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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北魏，
这里是平城，
这里是大同。
这里是聚合，
这里是繁盛，
这里是熔融。
世纪的大同民族融合，成就繁华都市
平城大同，自北魏道武帝拓跋圭于天兴元年七月定都，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迁都，作为都城达97年之久，前后經历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共六位皇帝的开拓建设，吸引了诸多来自不同地区的汉人、北方少数族人群，以及欧亚其他地区的域外人士在此生活。因此，五世纪的大同民族汇聚，胡汉杂居，冠盖云集，人口繁兹。
平城地面的城墙、宫殿建筑和地下靡费巨资装饰有壁画、配置有漆棺和成套精致的墓俑的墓葬，都揭示了平城作为各民族共同家乡的复杂社会结构，以及作为当时中国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亚洲地区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的繁荣景象。
多年来，有关北魏平城的历史学、考古学、文物学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各级各类学术论文、专著、报告从多个视角诠释、还原了北魏平城时代的社会历史和人文精神，基于北魏平城文化的旅游和文创开发也取得了长足进步。第一届“北魏平城的身份塑造和传统聚合”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举办，将北魏平城时代的学术研究推向了又一个新高度，激荡起新的思维，更使参会的专家学者从中开拓视野、增进交流、碰撞出学术的火花。
多维度解析北魏平城文化和历史风貌
作为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精英所建立的政权，北魏不仅成功地采用了中国的治国方略，并且整合了中国各地区人口以及生活在其统治下的不同民族的技能和经验，使得5世纪的首都平城从一个偏远边境驻军之地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文化熔炉。
在“传统与文化”专题发言中，维也纳大学倪克鲁教授认为，平城的人口具有高度发达的丧葬文化，墓葬在建筑，布局，大小和配置方面显示出明显的多样性，说明其丰富的文化来源。地上建筑保留得较少，但中国式的宫殿和寺庙与游牧民族的帐篷曾经共同存在于城市地面之上这一事实却是越来越清楚。不仅是各种传统的交汇点，平城更见证了创新文化的形成，对中国随后几个世纪的文化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倪克鲁教授还就北魏文化创造的动力，是什么因素促使其进行前所未有的文化融合，并且留下的文化遗产能在其王朝崩溃后仍然影响深远方面进行了探讨。他把平城的讨论置于更广泛的欧亚视角，并将其与欧亚历史上其他类似社会的背景相联系。
同时，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庆捷就《大魏与大代》、山西大同大学教授廉慧斌就《北魏平城时代的文化贡献》、大同市博物副馆长曹臣明就《北魏时期平城与定州之间交通的变化与确定》进行了学术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李梅田教授对北魏遗存方山永固陵的研究深入而详实，他以《方山陵园的空间设计与石刻工艺：从宦官王遇的经历看北魏平城的匠作交流》为题，从学术的角度诠释了将陵庙、佛寺与墓葬结合的冯太后方山永固陵。
云冈石窟是北魏皇家石窟，对云冈石窟的研究历来是专家学者重点关注的对象。研讨会上，慕尼黑大学讲师宋馨就《平城制造：大同出土的北魏漆器》，云冈石窟研究院研究馆员王雁卿就《云冈石窟雕刻的尖顶帽》、山西大同大学讲师王志芳就《云冈石窟历史遗迹调查与研究》、大同市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志忠就《大同北魏墓葬房型椁研究》等主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展现了5世纪时期北魏文化交流、融合的时代特征，探讨北魏平城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联系。
北魏平城在5世纪发展成为一个文化多元化的大都市，其位于东西及南北主要贸易交汇处的战略位置，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不断涌入，产生了文化大融合，吸引了众多国外专家学者对北魏文化的研究。参加此次国际研讨会的国外学者分别来自于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明斯特大学和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同时，国外学者也带来了对北魏墓葬文化、漆器文化、纹饰艺术等研究成果进行交流探讨。
大同市博物馆在全国北魏文物最丰富
方山永固陵位于大同城北25公里处，与长城相邻，在南部山顶上，有北魏冯太后墓——永固陵。北魏时期，这里曾经建有灵泉宫和灵泉池，是规模较大的皇家行宫。
整个墓室坐北向南，里面设有墓道、前室、雨道、主室等砖砌部分，建筑规模宏大，造型装饰美观，显示了当时高超的建筑艺术。陵址面积为2平方公里。主要包括文明皇后冯氏陵墓一“永固陵”及陵庙“永固堂”、孝文帝虚宫“万年堂”、陵园门阙基址、“思远浮屠”遗址、灵泉宫池遗址以及登山的御道等遗迹。永固陵地表有高大的封土，墓室由墓道、前室、过道和主室组成。永固陵陵园按中轴线规划布局，特别是陵园与佛寺相结合，在历代帝陵中很有特色。永固陵是目前唯一能够确认的北魏平城时代皇家陵园遗址，对于研究北魏时期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李梅田教授在接受山西晚报记者采访时对大同市积极支持北魏文化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北魏王朝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开启了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1600多年后，大同市的城市建设同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北魏文化的研究与交流将会多维度，深刻展现北魏历史文化，丰富其文化内涵，促进文化旅游事业的共同发展！大同作为魏都平城，可以说是全国北魏时期文物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尤其是大同博物馆的馆藏北魏文物也是最丰富的博物馆，大同博物馆为北魏历史文化研究做出很大贡献！”
维也纳大学倪克鲁教授一口流利的汉语令人印象深刻。他说：“平城大同见证了创新文化的形成，成功采用了中国的治国方略，整合了中国各地区人口以及生活在其统治下的不同民族的技能和经验，使得5世纪的首都平城从一个偏远边境驻军之地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文化熔炉，北魏文化的魅力确实令人神往！即将实地参观方山永固陵，有幸能够看到1600年前的历史遗存，非常令人向往！” 链接：
大魏与大代张庆捷
鲜卑拓跋部建国后，初称“代”，后又为“魏”。《魏书》里记载“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就是指鲜卑拓跋部使用“魏”取代“代”作为国号，本意是传达一种拓跋源于华夏，继承的是正统的文化观。但是在更改国号后，并没有去除“代”的使用，而是出现“大魏”与“大代”两国号并用的现象，如瓦当有“大代万岁”，也有“大魏万岁”。碑刻墓志中有的称“大魏”，有的称“大代”。使读者深感迷惑。
张庆捷研究员从几个层面展开，一是探讨北魏时期双国号产生的过程，即探索拓跋珪为何由代改为魏？二是探讨改魏以后，为何又频频使用大代旧词，甚至使用频率非常频繁，表面上看，甚至超过大魏。三是探讨拓跋珪以后，利用正史、碑刻和出土考古资料，考察大魏和大代国号的使用场合、范围和时段演变等。四是分析为何北魏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何影响？为何辽和元也出现双国号并行。如契丹与辽，蒙古国与元。
北魏六镇军政地位的考古学观察摘要魏坚
北魏迁都平城以后，为应对柔然侵袭而在阴山以北依次设立了六处军镇，对“北魏六镇”具体位置的考古学调查和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许多模糊不清的认识正在逐渐廓清。据魏教授近年来的田野调查工作，梳理各家之说，认为清人沈垚《落帆楼文集》所言可信，六镇自西向东排列应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
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北魏六镇展开了较多的调查工作，但截至目前只有李逸友先生《中国北方长城考述》一文综合探讨了六镇城址各自的位置，认为乌拉特前旗根子场古城为北魏晚期沃野镇，固阳县城圐圙古城为怀朔镇，武川县二份子古城为武川镇，四子王旗乌兰花土城子古城为抚冥镇，尚义县哈拉沟古城为柔玄镇，察右后旗白音察干古城为怀荒镇。其中除了怀荒镇作者认为应在河北省张北县以外，其余观点均可以认可，但亦有学者对武川及柔玄镇位置所在持不同意见。
基于北魏六鎮在北朝至隋唐考古与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存在诸多尚未厘清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于2014年以来，多次组队对根子场古城、城圐圙古城、二份子古城、乌兰花古城和哈拉沟古城，以及与六镇有关的北魏城址进行了系列考古调查。
北魏自立朝以来，便在北部边境建镇置戍，屯兵驻守。六镇不仅和北方长城共同构成了北魏王朝抵御异族的防线，而且也是北魏军队主力驻扎的主要地区之一，更是连接漠北与中原的关要所在。考古调查可知，六镇的布列，最西有沃野镇控制从狼山的鸡鹿塞、高阙塞的南下之路，最东有怀荒镇扼守阴山尾闾的交通要道，武川镇和怀朔镇则分别位于平城出塞北的咽喉要道“白道”和“稒阳道”之上。在整个北魏前中期，六镇的地位极其重要。
北魏六镇设立伊始，分别处于东部与西部三镇之中间的柔玄镇与怀朔镇即成为东西两个中心城址，其后分别节制东三镇与西三镇，使得北魏六镇军事防御体系形成一个“双核”结构。尽管北魏六镇沿着阴山布列，但其实是一个有层次、有等级的军镇体系。这种体系的形成是由地理因素、设置早晚、对柔然的军事态势变化等原因造成的，从中也能反映出北魏统治者对防御体系的设计思路的不断完善。基于此，怀朔镇古城、克里孟古城、哈拉沟古城及其与其他城址的关系，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平城时期的装饰考察——重读里格尔朱青生
关于平城时期的图像，已经陆续出现了一批材料，整理正在进行，在考古学家和博物馆专家的报告中，我们已经有可能对于其中的一个问题，即装饰问题，进行研究。过去在讨论墓葬问题时，我们强调用4种并置的功能（神祇-符箓-叙事-装饰）来解释图像问题，在提出的“三条半理论”中，其中的“半”条理论就是指的装饰。装饰的“半”条归纳并不是认为此事简单，而是对于这个复杂问题先置之于模糊的肯定。
借助这次与维也纳大学共同研究平城的机会，我们也回到对维也纳学派的里格尔的重读，对其关于装饰问题的讨论和理论再度进行关注。在里格尔看来，装饰的图案并不能直接根据现实中存在的事物进行直接的描绘和叙述，因为装饰形态必然包含一种特殊的成形和流变、传播的过程。虽然这个理论已经提出了120年（1890-91发表报告，《风格问题》1893成书），但是在新的历史框架中重新来讨论装饰的时候，有些问题值得再度思考，也借此机会就便向维也纳的同事请教和印证。
当时，里格尔《风格问题》在装饰问题上针对两个方法论进行了批判。……里格尔的装饰理论对我们研究平城装饰有启发和借鉴作用，而且（从批判的角度来看）也有一定的方法论的意义。……装饰，其实具有6种功能（此为选择装饰作为三年的研究重点所在，将陆续展开）。目前我们对平城装饰数据的搜集和清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预备从大同会议（三年项目的第一次会合）开始不断推进这样的工作，试图对每一种重要的装饰图案，首先搞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是一个什么样的器物（器），然后再来讨论每种重要装饰图案各自在画面整体中间的作用，代入上述6种功能之中，以确定这个图案在此处起到哪一种（或哪几种）装饰作用，使得装饰图案与图像共同生成完整和丰富的意义，而这些意义如果缺少装饰部分难于形成（事）；第三步则来分析装饰本身所具有的独立自足的作用和意义（义），深化其作为形相学组成部分的装饰理论本身。
北魏平城与定州之间的交通变化曹臣明
北魏平城与定州（北魏前称中山）之间的交通道路，是平城地区联接冀州或定州等中原地区的经济大动脉和重要军事通道。这条通道从很早的战国赵武灵王时期就已经开辟，但由于目的地不同而导致中山距离平城的路程，在早晚时期截然不同。比如在汉代、三国、直到十六国时期，仍一直是从中山出发，以代（今河北蔚县）为主要目的地，其间的道路，那时在西北面的通道主要经过飞狐口，即使在北魏初期，也还是如此。 随着北魏迁都平城，目的地变为从定州出发到达都城平城。为了缩短两地距离，在道武帝、太武帝、孝文帝时期，期间的道路从经过飞狐口开始，向西逐渐变为经过石门关、沙泉道、灵丘道等四条道路、三次改变，中间的途经地由东向西变化，逐渐距离缩短，最终确定了“定州大道”的最短捷径。
这条道路东端起点道路较多；西端改变了绕道今浑源西、应县（如繁畤郡）的道路，而改为直接从今浑源北面穿山谷直达平城的道路。定州大道的东端，有从定州中山出发、沿滱水（今唐河）经过倒马关的道路；有从易县出发，向西经广昌（今来源县）的道路，这两条道是比较平坦的道路。另外在二者之间，还存在一条从郎山（今狼牙山）西侧徐水附近出发，向西翻山越过五回岭（或称广昌岭）、取近道直达广昌（今来源县）的险道，这条道路是非常时期出其不意时的近道。经过实地调查发现，这些地点确实有如加以修缮、便可通行的地理交通条件，与文献记载较为吻合。尤其是发现在“灵丘道”所途经的灵丘、浑源两地山谷间仍然保存着古老的栈道孔遗迹，是研究北朝时期通工程的重要资料。定州大道是北魏以平城为中心，向东拓展修筑的一条通向定州、冀州的最捷径的交通大道，它改变了之前以“代”为目的地的道路格局。
平城北魏墓葬的文化构成韦正
平城本为边陲小城，拓跋鲜卑本为漠北游牧民族。平城成为北魏首都，拓跋鲜卑成为北魏主要统治集团后，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大量其他民族、地区乃至域外文化。这些行为部分外化为物质形态，并通过墓葬遗留至今。平城北魏墓葬可分为平民墓葬和贵族墓葬两大类。平民墓葬以部族文化为主要成分。贵族墓葬以经过改造的汉文化、外来文化为主要成分。北魏國家对墓葬文化有所介入，在平民墓葬方面表现为移风易俗，在贵族墓葬方面表现为推行等级制。
平城平民墓葬以大同南郊北魏墓群为代表，由若干家族墓地构成，墓葬排列有序，规模差距不大，少数墓葬出土高级奢侈品，体现出与其他平民的经济或身份差异，但仍然葬于同一墓地之中，显示出拓跋鲜卑部族组织的潜在影响。单棺双人合葬墓、殉牲等现象的减少是移风易俗的体现。贵族阶层存在家族墓地，没有发现大同南郊那样“族坟墓”性质的墓群。从平城时代的早期开始，贵族墓葬中的鲜卑文化就不够彰显，反而是汉文化、外来文化因素十分突出，但这些汉文化、外来文化因素当不完全是其本意，而是经过了拓跋鲜卑的选择和解读。随着北魏皇权的加强和国家管理水平的提高，贵族墓葬也开始进入北魏政权的视野之中，成为皇权与贵族之间身份认定的一种“契约”手段。
从宦官王遇的经历看北魏平城的匠作交流李梅田
冯太后的方山永固陵是一座将陵庙、佛寺与墓葬结合的陵园，永固堂是供奉冯氏神主的陵庙，是对东汉石殿制度的复古，思远佛寺是一座以塔为中心的寺院。这种多功能的空间设计既有对中原传统礼制的复古，也表达了北魏皇室的佛教信仰。永固堂和冯氏墓室的石刻与平城其他墓葬和佛教遗址所见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表明平城不同类型的建筑可能共享了某些石刻粉本。
研究认为，方山陵园和平城的许多宫殿、佛寺与造像都是由宦官王遇督造的，出身于关中豪族，先后受到文成帝、冯太后和宣武帝宠信的王遇，是北魏平城最重要的工匠首领，他的建造活动可能导致了空间设计与石刻工艺在不同建筑中的共享，形成了生活空间、宗教空间与丧葬空间的彼此渗透。
大像有形：从中亚到云冈陈晓露
大像的创造是佛教神圣化过程中的产物。早期佛教的崇拜中心是佛塔而非佛像。佛像最初出现于佛塔的装饰浮雕中，后来成为向佛塔的供奉物，均为佛塔的附属。公元4-5世纪左右，佛像的规模逐渐增大，并且逐渐获得了独立、神圣的地位，与佛塔一并成为了信徒礼拜的对象。
我们可以在犍陀罗佛教造像中清晰地看到这一发展过程。就中亚地区目前的发现来说，希腊化古城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中曾发现波斯风格建筑的神庙，其中出土有大理石质的希腊式手足残片，推测原为高约6米的宙斯神像，身躯可能是泥塑；苏尔赫科塔尔（Surkh Kotal）遗址也曾发现大型泥塑残片，据推测为贵霜时期佛寺。由此看来，建造大像的传统可能来自西方，波斯艺术中宣扬帝王权威的主题和希腊艺术中的偶像崇拜观念可能都对大佛像的出现产生过一定影响。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公元4世纪西域龟兹地区流行体量巨大的大型立像和规模宏伟的大像窟，这应与中亚地区建造大型佛像的趋势是一致的。文献提到龟兹“王宫雕镂立佛形象”，说明龟兹造像带有一定政治宣传含义。北魏云冈石窟大像窟的修造无疑是受到龟兹影响，但龟兹以大立像为主，云冈则是立像坐佛兼有，二者的造像技法也存在差异，龟兹为木胎泥塑，云冈则是以山体凿刻。西域鄯善地区亦发现有泥塑大型坐佛像，可能是连接二者渊源关系的纽带。
这里是平城，
这里是大同。
这里是聚合，
这里是繁盛，
这里是熔融。
世纪的大同民族融合，成就繁华都市
平城大同，自北魏道武帝拓跋圭于天兴元年七月定都，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迁都，作为都城达97年之久，前后經历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共六位皇帝的开拓建设，吸引了诸多来自不同地区的汉人、北方少数族人群，以及欧亚其他地区的域外人士在此生活。因此，五世纪的大同民族汇聚，胡汉杂居，冠盖云集，人口繁兹。
平城地面的城墙、宫殿建筑和地下靡费巨资装饰有壁画、配置有漆棺和成套精致的墓俑的墓葬，都揭示了平城作为各民族共同家乡的复杂社会结构，以及作为当时中国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亚洲地区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的繁荣景象。
多年来，有关北魏平城的历史学、考古学、文物学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各级各类学术论文、专著、报告从多个视角诠释、还原了北魏平城时代的社会历史和人文精神，基于北魏平城文化的旅游和文创开发也取得了长足进步。第一届“北魏平城的身份塑造和传统聚合”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举办，将北魏平城时代的学术研究推向了又一个新高度，激荡起新的思维，更使参会的专家学者从中开拓视野、增进交流、碰撞出学术的火花。
多维度解析北魏平城文化和历史风貌
作为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精英所建立的政权，北魏不仅成功地采用了中国的治国方略，并且整合了中国各地区人口以及生活在其统治下的不同民族的技能和经验，使得5世纪的首都平城从一个偏远边境驻军之地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文化熔炉。
在“传统与文化”专题发言中，维也纳大学倪克鲁教授认为，平城的人口具有高度发达的丧葬文化，墓葬在建筑，布局，大小和配置方面显示出明显的多样性，说明其丰富的文化来源。地上建筑保留得较少，但中国式的宫殿和寺庙与游牧民族的帐篷曾经共同存在于城市地面之上这一事实却是越来越清楚。不仅是各种传统的交汇点，平城更见证了创新文化的形成，对中国随后几个世纪的文化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倪克鲁教授还就北魏文化创造的动力，是什么因素促使其进行前所未有的文化融合，并且留下的文化遗产能在其王朝崩溃后仍然影响深远方面进行了探讨。他把平城的讨论置于更广泛的欧亚视角，并将其与欧亚历史上其他类似社会的背景相联系。
同时，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庆捷就《大魏与大代》、山西大同大学教授廉慧斌就《北魏平城时代的文化贡献》、大同市博物副馆长曹臣明就《北魏时期平城与定州之间交通的变化与确定》进行了学术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李梅田教授对北魏遗存方山永固陵的研究深入而详实，他以《方山陵园的空间设计与石刻工艺：从宦官王遇的经历看北魏平城的匠作交流》为题，从学术的角度诠释了将陵庙、佛寺与墓葬结合的冯太后方山永固陵。
云冈石窟是北魏皇家石窟，对云冈石窟的研究历来是专家学者重点关注的对象。研讨会上，慕尼黑大学讲师宋馨就《平城制造：大同出土的北魏漆器》，云冈石窟研究院研究馆员王雁卿就《云冈石窟雕刻的尖顶帽》、山西大同大学讲师王志芳就《云冈石窟历史遗迹调查与研究》、大同市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志忠就《大同北魏墓葬房型椁研究》等主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展现了5世纪时期北魏文化交流、融合的时代特征，探讨北魏平城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联系。
北魏平城在5世纪发展成为一个文化多元化的大都市，其位于东西及南北主要贸易交汇处的战略位置，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不断涌入，产生了文化大融合，吸引了众多国外专家学者对北魏文化的研究。参加此次国际研讨会的国外学者分别来自于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明斯特大学和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同时，国外学者也带来了对北魏墓葬文化、漆器文化、纹饰艺术等研究成果进行交流探讨。
大同市博物馆在全国北魏文物最丰富
方山永固陵位于大同城北25公里处，与长城相邻，在南部山顶上，有北魏冯太后墓——永固陵。北魏时期，这里曾经建有灵泉宫和灵泉池，是规模较大的皇家行宫。
整个墓室坐北向南，里面设有墓道、前室、雨道、主室等砖砌部分，建筑规模宏大，造型装饰美观，显示了当时高超的建筑艺术。陵址面积为2平方公里。主要包括文明皇后冯氏陵墓一“永固陵”及陵庙“永固堂”、孝文帝虚宫“万年堂”、陵园门阙基址、“思远浮屠”遗址、灵泉宫池遗址以及登山的御道等遗迹。永固陵地表有高大的封土，墓室由墓道、前室、过道和主室组成。永固陵陵园按中轴线规划布局，特别是陵园与佛寺相结合，在历代帝陵中很有特色。永固陵是目前唯一能够确认的北魏平城时代皇家陵园遗址，对于研究北魏时期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李梅田教授在接受山西晚报记者采访时对大同市积极支持北魏文化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北魏王朝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开启了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1600多年后，大同市的城市建设同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北魏文化的研究与交流将会多维度，深刻展现北魏历史文化，丰富其文化内涵，促进文化旅游事业的共同发展！大同作为魏都平城，可以说是全国北魏时期文物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尤其是大同博物馆的馆藏北魏文物也是最丰富的博物馆，大同博物馆为北魏历史文化研究做出很大贡献！”
维也纳大学倪克鲁教授一口流利的汉语令人印象深刻。他说：“平城大同见证了创新文化的形成，成功采用了中国的治国方略，整合了中国各地区人口以及生活在其统治下的不同民族的技能和经验，使得5世纪的首都平城从一个偏远边境驻军之地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文化熔炉，北魏文化的魅力确实令人神往！即将实地参观方山永固陵，有幸能够看到1600年前的历史遗存，非常令人向往！” 链接：
大魏与大代张庆捷
鲜卑拓跋部建国后，初称“代”，后又为“魏”。《魏书》里记载“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就是指鲜卑拓跋部使用“魏”取代“代”作为国号，本意是传达一种拓跋源于华夏，继承的是正统的文化观。但是在更改国号后，并没有去除“代”的使用，而是出现“大魏”与“大代”两国号并用的现象，如瓦当有“大代万岁”，也有“大魏万岁”。碑刻墓志中有的称“大魏”，有的称“大代”。使读者深感迷惑。
张庆捷研究员从几个层面展开，一是探讨北魏时期双国号产生的过程，即探索拓跋珪为何由代改为魏？二是探讨改魏以后，为何又频频使用大代旧词，甚至使用频率非常频繁，表面上看，甚至超过大魏。三是探讨拓跋珪以后，利用正史、碑刻和出土考古资料，考察大魏和大代国号的使用场合、范围和时段演变等。四是分析为何北魏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何影响？为何辽和元也出现双国号并行。如契丹与辽，蒙古国与元。
北魏六镇军政地位的考古学观察摘要魏坚
北魏迁都平城以后，为应对柔然侵袭而在阴山以北依次设立了六处军镇，对“北魏六镇”具体位置的考古学调查和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许多模糊不清的认识正在逐渐廓清。据魏教授近年来的田野调查工作，梳理各家之说，认为清人沈垚《落帆楼文集》所言可信，六镇自西向东排列应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
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北魏六镇展开了较多的调查工作，但截至目前只有李逸友先生《中国北方长城考述》一文综合探讨了六镇城址各自的位置，认为乌拉特前旗根子场古城为北魏晚期沃野镇，固阳县城圐圙古城为怀朔镇，武川县二份子古城为武川镇，四子王旗乌兰花土城子古城为抚冥镇，尚义县哈拉沟古城为柔玄镇，察右后旗白音察干古城为怀荒镇。其中除了怀荒镇作者认为应在河北省张北县以外，其余观点均可以认可，但亦有学者对武川及柔玄镇位置所在持不同意见。
基于北魏六鎮在北朝至隋唐考古与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存在诸多尚未厘清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于2014年以来，多次组队对根子场古城、城圐圙古城、二份子古城、乌兰花古城和哈拉沟古城，以及与六镇有关的北魏城址进行了系列考古调查。
北魏自立朝以来，便在北部边境建镇置戍，屯兵驻守。六镇不仅和北方长城共同构成了北魏王朝抵御异族的防线，而且也是北魏军队主力驻扎的主要地区之一，更是连接漠北与中原的关要所在。考古调查可知，六镇的布列，最西有沃野镇控制从狼山的鸡鹿塞、高阙塞的南下之路，最东有怀荒镇扼守阴山尾闾的交通要道，武川镇和怀朔镇则分别位于平城出塞北的咽喉要道“白道”和“稒阳道”之上。在整个北魏前中期，六镇的地位极其重要。
北魏六镇设立伊始，分别处于东部与西部三镇之中间的柔玄镇与怀朔镇即成为东西两个中心城址，其后分别节制东三镇与西三镇，使得北魏六镇军事防御体系形成一个“双核”结构。尽管北魏六镇沿着阴山布列，但其实是一个有层次、有等级的军镇体系。这种体系的形成是由地理因素、设置早晚、对柔然的军事态势变化等原因造成的，从中也能反映出北魏统治者对防御体系的设计思路的不断完善。基于此，怀朔镇古城、克里孟古城、哈拉沟古城及其与其他城址的关系，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平城时期的装饰考察——重读里格尔朱青生
关于平城时期的图像，已经陆续出现了一批材料，整理正在进行，在考古学家和博物馆专家的报告中，我们已经有可能对于其中的一个问题，即装饰问题，进行研究。过去在讨论墓葬问题时，我们强调用4种并置的功能（神祇-符箓-叙事-装饰）来解释图像问题，在提出的“三条半理论”中，其中的“半”条理论就是指的装饰。装饰的“半”条归纳并不是认为此事简单，而是对于这个复杂问题先置之于模糊的肯定。
借助这次与维也纳大学共同研究平城的机会，我们也回到对维也纳学派的里格尔的重读，对其关于装饰问题的讨论和理论再度进行关注。在里格尔看来，装饰的图案并不能直接根据现实中存在的事物进行直接的描绘和叙述，因为装饰形态必然包含一种特殊的成形和流变、传播的过程。虽然这个理论已经提出了120年（1890-91发表报告，《风格问题》1893成书），但是在新的历史框架中重新来讨论装饰的时候，有些问题值得再度思考，也借此机会就便向维也纳的同事请教和印证。
当时，里格尔《风格问题》在装饰问题上针对两个方法论进行了批判。……里格尔的装饰理论对我们研究平城装饰有启发和借鉴作用，而且（从批判的角度来看）也有一定的方法论的意义。……装饰，其实具有6种功能（此为选择装饰作为三年的研究重点所在，将陆续展开）。目前我们对平城装饰数据的搜集和清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预备从大同会议（三年项目的第一次会合）开始不断推进这样的工作，试图对每一种重要的装饰图案，首先搞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是一个什么样的器物（器），然后再来讨论每种重要装饰图案各自在画面整体中间的作用，代入上述6种功能之中，以确定这个图案在此处起到哪一种（或哪几种）装饰作用，使得装饰图案与图像共同生成完整和丰富的意义，而这些意义如果缺少装饰部分难于形成（事）；第三步则来分析装饰本身所具有的独立自足的作用和意义（义），深化其作为形相学组成部分的装饰理论本身。
北魏平城与定州之间的交通变化曹臣明
北魏平城与定州（北魏前称中山）之间的交通道路，是平城地区联接冀州或定州等中原地区的经济大动脉和重要军事通道。这条通道从很早的战国赵武灵王时期就已经开辟，但由于目的地不同而导致中山距离平城的路程，在早晚时期截然不同。比如在汉代、三国、直到十六国时期，仍一直是从中山出发，以代（今河北蔚县）为主要目的地，其间的道路，那时在西北面的通道主要经过飞狐口，即使在北魏初期，也还是如此。 随着北魏迁都平城，目的地变为从定州出发到达都城平城。为了缩短两地距离，在道武帝、太武帝、孝文帝时期，期间的道路从经过飞狐口开始，向西逐渐变为经过石门关、沙泉道、灵丘道等四条道路、三次改变，中间的途经地由东向西变化，逐渐距离缩短，最终确定了“定州大道”的最短捷径。
这条道路东端起点道路较多；西端改变了绕道今浑源西、应县（如繁畤郡）的道路，而改为直接从今浑源北面穿山谷直达平城的道路。定州大道的东端，有从定州中山出发、沿滱水（今唐河）经过倒马关的道路；有从易县出发，向西经广昌（今来源县）的道路，这两条道是比较平坦的道路。另外在二者之间，还存在一条从郎山（今狼牙山）西侧徐水附近出发，向西翻山越过五回岭（或称广昌岭）、取近道直达广昌（今来源县）的险道，这条道路是非常时期出其不意时的近道。经过实地调查发现，这些地点确实有如加以修缮、便可通行的地理交通条件，与文献记载较为吻合。尤其是发现在“灵丘道”所途经的灵丘、浑源两地山谷间仍然保存着古老的栈道孔遗迹，是研究北朝时期通工程的重要资料。定州大道是北魏以平城为中心，向东拓展修筑的一条通向定州、冀州的最捷径的交通大道，它改变了之前以“代”为目的地的道路格局。
平城北魏墓葬的文化构成韦正
平城本为边陲小城，拓跋鲜卑本为漠北游牧民族。平城成为北魏首都，拓跋鲜卑成为北魏主要统治集团后，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大量其他民族、地区乃至域外文化。这些行为部分外化为物质形态，并通过墓葬遗留至今。平城北魏墓葬可分为平民墓葬和贵族墓葬两大类。平民墓葬以部族文化为主要成分。贵族墓葬以经过改造的汉文化、外来文化为主要成分。北魏國家对墓葬文化有所介入，在平民墓葬方面表现为移风易俗，在贵族墓葬方面表现为推行等级制。
平城平民墓葬以大同南郊北魏墓群为代表，由若干家族墓地构成，墓葬排列有序，规模差距不大，少数墓葬出土高级奢侈品，体现出与其他平民的经济或身份差异，但仍然葬于同一墓地之中，显示出拓跋鲜卑部族组织的潜在影响。单棺双人合葬墓、殉牲等现象的减少是移风易俗的体现。贵族阶层存在家族墓地，没有发现大同南郊那样“族坟墓”性质的墓群。从平城时代的早期开始，贵族墓葬中的鲜卑文化就不够彰显，反而是汉文化、外来文化因素十分突出，但这些汉文化、外来文化因素当不完全是其本意，而是经过了拓跋鲜卑的选择和解读。随着北魏皇权的加强和国家管理水平的提高，贵族墓葬也开始进入北魏政权的视野之中，成为皇权与贵族之间身份认定的一种“契约”手段。
从宦官王遇的经历看北魏平城的匠作交流李梅田
冯太后的方山永固陵是一座将陵庙、佛寺与墓葬结合的陵园，永固堂是供奉冯氏神主的陵庙，是对东汉石殿制度的复古，思远佛寺是一座以塔为中心的寺院。这种多功能的空间设计既有对中原传统礼制的复古，也表达了北魏皇室的佛教信仰。永固堂和冯氏墓室的石刻与平城其他墓葬和佛教遗址所见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表明平城不同类型的建筑可能共享了某些石刻粉本。
研究认为，方山陵园和平城的许多宫殿、佛寺与造像都是由宦官王遇督造的，出身于关中豪族，先后受到文成帝、冯太后和宣武帝宠信的王遇，是北魏平城最重要的工匠首领，他的建造活动可能导致了空间设计与石刻工艺在不同建筑中的共享，形成了生活空间、宗教空间与丧葬空间的彼此渗透。
大像有形：从中亚到云冈陈晓露
大像的创造是佛教神圣化过程中的产物。早期佛教的崇拜中心是佛塔而非佛像。佛像最初出现于佛塔的装饰浮雕中，后来成为向佛塔的供奉物，均为佛塔的附属。公元4-5世纪左右，佛像的规模逐渐增大，并且逐渐获得了独立、神圣的地位，与佛塔一并成为了信徒礼拜的对象。
我们可以在犍陀罗佛教造像中清晰地看到这一发展过程。就中亚地区目前的发现来说，希腊化古城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中曾发现波斯风格建筑的神庙，其中出土有大理石质的希腊式手足残片，推测原为高约6米的宙斯神像，身躯可能是泥塑；苏尔赫科塔尔（Surkh Kotal）遗址也曾发现大型泥塑残片，据推测为贵霜时期佛寺。由此看来，建造大像的传统可能来自西方，波斯艺术中宣扬帝王权威的主题和希腊艺术中的偶像崇拜观念可能都对大佛像的出现产生过一定影响。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公元4世纪西域龟兹地区流行体量巨大的大型立像和规模宏伟的大像窟，这应与中亚地区建造大型佛像的趋势是一致的。文献提到龟兹“王宫雕镂立佛形象”，说明龟兹造像带有一定政治宣传含义。北魏云冈石窟大像窟的修造无疑是受到龟兹影响，但龟兹以大立像为主，云冈则是立像坐佛兼有，二者的造像技法也存在差异，龟兹为木胎泥塑，云冈则是以山体凿刻。西域鄯善地区亦发现有泥塑大型坐佛像，可能是连接二者渊源关系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