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进秦城监狱 不完全看级别

　　现在网上有一种说法，就是贪官太多监狱不够用了。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十八大以来加大了反腐倡廉的力度，职务犯罪大幅度上升，但是职务犯罪在整个犯罪中所占的比重还是很小的。每年入狱的犯人有30多万，其中80%是盗抢骗诈这一类侵财类犯罪。

　　而且，职务犯罪有各种处理方式，比如说开除党籍、降级降职、开除公职等。即使是判刑的，也有判三缓四等等。真正判刑送到监狱里的，占职务违法犯罪的比例也是不高的，總量占每年服刑犯人入狱的比例就更小了。所以不存在监狱关不下的问题。
　　现在高级别的官员入狱，其实不一定都关到了秦城监狱，秦城监狱关押犯人也不完全是看级别的。
　　1983年，体制改革的时候，把监狱从公安划到司法行政，就只留了秦城监狱，这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因为关押的是涉及国家安全的一些罪犯。
　　现在，秦城监狱的罪犯也多数是重大的国家安全犯罪。所以，我认为一定级别的人关到秦城，不是因为他的级别，而是因为他知道的那些事儿，必须要关到秦城，不能跟其他犯人混在一起。因为贪官到一定级别之后涉及国家秘密，掌握国家的内部情况。这是国家安全的需要，不是说要给他们什么待遇。
　　秦城监狱里面不仅仅关有一定级别的官员，也有级别较低但是涉及国家安全的官员关在里面，比如说有的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把国家的军工信息泄露了，关在里面;有的是核心的军工部门的，一些科级干部甚至是档案员都关在里面。
　　大部分贪官年老体弱，监狱对他们在管理上相对会比较宽松。他们逃跑的可能性是没有的，电网不是摆设。这些曾是那么高级别的官员，落马判刑后一落千丈，心理落差比江洋大盗入狱大得多。对他们的管理，主要是防止自杀。在法律执行上，减刑假释、保外就医这些方面，是严于普通犯人的。所以说总体上是宽严相济的。

做好罪犯离监探亲工作

最重要的是前期甄别

　　今年全国27个省（区、市）311所监狱批准999名罪犯春节离监探亲，对于这个措施，我是点赞的。这个措施有利于这部分罪犯改造，同时也有利于他们和家人团聚，稳定家里人的情绪，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
　　据我所知，这999名罪犯中，很大一部分家里都有老人病人残疾人，这些人的家属不方便探监，所以让他们回家探亲实际上是方便了他们亲属中特殊的群体。在春节这样一个中国的传统节日，让他们回去，起了一个很好的社会效果，也有很好的法律效果。
　　对这些罪犯来说，他们由此感激政府，积极改造，对其他的罪犯来说他们就是榜样，只要改造表现好，以后也会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这些罪犯是经过严格的挑选的，肯定是表现很好的，不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的。从将近150多万名罪犯中间挑900多人，占的比例是很小的，但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之前，这项举措曾经停止，主要是怕安全上出问题。司法部长张军就任以后，经过仔细甄别，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进去了，实践证明也没有问题，999名罪犯都回监了。这也说明，张军部长敢于担当。
　　具体该如何保证离监探亲的罪犯回监，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前期的甄别环节要做好。另外，也要对罪犯本人和他的家属的思想工作都做好。这样一来就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

提高假释比例 有利于罪犯回归社会

　　张军部长提到，以后要大幅提升可假释罪犯的比例，这个观点的提出实际上是由来已久。我在司法部分管监狱工作的时候，就曾经在很多场合呼吁过提高假释比例。
　　现在条件更加成熟了。罪犯假释了以后可以纳入到社区矫正系统。我们的社区矫正现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的机构健全、人员充实、专业人员配备合理，已经实行了十多年，这个条件很具备了。社区矫正系统完全有能力接收更多的假释人员，管理改造更多假释人员，这样就能减轻监狱的压力。
　　这方面的好处直接来说，就是降低我们的行刑成本。对监狱管理，国家财政要进行大量投入。每一个监区的床位投资要若干万，发达地区达到数十万，边远地区也要三五万。另外，还有工作人员费用、免费提供的食宿费用等等，平均下来一个罪犯一年花费也要好几万。
　　除了降低行刑成本之外，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罪犯回归社会。我们国家是实行教育改造罪犯的方针，不是单纯的惩罚罪犯，而是要把他改造成对社会有用的合格公民。
　　我们的刑罚的目的不是单纯的惩罚。惩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通过惩罚和教育相结合，把罪犯改造成为合格的公民。假释有利于罪犯回归社会，因为通过假释，他可以有条件地提前回到社会。
　　我们统计，罪犯刑满以后重新犯罪，最高的发生率是在刑满以后的一年之内。这是因为很多罪犯被关了几年后，对社会完全陌生，不适应社会。这样一来往往就铤而走险，为了生存又重新犯罪。
　　怎么让他们更好更快地重新适应社会？假释就是这样一个制度。假释不是没人管了，而是有人管的，有人管他的同时也有人在帮他。社区矫正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教育他管理他，同时帮扶他。比如说，我们设有中途站，对于假释人员，如果是无固定住所、无直系亲属、无工作单位的三无人员，我们可以提供免费食宿，并且帮他寻找工作，帮他们度过出狱后最困难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提高假释比例更大的意义在于帮罪犯回归社会。这个社会成本的降低比行刑成本的降低，意义更重大。
　　（余芷君荐自《广州文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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