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冯梦龙所撰的《古今笑史》记载宋朝一则轶事：某年元宵节，宋庠在办公室里读了一夜的《周易》，而他弟弟宋祁却张灯结彩，倚红偎翠，喝酒游乐通宵达旦。宋庠作为宰相，是百官的榜样，得知弟弟如此穷奢极欲，自然很难堪，于是叫人去传话，教训弟弟：“记得我们兄弟俩早年在某州州学吃咸菜就饭的往事么？”可弟弟的回答恐怕让哥哥无话可说：我们当初吃咸菜发奋读书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宋祁的答案不言自明：早年贫苦，发奋读书，做官发达，就是为了享受。
　　宋庠、宋祁兄弟俩迥乎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观，和他们的性格和人生经历大有关系。
　　一个家庭中，兄弟的性格往往和其排序大有关系。一般而言，长兄稳重温厚，而弟弟更为活泼甚至娇气。这应该和后天的家庭角色定位大有关系，父母和家族总会强调大哥的威仪和责任。
　　宋庠便是这样一位有责任感、厚重温和的长兄，从出仕开始，他就是一位兢兢业业、秉公执法、有着强烈道德自律的循吏。而弟弟宋祁，仕途不如哥哥亨通，却在诗词方面的才华更胜一筹，文名盖过了乃兄。兄弟俩的命运几乎被固定了：一个做老成持重、公忠体国的宰相，一个做风流倜傥、不拘小节的文臣。
　　但谁心甘情愿地做文臣？做文臣、发牢骚往往是不得已的排遣，宋祁何尝不希望做一个安邦定国的宰相呢？但上天更眷顾其兄长。那句“不知某年同在某处吃齑煮饭是为甚底”流露出太多不便明说的幽怨：大哥你做了宰相，天下所系的重臣，却来教训仕途不顺只好追求享乐的弟弟。
　　宋庠、宋祁两兄弟的对话，揭示了一个数千年来困扰士人或曰知识人的大问题;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
　　中国古代社会的标准答案是“学而优则仕”，那么通过读书做官，做官又为了什么呢？分析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参考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马斯洛把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读书做官，首先和从事其他职业一样，目的是解决生理、安全、社交这三种起码的需求。只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士为四民之首，官员又是士人中选拔出来的精英，他们掌握更多的资源，因此在满足其衣食住行、安全、社交等需求时，比其他职业比如农民、工匠或商人更具有优势，因此多数人对做官趋之若鹜。
　　宋祁反问其兄长“不知某年同在某处吃齑煮饭是为甚底”，其实就是认为做官要满足人性中最基本的欲望：美食、美色的享受。
　　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答案，甚至可以说是古今同理。这是基本的人性，不能轻易以道德的高标来否定之。
　　而宋庠对弟弟略带责备的质问，其实讲的就是读书做官还有更高的目的，套用马斯洛的理论，即要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这是最高层次的需求。对宋庠这样的大儒来说，要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除了满足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外，要心系天下苍生，而不是一味追求享乐。
　　可以说，哥哥宋庠的人生观值得尊重，但弟弟宋祁的人生观也可以理解。清代名臣曾国藩曾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来勉励自己，实则道出了人性的复杂性，没有谁天生能当圣贤，食色是人之大欲，几乎人人不能免除这样的需求。但人之区别于动物，是人可以也应该控制一些欲望。
　　宋朝自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后，获得了百余年的和平。且宋朝政治相对清明，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促进，经济、文化、科技成就非凡，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高于以前任何一个时代。因此，公众消费力惊人，享乐之风盛行也是很自然的事，人性的欲望普遍地被激发。但是，理学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张载先生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读书为什么”的最高标准的答案，也是那时候儒生的人生最高层次需求即自我实现的目标。
　　通过宋庠、宋祁兄弟的对话，或许可以一窥宋代的士风甚至民风是多元价值观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