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燕园，我很喜欢在无课的日子到静园走走，那里四季都有花开，充满生命力。更值得注意的是，静园的北侧伫立着北大革命烈士纪念碑，掩映在翠柏间。红色的大理石上刻着北京大学师生中从“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期间牺牲的八十三位烈士的名字。我每每静默许久，凝视这些名字，在静园的静谧中，我依旧能清晰地感触到不平静的，甚至是激昂热烈的红色革命的热情。从未熄灭的热源，透过石板，透过时光，成了静园、北大的红色生命力的源泉。我想，我必要继承北大精神，将红色的火种传递播散。
　　可使我困惑的是，在目下这个时代，若想要着力学术研究，我又能否以及该如何传承这份红色基因呢？
　　不日前，我看到“日葵杯”的征文信息，看到“北大烈士”的身份，这些突然将我的记忆与纪念碑上的“黄日葵”这一个名字联系起来了。在“李大钊”等熟悉的名字后，“黄日葵”三个字不免让人感到陌生，而我对他却是早有印象，因为我由这个名字想到了“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觉得这是个充满生气与热情的名字。想不到还是广西老乡！一时倍感亲切——初入北大，就如同嫁入忠烈名门的新妇，此前的功名荣耀都是“夫家的”，我虽将要与它荣辱与共，但始终带有敬畏感和距离感；而如今我竟找到了“娘家人”。如此契机，驱动着我去与“老乡”黄日葵“交谈”，去探寻他在北大的足迹，去感受血脉中流淌的红色基因。
　　深刻学习了黄日葵的事迹与精神，仔细阅读了《黄日葵文集》，我更切身地感受到他的爱国之心和革命意志，随即生出满心热血，久久不能平复。不消说，他英勇的革命事迹与形象已被许多人准确全面地刻画，我很难做得更好了，但我还有想说的，便是黄日葵解答了我的困惑：在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当下，对于手持笔杆、想要在学术上着力之人，我们该如何继承、运用并发扬红色革命精神。
　　从黄日葵的行事中能看到两个原则：有系统、不散漫。他参与李大钊秘密组织的马克思学术研究会，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有意识地协助李大钊召集引导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学习社会主义，统一思想；在各地他也始终配合中共的各项工作，坚定信念，帮助群众认清形势，投身革命。在学问上，他在《至黄玄》中提出要实行“生活革命”：“要将学问弄出个头绪，诸事要使它有一定的规则。” 实际上这正说明了做学问的基础要点所在：通过探究规律，将学问研究透彻。
　　进一步讲，学问研究、文学创作不会脱离、不应脱离革命精神。革命不仅是指形式上的推翻摆脱落后的、腐朽的事物，也在于其本质能让事物焕发新生命、展现新风象。在《黄日葵文集》中，能看到一个富有诗意才情的黄日葵，他的诗篇同样包含革命精神，一方面是能养成、充实、激发生命力的，另一方面是维护人权、反抗强暴的。正如他的自我评价，这才是“投合了人心和时代的需要”的诗风。这也正是黄日葵给我们进行创作、研究的启发：要有时代精神、要以人为本。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也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因此，新时代学问方面的红色革命，是革去无病呻吟的、闭门造车的落后局限的错误的认识，使知识的研究与应用符合人民意志、有益于时代。正如黄日葵在《文学的讨论》中写道：“愚意当目下这个时代，与其架空提倡什么主义（文学上的），不如换气一种切合，有益于现在人类社会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人心生了根，将来生发出来的苗芽——文学作品，自然有了它的主义了。”
　　也许，我们关注黄日葵最显著的事迹是他的革命实践，但他的革命精神与智慧随着对其文字的深入探究，愈发能看见其中的普遍適用性和持久的生命力。在《关于终身志业》中，他提到：“终身欲从事之事业：著述、教育，并以之为工具，求达人类社会改造之目的。”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黄日葵的智慧在革命战斗实践中得以出色展现；而当下他最初的意志依旧给我巨大的启发：以改造人类社会为目的，著述、研究都可以为工具。当下的红色革命，是实现中国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的是坚定“四个自信”，不可忽视的是其中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离不开学问之探索，文学之创作。值得一提的是，黄日葵特意附上“与我终身事业很有关系”的想法：“我的梦想是将都市村落化、村落都市化，故很欲从事农村的运动，尤其想调查广西农村和苗瑶各族的风土生活，因这里有很多的文学和历史材料。” 其中着重彰显了他对于家乡广西的热爱与信心，这不正是“文化自信”内涵之体现？充分肯定着广西自身的文化价值与文化生命力。
　　我想，若不是在燕园遇见黄日葵，若他不是“老乡”黄日葵，恐怕我无法有如此驱动力去深切感悟与学习他的事迹与意志，更遑论真正接住北大“五四精神”的当代接力棒。在他冥冥的指引下，我会坚定向前，努力成为新时代下的“革命”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