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环保风暴”力度不减。2月6日，国家环保总局向新闻界集中通报了近期发生的6起突发环境事件，环保总局负责人在指出环保工作面临“今后一段时期内，突发性环境事件的高发态势仍将继续存在”的严峻形势后，着重强调“建设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势在必行”。
　　正如环保总局负责人所言，加速进入重化工阶段的中国面临“布局性的环境隐患和结构性的环境风险”，确实在此时此刻走到了环境与发展的十字路口。因为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换帅仅两个月的国家环保总局再度掀起“环保风暴”，显示了中国政府持之以恒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
　　在传统工业化道路中，环境问题一开始都被各国当作繁荣的必然代价忍受下来。“先发展，后治理”是一个基本模式，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制定了数学模型，并得出结论称，只有人均产值达到5000美元左右，政府和企业才有财力去支付额外的环保费用。但中国却难以承受这样的代价，以她的入口和幅员，如果不能打破这种宿命，不辨昼夜的“雾都”、“光化学污染”、“水俣病”，这些曾经的悲剧都将以十倍、百倍的规模重演。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的中国决心走出一条“边发展，边治理”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幸运的是，在处理发展和环境的关系上，发展中国家具有真正的“后发优势”，前车之鉴如此惨痛，他们不用等到寂静的春天已经到来才幡然醒悟。在21世纪，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没有谁敢于公然站起来反对“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绿色GDP”这些有别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新路径。
　　一线环保工作者却不会因此而乐观，他们经常发现，在新世纪面临同样的阻力。上世纪末，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给环保名著、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所作序言中，详细描述了那些“从环境污染中获利的化工工业家们”，害怕公众获悉农药污染的真相，想尽办法攻击谩骂作者，阻止书籍出版。今天的“工业家”也许不会如此主动，但商业利益当前，他们仍有自己的办法。
　　据媒体报道，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1721名农民发起过一次世界上参与人数最多的民间自发环保诉讼，起诉福建省榕屏化工有限公司排放的废水废渣污染物超标，导致周围村民癌症发病率逐年上升，农民种植的毛竹、果树、花卉枯死，河流下游鱼虾绝迹。由于这家工厂的税收相当于屏南县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问题在当地一直得不到解决。
　　当选2005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的环境保护法专家王灿发教授前往调查时发现，这个化工厂确实装备有很先进的环保设备，但是只要开动，就要花很多钱，所以该厂基本不开。“巧”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前往屏南采访，制作了化工厂污染环境的节目。结果节目播出时，屏南县竟然全县“意外停电”，以致老百姓无法收看电视。
　　一边是赖以生存的家园，一边是工业时代的利润和财源，在已有几千年农业文明的中国，“工业家”面对的不是沉默的草原荒滩，而是祖祖辈辈栖居于此的农户，环保争议反而变得更加直观。国际主流环保立法思想认为，人们对环境的态度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环境立法的本质就是迫使资源开发者对全民进行补偿。一个国家环境保护力度如何，关键取决于持“居民”身份的人能否与持“工业家”身份的人拥有同样的决策建议权，这是保证强制性补偿机制得以建立的关键。得到地方政府支持的企业拥有全部话语权，环保就是一句空话，尽管他们也知道环保是应尽的义务，工厂必须装备环保设施。
　　正如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所言，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首要的是解决各级政府领导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国家环保总局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多制度创新，比如推出绿色GDP评估体系，采取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扣减环境和生态成本的办法来测算一个省区的真实发展状况。国家环保总局官员还透露，该局配合中组部完成了把环保指标纳入干部政绩考核的论证工作，正在一些省区开展试点。
　　另一方面，环保总局正在积极推动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是一项意义更为深远的工作。环境状况涉及当地群众的切身经济利益，群众监督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环保总局负责人使用了相当精确、非常具体的措辞来描述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必须“1小时内上报”、“要做到及时、准确、权威，积极争取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实行责任追究机制，严格执行‘五不放过’”。
　　尊重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在突发环境事件中“积极争取群众的理解与支持”，这种信任无疑会刺激起公众参与环保事务的积极性。归根到底，对一块土地的可持续发展最为关心的，是她的“居住者”，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将打破信息不对称，让明显的或是潜藏的环境污染无可遁形，成为普通“居住者”守望自己的家园、参与环保的好帮手。
　　把守望家园的责任交到那些最爱她的人手中，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