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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每一位想成为新式“中国通”的外籍主管都明白文化差异的重要性，但真正在潜游“文化差异”这条横隔中西方文化理念的河流时，仍需付出很大的努力，有成功到达彼岸的，当然，也有被“呛水”而黯然离开的。
“汽车城”的外籍军师玛丽亚:从中国员工身上学会奉献精神
玛利亚是一位美丽热情的意大利女子,是一个非常喜欢中国文化的“中国通”,她在上海汽车城的身份是某外国公司的总经理。玛丽亚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渗透到了她的管理理念中,大力倡导“文化创造价值”的理念。玛丽亚自称这是中西完美结合的管理理念。“汽车城”所在的安亭当地政府曾进行“大病救助基金”捐款活动。这样的慈善捐助活动,在生长于西方的玛丽亚看来再普通不过,于是她带头捐了5万元。然而这样一次在她看来“很平常”的慈善捐款行为,却感动了汽车城的很多中方员工,这些员工们也纷纷捐款。这一举动反过来却让玛丽亚感到很吃惊。后来当得知是自己的行动带动了大家后,玛丽亚很开心地说“自己不小心做了一件中国式的善事”。
咨询师波罗:跌打碰撞中变成“中国通”
波罗是一名金发碧眼的美国人,在上海已经将近10年了,波罗用很中国化的语言说自己是“在跌打碰撞中才最终变成了一个‘中国通’”。波罗说,所谓的跌打碰撞,说白了就是一种冲撞,小到生活习惯、和朋友约会,大到管理中方员工、和中国客户做生意,甚至社会价值观的认同。“那可真是处处碰壁!”波罗诙谐地用中文说起自己在中国的狼狈事。
在做自己的公司以前,波罗是被一家大型美国公司派到中国的高级主管。
在上海工作时他常遇到一些小冲撞,自己的中方下属经常为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解释;明明可以拿到公司例会上发表意见的事情,却被员工私下里传来传去,而作为主管的自己却总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些“流言蜚语”;自己公开在公司会议上指出同僚在工作中的不妥之处,当面不反驳的同僚却私下给自己穿“小鞋”……一系列的冲撞,让颇为沮丧的波罗开始探究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当明白了这是因为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所带来的矛盾后,波罗开始强迫自己适应“中国化”的思考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经过努力,局面终于有了很大的变化。
总裁西蒙:用积极主动的态度带动中国员工
现年45岁的西蒙是一名丹麦人,他目前是法国一家集团中国公司的总裁。作为一名新式“中国通”,西蒙来到中国后发现影响公司效率的最大问题就是中方员工在工作时的被动态度。
“我来上海上班的第一天,在公司短会上和中国的同事见面,之后除了一位法国助手向我汇报工作后,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中国同事就公司事务主动找我沟通了。这让我非常不解。”西蒙回忆十几年前刚来到中国时的情况。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西蒙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员工的“不积极”:大家都埋头做自己的工作,不关心别人在做什么;公司会议上,没有人就公司事务和发展情况主动发言、献言献策;公司的玻璃门坏了很多天,直到有一天被自己发现才报修……强硬的西蒙决定身体力行地改变这种状况。首先,拿着自己想要了解的问题,西蒙开始深入群众中,主动向员工虚心请教。以至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西蒙养成了上班后第一件事就是到员工办公区主动和他们“聊天”的习惯,在聊天中探听员工对公司发展和对待工作的真实想法。
“现在基本上老员工都知道随时主动来敲我的门,和我谈他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这是我非常喜欢看到的事情。”西蒙说自己终于完成了一个重大改革。而对待新进来的员工,西蒙还保持着主动找新员工聊天的习惯,直到新员工养成主动找他的习惯为止。
被孤立的银行洋信贷风险总监董乐明
中国某家银行美籍信贷风险总监董乐明(英文名Lonnie Dounn),从2005年2月21日被正式聘任,到2006年4月提出离职,他在该行信贷风险总监一职上呆了不过14个月。但这14个月,恰是该行海外上市之旅的冲刺阶段。作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中第一位出任高管的国际专才,董乐明的赴任曾为该行招来许多赞赏的眼球。
在该行,董乐明的职责被描述为:“升级风险管理体系,做到风险管理关口前移,风险管理范围延伸,风险管理技术创新,内部控制落实到位。”如此厚望是基于董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丰富经验。
他有一个著名的绰号——“不博士”(Dr No),这源于他在评估贷款时的不妥协姿态。如今,董乐明事先毫无征兆的离职也被某外资投行人士视作是“不妥协”之果。该行有高管表示,语言沟通上的障碍,使董难以有效地在该行开展工作。董乐明要求该行为他配3名全职翻译。但有消息称,“该行在开内部会议的时候,董的同事们有时刻意说中文,并告诉翻译:不要把一些内容告诉给董乐明听。”这些传言被外界解读为董乐明“水土不服”的信号。
黯然“下课”的中国第一位“洋行长”韦杰夫
比董乐明更早表现出“水土不服”的,是深圳发展银行前行长韦杰夫(Jeffrey Williams)。2006年2月11日,韦杰夫黯然“下课”,深发展在3天后的“情人节”公布了这个“劳燕分飞”的消息。
如果在董乐明那里,语言问题可以成为双方分手的一个说辞的话,那么这个理由在一口流利中文、娶了一位台湾太太的韦杰夫身上则完全不能成立,他在哈佛大学本科期间主修中文专业,毕业论文是将三国时期嵇康的音乐专著《声无哀乐论》译成英文。1979年至1980年,韦杰夫还作为外国专家在北京大学授课一年。
1953年出生的韦杰夫拥有哈佛大学MBA学位,在花旗银行和渣打银行从业20余年,辗转于台湾、大陆及香港。他在中国大陆创造了几个“第一”:1988年花旗在深圳成立中国内地第一所分行,韦成为美资银行在中国第一任行长;2004年5月美国新桥投资控股深发展后,韦杰夫就任深圳发展银行过渡期风险管理顾问委员会执行工作组主席,并于当年12月15日正式就任行长,成为中国本土银行中第一位“洋行长”。
一开始让韦杰夫惊讶的是,许多中国人只知道“深发展”是一只让人赚了很多钱或赔了很多钱的股票,却不知道是一家银行。他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人事上,一个月内完成对18家分行行长中的8位进行岗位轮换;在业务上,引进“花旗方式”,推出“ONE BANK”战略,在总行和各分行之间建立起信贷风险控制官和财务执行官的垂直管理体系。
反对的力量是强烈的，并最终导致了韦杰夫下课。韦杰夫下课的原因众说纷纭,这位有“中国通”之称的洋行长,被认为对中国银行业的操作规则所知甚少,不懂变通,尤其欠缺危机公关能力。
“汽车城”的外籍军师玛丽亚:从中国员工身上学会奉献精神
玛利亚是一位美丽热情的意大利女子,是一个非常喜欢中国文化的“中国通”,她在上海汽车城的身份是某外国公司的总经理。玛丽亚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渗透到了她的管理理念中,大力倡导“文化创造价值”的理念。玛丽亚自称这是中西完美结合的管理理念。“汽车城”所在的安亭当地政府曾进行“大病救助基金”捐款活动。这样的慈善捐助活动,在生长于西方的玛丽亚看来再普通不过,于是她带头捐了5万元。然而这样一次在她看来“很平常”的慈善捐款行为,却感动了汽车城的很多中方员工,这些员工们也纷纷捐款。这一举动反过来却让玛丽亚感到很吃惊。后来当得知是自己的行动带动了大家后,玛丽亚很开心地说“自己不小心做了一件中国式的善事”。
咨询师波罗:跌打碰撞中变成“中国通”
波罗是一名金发碧眼的美国人,在上海已经将近10年了,波罗用很中国化的语言说自己是“在跌打碰撞中才最终变成了一个‘中国通’”。波罗说,所谓的跌打碰撞,说白了就是一种冲撞,小到生活习惯、和朋友约会,大到管理中方员工、和中国客户做生意,甚至社会价值观的认同。“那可真是处处碰壁!”波罗诙谐地用中文说起自己在中国的狼狈事。
在做自己的公司以前,波罗是被一家大型美国公司派到中国的高级主管。
在上海工作时他常遇到一些小冲撞,自己的中方下属经常为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解释;明明可以拿到公司例会上发表意见的事情,却被员工私下里传来传去,而作为主管的自己却总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些“流言蜚语”;自己公开在公司会议上指出同僚在工作中的不妥之处,当面不反驳的同僚却私下给自己穿“小鞋”……一系列的冲撞,让颇为沮丧的波罗开始探究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当明白了这是因为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所带来的矛盾后,波罗开始强迫自己适应“中国化”的思考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经过努力,局面终于有了很大的变化。
总裁西蒙:用积极主动的态度带动中国员工
现年45岁的西蒙是一名丹麦人,他目前是法国一家集团中国公司的总裁。作为一名新式“中国通”,西蒙来到中国后发现影响公司效率的最大问题就是中方员工在工作时的被动态度。
“我来上海上班的第一天,在公司短会上和中国的同事见面,之后除了一位法国助手向我汇报工作后,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中国同事就公司事务主动找我沟通了。这让我非常不解。”西蒙回忆十几年前刚来到中国时的情况。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西蒙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员工的“不积极”:大家都埋头做自己的工作,不关心别人在做什么;公司会议上,没有人就公司事务和发展情况主动发言、献言献策;公司的玻璃门坏了很多天,直到有一天被自己发现才报修……强硬的西蒙决定身体力行地改变这种状况。首先,拿着自己想要了解的问题,西蒙开始深入群众中,主动向员工虚心请教。以至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西蒙养成了上班后第一件事就是到员工办公区主动和他们“聊天”的习惯,在聊天中探听员工对公司发展和对待工作的真实想法。
“现在基本上老员工都知道随时主动来敲我的门,和我谈他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这是我非常喜欢看到的事情。”西蒙说自己终于完成了一个重大改革。而对待新进来的员工,西蒙还保持着主动找新员工聊天的习惯,直到新员工养成主动找他的习惯为止。
被孤立的银行洋信贷风险总监董乐明
中国某家银行美籍信贷风险总监董乐明(英文名Lonnie Dounn),从2005年2月21日被正式聘任,到2006年4月提出离职,他在该行信贷风险总监一职上呆了不过14个月。但这14个月,恰是该行海外上市之旅的冲刺阶段。作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中第一位出任高管的国际专才,董乐明的赴任曾为该行招来许多赞赏的眼球。
在该行,董乐明的职责被描述为:“升级风险管理体系,做到风险管理关口前移,风险管理范围延伸,风险管理技术创新,内部控制落实到位。”如此厚望是基于董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丰富经验。
他有一个著名的绰号——“不博士”(Dr No),这源于他在评估贷款时的不妥协姿态。如今,董乐明事先毫无征兆的离职也被某外资投行人士视作是“不妥协”之果。该行有高管表示,语言沟通上的障碍,使董难以有效地在该行开展工作。董乐明要求该行为他配3名全职翻译。但有消息称,“该行在开内部会议的时候,董的同事们有时刻意说中文,并告诉翻译:不要把一些内容告诉给董乐明听。”这些传言被外界解读为董乐明“水土不服”的信号。
黯然“下课”的中国第一位“洋行长”韦杰夫
比董乐明更早表现出“水土不服”的,是深圳发展银行前行长韦杰夫(Jeffrey Williams)。2006年2月11日,韦杰夫黯然“下课”,深发展在3天后的“情人节”公布了这个“劳燕分飞”的消息。
如果在董乐明那里,语言问题可以成为双方分手的一个说辞的话,那么这个理由在一口流利中文、娶了一位台湾太太的韦杰夫身上则完全不能成立,他在哈佛大学本科期间主修中文专业,毕业论文是将三国时期嵇康的音乐专著《声无哀乐论》译成英文。1979年至1980年,韦杰夫还作为外国专家在北京大学授课一年。
1953年出生的韦杰夫拥有哈佛大学MBA学位,在花旗银行和渣打银行从业20余年,辗转于台湾、大陆及香港。他在中国大陆创造了几个“第一”:1988年花旗在深圳成立中国内地第一所分行,韦成为美资银行在中国第一任行长;2004年5月美国新桥投资控股深发展后,韦杰夫就任深圳发展银行过渡期风险管理顾问委员会执行工作组主席,并于当年12月15日正式就任行长,成为中国本土银行中第一位“洋行长”。
一开始让韦杰夫惊讶的是,许多中国人只知道“深发展”是一只让人赚了很多钱或赔了很多钱的股票,却不知道是一家银行。他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人事上,一个月内完成对18家分行行长中的8位进行岗位轮换;在业务上,引进“花旗方式”,推出“ONE BANK”战略,在总行和各分行之间建立起信贷风险控制官和财务执行官的垂直管理体系。
反对的力量是强烈的，并最终导致了韦杰夫下课。韦杰夫下课的原因众说纷纭,这位有“中国通”之称的洋行长,被认为对中国银行业的操作规则所知甚少,不懂变通,尤其欠缺危机公关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