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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天，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随着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的成功，朝鲜形势逆转。在慎重抉择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毅然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然而，新生的人民政权在经济军事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要想战胜强大的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争取社会主义强国苏联在各方面的援助，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重要助力。作为军委副主席、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与努力，为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行争取到了有力的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支持。
面对日益严峻的朝鲜局势，抗美援朝战争是毛泽东等一生最难的抉择之一。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百废待兴，匪患未清，而对手是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敌我力量悬殊巨大，新生的人民政权要想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外部支援。在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周恩来先后两次出访苏联，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争取到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1950年10月8日，在抗美援朝战争决策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和林彪离开北京，秘密前往苏联。到达苏联后，他们立即乘专机赶往黑海海滨的克里米亚，11日与正在那里休养的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会谈。事实上，周恩来是带着“两种意见：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来的。会谈中，周恩来详细通报了中共中央关于出兵援助朝鲜的考虑，介绍了中共中央讨论朝鲜局势和出兵援助朝鲜的情况，说明了中国出兵援助可能面临的巨大困难，希望苏联给予军事装备上的支援和空中帮助。周恩来向斯大林表示，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朝。斯大林同意向中国军队提供武器和装备，在空军帮助方面，為避免“国际问题”，苏联空军不准备进入敌后。在此之前，斯大林曾承诺过，中国出兵支援朝鲜，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以及提供军事援助。但此时他“动摇了”，结论是“不出兵也可”。当天，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电告毛泽东，通报了建议中国不出兵的决定，并做了其他相关安排。之后，周恩来返回莫斯科。
13日，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再次讨论，本着“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持朝鲜人民”的信念，中国政府最后决定“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参战利益极大”，毛泽东当日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电告周恩来，要求周在莫斯科再停留几天，同苏联领导人商议有关军事援助和空军帮助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和周恩来与斯大林会谈后的结论完全相反，让周恩来“陷入深深的沉思”，但是，他立刻行动起来，执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争取最大的外部援助。当夜，周恩来紧急约见莫洛托夫，转告了毛泽东电报的内容，并要求其立刻报告斯大林。14日，周恩来致电斯大林，提出了8个问题请求答复，其中大部分内容涉及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和空军帮助，希望苏联空军能够出动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加派掩护空军驻扎于中国近海各大城市，并附上了中国政府第一批关于各种炮类及其附属器材的订货单。之后，周恩来又将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时间和整个部署以及需要苏联政府明确给予答复的电报内容迅速告知斯大林。但是，周恩来等来的却是苏联空军只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之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的答复。
周恩来在抗美援朝战争前夕的这次访苏，敲定了苏联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事援助问题。周恩来提出的援助飞机、大炮、坦克等装备的请求全部得到满足，只有在空军支援问题上未能达成预订目标。周恩来回国后，又领导相关人员针对苏联援助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协商和后期的跟进，以保证苏联援助能够落实。
1950年11月之后，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事援助逐渐加大，同时为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武器装备而设立了专用军事贷款。1951年2月，周恩来与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哈罗夫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贷款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向中国提供12.35亿卢布的贷款，用以购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需的军事装备、弹药和铁路器材。协定还规定：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以后的军事装备与弹药订货以半价付款，铁路器材的订货以七五折付款。为适应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1951年9月5日，周恩来以毛泽东名义致电斯大林，要求苏联政府再给中国增加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并希望军事订货能在当年底前全部交付。苏联方面很快回复同意增加贷款，同时表示尽力完成追加的军事订货。
1952年8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再次访问苏联，重点协商抗美援朝和制订中国的“一五”计划的问题。经过中国人民志愿军近两年的浴血奋战，斯大林在援华方面明显是“热情”了许多。当周恩来提出为了应对美国的军事进攻和进行战略反击，中朝军队仍需苏联方面提供援助时，斯大林答应帮助中国装备60个师，并提出“炮弹消耗与敌人1比9是不行的，应该是20比9，必须压倒敌人”。斯大林态度的转变使得周恩来争取苏联的援助变得容易了一些，之后周恩来将用于抗美援朝作战的武器装备的订货单、聘请各类专家名单、国防工业各系统的发展计划、各军兵种五年建设计划所需装备的订货单等项文件送交苏方，由两国政府代表团继续商谈有关援助的具体问题。
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建设项目，在周恩来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两次访苏过程中取得了积极进展。周恩来在这个过程中，多次与斯大林会谈，努力协调落实，指导相关人员积极跟进。这些援建项目，不仅助力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顺利起步，也为抗美援朝战争增加了后劲。
除了在大的方向上尽力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外，周恩来对一些细微的事情也都设想到了。1953年3月，周恩来致信马林科夫：“一九五三年度中国向苏联的订货中有三项重要货单尚未谈定，这三项均系我国军队和军事工业急需的各种物资，希望苏方尽快与中国驻苏商务参赞商谈，并能从第二季度开始交货。为使今后能够顺利地办理中国向苏联的军事物资订货，希望苏联政府规定一个固定的军事订货程序，以便我们遵循。” 抗美援朝期间，中国总共争取到了苏联向中国提供的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大部分苏联都是以半价提供，为此中国共向苏联借了56亿卢布（约合13.4亿美元）的贷款。客观上说，以中国当时的现状，“像抗美援朝战争这样巨大的消耗”，“国内生产的弹药无论如何是供不应求的。虽然我们采取了大力增加军工生产，翻修美、日式炮弹等措施，但仍然大约只能满足需要量的百分之十左右”，苏联的援助确实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970年，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说：“我看还是要感谢苏联，它终归是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掌握这些武器，对迅速提高部队战斗力和战术技术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苏联在这方面的帮助并不是完全无私的。曾率团赴苏商谈为中国抗美援朝战争提供物资援助的徐向前回忆说：苏联“对支援中国武器装备缩手缩脚。谈妥的定货，运回一些来，多是些旧家伙，拿到朝鲜战场上，有些枪栓拉不开，简直没法用。”苏联的军事援助很多是二战时剩下的装备，并不是最先进的，有些甚至是落伍的，但即便是这样，还是让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水平提高了很多。可以说“经过朝鲜战争的锻炼，我们的军事装备逐渐走向了现代化，部队的军事素养也得到了新的提高”。
而相比较而言，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朝鲜的援助却是无私的。1953年11月12日至26日，金日成率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23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和朝鲜政府代表团发表会谈公报。公报说：中国政府决定将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12月31日中国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资金，均无偿地赠给朝鲜政府。同时，为更进一步援助朝鲜，中国政府决定在1954年至1957年4年内，再向朝鲜政府无偿提供人民币8万亿元（折合新人民币8亿元），作为其恢复国民经济之费用。
总体来说，苏联的经济军事援助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军队的军事装备，推动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加速了中国空軍和海军的发展，增强了中国军队抗击美国和南朝鲜军队的能力，对扭转战局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打现代化战争，空军是重要的战略支撑。没有空军提供空中掩护和防卫，地面部队和后勤补给线就会完全暴露在敌机的轰炸视野之下。然而，要完成空中掩护和防卫任务，对于当时刚刚组建的新中国空军而言，显然是极其困难的。因此，在向苏联争取援助时，周恩来特别重视苏联的空军支援问题。1950年7月初，周恩来就曾通过罗申向苏联方面表示，如果中国方面支援朝鲜战争，希望苏联方面能够提供军事援助和空中支援。苏联方面也曾允诺如果中国出兵朝鲜，会提供军事援助和空中帮助。但是实际上在中国抗美援朝决策的关键时刻，周恩来秘密访苏协商这个问题时，斯大林在没有证实中国参战决心之前以“没有准备好”为理由拒绝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空中帮助，致使朝鲜战场制空权完全被联合国军掌控。李奇微曾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朝鲜战争的第一年，“我们在北朝鲜战场上空几乎未遭抵抗”，“使敌人遭到沉重的打击，在生命财产上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对于争取苏联空军的支援，周恩来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即使没有空中力量，中国人民志愿军仍然坚决参战，并且取得了首战大捷。中国人的决心和勇气终于使斯大林改变了主意，主动提出让苏联空军协助中国空军保卫中国领空，同时护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后勤线。10月29日，周恩来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泽东：“今日与沙哈诺夫同志（时任苏联派驻中国的军事总顾问——编者注）等会谈，他告我苏方又同意派苏航空员驾喷气式飞机至安东担任防空，并可超过中国边境数里”。随后，苏联空军于11月1日出现在了朝鲜战场的上空。不久后，为增加苏联空军在我军后方对美国空军的作战，苏联方面提出，“拟增派一百二十驾喷气的米克十五式飞机分两批加到别洛夫空军师的组织内，并成立空军的机构指挥之”。对此次增派飞机的提议，周恩来认为，“是由于苏机在东北的战绩（12天中击落美机23架）而由沙哈诺夫提出的。同时，苏机加强给中国军队以后盾，对美国也是一个示威，这大概是菲里波夫决定增强苏联空军的主要原因”。11月15日，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给斯大林复电，同意苏联增派来华空军。
苏联空军参战后，根据战场的需要和中央的指示，周恩来不断与苏联沟通，争取更有利的支持。1951年1月25日，第三次战役结束后，美军发动大规模反攻，志愿军被迫后撤100多公里，再次回到了“三八线”以北。2月26日，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给斯大林的电报，通报我方对朝鲜战争的估计和今后的战略部署，电文中特别突出了“目前朝鲜作战的困难，仍为敌人火力强，我方运输力弱”，“敌人对朝沿海的袭扰、运输线的不间断的轰炸，均甚为积极”，我军补充物资只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能送达前线，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在途中被炸毁，“彭德怀同志十分希望苏联空军能在平壤元山之线及其以北机场担负掩护任务，并希望苏联空军使用的机场能移入朝鲜境内”。此电报经毛泽东修改后，于3月1日发出。斯大林深知空军掩护的重要性，两日后即复电：“同意您关于今后在朝鲜的作战方针。假如你们能在安东地区留下两个空军师掩护电站和该交通线的话，我们同意派遣两个驱逐机师，即第一五一师和第三二四师，在别洛夫将军指挥下，进入朝鲜境内作战，以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
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空军先后有12个师投入了空战，轮番参战的空军人数总计为7.2万人。苏联空军的歼击机总共击落了1097架敌机，高射炮兵总共击落了212架敌机。当然，苏联为了避免与美国直接军事对抗，其空军的主要任务是“掩护交通运输线和机场的修建”，因此苏联空军与美韩军队的空战大都发生在鸭绿江与洁川江或大同江之间的地区。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中国人民空军还相当年轻、弱小，空战主要是苏联空军打的”。虽然苏联空军的任务主要是保卫后方和交通线，并没有承担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地面部队作战的任务，但其对后勤保障线的掩护和保卫，也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提供了重要支持。对此，美国方面保持了缄默。由于苏联政府害怕引起国际问题，对空军参战设置了种种禁令，致使苏联的空军帮助主要局限在中朝军队的后方，朝鲜战争前线的制空权仍然掌握在美军手中。 苏联政府除了直接派出空军参战外，还以各种方式帮助组建和训练中国空军，周恩来在这当中做了许多联系协调以及具体工作。当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质疑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较为谨慎的作战方针时，周恩来没有让步，坚持空军要在作战中学习的原则，目的是越战越强。
1950年到1954年，中国用苏联提供的装备和帮助从无到有建立起一支实力位居世界前列的空军。到1954年初，中国共组建了28个空军师，5个独立飞行团，共有飞机3000余架。新组建的中国空军与苏联空军一起夺取了清川江地区局部的制空权，建立了著名的“米格走廊”。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于1951年 11月2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志愿军空军在苏联空军的配合下，经受了现代化战争的考验，在战争中迅速壮大发展，这是非常宝贵的实战经验。
如果说苏联在军事援助和空中帮助中有所保留和犹豫的话，那么在国际道义和外交方面的支持则是非常坚决的。可以说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作为朝中人民的后盾，旗帜鲜明地站在朝中两国一边，大力声援朝鲜的统一事业和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坚持反对美国对朝鲜的干涉和侵略政策，多次声明主张和平解决朝鲜冲突，坚决反对战争扩大化。而作为中国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深知国际舆论的重要性，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中，他特别注重借助苏联这个重要的助力，通过各种途径发出中国的声音，与苏联的外交声援遥相呼应，形成强大的国际舆论氛围，为争取朝鲜战争的和平解决创造条件，争取在国际舆论中获得主动和支持。
无论是在谴责美国在苏联代表因故缺席的情况下，利用安理会接连通过决议，组织联合国军干预朝鲜局势的侵略行径上，还是在要求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和抗议美军侵犯台湾海峡和轰炸中国领土的行为上，中苏都采取了一致的步调。周恩来多次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联在联合国的提案，苏联在外交上也通过联合国等国际舆论渠道有力地声援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抗美援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苏两国在朝鲜停战谈判的倡议和谈判中的互相配合。
当战争在“三八线”附近陷入僵局后，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发表广播演说，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建议交战双方通过谈判，实现停火和停战。中国政府积极响应，25日即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完全赞同这个建议”。这一重大外交行动，拉开了开城谈判的序幕，朝鲜战争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
在旷日持久的谈判阶段，中苏在外交和宣传上作出了不懈努力，配合了中朝人民的军事斗争。当谈判进行了4个月却一无所获时，1951年11月8日，出席联合国第六届大会的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奉苏联政府之命，向大会提出了4项和平建议。11月1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苏联政府这4项和平建议，表示完全赞同”。之后，苏联政府又提出了促进朝鲜停战谈判的建议，得到中国和朝鲜的拥护，甚至还得到了西方一些国家的响应，美国政府被迫开始认真考虑谈判。
在进行战俘遣返问题的谈判时，美国公然违背国际公约，致使进行了一年多的停战谈判再度陷入僵局。为此，1952年11月10日，维辛斯基特别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24日又提出补充提案，呼吁在朝鲜的交战双方按照已经同意的停战协定草案，立即完全停火，战俘遣返问题交给苏联提案中所提出的十一国委员会去解决。11月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完全赞同”，并严正指出“在交战双方实现完全停火后，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仍必须依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国际处理战俘的惯例来解决”。由于中苏方面的互相配合，给美国造成很大的舆论压力。经过艰苦的谈判，聯合国军终于同意先行交换病伤战俘。1953年3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再次发表声明，肯定了“交换病伤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对于顺利解决全部战俘问题显然具有极重大的意义”，认为“解决全部战俘问题以保证停止朝鲜战争并缔结停战协定的时机，应当说是已经到来了”，提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的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支持。31日，莫斯科各报都以显著的位置刊载了周恩来的这个声明。同日，金日成声明支持周恩来的声明。4月1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也发表声明，盛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再一次在达成关于停战和结束朝鲜战争的协议上表现了首倡精神”，认为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有可能公正地解决遣返战俘问题和扫除在实现朝鲜停战上的其余障碍”，希望建议“得到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正确理解”，并表示苏联政府“愿意尽力促其实现”。周恩来的声明不仅得到了朝鲜和苏联方面的积极响应，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热烈拥护，甚至资本主义阵营也对这个声明表示了极大的兴趣。纽约《先驱论坛报》31日发表评论说：“公众将认为这个声明是走向朝鲜和平的显著的一步。”在舆论的压力下，4月11日《遣返伤病被俘人员协定》签订，6月8日交战双方就战俘问题最终达成一致。7月27日，交战双方谈判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朝鲜战争宣告结束。
苏联的援助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然，苏联的援助始终只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外部因素，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还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奋战和中国全国人民的支持。当然，“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积极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的原苏联政府和人民，以及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友好组织和友好人士”。
在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周恩来先后两次出访苏联，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争取到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面对日益严峻的朝鲜局势，抗美援朝战争是毛泽东等一生最难的抉择之一。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百废待兴，匪患未清，而对手是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敌我力量悬殊巨大，新生的人民政权要想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外部支援。在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周恩来先后两次出访苏联，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争取到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1950年10月8日，在抗美援朝战争决策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和林彪离开北京，秘密前往苏联。到达苏联后，他们立即乘专机赶往黑海海滨的克里米亚，11日与正在那里休养的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会谈。事实上，周恩来是带着“两种意见：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来的。会谈中，周恩来详细通报了中共中央关于出兵援助朝鲜的考虑，介绍了中共中央讨论朝鲜局势和出兵援助朝鲜的情况，说明了中国出兵援助可能面临的巨大困难，希望苏联给予军事装备上的支援和空中帮助。周恩来向斯大林表示，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朝。斯大林同意向中国军队提供武器和装备，在空军帮助方面，為避免“国际问题”，苏联空军不准备进入敌后。在此之前，斯大林曾承诺过，中国出兵支援朝鲜，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以及提供军事援助。但此时他“动摇了”，结论是“不出兵也可”。当天，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电告毛泽东，通报了建议中国不出兵的决定，并做了其他相关安排。之后，周恩来返回莫斯科。
13日，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再次讨论，本着“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持朝鲜人民”的信念，中国政府最后决定“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参战利益极大”，毛泽东当日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电告周恩来，要求周在莫斯科再停留几天，同苏联领导人商议有关军事援助和空军帮助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和周恩来与斯大林会谈后的结论完全相反，让周恩来“陷入深深的沉思”，但是，他立刻行动起来，执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争取最大的外部援助。当夜，周恩来紧急约见莫洛托夫，转告了毛泽东电报的内容，并要求其立刻报告斯大林。14日，周恩来致电斯大林，提出了8个问题请求答复，其中大部分内容涉及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和空军帮助，希望苏联空军能够出动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加派掩护空军驻扎于中国近海各大城市，并附上了中国政府第一批关于各种炮类及其附属器材的订货单。之后，周恩来又将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时间和整个部署以及需要苏联政府明确给予答复的电报内容迅速告知斯大林。但是，周恩来等来的却是苏联空军只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之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的答复。
周恩来在抗美援朝战争前夕的这次访苏，敲定了苏联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事援助问题。周恩来提出的援助飞机、大炮、坦克等装备的请求全部得到满足，只有在空军支援问题上未能达成预订目标。周恩来回国后，又领导相关人员针对苏联援助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协商和后期的跟进，以保证苏联援助能够落实。
1950年11月之后，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事援助逐渐加大，同时为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武器装备而设立了专用军事贷款。1951年2月，周恩来与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哈罗夫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贷款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向中国提供12.35亿卢布的贷款，用以购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需的军事装备、弹药和铁路器材。协定还规定：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以后的军事装备与弹药订货以半价付款，铁路器材的订货以七五折付款。为适应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1951年9月5日，周恩来以毛泽东名义致电斯大林，要求苏联政府再给中国增加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并希望军事订货能在当年底前全部交付。苏联方面很快回复同意增加贷款，同时表示尽力完成追加的军事订货。
1952年8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再次访问苏联，重点协商抗美援朝和制订中国的“一五”计划的问题。经过中国人民志愿军近两年的浴血奋战，斯大林在援华方面明显是“热情”了许多。当周恩来提出为了应对美国的军事进攻和进行战略反击，中朝军队仍需苏联方面提供援助时，斯大林答应帮助中国装备60个师，并提出“炮弹消耗与敌人1比9是不行的，应该是20比9，必须压倒敌人”。斯大林态度的转变使得周恩来争取苏联的援助变得容易了一些，之后周恩来将用于抗美援朝作战的武器装备的订货单、聘请各类专家名单、国防工业各系统的发展计划、各军兵种五年建设计划所需装备的订货单等项文件送交苏方，由两国政府代表团继续商谈有关援助的具体问题。
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建设项目，在周恩来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两次访苏过程中取得了积极进展。周恩来在这个过程中，多次与斯大林会谈，努力协调落实，指导相关人员积极跟进。这些援建项目，不仅助力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顺利起步，也为抗美援朝战争增加了后劲。
除了在大的方向上尽力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外，周恩来对一些细微的事情也都设想到了。1953年3月，周恩来致信马林科夫：“一九五三年度中国向苏联的订货中有三项重要货单尚未谈定，这三项均系我国军队和军事工业急需的各种物资，希望苏方尽快与中国驻苏商务参赞商谈，并能从第二季度开始交货。为使今后能够顺利地办理中国向苏联的军事物资订货，希望苏联政府规定一个固定的军事订货程序，以便我们遵循。” 抗美援朝期间，中国总共争取到了苏联向中国提供的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大部分苏联都是以半价提供，为此中国共向苏联借了56亿卢布（约合13.4亿美元）的贷款。客观上说，以中国当时的现状，“像抗美援朝战争这样巨大的消耗”，“国内生产的弹药无论如何是供不应求的。虽然我们采取了大力增加军工生产，翻修美、日式炮弹等措施，但仍然大约只能满足需要量的百分之十左右”，苏联的援助确实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970年，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说：“我看还是要感谢苏联，它终归是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掌握这些武器，对迅速提高部队战斗力和战术技术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苏联在这方面的帮助并不是完全无私的。曾率团赴苏商谈为中国抗美援朝战争提供物资援助的徐向前回忆说：苏联“对支援中国武器装备缩手缩脚。谈妥的定货，运回一些来，多是些旧家伙，拿到朝鲜战场上，有些枪栓拉不开，简直没法用。”苏联的军事援助很多是二战时剩下的装备，并不是最先进的，有些甚至是落伍的，但即便是这样，还是让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水平提高了很多。可以说“经过朝鲜战争的锻炼，我们的军事装备逐渐走向了现代化，部队的军事素养也得到了新的提高”。
而相比较而言，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朝鲜的援助却是无私的。1953年11月12日至26日，金日成率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23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和朝鲜政府代表团发表会谈公报。公报说：中国政府决定将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12月31日中国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资金，均无偿地赠给朝鲜政府。同时，为更进一步援助朝鲜，中国政府决定在1954年至1957年4年内，再向朝鲜政府无偿提供人民币8万亿元（折合新人民币8亿元），作为其恢复国民经济之费用。
总体来说，苏联的经济军事援助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军队的军事装备，推动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加速了中国空軍和海军的发展，增强了中国军队抗击美国和南朝鲜军队的能力，对扭转战局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积极争取和协调苏联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空中援助，在战争中发展和壮大人民空军
打现代化战争，空军是重要的战略支撑。没有空军提供空中掩护和防卫，地面部队和后勤补给线就会完全暴露在敌机的轰炸视野之下。然而，要完成空中掩护和防卫任务，对于当时刚刚组建的新中国空军而言，显然是极其困难的。因此，在向苏联争取援助时，周恩来特别重视苏联的空军支援问题。1950年7月初，周恩来就曾通过罗申向苏联方面表示，如果中国方面支援朝鲜战争，希望苏联方面能够提供军事援助和空中支援。苏联方面也曾允诺如果中国出兵朝鲜，会提供军事援助和空中帮助。但是实际上在中国抗美援朝决策的关键时刻，周恩来秘密访苏协商这个问题时，斯大林在没有证实中国参战决心之前以“没有准备好”为理由拒绝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空中帮助，致使朝鲜战场制空权完全被联合国军掌控。李奇微曾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朝鲜战争的第一年，“我们在北朝鲜战场上空几乎未遭抵抗”，“使敌人遭到沉重的打击，在生命财产上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对于争取苏联空军的支援，周恩来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即使没有空中力量，中国人民志愿军仍然坚决参战，并且取得了首战大捷。中国人的决心和勇气终于使斯大林改变了主意，主动提出让苏联空军协助中国空军保卫中国领空，同时护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后勤线。10月29日，周恩来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泽东：“今日与沙哈诺夫同志（时任苏联派驻中国的军事总顾问——编者注）等会谈，他告我苏方又同意派苏航空员驾喷气式飞机至安东担任防空，并可超过中国边境数里”。随后，苏联空军于11月1日出现在了朝鲜战场的上空。不久后，为增加苏联空军在我军后方对美国空军的作战，苏联方面提出，“拟增派一百二十驾喷气的米克十五式飞机分两批加到别洛夫空军师的组织内，并成立空军的机构指挥之”。对此次增派飞机的提议，周恩来认为，“是由于苏机在东北的战绩（12天中击落美机23架）而由沙哈诺夫提出的。同时，苏机加强给中国军队以后盾，对美国也是一个示威，这大概是菲里波夫决定增强苏联空军的主要原因”。11月15日，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给斯大林复电，同意苏联增派来华空军。
苏联空军参战后，根据战场的需要和中央的指示，周恩来不断与苏联沟通，争取更有利的支持。1951年1月25日，第三次战役结束后，美军发动大规模反攻，志愿军被迫后撤100多公里，再次回到了“三八线”以北。2月26日，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给斯大林的电报，通报我方对朝鲜战争的估计和今后的战略部署，电文中特别突出了“目前朝鲜作战的困难，仍为敌人火力强，我方运输力弱”，“敌人对朝沿海的袭扰、运输线的不间断的轰炸，均甚为积极”，我军补充物资只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能送达前线，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在途中被炸毁，“彭德怀同志十分希望苏联空军能在平壤元山之线及其以北机场担负掩护任务，并希望苏联空军使用的机场能移入朝鲜境内”。此电报经毛泽东修改后，于3月1日发出。斯大林深知空军掩护的重要性，两日后即复电：“同意您关于今后在朝鲜的作战方针。假如你们能在安东地区留下两个空军师掩护电站和该交通线的话，我们同意派遣两个驱逐机师，即第一五一师和第三二四师，在别洛夫将军指挥下，进入朝鲜境内作战，以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
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空军先后有12个师投入了空战，轮番参战的空军人数总计为7.2万人。苏联空军的歼击机总共击落了1097架敌机，高射炮兵总共击落了212架敌机。当然，苏联为了避免与美国直接军事对抗，其空军的主要任务是“掩护交通运输线和机场的修建”，因此苏联空军与美韩军队的空战大都发生在鸭绿江与洁川江或大同江之间的地区。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中国人民空军还相当年轻、弱小，空战主要是苏联空军打的”。虽然苏联空军的任务主要是保卫后方和交通线，并没有承担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地面部队作战的任务，但其对后勤保障线的掩护和保卫，也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提供了重要支持。对此，美国方面保持了缄默。由于苏联政府害怕引起国际问题，对空军参战设置了种种禁令，致使苏联的空军帮助主要局限在中朝军队的后方，朝鲜战争前线的制空权仍然掌握在美军手中。 苏联政府除了直接派出空军参战外，还以各种方式帮助组建和训练中国空军，周恩来在这当中做了许多联系协调以及具体工作。当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质疑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较为谨慎的作战方针时，周恩来没有让步，坚持空军要在作战中学习的原则，目的是越战越强。
1950年到1954年，中国用苏联提供的装备和帮助从无到有建立起一支实力位居世界前列的空军。到1954年初，中国共组建了28个空军师，5个独立飞行团，共有飞机3000余架。新组建的中国空军与苏联空军一起夺取了清川江地区局部的制空权，建立了著名的“米格走廊”。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于1951年 11月2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志愿军空军在苏联空军的配合下，经受了现代化战争的考验，在战争中迅速壮大发展，这是非常宝贵的实战经验。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周恩来借助苏联的道义支持，与苏联政府一起努力，打造强大的国际舆论声势，助力朝鲜战争的和平解决
如果说苏联在军事援助和空中帮助中有所保留和犹豫的话，那么在国际道义和外交方面的支持则是非常坚决的。可以说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作为朝中人民的后盾，旗帜鲜明地站在朝中两国一边，大力声援朝鲜的统一事业和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坚持反对美国对朝鲜的干涉和侵略政策，多次声明主张和平解决朝鲜冲突，坚决反对战争扩大化。而作为中国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深知国际舆论的重要性，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中，他特别注重借助苏联这个重要的助力，通过各种途径发出中国的声音，与苏联的外交声援遥相呼应，形成强大的国际舆论氛围，为争取朝鲜战争的和平解决创造条件，争取在国际舆论中获得主动和支持。
无论是在谴责美国在苏联代表因故缺席的情况下，利用安理会接连通过决议，组织联合国军干预朝鲜局势的侵略行径上，还是在要求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和抗议美军侵犯台湾海峡和轰炸中国领土的行为上，中苏都采取了一致的步调。周恩来多次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联在联合国的提案，苏联在外交上也通过联合国等国际舆论渠道有力地声援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抗美援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苏两国在朝鲜停战谈判的倡议和谈判中的互相配合。
当战争在“三八线”附近陷入僵局后，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发表广播演说，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建议交战双方通过谈判，实现停火和停战。中国政府积极响应，25日即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完全赞同这个建议”。这一重大外交行动，拉开了开城谈判的序幕，朝鲜战争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
在旷日持久的谈判阶段，中苏在外交和宣传上作出了不懈努力，配合了中朝人民的军事斗争。当谈判进行了4个月却一无所获时，1951年11月8日，出席联合国第六届大会的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奉苏联政府之命，向大会提出了4项和平建议。11月1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苏联政府这4项和平建议，表示完全赞同”。之后，苏联政府又提出了促进朝鲜停战谈判的建议，得到中国和朝鲜的拥护，甚至还得到了西方一些国家的响应，美国政府被迫开始认真考虑谈判。
在进行战俘遣返问题的谈判时，美国公然违背国际公约，致使进行了一年多的停战谈判再度陷入僵局。为此，1952年11月10日，维辛斯基特别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24日又提出补充提案，呼吁在朝鲜的交战双方按照已经同意的停战协定草案，立即完全停火，战俘遣返问题交给苏联提案中所提出的十一国委员会去解决。11月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完全赞同”，并严正指出“在交战双方实现完全停火后，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仍必须依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国际处理战俘的惯例来解决”。由于中苏方面的互相配合，给美国造成很大的舆论压力。经过艰苦的谈判，聯合国军终于同意先行交换病伤战俘。1953年3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再次发表声明，肯定了“交换病伤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对于顺利解决全部战俘问题显然具有极重大的意义”，认为“解决全部战俘问题以保证停止朝鲜战争并缔结停战协定的时机，应当说是已经到来了”，提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的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支持。31日，莫斯科各报都以显著的位置刊载了周恩来的这个声明。同日，金日成声明支持周恩来的声明。4月1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也发表声明，盛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再一次在达成关于停战和结束朝鲜战争的协议上表现了首倡精神”，认为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有可能公正地解决遣返战俘问题和扫除在实现朝鲜停战上的其余障碍”，希望建议“得到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正确理解”，并表示苏联政府“愿意尽力促其实现”。周恩来的声明不仅得到了朝鲜和苏联方面的积极响应，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热烈拥护，甚至资本主义阵营也对这个声明表示了极大的兴趣。纽约《先驱论坛报》31日发表评论说：“公众将认为这个声明是走向朝鲜和平的显著的一步。”在舆论的压力下，4月11日《遣返伤病被俘人员协定》签订，6月8日交战双方就战俘问题最终达成一致。7月27日，交战双方谈判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朝鲜战争宣告结束。
苏联的援助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然，苏联的援助始终只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外部因素，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还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奋战和中国全国人民的支持。当然，“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积极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的原苏联政府和人民，以及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友好组织和友好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