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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我在国谊宾馆任保卫科科长期间，曾参加过不少重要会议和重要首长的接待保卫工作，其中一次特殊的接待任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震惊世界的“华航事件”
1986年5月3日，一架机号为B-198的波音747大型运输机（客机改装），满载着榴莲等热带水果，突然降临广州白云机场。该机隶属于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机长王锡爵驾机从新加坡起飞，原计划途经泰国曼谷，暂停香港后返回台湾。当该机飞临我国空管领域内时，王主动与广州白云机场取得联系，改变航道，带着副驾驶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转飞广州降落。这一事件，当天经中央电台播发后，世界舆论为之哗然。
当飞机在白云机场降落后，王锡爵从舷梯上走下来，心情激动地对我方接待人员说：“我要和家人团聚，要在大陆定居。”当晚，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省长叶选平，在广州珠岛宾馆会见并宴请王锡爵，欢迎他驾机回归祖国大陆。王锡爵深情地说：“我很想念大陆的山河和亲人，现在见到你们很高兴。台湾同胞都盼望两岸能够早日实现通商、通邮、通航。”
5月6日，在中国民航的安排协助下，王锡爵驾驶台湾华航的波音747运输机（水果已卸载于广州），飞抵北京首都机场。当身着“华航”制服的王锡爵走下飞机时，欢迎的人群向他献上了鲜花。王对前来迎接他的人们说：“祖国提倡大陆和台湾实现通商、通邮、通航，今天可以说是台湾与大陆的首航。我希望海峡两岸的同胞们今后可以自由往来，看望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我方有关部门专程从四川遂宁接来王锡爵82岁的老父亲，到机场迎接儿子。鬓发花白的王锡爵，看到满脸沧桑的老父亲，激动得说不出话来。1949年，年仅19岁的王锡爵随国民党空军航校迁至台湾后，37年与其父再未见面。父子骨肉团圆，相拥而泣的场面令当时在场的许多人流下了热泪。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于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接见了王锡爵及其亲属。田纪云对王回到祖国大陆定居表示欢迎。他说：“王先生的行动，表达了炎黄子孙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共同愿望，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王先生这次回来定居，实现了同多年分离的家人团聚，对此我表示热烈的祝贺！”王表示回到大陆后，要到四川家乡和祖国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今后多为祖国的航空事业服务。
田纪云还明确指出：“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大陆与台湾应首先实现通航、通邮、通商。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我方愿意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积极促进海峡两岸多方面的交往与合作，为和平统一祖国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后根据王锡爵的意愿，中国民航总局任命他担任中国民航华北管理局副局长兼副总飞行师。从此，这位曾驾驶过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到大陆执行过十次以上侦查任务，并获得“国军英雄”称号，受过蒋介石接见的华航飞行员，又驾驶中国民航的飞机，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上。
接受秘密任务
在这一历史事件中，国管局承担了重要而又秘密的接待任务。据国管局大事记记载：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从5月5日起配合中国民航局，接待了王锡爵及其亲属。接待组由国管局接待处和民航局等单位的同志组成。为了安全起见，5月5日四川省政府办公厅送王的父亲及三个弟弟到京，暂住国谊宾馆。5月6日王到京后，同其亲属一起被安排在中联部万寿路宾馆（国管局接待处处长李金生陪同）。王锡爵一家在京46天，接待组陪同他们参观游览了北京的许多名胜古迹。这里面还记载了：5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指示接待组要“以诚相待”，认真完成接待任务。而这个接待任务，就是我所参与的秘密接待华航机组另外两个飞行员的特殊使命。
华航机组副驾驶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5月3日与王锡爵同机抵达广州。一下飞机，董、邱二人就向我方接待人员表示了要求返回台湾的愿望。我民航局遵照中央指示，当天即向台湾华航公司提出愿意归还飞机、货物及两名飞行员的意愿，并邀请其速派人来广州洽商交接事宜。无奈当时台湾当局坚持与大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十天来毫无音讯，使华航机组返台一事变得遥遥无期。
5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接到接待华航机组飞行员董光兴、邱明志二人的任务。国管局常局长对我说：“这次任务保密性很强，组织上安排你参加接待任务是对你的信任。时间多久，现在不好说，要有长期准备。这段时间你就住在宾馆，不能回家和随意外出，也不要给家人和其他人打电话。”
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和民航局、公安部的同志组成了一个接待小组，除了睡觉，几乎形影不离地陪伴着董、邱二人。公安部为接待小组专门配备了一辆小车，一辆旅行车及两名司机。记得这两辆车上配有三种特别通行证，可以在北京许多“禁区”里自由穿行。还为每辆车配备了刚刚进口的对讲机，以便出行时前后车保持联系。
华航机组副驾驶董光兴，1929年1月出生，江苏宝山人，比王锡爵大一岁。当年也是从大陆去台湾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与王在空军航校时曾为同学。此人外表严肃，少言寡语，讲话谨慎，老练深沉，两人中他是核心人物。邱明志是位机械师，台湾本土人。为人快言快语，善于交际，但他对董却唯命是从。和他们在一起，比较好交流的有利条件是，台湾也讲普通话。
接待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陪同董、邱二人在北京参观游览。在京期间我们陪同他俩一起参观了故宫、天坛、颐和园和长城等。记得第一天董就提出出门要换衣服（来时只穿了件短袖飞行服）、戴帽子、戴墨镜，因为他们是秘密到北京的，怕有人认出来。民航局的同志答应解决，经公安部的同志事前联系，晚上9点后我们带董、邱二人一起去了北京最好的红都服装店定做衣服。到红都后，他们看到满屋子都是服装，就说：不用定做了，买现成的就行。经过几番挑选试穿，每个人要了两套不同颜色的中山装薄制服。第二天去故宫参观，我陪他们从午门进入，一边游览，一边介绍。邱兴趣盎然，董却神色紧张，他心不在焉地一边听我讲解，一边左顾右盼地四处张望。参观途中他突然提出要马上回去，我问原因他也不说，只得向他解释不能走回头路了，因为我们的车已到故宫北面的神武门外等候。上车后我又问董，他才支支吾吾地说刚才在故宫参观时，发现有人对着他照相，他怕被人认出。我知道他是紧张过度了，就有意聊些轻松点儿的话题以舒缓他草木皆兵的心态。 一天晚上安排董、邱二人在会议室看国庆阅兵的录像，当看到天安门广场上军乐队演奏国歌时，董也随之兴奋地低声哼唱起来。我惊奇地问他：“你怎么也会唱？”他说：“抗战时我在重庆航校学习，那时这首抗日歌曲就已风靡全国了。我们航校的学员们都会唱。后来成了国歌，部队就不让唱了。”我说：“看来你也经历过抗战，算是个民族英雄吧。”在场的人都笑了，董的脸上也浮现出难得的笑容。
由于台湾当局拒绝和大陆直接谈判，华航机组返台一事迟迟未果，董的心情有些急躁不安。一天，我到他房间看他，他突然问我：“高先生，你是共产党吗？”我一愣，随后答道：“是！”他又说：“你们共产党不是提倡海峡两岸来去自由吗？为什么还不放我们回去？”我说：“田纪云副总理在接见王锡爵先生时就讲了，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当年许多国民党战犯我们都放了，何况你呢。只是现在台湾当局不和我们交涉，责任不在我们。现在有关方面正在努力做工作，放心吧，你会回去的。”他听后无奈地说：“看来我们是回不去了。”说罢，从衣柜里拿出个手提包，对我说：“这里是我的飞行服，现在没用了，送给你做个纪念吧。你不要，就扔了。”我说：“我先替你收着。”接过手提包，见上面印有“广州交易会”字样，我问他，他说是这次在广州滞留期间，那边的人带他们参观广州交易会时赠送的。又有一次，董心情沮丧地对我说：“我的老婆和两个孩子都在美国，老婆还有病，知道我出事后不知会急成啥样了。全家都靠我挣钱养家，本想飞台湾后就给家里寄钱，现在寄不成了。估计这次饭碗也被砸了，以后真不知怎么办才好。”我问他：“每月给家里寄多少钱？”他说：“每月3000美金，一次寄三个月的。”我把这一情况告诉民航局的同志。经请示，上级同意给董解决一万美金的生活费，董十分感动，只是担心我们无法办到。民航局的同志说：“只要你能提供家人的联系方式，我们就能办到。在美国，我们有大使馆和领事馆。”董提供地址后第二天就得到外交部的通知，说钱已送到，还代董报了平安，问候了他的家人。董的心情豁然开朗，对我们的做法赞叹不已。
机械师邱明志，1946年5月出生，台湾屏东人，27岁即获飞航工程师职称。此人不但年轻精明，而且很健谈。到大陆后他不像董那样忧虑重重，倒像是来串门的老朋友，整天和我们一起聊天，一起参观。在京期间他哪儿都想去，看什么都新鲜。他曾对我说，自小生长在台湾，这是第一次到大陆，机会难得。过去对大陆的印象完全是从报纸、杂志和画报上了解的，实际看来要比印象中强百倍。他向我提出一个愿望，想到西安看看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秦兵马俑。我向上级汇报后竟获批准，后来民航局真的安排一架专机带他们到西安去参观。
一次，邱向我主动谈起“华航事件”的经过，这件事董是绝对闭口不谈的。他说他和王锡爵的关系甚好，有生死之交。在一次执行任务时飞机突然出现故障，向大海滑落，危难之中他配合王沉着应对，排除了机械故障，重新拉起了飞机。从那以后他就私下认王为大哥。这次在新加坡，上飞机后王就对他说要驾机去大陆，回家看老父亲，希望他配合。邱非常同情王的举动，认为是孝子所为。另外，怕在天上一旦打起来飞机掉下去，大家都得送命。就对王说：“大哥，没问题，我舍命陪君子！但有一条，我不能随你留在大陆。”王表示感激。飞机过珠江口时，王有意命邱去货舱拿几个榴莲来吃，邱心领神会地躲开了驾驶舱。王见机会来了，乘董不备，突然用事前准备的绳子将董捆绑在驾驶座位上，随后驾机落于广州。
“华航事件”的最终结果
“华航事件”发生后，我方有关部门积极联络，台湾当局在拖延10天后，迫于世界舆论和台湾民众的压力，于1986年5月13日，托中间人向大陆传话，表示愿意与我方在香港会谈。中央指示，由中央对台办主任杨思德、中国民航局局长胡逸洲、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岳枫、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许光建四位同志组成领导小组，负责在香港的谈判工作。从5月17日至20日，双方经艰难的四轮谈判，最终达成一致，决定5月23日上午，中国民航与台湾华航在香港完成华航飞机的交接
事宜。
消息传来，董、邱二人正在西安参观。20日，两人提前返京。一到国谊宾馆，董就兴奋地对我说：“高先生，我们要回去了。我给你的飞行服还在吗？”我说：“你放心，在我们仓库里保存着呢。”我立刻将手提包拿来给他，他将飞行服取出后高兴地向我道谢，并将印有“广州交易会”字样的手提包送给我。他说：“这东西我不便带回去，给你留个纪念吧。”又说：“对高先生和贵方同仁的热情接待，我将铭记在心，没齿不忘。但有一点我要事前告知，这次回去后上面定会严格审查，为了生计，我们可能会违心地讲些骂你们的话，请你们能够宽容理解，千万不要在意啊！”21日，董、邱二人乘车离开国谊宾馆，我和其他领导将其二人送至车上，大家相互挥手，依依惜别。董、邱二人在首都机场登上华航的飞机，该飞机由中国民航驾驶员李长幸机长驾驶，当日飞抵广州。23日上午11时左右，华航飞机从广州飞抵香港启德机场，我方和台方代表各四人先后登机，在飞机上办理了交接手续。我方将董、邱二人的体检表、飞机检修记录单，以及货物清单递交给对方，双方代表在交接书上签字。交接完毕后，我方首席代表张瑞普与董、邱二人握手告别，祝二人与家人早日团聚，并赠送他们礼品。他们表示心意领了，但当着台方代表的面谢绝接受礼物。随后双方代表高兴地在机上握手告别。自此，历时20天的“华航事件”圆满落幕。
“华航事件”发生后，香港《中报》发表社论《通向历史的转折点》，文章认为：“从不接触到接触，这是一个历史性突破。”台湾舆论也认为：“华航、中航虽然动机不同，但在香港举行会谈，标志着海峡两岸30多年的隔绝被打破，两岸首次面对面地谈判，引起世人瞩目。”台湾各界人士反响强烈，有一谢姓“立法委员”在向台湾“行政院”提出书面质询中说：华航机长王锡爵说他飞到大陆是为了探望高龄老父。因此，出现这个事件是台湾当局禁止民众回大陆探亲造成的恶果。他指出：在台湾的大陆人都思乡、思亲情切，基于人道立场，应考虑准许他们回乡
探亲。
随着时光流逝，当年跟随蒋介石退守台湾的国民党老兵渐入垂暮之年，他们盼望与亲人团聚，落叶归根的思乡情绪日积月累，怨声鼎沸。“华航事件”点燃了老兵们回归故土的请愿烈火。1987年春节前，数万老兵在台北举行集会游行，要求台湾当局准许他们回大陆过年探亲。在当年的母亲节，万余老兵以“母亲节遥祝母亲”的名义在台北孙中山纪念馆举行集会。老兵们身穿印有鲜红色的“我们要回家”“妈妈我想你”等字样的白衬衣静坐示威，并齐声高唱歌曲《母亲你在何方》，悲痛之音震撼岛域，整个会场哭声一片，路人无不为之动容。经过长达数月抗争，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被迫宣布开放探亲。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国务院有关负责人就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同胞到大陆探亲一事，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们热情欢迎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探亲旅游，保证来去自由，并将尽力提供方便，给予
照顾。
王锡爵被人们称为“打破两岸坚冰第一人”。“华航事件”过去近30年了，现在海峡两岸的骨肉同胞，不但能够自由地通航、通商、通邮，还实现了通婚、通旅、通学、通艺等所有的民间交流往来活动。国共两党领导人也多次进行了面对面开诚布公的对话交流。我相信，在党中央“一国两制”英明决策引导下，台湾终将回归祖国怀抱。（编辑 杨 琳）
（作者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退休干部）
震惊世界的“华航事件”
1986年5月3日，一架机号为B-198的波音747大型运输机（客机改装），满载着榴莲等热带水果，突然降临广州白云机场。该机隶属于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机长王锡爵驾机从新加坡起飞，原计划途经泰国曼谷，暂停香港后返回台湾。当该机飞临我国空管领域内时，王主动与广州白云机场取得联系，改变航道，带着副驾驶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转飞广州降落。这一事件，当天经中央电台播发后，世界舆论为之哗然。
当飞机在白云机场降落后，王锡爵从舷梯上走下来，心情激动地对我方接待人员说：“我要和家人团聚，要在大陆定居。”当晚，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省长叶选平，在广州珠岛宾馆会见并宴请王锡爵，欢迎他驾机回归祖国大陆。王锡爵深情地说：“我很想念大陆的山河和亲人，现在见到你们很高兴。台湾同胞都盼望两岸能够早日实现通商、通邮、通航。”
5月6日，在中国民航的安排协助下，王锡爵驾驶台湾华航的波音747运输机（水果已卸载于广州），飞抵北京首都机场。当身着“华航”制服的王锡爵走下飞机时，欢迎的人群向他献上了鲜花。王对前来迎接他的人们说：“祖国提倡大陆和台湾实现通商、通邮、通航，今天可以说是台湾与大陆的首航。我希望海峡两岸的同胞们今后可以自由往来，看望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我方有关部门专程从四川遂宁接来王锡爵82岁的老父亲，到机场迎接儿子。鬓发花白的王锡爵，看到满脸沧桑的老父亲，激动得说不出话来。1949年，年仅19岁的王锡爵随国民党空军航校迁至台湾后，37年与其父再未见面。父子骨肉团圆，相拥而泣的场面令当时在场的许多人流下了热泪。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于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接见了王锡爵及其亲属。田纪云对王回到祖国大陆定居表示欢迎。他说：“王先生的行动，表达了炎黄子孙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共同愿望，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王先生这次回来定居，实现了同多年分离的家人团聚，对此我表示热烈的祝贺！”王表示回到大陆后，要到四川家乡和祖国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今后多为祖国的航空事业服务。
田纪云还明确指出：“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大陆与台湾应首先实现通航、通邮、通商。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我方愿意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积极促进海峡两岸多方面的交往与合作，为和平统一祖国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后根据王锡爵的意愿，中国民航总局任命他担任中国民航华北管理局副局长兼副总飞行师。从此，这位曾驾驶过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到大陆执行过十次以上侦查任务，并获得“国军英雄”称号，受过蒋介石接见的华航飞行员，又驾驶中国民航的飞机，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上。
接受秘密任务
在这一历史事件中，国管局承担了重要而又秘密的接待任务。据国管局大事记记载：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从5月5日起配合中国民航局，接待了王锡爵及其亲属。接待组由国管局接待处和民航局等单位的同志组成。为了安全起见，5月5日四川省政府办公厅送王的父亲及三个弟弟到京，暂住国谊宾馆。5月6日王到京后，同其亲属一起被安排在中联部万寿路宾馆（国管局接待处处长李金生陪同）。王锡爵一家在京46天，接待组陪同他们参观游览了北京的许多名胜古迹。这里面还记载了：5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指示接待组要“以诚相待”，认真完成接待任务。而这个接待任务，就是我所参与的秘密接待华航机组另外两个飞行员的特殊使命。
华航机组副驾驶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5月3日与王锡爵同机抵达广州。一下飞机，董、邱二人就向我方接待人员表示了要求返回台湾的愿望。我民航局遵照中央指示，当天即向台湾华航公司提出愿意归还飞机、货物及两名飞行员的意愿，并邀请其速派人来广州洽商交接事宜。无奈当时台湾当局坚持与大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十天来毫无音讯，使华航机组返台一事变得遥遥无期。
5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接到接待华航机组飞行员董光兴、邱明志二人的任务。国管局常局长对我说：“这次任务保密性很强，组织上安排你参加接待任务是对你的信任。时间多久，现在不好说，要有长期准备。这段时间你就住在宾馆，不能回家和随意外出，也不要给家人和其他人打电话。”
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和民航局、公安部的同志组成了一个接待小组，除了睡觉，几乎形影不离地陪伴着董、邱二人。公安部为接待小组专门配备了一辆小车，一辆旅行车及两名司机。记得这两辆车上配有三种特别通行证，可以在北京许多“禁区”里自由穿行。还为每辆车配备了刚刚进口的对讲机，以便出行时前后车保持联系。
华航机组副驾驶董光兴，1929年1月出生，江苏宝山人，比王锡爵大一岁。当年也是从大陆去台湾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与王在空军航校时曾为同学。此人外表严肃，少言寡语，讲话谨慎，老练深沉，两人中他是核心人物。邱明志是位机械师，台湾本土人。为人快言快语，善于交际，但他对董却唯命是从。和他们在一起，比较好交流的有利条件是，台湾也讲普通话。
接待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陪同董、邱二人在北京参观游览。在京期间我们陪同他俩一起参观了故宫、天坛、颐和园和长城等。记得第一天董就提出出门要换衣服（来时只穿了件短袖飞行服）、戴帽子、戴墨镜，因为他们是秘密到北京的，怕有人认出来。民航局的同志答应解决，经公安部的同志事前联系，晚上9点后我们带董、邱二人一起去了北京最好的红都服装店定做衣服。到红都后，他们看到满屋子都是服装，就说：不用定做了，买现成的就行。经过几番挑选试穿，每个人要了两套不同颜色的中山装薄制服。第二天去故宫参观，我陪他们从午门进入，一边游览，一边介绍。邱兴趣盎然，董却神色紧张，他心不在焉地一边听我讲解，一边左顾右盼地四处张望。参观途中他突然提出要马上回去，我问原因他也不说，只得向他解释不能走回头路了，因为我们的车已到故宫北面的神武门外等候。上车后我又问董，他才支支吾吾地说刚才在故宫参观时，发现有人对着他照相，他怕被人认出。我知道他是紧张过度了，就有意聊些轻松点儿的话题以舒缓他草木皆兵的心态。 一天晚上安排董、邱二人在会议室看国庆阅兵的录像，当看到天安门广场上军乐队演奏国歌时，董也随之兴奋地低声哼唱起来。我惊奇地问他：“你怎么也会唱？”他说：“抗战时我在重庆航校学习，那时这首抗日歌曲就已风靡全国了。我们航校的学员们都会唱。后来成了国歌，部队就不让唱了。”我说：“看来你也经历过抗战，算是个民族英雄吧。”在场的人都笑了，董的脸上也浮现出难得的笑容。
由于台湾当局拒绝和大陆直接谈判，华航机组返台一事迟迟未果，董的心情有些急躁不安。一天，我到他房间看他，他突然问我：“高先生，你是共产党吗？”我一愣，随后答道：“是！”他又说：“你们共产党不是提倡海峡两岸来去自由吗？为什么还不放我们回去？”我说：“田纪云副总理在接见王锡爵先生时就讲了，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当年许多国民党战犯我们都放了，何况你呢。只是现在台湾当局不和我们交涉，责任不在我们。现在有关方面正在努力做工作，放心吧，你会回去的。”他听后无奈地说：“看来我们是回不去了。”说罢，从衣柜里拿出个手提包，对我说：“这里是我的飞行服，现在没用了，送给你做个纪念吧。你不要，就扔了。”我说：“我先替你收着。”接过手提包，见上面印有“广州交易会”字样，我问他，他说是这次在广州滞留期间，那边的人带他们参观广州交易会时赠送的。又有一次，董心情沮丧地对我说：“我的老婆和两个孩子都在美国，老婆还有病，知道我出事后不知会急成啥样了。全家都靠我挣钱养家，本想飞台湾后就给家里寄钱，现在寄不成了。估计这次饭碗也被砸了，以后真不知怎么办才好。”我问他：“每月给家里寄多少钱？”他说：“每月3000美金，一次寄三个月的。”我把这一情况告诉民航局的同志。经请示，上级同意给董解决一万美金的生活费，董十分感动，只是担心我们无法办到。民航局的同志说：“只要你能提供家人的联系方式，我们就能办到。在美国，我们有大使馆和领事馆。”董提供地址后第二天就得到外交部的通知，说钱已送到，还代董报了平安，问候了他的家人。董的心情豁然开朗，对我们的做法赞叹不已。
机械师邱明志，1946年5月出生，台湾屏东人，27岁即获飞航工程师职称。此人不但年轻精明，而且很健谈。到大陆后他不像董那样忧虑重重，倒像是来串门的老朋友，整天和我们一起聊天，一起参观。在京期间他哪儿都想去，看什么都新鲜。他曾对我说，自小生长在台湾，这是第一次到大陆，机会难得。过去对大陆的印象完全是从报纸、杂志和画报上了解的，实际看来要比印象中强百倍。他向我提出一个愿望，想到西安看看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秦兵马俑。我向上级汇报后竟获批准，后来民航局真的安排一架专机带他们到西安去参观。
一次，邱向我主动谈起“华航事件”的经过，这件事董是绝对闭口不谈的。他说他和王锡爵的关系甚好，有生死之交。在一次执行任务时飞机突然出现故障，向大海滑落，危难之中他配合王沉着应对，排除了机械故障，重新拉起了飞机。从那以后他就私下认王为大哥。这次在新加坡，上飞机后王就对他说要驾机去大陆，回家看老父亲，希望他配合。邱非常同情王的举动，认为是孝子所为。另外，怕在天上一旦打起来飞机掉下去，大家都得送命。就对王说：“大哥，没问题，我舍命陪君子！但有一条，我不能随你留在大陆。”王表示感激。飞机过珠江口时，王有意命邱去货舱拿几个榴莲来吃，邱心领神会地躲开了驾驶舱。王见机会来了，乘董不备，突然用事前准备的绳子将董捆绑在驾驶座位上，随后驾机落于广州。
“华航事件”的最终结果
“华航事件”发生后，我方有关部门积极联络，台湾当局在拖延10天后，迫于世界舆论和台湾民众的压力，于1986年5月13日，托中间人向大陆传话，表示愿意与我方在香港会谈。中央指示，由中央对台办主任杨思德、中国民航局局长胡逸洲、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岳枫、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许光建四位同志组成领导小组，负责在香港的谈判工作。从5月17日至20日，双方经艰难的四轮谈判，最终达成一致，决定5月23日上午，中国民航与台湾华航在香港完成华航飞机的交接
事宜。
消息传来，董、邱二人正在西安参观。20日，两人提前返京。一到国谊宾馆，董就兴奋地对我说：“高先生，我们要回去了。我给你的飞行服还在吗？”我说：“你放心，在我们仓库里保存着呢。”我立刻将手提包拿来给他，他将飞行服取出后高兴地向我道谢，并将印有“广州交易会”字样的手提包送给我。他说：“这东西我不便带回去，给你留个纪念吧。”又说：“对高先生和贵方同仁的热情接待，我将铭记在心，没齿不忘。但有一点我要事前告知，这次回去后上面定会严格审查，为了生计，我们可能会违心地讲些骂你们的话，请你们能够宽容理解，千万不要在意啊！”21日，董、邱二人乘车离开国谊宾馆，我和其他领导将其二人送至车上，大家相互挥手，依依惜别。董、邱二人在首都机场登上华航的飞机，该飞机由中国民航驾驶员李长幸机长驾驶，当日飞抵广州。23日上午11时左右，华航飞机从广州飞抵香港启德机场，我方和台方代表各四人先后登机，在飞机上办理了交接手续。我方将董、邱二人的体检表、飞机检修记录单，以及货物清单递交给对方，双方代表在交接书上签字。交接完毕后，我方首席代表张瑞普与董、邱二人握手告别，祝二人与家人早日团聚，并赠送他们礼品。他们表示心意领了，但当着台方代表的面谢绝接受礼物。随后双方代表高兴地在机上握手告别。自此，历时20天的“华航事件”圆满落幕。
“华航事件”发生后，香港《中报》发表社论《通向历史的转折点》，文章认为：“从不接触到接触，这是一个历史性突破。”台湾舆论也认为：“华航、中航虽然动机不同，但在香港举行会谈，标志着海峡两岸30多年的隔绝被打破，两岸首次面对面地谈判，引起世人瞩目。”台湾各界人士反响强烈，有一谢姓“立法委员”在向台湾“行政院”提出书面质询中说：华航机长王锡爵说他飞到大陆是为了探望高龄老父。因此，出现这个事件是台湾当局禁止民众回大陆探亲造成的恶果。他指出：在台湾的大陆人都思乡、思亲情切，基于人道立场，应考虑准许他们回乡
探亲。
随着时光流逝，当年跟随蒋介石退守台湾的国民党老兵渐入垂暮之年，他们盼望与亲人团聚，落叶归根的思乡情绪日积月累，怨声鼎沸。“华航事件”点燃了老兵们回归故土的请愿烈火。1987年春节前，数万老兵在台北举行集会游行，要求台湾当局准许他们回大陆过年探亲。在当年的母亲节，万余老兵以“母亲节遥祝母亲”的名义在台北孙中山纪念馆举行集会。老兵们身穿印有鲜红色的“我们要回家”“妈妈我想你”等字样的白衬衣静坐示威，并齐声高唱歌曲《母亲你在何方》，悲痛之音震撼岛域，整个会场哭声一片，路人无不为之动容。经过长达数月抗争，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被迫宣布开放探亲。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国务院有关负责人就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同胞到大陆探亲一事，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们热情欢迎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探亲旅游，保证来去自由，并将尽力提供方便，给予
照顾。
王锡爵被人们称为“打破两岸坚冰第一人”。“华航事件”过去近30年了，现在海峡两岸的骨肉同胞，不但能够自由地通航、通商、通邮，还实现了通婚、通旅、通学、通艺等所有的民间交流往来活动。国共两党领导人也多次进行了面对面开诚布公的对话交流。我相信，在党中央“一国两制”英明决策引导下，台湾终将回归祖国怀抱。（编辑 杨 琳）
（作者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