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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则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之，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养生主》）
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大宗师》）
译文大致如下：老子死了，老子的朋友秦失来吊唁，哭了三声就出来了。学生问：“您不是先生的朋友吗？”秦失回答说：“是。”“可是，既然是朋友，这样吊唁可以吗？”秦失说：“可以。一开始我也是把他当普通人看待，而今不这样看了。刚才我进来吊唁，有老人哭他，好像哭他的儿子；有少年哭他，如同哭他的母亲。他们在这里哭泣，必然有不想吊唁而吊唁和不想哭而哭的人，这违背了天理，违反了常情，忘记了人禀赋的天性。古人把这叫做违背天性的刑罚。该来的时候，先生应时而来；该走的时候，先生顺时而走。应时而为，顺时而动（自然而然），哀乐不入于胸中，古人把这叫做天然束缚的解除。
谁能以无为头，以生为脊背，以死为臀部；谁知道死生存亡本来是一体的，我就与他为友。生与死，是人生的终极。所谓终极，就是最后的意思，对于人来说，生死之外不会再有问题，所以说生死是终极问题。
人们一般悦生而恶死，然而，庄子却一反常人的见识，提出了一番不同的见解，认为生死本是自然现象，生不必喜，死亦无需悲，超越于生死之外，不动心，人才能够自由自在。
生有生的价值，死有死的必然。死亡并不因忧虑而避免，也不会因忧虑而延迟，那又何必去忧虑呢？若是参透了生死，那么，世间的任何艰难困苦也都无所畏惧了。那么让我们看一看庄子是怎样理解生死的吧。
庄子认为，为死亡而忧虑没有意义，因为在一定意义上生死是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为什么说与自己无关呢？因为生死不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一个人该来的时候来了，该走的时候走了，我们不能决定自己何时来、何时死。所以庄子说：“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齐物论》）既然生死与自己无关，就应当把生死置之度外，不因生死变化而忧伤；摆脱对生死的牵挂，而复归于自然，从自然的角度来对待生死。这并不意味着自我麻醉，逃避生死，而是要参透生死，积极对待生死。如是，则能够一切处之泰然，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更何况利害呢？与生死相比，名利之类都不值一谈了。
而且生死本来一体，死原本就是生的一个构成部分。从时间过程上来看，人本来并不存在，可以说他本是“无”，“无”是他最早的存在状态，因而庄子说“无”是他的存在之“首”（头）。“无”是“非存在”，而这个非存在正是它存在的不可分离的构成部分。“生”则是这个存在的脊梁，而死是这存在的屁股。离开了头和屁股，脊梁是不能独存的。可见生与死本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
从大道转化的过程看，人只是天地之委形、阴阳之化生，是无穷的转化过程中的一种形态而已，并没有特殊的意义。人死之后就化生为别的形态、别的事物，究竟转变成鼠肝呢，还是转变成昆虫的手臂呢？那就取决于大道和阴阳的造化了。人的死，正是其他形态事物的诞生。
死亡是不可抗拒的，因为死亡是阴阳变化的产物，而阴阳的变化是无法阻挡的，它用大地负载我们的形体，使我们活着的时候劳累，老了以后得到安逸，死后得到安息。“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所以，如果生是值得欣喜的事，那么就应该同样把死看作值得欣喜的事。
天地是一个大熔炉，人只是这个熔炉中千万种造化的一种，即使变成了人，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高兴的。其实，在天地这个大熔炉中，到什么地方不可以呢？变成什么不可以呢？人的起点不可选择，也不可抗拒，只有接受事实并顺从今后的发展道路，才能安宁顺利地度过一生。
于是，我们就不知道现在的存在状态究竟是真正的生呢，还是真正的死？“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大宗师》）这样我们就不知道生死的先后顺序了，我们现在所谓的“生”或许正是别种生物的死，而所谓的死则恰是其他生命的生。人只是自然造化过程中的一种形态，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呢？
然而庄子的观点并不总是一致的，他在教导人们不要害怕死亡的时候，常常表现出否定生命的倾向。比如鼓盆而歌的故事就是如此：庄子妻死，始而悲伤，终而快乐。夫妻生活了一辈子，谁无感情！庄子也不能例外：“我独何能无慨！”但他想通了一下道理后，不仅不再哭泣，反而唱起了歌：原本没有妻子这个人，没有这个生命，恍恍惚惚地存在于大道之中，然后由于大道的变化而有了生机，随着生机的变化有了形状，进而使她有了生命；现在的死亡实际上是又变了回去，重新回到无知无觉的状态。这种变化犹如春夏秋冬的变化一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现在她安静地躺在天地这个巨大的坟墓中，我呼天号地地哭泣，岂不是太不懂得天命了吗？所以庄子就不哭泣了。妻子回到了永恒而安宁的大道怀抱之中，不仅不应悲伤，反而应为之高兴才是，于是便鼓盆而歌。可见，庄子本人也并非“哀乐不能入”。
庄子讲的道理诚然不错，但是人不可能是这么有理性的，不可能只要想通了道理就去照着做。人的理性与情感之间的确存在着差距，经常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对于死亡正是如此。从理性上说，一般人也知道生死是自然现象，死是无可奈何的事，因此悲伤没有用；然而当面真正临死亡的时候却无法不悲伤。有人说庄子的思想是非理性的，但由此看来庄子的观点只有站在理性的角度才是成立的。
对于死亡，不应恐惧，但也无须欢欣，应如庄子一贯主张的那样：“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大宗师》）这才是得道的境界，也就是不动心的境界。既然生死是自然现象，所以生不必快乐，死亦无须痛苦；同样地，生也不用痛苦，死也不必快乐。在这一点上，庄子不是始终如一的：按其基本观点讲，妻子死了，既不应悲伤也不应痛苦，但他却鼓盆而歌；他还把生看做身上长的脓包，把死看做脓包的溃破、人生的解脱，这就把生看做了一件应当否定的事情，生似乎应当悲伤，而死却是一桩快事。
这就走向了另一极端：悦死恶生。悦生恶死，诚然应该否定；但悦死恶生也是同样错误的。对于二者应一视同仁，无所谓喜悦，也无所谓悲，才是可取的。如果把生命看作是人身上的痈瘤，把死看作人生的解脱，那就是生不如死了。可是既然活着没有意义，死了不是更没有意义吗？人死之后，我不存在了，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
从自然的角度看，庄子的看法无可厚非，但是从人自身的角度看却不然。生命确实只是事物无穷的变化历程中的一个形态，但是我毕竟是我，与别的形态有着实质区别，否则就没有我了。虽然说我是“道”的显形，但在显形为“我”之前和之后，我是不存在的；虽然说构成我的那些东西依然存在，可是那不是我；人与万物为一体，但我不是万物。尽管我们得到生命无须特别喜悦，但生命确实是非常值得珍视的；因此，不让死拖累了生，这才应当是庄子思想的根本。
责任编辑 王海珍
作者简介
严春友：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文化与价值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论著有：《宇宙全息统一论》《精神之谜》等。
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大宗师》）
译文大致如下：老子死了，老子的朋友秦失来吊唁，哭了三声就出来了。学生问：“您不是先生的朋友吗？”秦失回答说：“是。”“可是，既然是朋友，这样吊唁可以吗？”秦失说：“可以。一开始我也是把他当普通人看待，而今不这样看了。刚才我进来吊唁，有老人哭他，好像哭他的儿子；有少年哭他，如同哭他的母亲。他们在这里哭泣，必然有不想吊唁而吊唁和不想哭而哭的人，这违背了天理，违反了常情，忘记了人禀赋的天性。古人把这叫做违背天性的刑罚。该来的时候，先生应时而来；该走的时候，先生顺时而走。应时而为，顺时而动（自然而然），哀乐不入于胸中，古人把这叫做天然束缚的解除。
谁能以无为头，以生为脊背，以死为臀部；谁知道死生存亡本来是一体的，我就与他为友。生与死，是人生的终极。所谓终极，就是最后的意思，对于人来说，生死之外不会再有问题，所以说生死是终极问题。
人们一般悦生而恶死，然而，庄子却一反常人的见识，提出了一番不同的见解，认为生死本是自然现象，生不必喜，死亦无需悲，超越于生死之外，不动心，人才能够自由自在。
生有生的价值，死有死的必然。死亡并不因忧虑而避免，也不会因忧虑而延迟，那又何必去忧虑呢？若是参透了生死，那么，世间的任何艰难困苦也都无所畏惧了。那么让我们看一看庄子是怎样理解生死的吧。
庄子认为，为死亡而忧虑没有意义，因为在一定意义上生死是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为什么说与自己无关呢？因为生死不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一个人该来的时候来了，该走的时候走了，我们不能决定自己何时来、何时死。所以庄子说：“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齐物论》）既然生死与自己无关，就应当把生死置之度外，不因生死变化而忧伤；摆脱对生死的牵挂，而复归于自然，从自然的角度来对待生死。这并不意味着自我麻醉，逃避生死，而是要参透生死，积极对待生死。如是，则能够一切处之泰然，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更何况利害呢？与生死相比，名利之类都不值一谈了。
而且生死本来一体，死原本就是生的一个构成部分。从时间过程上来看，人本来并不存在，可以说他本是“无”，“无”是他最早的存在状态，因而庄子说“无”是他的存在之“首”（头）。“无”是“非存在”，而这个非存在正是它存在的不可分离的构成部分。“生”则是这个存在的脊梁，而死是这存在的屁股。离开了头和屁股，脊梁是不能独存的。可见生与死本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
从大道转化的过程看，人只是天地之委形、阴阳之化生，是无穷的转化过程中的一种形态而已，并没有特殊的意义。人死之后就化生为别的形态、别的事物，究竟转变成鼠肝呢，还是转变成昆虫的手臂呢？那就取决于大道和阴阳的造化了。人的死，正是其他形态事物的诞生。
死亡是不可抗拒的，因为死亡是阴阳变化的产物，而阴阳的变化是无法阻挡的，它用大地负载我们的形体，使我们活着的时候劳累，老了以后得到安逸，死后得到安息。“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所以，如果生是值得欣喜的事，那么就应该同样把死看作值得欣喜的事。
天地是一个大熔炉，人只是这个熔炉中千万种造化的一种，即使变成了人，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高兴的。其实，在天地这个大熔炉中，到什么地方不可以呢？变成什么不可以呢？人的起点不可选择，也不可抗拒，只有接受事实并顺从今后的发展道路，才能安宁顺利地度过一生。
于是，我们就不知道现在的存在状态究竟是真正的生呢，还是真正的死？“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大宗师》）这样我们就不知道生死的先后顺序了，我们现在所谓的“生”或许正是别种生物的死，而所谓的死则恰是其他生命的生。人只是自然造化过程中的一种形态，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呢？
然而庄子的观点并不总是一致的，他在教导人们不要害怕死亡的时候，常常表现出否定生命的倾向。比如鼓盆而歌的故事就是如此：庄子妻死，始而悲伤，终而快乐。夫妻生活了一辈子，谁无感情！庄子也不能例外：“我独何能无慨！”但他想通了一下道理后，不仅不再哭泣，反而唱起了歌：原本没有妻子这个人，没有这个生命，恍恍惚惚地存在于大道之中，然后由于大道的变化而有了生机，随着生机的变化有了形状，进而使她有了生命；现在的死亡实际上是又变了回去，重新回到无知无觉的状态。这种变化犹如春夏秋冬的变化一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现在她安静地躺在天地这个巨大的坟墓中，我呼天号地地哭泣，岂不是太不懂得天命了吗？所以庄子就不哭泣了。妻子回到了永恒而安宁的大道怀抱之中，不仅不应悲伤，反而应为之高兴才是，于是便鼓盆而歌。可见，庄子本人也并非“哀乐不能入”。
庄子讲的道理诚然不错，但是人不可能是这么有理性的，不可能只要想通了道理就去照着做。人的理性与情感之间的确存在着差距，经常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对于死亡正是如此。从理性上说，一般人也知道生死是自然现象，死是无可奈何的事，因此悲伤没有用；然而当面真正临死亡的时候却无法不悲伤。有人说庄子的思想是非理性的，但由此看来庄子的观点只有站在理性的角度才是成立的。
对于死亡，不应恐惧，但也无须欢欣，应如庄子一贯主张的那样：“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大宗师》）这才是得道的境界，也就是不动心的境界。既然生死是自然现象，所以生不必快乐，死亦无须痛苦；同样地，生也不用痛苦，死也不必快乐。在这一点上，庄子不是始终如一的：按其基本观点讲，妻子死了，既不应悲伤也不应痛苦，但他却鼓盆而歌；他还把生看做身上长的脓包，把死看做脓包的溃破、人生的解脱，这就把生看做了一件应当否定的事情，生似乎应当悲伤，而死却是一桩快事。
这就走向了另一极端：悦死恶生。悦生恶死，诚然应该否定；但悦死恶生也是同样错误的。对于二者应一视同仁，无所谓喜悦，也无所谓悲，才是可取的。如果把生命看作是人身上的痈瘤，把死看作人生的解脱，那就是生不如死了。可是既然活着没有意义，死了不是更没有意义吗？人死之后，我不存在了，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
从自然的角度看，庄子的看法无可厚非，但是从人自身的角度看却不然。生命确实只是事物无穷的变化历程中的一个形态，但是我毕竟是我，与别的形态有着实质区别，否则就没有我了。虽然说我是“道”的显形，但在显形为“我”之前和之后，我是不存在的；虽然说构成我的那些东西依然存在，可是那不是我；人与万物为一体，但我不是万物。尽管我们得到生命无须特别喜悦，但生命确实是非常值得珍视的；因此，不让死拖累了生，这才应当是庄子思想的根本。
责任编辑 王海珍
作者简介
严春友：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文化与价值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论著有：《宇宙全息统一论》《精神之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