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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13日，201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5次缔约方会议，简称COP25）在西班牙马德里鸣锣开幕。虽然此前经历了举办地更换等波折，但是通过各方的努力，来自世界200多个国家的约2.5万人参会。会议旨在实施联合国气候变化进程中的下一个关键步骤。继2018年在波兰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4次缔约方会议上就《巴黎协定》的实施准则达成一致之后，本届气候大会被视为将开启《巴黎协定》的新征程。
而在201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主席、智利环境部长卡罗琳娜·施密特看来，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危机，仅提出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目标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将谈判转变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行动，这是201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焦点。
谈及行动不难看出，中国交了份“漂亮的答卷”。在气候大会开幕前一周，中国生态环境部于2019年11月2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9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0%，比2005年累计下降45.8%，相当于减排52.6亿吨二氧化碳，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14.3%，基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大规模国土绿化和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持续推进，适应气候变化工作持续推进，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碳市场建设有序推进，公众应对气候变化意识不断提高。
对于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宪法和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党章》的中国而言，节能环保是发展的永恒主题。而这些成绩的背后，则蕴含着政府、企业和民间各界的多方协调与不懈努力。而以“节能”和“环保”为名的中国节能环保集团便是这骄人成绩背后一家默默贡献了40年的企业。环保事业中的“国企力量”
节能环保事业具有很强的公益性，通常要兼顾公共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如果将其看作成一个产业，往往需要企业持续大量的资金投入，拥有领先的技术实力、成熟的运营经验，更要放眼长远、统筹布局，并经得起较长的回报周期。
因此，相比普通企业，国有企业能够更好地兼顾各方利益，不单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这种天然优势使其能够在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的两者之间最大限度地发挥兼容性。可以说，国有企业在环保事业中起到了引领的作用。
作为中国唯一一家主业为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中央企业，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节能环保领域最大的科技型、服务型产业集团。“国有企业承担着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环境责任，尤其是以节能环保为主业的中央企业，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积极介入节能环保事业，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余红辉说，“当然，作为企业，要结合自身实际，打造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赢利机制，否则企业经营是不可持续的。”
示范项目助力建筑节能减排
在中国节能环保集团众多科技创新项目中，主打建筑节能的杭州能源与环境产业园可谓是兼顾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的示范项目。园区内的建筑应用了众多节能技术与材料。以园区内的“被动屋”一中国节能杭州绿色建筑科技馆为例，科技馆的每平方米能耗只有普通建筑的1/4，节能率达76.4%。通过采用建筑物自遮阳系统、被动式通风系统、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雨水收集、中水回用系统等先进的建筑节能系统，有效减少建筑能耗，减少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建筑节能领域，以往人们经常是对节能效应赞不绝口，但却对造价成本“望而却步”，而这座被动屋的造价成本每平米仅增加了1000元人民币。在开发者可接受的范围内增加成本，实现超过70%的建筑节能率，这本身就是一种创举。这样的节能建筑与产业园也受到了其他地区及城市的“垂青”。
“在杭州能源与环境产业园之后，我们开展的杭州西溪首座和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区项目先后被联合国环境署授予‘SUC可持续社区国际交流实践基地’的称号。前不久，上海与我们计划开展上海首座的建设，还包括正在进行的河北雄安新区的能源管理及环境治理总体方案等，越来越多的地方愿意拿出最稀缺的资源来做节能环保事业，我们真的很欣慰。”余红辉动情地说。破解“垃圾围城”困局
随着中国城市化发展不断加速，“垃圾围城”现象已然成为限制城市发展、影响生活体验的“瓶颈”。据统计，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每年超过1.5亿吨，并以每年8%-10%的速度递增。而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中国节能环保集团通过其在山东省临沂市的一个项目，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同时也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临沂生态循环产业园是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最具代表性的项目之一。园区以生活垃圾焚烧热电联产项目为核心，通过垃圾处理、天然气提纯、脂肪酸生产、沼气资源化利用等各类项目之间副产物和废物的交换和再利用，能量和废水的梯级利用，基础设施的共享，实现了园区内固体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协同处置。
“邻避效应是环保工作中非常令人頭疼的一个概念，老百姓觉得垃圾处理好是好，但是你别在我家后院处理。”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总经理余红辉说，“但在这一方面，临沂生态循环产业园利用先进的处理工艺，向园区周边141家板材厂提供蒸汽，向周边200平方公里内的居民楼提供暖气，剩下的用于发电上网，真正实现了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多重工艺。人类可以如此体面地处理自己的废弃物，这是一种文明的象征。”
长江治理需要因地制宜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6300多公里的水路途径东中西三大区域的11个省，长江附近的经济圈有着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然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长江一中国的母亲河，却面临着“重磷”的污染。尽管在各地政府的组织下进行了相关治理，但是许多地方污染治理工作仍面临着环境监测数据来源多头和口径不一，治理效率低下等问题。
2018年5月，凭借成熟的商业模式、先进的科技水平以及专注节能环保领域深耕几十年的实践经验，中国节能环保集团被确定为长江经济带污染治理主体平台企业。
一年多来，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按照“一城一策”“一域一策”的原则，与浙江、湖南、湖北等省份及下属城市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深入湖州、咸宁、衡阳、毕节等城市，开展先行先试工作，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持续的创新模式。截至目前，该集团在长江经济带污染治理主体平台相关省市设立各级专业子公司178家，开展各类节能环保项目275项，累计安排相关投资近300亿元，后续项目涉及投资总额超过1000亿元。
据余红辉介绍，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在长江治污上坚持“三度原则”：一要有高度，提高站位，以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和社会责任等丰富内涵为支撑;二要有温度，提高平台的资源聚集和价值创造能力，既能解决问题，又能让每一个参与者得到满意的回报;三要有力度，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长江流域的系统性出发，整体规划、分类施策，解决长江经济带长期存在的污染治理难题。
“下一步，中国节能将进一步发挥领头雁作用，切实肩负起污染治理主体平台责任，更好地推进长江大保护各项工作。”余红辉说。
“对于我们这些做环保的人，当你看到自己的努力使废水、废弃物都变成有价值的资源，看到人类对自然界排放的东西变得无毒无害，你的内心是非常温暖安宁的，因为你在做善良的事情。”余红辉说，“而且心中这份厚重的环保情怀也会为你赢得他人的尊重，赢得做事情的机会，这样你的事业就会越做越好。对一个企业是这样，对一个国家亦是如此。”
而在201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主席、智利环境部长卡罗琳娜·施密特看来，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危机，仅提出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目标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将谈判转变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行动，这是201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焦点。
谈及行动不难看出，中国交了份“漂亮的答卷”。在气候大会开幕前一周，中国生态环境部于2019年11月2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9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0%，比2005年累计下降45.8%，相当于减排52.6亿吨二氧化碳，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14.3%，基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大规模国土绿化和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持续推进，适应气候变化工作持续推进，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碳市场建设有序推进，公众应对气候变化意识不断提高。
对于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宪法和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党章》的中国而言，节能环保是发展的永恒主题。而这些成绩的背后，则蕴含着政府、企业和民间各界的多方协调与不懈努力。而以“节能”和“环保”为名的中国节能环保集团便是这骄人成绩背后一家默默贡献了40年的企业。环保事业中的“国企力量”
节能环保事业具有很强的公益性，通常要兼顾公共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如果将其看作成一个产业，往往需要企业持续大量的资金投入，拥有领先的技术实力、成熟的运营经验，更要放眼长远、统筹布局，并经得起较长的回报周期。
因此，相比普通企业，国有企业能够更好地兼顾各方利益，不单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这种天然优势使其能够在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的两者之间最大限度地发挥兼容性。可以说，国有企业在环保事业中起到了引领的作用。
作为中国唯一一家主业为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中央企业，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节能环保领域最大的科技型、服务型产业集团。“国有企业承担着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环境责任，尤其是以节能环保为主业的中央企业，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积极介入节能环保事业，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余红辉说，“当然，作为企业，要结合自身实际，打造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赢利机制，否则企业经营是不可持续的。”
示范项目助力建筑节能减排
在中国节能环保集团众多科技创新项目中，主打建筑节能的杭州能源与环境产业园可谓是兼顾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的示范项目。园区内的建筑应用了众多节能技术与材料。以园区内的“被动屋”一中国节能杭州绿色建筑科技馆为例，科技馆的每平方米能耗只有普通建筑的1/4，节能率达76.4%。通过采用建筑物自遮阳系统、被动式通风系统、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雨水收集、中水回用系统等先进的建筑节能系统，有效减少建筑能耗，减少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建筑节能领域，以往人们经常是对节能效应赞不绝口，但却对造价成本“望而却步”，而这座被动屋的造价成本每平米仅增加了1000元人民币。在开发者可接受的范围内增加成本，实现超过70%的建筑节能率，这本身就是一种创举。这样的节能建筑与产业园也受到了其他地区及城市的“垂青”。
“在杭州能源与环境产业园之后，我们开展的杭州西溪首座和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区项目先后被联合国环境署授予‘SUC可持续社区国际交流实践基地’的称号。前不久，上海与我们计划开展上海首座的建设，还包括正在进行的河北雄安新区的能源管理及环境治理总体方案等，越来越多的地方愿意拿出最稀缺的资源来做节能环保事业，我们真的很欣慰。”余红辉动情地说。破解“垃圾围城”困局
随着中国城市化发展不断加速，“垃圾围城”现象已然成为限制城市发展、影响生活体验的“瓶颈”。据统计，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每年超过1.5亿吨，并以每年8%-10%的速度递增。而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中国节能环保集团通过其在山东省临沂市的一个项目，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同时也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临沂生态循环产业园是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最具代表性的项目之一。园区以生活垃圾焚烧热电联产项目为核心，通过垃圾处理、天然气提纯、脂肪酸生产、沼气资源化利用等各类项目之间副产物和废物的交换和再利用，能量和废水的梯级利用，基础设施的共享，实现了园区内固体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协同处置。
“邻避效应是环保工作中非常令人頭疼的一个概念，老百姓觉得垃圾处理好是好，但是你别在我家后院处理。”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总经理余红辉说，“但在这一方面，临沂生态循环产业园利用先进的处理工艺，向园区周边141家板材厂提供蒸汽，向周边200平方公里内的居民楼提供暖气，剩下的用于发电上网，真正实现了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多重工艺。人类可以如此体面地处理自己的废弃物，这是一种文明的象征。”
长江治理需要因地制宜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6300多公里的水路途径东中西三大区域的11个省，长江附近的经济圈有着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然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长江一中国的母亲河，却面临着“重磷”的污染。尽管在各地政府的组织下进行了相关治理，但是许多地方污染治理工作仍面临着环境监测数据来源多头和口径不一，治理效率低下等问题。
2018年5月，凭借成熟的商业模式、先进的科技水平以及专注节能环保领域深耕几十年的实践经验，中国节能环保集团被确定为长江经济带污染治理主体平台企业。
一年多来，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按照“一城一策”“一域一策”的原则，与浙江、湖南、湖北等省份及下属城市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深入湖州、咸宁、衡阳、毕节等城市，开展先行先试工作，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持续的创新模式。截至目前，该集团在长江经济带污染治理主体平台相关省市设立各级专业子公司178家，开展各类节能环保项目275项，累计安排相关投资近300亿元，后续项目涉及投资总额超过1000亿元。
据余红辉介绍，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在长江治污上坚持“三度原则”：一要有高度，提高站位，以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和社会责任等丰富内涵为支撑;二要有温度，提高平台的资源聚集和价值创造能力，既能解决问题，又能让每一个参与者得到满意的回报;三要有力度，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长江流域的系统性出发，整体规划、分类施策，解决长江经济带长期存在的污染治理难题。
“下一步，中国节能将进一步发挥领头雁作用，切实肩负起污染治理主体平台责任，更好地推进长江大保护各项工作。”余红辉说。
“对于我们这些做环保的人，当你看到自己的努力使废水、废弃物都变成有价值的资源，看到人类对自然界排放的东西变得无毒无害，你的内心是非常温暖安宁的，因为你在做善良的事情。”余红辉说，“而且心中这份厚重的环保情怀也会为你赢得他人的尊重，赢得做事情的机会，这样你的事业就会越做越好。对一个企业是这样，对一个国家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