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龚澎（1914—1970），安徽合肥人。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前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夫人。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秘书、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组组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在重庆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她成为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
　　1940年9月，我母亲龚澎从太行山调往重庆工作。根据南方局领导的安排，我母亲被分配到周恩来身边工作。
　　我母亲在山城有一项必做的工作：每天下午准时来到两路口附近巴县中学内的外国记者站，在这里，她将要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记者发布来自中共南方局和解放区的新闻和消息。此时，周恩来已经开始着手培养我们党自己的新闻发言人了。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外事组的同事们以逻辑严密、真实可信的发言表达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立场和观点。
　　1941年至1942年间，日军飞机不停地在重庆上空轰炸，曾家岩50号的部分楼房也被炸坏了，我母亲与部分工作人员临时搬到了红岩村。为了开展外联工作，我母亲每天冒着酷暑从郊区步行数里，先在化龙桥坐马车到上清寺，然后再换乘公交车赶往闹市区。那时，她经常穿一件简朴而合身的旗袍，随身的手包里放满了来自解放区最新的广播稿副本，她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当时南方局可以经常接收到延安的消息和来自抗日前线的战地新闻，我母亲和同事们总是及时将有关内容编写翻译成英文，然后编印为若干份材料，并将它们很快分送到外国记者手中。
　　为了及时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局势的讲话翻译成英文，我母亲承担了大量的笔译工作，很多重要文章都是她在打印机上翻译成英文的。我母亲要求自己精益求精地译好每一次谈话，校准每一份稿件。后来上级专门抽调了两位同志负责编译对外宣传的英文小册子。
　　最初他们出的是油印本，后来改进为铅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重庆已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种力量的聚合地。这里设有40多个国家的外交代表机构，此外还有各种国际性反法西斯组织与10多个中外文化协会。据1943年10月底重庆官方统计，常驻渝的外籍人士达1192人，其中英国人329名、美国人168名、苏联人163名，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商业、外交等各个领域。
　　驻重庆的上百名外国记者来自合众社、塔斯社、路透社、美联社、德新社、哈瓦斯社、海通社、国际新闻社、北美联合通讯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著名国际新闻通讯机构;美国的《时代》《生活》《读者文摘》《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英国的《每日邮报》《每日快报》《泰晤士报》，以及《悉尼晨报》《巴黎晚报》《莫斯科世界新闻》等著名报刊在重庆都派驻有记者。
　　两路口的记者站实际是国民政府为外国记者办的新闻招待所。旧址原有的砖楼成为国民党国际宣传处的办公室，操场上建了一批棚屋式简易房，里面居住着世界各地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来自美、英、法等国各大新闻媒体，左、中、右各派势力都有。这是一批极为活跃的人群。
　　记者们以俱乐部的形式聚在一起，每天都要交流最新的战时消息和发布当日的重要新闻，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些信息抢先发到世界各地。按照外国人起床时间比较晚的习惯，他们的新闻活动大都选择在午后进行。在记者站可以会到各方熟人，还能结识新的朋友，我母亲的到来和她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受到了瞩目和欢迎。尤其是她带来的那些已经翻译成英文的印刷品，上面登载的内容引起了外国记者的极大兴趣。
　　驻重庆的西方记者每天都在跟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机构展开斗争，他们对国民党当局封锁新闻消息和独家专政的做法极为不满，自然更加关注来自反对党方面的消息与报告。
　　“宣传出去，争取过来”是抗战期间南方局外事工作的方针。来到山城后，我母亲陆续结交了几乎所有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无论是美联社、法新社还是各国大报刊的记者她都认识，与美国新闻处也时有来往。我母亲还与在外国新闻机构中的中国雇员广交朋友，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宝贵的信息。后来有些记者时常主动代我母亲传递宣传材料，给她以多方支持。
　　我母亲认为，与西方记者打交道就要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是如何看待问题的，要做到随时准备与他们打交道。当时美联社的记者是个出名的右翼分子，但我母亲并没有疏远他，不理他，而是耐心地向他介绍中共的政策和事实真相，后来这个记者发回的稿子尽管态度不怎么友好，可其中的很多内容仍是引自我母亲的手笔。
　　记者站也是许多国民党特务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常混杂在其中盯梢和监视进步人士。中统特务更有阴险的一套，他们不但分区搜集情报，还会蓄意制造事端，挑起激化矛盾。每天出入这里随时都会遭到绑架和不测。
　　可这些并没有吓倒我母亲，在朋友和同事们的眼里，她既是一个热情善良的女记者，又是一个顽强不屈的勇士。我母亲大胆机敏地周旋在各国记者中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她总会化险为夷，把最新的消息迅速发布出去。“横下一条心！”“要做事就不要前怕狼后怕虎！”这是她的口头禅。
　　我母亲临危不惧、忠诚事业的精神和她从事外交的才智赢得了外国记者的钦佩，他们称她是消息非常灵通而又富有吸引力的“中共外交发言人”，一些朋友主动帮助她传送消息。我母亲也与许多外国记者和外交官成了朋友，他们也时常在周末去看望她。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先生潜心研究中国问题几十年，是西方最具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1943年，他以美国国务院文化司对华关系处文官的身份来到重庆。经过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先生的引见，他见到了我母亲。他曾回忆说：
　　没几天后，就有一位聪明的、富有魅力的名叫龚澎的年轻女子来看我。那时，她刚刚走上作为周恩来新闻发言员的辉煌历程。（1970年她因病早逝时，已是环球新闻界一个出类拔萃的女士了。） 　　我母亲答应定期来访并辅导费正清学习中文会话。
　　费正清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在1943年10月25日去曾家岩50号拜访我母亲的经历：
　　一步一滑地沿街去看望我们那位信奉共产主义的女朋友龚澎。她立即拿出一本政论小册子，里面共产党扮演了痛斥国民党的高贵角色。此书印刷精美，纸张洁白，真是鬼神莫测，他们竟能搞出这么漂亮的小册子，其中一半已经由她译成英文。当递给我这些书时，这位非常令人钦佩的传教士解释道，国民党机关认为她散发了过多的宣传品，正打算在某一天对她进行绑架，因此，她不能过多地离开这所庇护所。我向她保证，她的追随者马上就会订出一种护送制度……由于史迪威将军的一位随从武官来接她去吃午饭，我便离开了这位年轻小姐所在的老鼠横行的堡垒。
　　1940年底，中共中央在对美籍记者态度的一份文件中指出，为了加强对外宣传，提高我们的外交地位，我们应当自动有计划地供给各种适当的情况材料，以形成“与英美之间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
　　为了打开对外宣传的局面，我母亲与各国记者和国际友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她与对方聊天、谈家常，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是尽量寻求共同点。我母亲总是兴趣盎然地倾听别人的谈话，并且友好地提出一些忠告，她善于接受每个人的独特个性，对意见不同者不抱有成见。记者们与她很谈得来，也因此愿意接近她。这种氛围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周围的人们。一位美国记者曾说，他也知道龚澎是为共产党说话的，但她的话不但说来令人信服，日后也能得到时间的考验。也有被反动宣传所蒙蔽的外国记者，常常说些带有侮辱中国人民的语言，我母亲对此极为冷静，她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来说服对方。所以外国记者对她都十分敬重、钦佩。
　　我母亲在重庆涉外新闻界中赢得了广泛的欢迎和信任。许多外国记者不愿意到重庆新闻局那里获取资料，却更愿意听取来自解放区的声音。国民党行政院新闻发言人张平群学识渊博，通晓中、英、德几国文字，与周恩来是南开时期的同学。尽管是政治上的对手，但他很敬重我母亲，说龚澎很能干，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与记者打交道时非常灵活，能够随机应变处理问题。
　　我母亲对现实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她认为自己还很肤浅，还有很多没有读懂的理论，不能仅仅成为一个宣传家，因而她经常对自己进行严格的剖析。
　　（摘自《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修订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