中读到了雷锋摘抄的这首小诗的前两段,随即谱成曲子,并交给当时正在上海音乐学院深造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试唱。没想到这首歌一炮打响,在全国传唱开来,几十年久唱不衰。
歌词节录于《雷锋日记》,是雷锋从报上摘记的一首诗,作者为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的职工姚晓舟(笔名蕉萍)。作曲家朱践耳将其谱成山歌风味的独唱曲,作为故事片《雷锋》的插曲。这是一首深情、悲怆、激昂的“三部曲”式歌曲,情感诉求十分强烈,凡有过相似经历的人,都能产生强烈共鸣。
歌词仅八句,却有很丰富的思想和感情。作曲者并没有按照字面把它写成一首山歌,而是写成了一首抒情歌曲,真切地表达出雷锋同志与党亲切谈心的情景。歌曲是三部曲式结构。第一乐段充满深情和激情,表达了雷锋对党的热爱。第二乐段体现了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时而悲痛凄楚,如泣如诉,充满了对旧社会的仇恨;时而壮怀激烈,字字铿锵,具有部队歌曲的音调特点,表达了雷锋跟党干革命的决心。第三乐段再现第一乐段的主题,加深了旋律的印象,并把音乐推向高潮,再次强调了歌曲的中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