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立春早。过罢年，地里就化冻了。
　　正月初九，闲置几个月的打谷场上，又热闹开了。
　　多年的规矩，也为图个好彩头，每年这天，茹冈生产队就开大会，很庄重。
　　往年开会定“盘子”，要将这一年种庄稼的事儿，还有别的大事儿，凑到一块儿说道说道。这年的会要变样儿。
　　早早到场的社员，仨一群、五一伙，在悄悄议论着、争执着什么。
　　“咦，咋不见老‘木本队长’哩？”不知谁说了一声，弄得场上没声息，不少人皱起眉头，露出疑惑的眼神。
　　大半晌了，队长梁满囤才拖着两条腿，慢吞吞朝这边走来。
　　到場边老槐树下，他随手从干草垛上抓把草，垫在那块拴牛石上，一屁股坐下，抬眼扫视一圈，见大伙儿都眼巴巴地望着他。他咽口唾沫，定定神，想说话，但嘴巴张开了，嗓子却像堵了一团棉花，不知该咋开口。
　　“今儿这是咋了？”他挥拳捶了捶胸膛，想出口气儿，却觉得胸口越发堵得慌。
　　从二十多年前，任高级农业社社长起，他就稀罕领着大伙儿开会。别看他肚里墨水少，可往拴牛石前一站，就像戏里出将入相那角儿，精气神儿就来了，老理儿新词儿，一套套咕嘟咕嘟往外冒，农活儿铺派得也有章有法，他啥时候（尸从）过？
　　他望着眼前熟悉的场景，零乱的思绪就像初冬的雾，弥漫开来。
　　其实，他是不藏心眼儿的人。都当爷爷了，他还整天干整劳力的活儿，忙得脚不着地。就为这，队长这位子，像椿树胶一样粘住了他，想甩都甩不掉。每次选队长，他总满票当选，竟落个“木本队长”的绰号。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建队之初，队里没积蓄，三头老牛、一头瘸驴是全部家当。拴牛石前，他一跺脚，吼道：“活人能叫尿憋死？想吃饭的跟我走！”赶上冬闲，他带男劳力到矿上拉脚儿，发动女劳力做豆腐。来年春上，队里就买回三头壮牛，农具也置办俱全。
　　他深知挨饿啥滋味，把种地看得金贵。“长溜沟、桥南崖、老荒坡、北大岗……”别看队里粮田瘠薄，可叫起这些地名，他却像慈父呼唤儿女般爱恋，“只要人不懒，瘦地也能变肥田。”那些年，队里开会，他三句话不离“吃饱饭”。
　　夏秋时节，俩街仨胡同里，他敞开嗓门儿吆喝：“起床哎，下地嘞！起床哎，下地——”叫三遍，天未明。有人就纳闷儿：正是倒头就睡的年纪，咋比鸡打鸣还准时嘞？住在他隔壁的堂弟说：“俺哥屋里燃火绳哩！”那年，他参加公社“双先会”，公社奖了他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他却跟人换了个马蹄表。有人笑他拿肉换豆腐，他却像捡了大便宜：“嘿嘿，戏匣子不挡饥，还是这准时。”
　　当队长多年，他就认一个理：庄稼人种地是本分，多打粮食是正道。那年正收麦，上面来了个社教组，带着记者找典型，要学那什么庄，搞田间地头赛诗会。他两眼瞪得像铃铛：“赛诗能当饭吃？焦麦炸豆，看谁敢误抢收！”顶得对方下不了台，他差点儿被叫去参加学习班。
　　“以粮为纲”那些年，种什么、种多少，上面说了算。为让社员度春荒，他心里有个小九九。每年开春，他便偷偷安排在山边沟旁开荒，点种瓜菜，分给社员弥补口粮。那年夏，满坡的南瓜正拖秧，被人发现，当“资本主义尾巴”铲了，他没少挨批斗，郁闷得大病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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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那一幕幕，就像过电影一样在眼前晃动。他越想感觉心里越憋屈：这多年，起早贪黑，春耕夏播，麦收秋收，哪曾闲过？也没见存下余粮。怨天尤地，还是怪人不出力？
　　头年联产承包抓试点，他脾气倔得像犟驴：“花里胡哨乱支招儿，承包难道是妙药？”他照旧领着“大呼隆”干，结果搞承包的生产队，家家户户粮满仓。他那队，收成垫底落埋怨。
　　“咦，地还是那地，人还是那人，咋一‘包’就灵？”他梗着脖子走西乡、串东村，几天下来，服了。
　　一阵春风拂面，他顿觉脑子清亮多了，抬头看众人，清清嗓子道：“大伙儿莫担心，还是那句话，只要吃饱饭，咋干俺不拦，咱也搞承包！”顿时，场上就像炸开了锅。散了会，社员们欢呼雀跃朝前奔去。
　　望着大伙远去的背影，守着空落落的场院，梁满囤心里猛然感到一阵失落，泪水不由得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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