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说徐老师。
　　婚后，徐老师管理家庭也很有一套。通常来说，是抓大放小，疏而不漏。看上去人权、民主气氛都有，实际上是内紧外松，发现问题绝不手软。也就是说，徐老师可以不开枪，还往炮楼下面扔水果糖，但你得清楚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是在徐老师的机关枪射程之内的。
　　我喜欢在铁腕人物的统治下俯首帖耳，免得自己煞费苦心地追求真理。我非常了解自己，威逼利诱之下是可以走正路的，放任自流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北京人的特点，必须拿枪逼着，谁厉害听谁的，光平等协商什么事也办不成。我的许多良好习惯都是在徐老师的严格管理下逐渐养成的。比如说：每天坚持洗脚换裤衩，袜子穿两天就得换干净的；小便完了不忘冲水；晚上刷牙；不喝自来水管里的凉水；吃完饭擦嘴；烟灰不弹到烟灰缸外面；沙发靠垫坐拧巴了，离去前想着把它摆好扶正；挂毛巾时上下对齐，汽车里放纸巾……等等。
　　徐老师改造我的下一个“五年计划”中有：不吃手指甲，不在汽车里吸烟，每天洗一次头。前两点不说了，它们和我的思考方式有关，我会在退休后加以克服。不爱洗头是我从小养成的毛病，我对洗头有心理障碍，原因有三条：第一，洗完头领子湿了特别难受；第二，肥皂沫特别容易蜇眼睛；第三，长时间弯着腰非常不舒服。所以现在只要徐老师问我这两天洗头了吗，我多半不说实话。我甚至可以为了躲过在水池前洗头，宁肯答应她去洗一个澡。
　　徐老师去给我父母扫墓，“我们这里先给你们敬酒了。”洒完她又斟满一杯放在我父母的墓前，然后又取出另一个纸杯，将一些米粒填满杯子，点燃三炷香插进米粒中，让我和姐姐、姐夫，还有两个孙女祭拜，她自己退到一边安静地等待。
　　她对我说：“要用纸杯，纸杯可以还土，不会破坏环境。”
　　一句话：娶了她，我三生有幸。
　　再说说我们的女儿。
　　春天的时候，我、震云、王朔、姜文约好请女儿们吃饭。孩子们都长大了，亭亭玉立地坐在我们对面。席间一派民主气氛，我们都没有一点做父亲的正经样子。酒后我问女儿：“跟我们吃饭你觉得有劲吗？”女儿答：“还行。”又问：“没觉得我们老不正经吗？”女儿答：“你们还挺真实的。”我搂着女儿左右亲：“谢谢啊，这评价太高了！”
　　一次，女儿问：“人为什么会常常怀疑自己？”王朔语重心长地对她说：“自以为代表正确的、毫不怀疑代表正义的人，哪一位不是漏洞百出？抢在别人怀疑你之前，先自我怀疑，总好过自我催眠地以为自己代表正确要少现很多眼啊。”女儿终于卸下思想包袱，粲然露齿，爷儿俩碰杯，把酒言欢。
　　生女儿是福气，真的，不信你们可以到医院去看看，儿子要么不来，来了也是逛一圈就走，待不住。陪着父母一夜一夜熬的，都是女儿。很多年前我就很羡慕那些在夏日的晚风中有女儿挽着胳膊出来纳凉散步的老家伙，那景象让我耿耿于怀许多年。终于老了，而且拥有一双女儿，我很知足，其他的不在话下。
　　在海边放孔明灯时，大人们许下一个心愿并用毛笔书写在纸灯上放飞，比如升官发财、把仙女据为己有之类。我问小女儿有什么愿望要我代笔，她不假思索、义无反顾地答：“不吃饭！不睡觉！不拉臭！”童言无忌，这梦想多简单，爱憎分明。女儿的小名叫朵儿，不知不觉已经6岁，渐渐出落成妖精一级的美女。近来得闲儿，我常坐在露台上陪小妖精下棋。令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是，朵儿垂着眼帘，一手托腮，一手兰花指举棋不定，微风拂过，吹乱了她看似淡定的表情，她皱着眉、眯着眼等着风停下来的那一刻，我仿佛预见未来，那时她常回来看我，而我已老态龙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