潭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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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暮色已近,丁之乐进了门。
  这家潭门镇上最大的酒店,最贵的房间日价100元。湿热的海风、房间里分不清年代的桌椅以及草草收拾过的床单,与马路两侧装饰一新的店铺和无处不在的“风情小镇”,仿佛处在两个时代。
  丁之乐是潭门镇渔民协会会长。
  有一年,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戚建国到潭门视察。丁之乐对这位将军说,潭门镇渔民协会有5000多名会员,包括海上民兵连,都是兄弟。
  兄弟——与这个意味着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关系一同流传的,曾是潭门人的千古命运。
  生于潭门,死于南海。
  如今,潭门人的血脉生息,已成为中国捍卫这片广袤海洋的根据。
  这几天的潭门中心渔港内,一艘艘渔船次第归来,镇上比往常热闹了许多。戴斗笠的女人们只留一个背影,姑娘小伙骑着摩托车或电动车呼啸而过,沉默的汉子们三五成群闲坐,哪怕中午明晃晃的日头愈发毒辣——不止丁之乐,在很多渔民看来,陆地总好过变幻莫测的大海。
  兄弟庙、更路簿、祖宗海
  位于海南琼海的潭门镇不大,站在“镇中心”——两条主街交叉的十字路口,可以不断见到前一天刚刚认识的面孔。他们大多是休渔期下船的船长,也叫“船老大”。
  并不是外界想象的那样如大海般粗犷与豪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面对外人时,有单纯、温和乃至羞涩的笑。如果不是空气中弥漫的海腥味提醒,单凭他们的样貌,你可能很难相信,他们这一辈子都是以生命与大海相拼、相依、相生。
  无论腼腆还是强悍,皆祖先所赐。
  早自汉代,潭门渔民就发现并命名了南海诸岛。潭门镇镇委书记庞飞对《瞭望东方周刊》的解释是,在可追溯的上千年历史中,潭门人就靠南海生存,“很多渔民在岸上没田,他的田就在海上。”
  世代往来于南沙,潭门渔民说,“那里就是我们的。”
  每年农历十月,东北季风吹起,潭门港就会涌出大小渔船,奔向浩瀚南海。
  丁之乐说,相传古有108兄弟战海盗、斗倭寇,后死于海难。至少百年来,出海前的潭门渔民都会到“一百零八兄弟庙”,杀鸡、鸣炮,上呈贡品,焚香祷告。
  “孤魂作颂烟波静,兄弟联吟镜海清”——震撼人心的词句悬挂于这座庙宇之内。
  在潭门海边的村落,穿过椰林,浓浓碧色掩映着一处小小的庙宇,庙门正对南海——这海被潭门人称为“祖宗海”,又叫“祖宗地”。
  奔波于“祖宗海”,必得有老祖宗传下来的本领——独特的潜水捕捞技能。如今,潭门渔民携带供氧设备——古时是一根露出水面的软管——潜入数十米深的海水,捞取海产品。
  他们的收获会被运至东南亚销售,换回煤油、水泥等等。
  远海飘摇,一去半年,除了淡水、蔬菜、米,有时还要带上猪仔,就在海上养大。
  次年4月,东南季风起时,出海的潭门人就回来了。
  一去一回,靠的是胆识与技能,以及《更路簿》。只是如今,在潭门见到一册真正的《更路簿》不是件容易的事。
  穿过村落间不甚平坦的乡间小路,绕过椰林,87岁的老渔民卢业法与他65岁的儿子卢家炳捧出了一册发黄的《东海更路簿》。
  按照潭门人祖先的地理感觉,远处的西沙与南沙,分别被称为东海与北海。
  对《更路簿》,官方的解释是:作为中国潭门渔民世代积累下来的航海路线图,它记载有西沙与南沙绝大部分岛礁的位置以及岛礁之间的作业路线。
  那些从来没有在中国的史书中留下名字的先人们,将在南海遇到的岛礁一一命名,并用罗盘确定方位,计算距离——比如在卢家的《更路簿》里,如今的太平岛被称为“黄沙马”。
  潭门镇镇委委员、渔民协会秘书长戴于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更路簿》上有70多处潭门渔民以方言命名的岛礁。
  由此,最迟自17世纪末开始,潭门渔民成为“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活动”的南海自主开发者。
  被称为“南海天书”的《更路簿》常人很难看懂。卢家的《东海更路簿》中记载着大量“自大潭过东海,用乾巽驶到十二更时,使半转回乾巽巳亥,约有十五更”这样的描述。
  乾巽、巳亥皆是中国传统二十四向中描述方位的词语。而所谓大潭,当指潭门之来历。
  在丁之乐的解释中,在潭门港港道与南海之间,曾有一汪大潭横亘。珊瑚围住的环形礁,隔开了大潭与南海。珊瑚礁中间又有一处断裂,成为出海口,即“潭门”。
  凑钱去南沙
  如今潭门超过1000条渔船和2万名渔民,出海的重要目的是捞取砗磲等珍贵海产。只是,他们的做法饱受争议。有声音认为,潭门人的捕捞作业,破坏了海洋生态平衡。
  这样的争议让丁之乐颇为不屑。他的看法是,砗磲贝历经500年以上的死亡与异化过程,对其采摘与捕捞,谈不上什么环保问题。
  而对珊瑚的破坏,渔民们认为,不能都算在潭门人头上——50岁的老船长邓大志小时采完珊瑚,它还会继续长。
  但“现在不长了”,因为海水污染、水温升高。
  况且,在潭门镇渔民协会副会长、老船长王书茂对本刊记者的描述中,如今在南沙,大肆捕捞海龟、海贝的是菲律宾、越南等国的渔民,“主要是他们在搞。”
  国家已经禁止捕捞砗磲与珊瑚。潭门渔民们觉得,自己以后的日子恐怕很难过。据说,每逢有重要人物来到镇上,街面上售卖砗磲饰品的店铺都会暂时关门。
  现在的问题是,因捞取海珍破坏环境的原由,潭门渔民的南海之路可能被断绝。而他们在这片“祖宗海”上,有太多的理由继续存在。
  潭门人经历过与“祖宗海”隔绝的日子。1955年以后,受国内政治环境影响,加之相关国家开始“排华”,他们被禁止出海。
  渔民们只能在近海谋生。就在同一时期,潭门渔民们基本结束了帆船时代。卢业法等人,遂成为中国帆船时代最后的船长。   不过,在丁之乐及邓大志等人的印象中,那时这片海域“没什么争议”,渔民们可以登上途中的岛礁补充给养,“上岛是随意的。”
  1974年,西沙海战,潭门渔民承担了向南方岛礁运送物资的任务。王书茂的回忆是,他曾因支援解放军官兵,到过南沙海域赤瓜、东门、南熏、华阳等7个岛礁,“想煮干饭没有米,想煮稀饭没有水。”
  戴于岛说,从1985年国家加强南海岛礁建设开始,通常建设物资由大船运至指定海域,潭门渔民则负责用小船将物资转运上岛,持续至今。
  那时,部队也会安排渔民到一些无人岛礁上了解情况,有时会遇到越军——渔民苏成芬曾被越军持枪顶住,“很痛!”
  1983年,潭门人伍书光带着几个人,在海禁之中悄然出海。此前长达30年的时间里,“船小,风险大”成为禁止潭门渔民前往南沙的主要理由。
  多年以后,伍书光的二儿子伍尚兴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当时一家人乘坐一艘40吨的渔船,悄悄“凑钱去南沙”。
  三儿子伍海经插话:“南沙也是我们的。”
  如今想想,他们也颇为后怕,因为“一家人都在船上”——他们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艘去南沙作业的中国民船。
  一个让伍氏兄弟记忆犹新的情节是,途中船上的水箱漏水,只能停靠太平岛,“太平岛上来自台湾的考古队员让军人给我们加水,说‘我们之间不讲政治’。”
  他还记得,岛上的守军说,以后发展了,南海诸岛要全部收回来。
  回到潭门后,伍书光的船长执照被吊销。
  但是,“当兵的来调查时说,国家也想去南沙。”丁之乐的回忆,那时的镇政府——区公所随即向上级建言,重新开发南沙。这个建议在1984年被当时的农牧渔业部批准。
  探途行动
  30年未到南沙,受制于国际环境,军队一时难以抵达勘察海路。潭门渔民担当了历史性的角色。
  在礁盘里被外国军队“开枪打”,渔民们就“关灯跑”。潭门人说,他们抓、我们跑,他们撤、我们上。
  丁之乐说,2000年至2012年间,潭门渔民因海难、枪击等事故,已有100余人殒身南海。
  于是,在潭门,每个渔民家里都有一本伤心往事。
  站在潭门码头仰望那四个大字“潭门故事”,港口里的每一艘渔船仿佛都满载着绵密厚重的悲欢离合,一种令人心酸又热血澎湃的气氛,扑面而来。
  1985年潭门渔民重返南海后,成立了潭门海上民兵连。到2013年习近平视察潭门前,官方公布了两个数字。
  第一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潭门渔民在民兵连组织下,先后出动渔船580批次,为部队抢运石块、钢筋、水泥等建材265万吨。
  第二组是近十几年来,潭门镇被南海周边国家军警无理抓扣、枪击、侮辱的渔民、民兵超过170人,没有一个人在承认“入侵”的“认罪书”上签字。
  民兵班长陈则波,第一次在黄岩岛海域被菲律宾军警抓扣是1997年。他被带到马尼拉,遭到棍棒毒打,但最终没有在“认罪书”上签字。
  第二次是1998年,他的渔船在黄岩岛附近被菲军舰撞沉,他本人再次被带往马尼拉。中国外交部很快就出面解决此事,并索回了20多万元损失赔偿。
  2012年4月中菲在黄岩岛发生对峙。陈则波正在黄岩岛潟湖中作业时,被全副武装的菲律宾军警登船检查。
  对方把他们驱赶到船头暴晒了两个小时,才要求他们签字,仍然没有得逞。
  民兵排长王书茂,年过50的时候,终于入党。
  很多菲律宾渔民经常到中国渔船上讨要生活用品。邓大志在1995年还曾开着小艇,登上菲律宾士兵驻扎的小岛,“住了50多天”。
  新世纪之后再上岛,就不能像以前那样随便。一些国家察觉到了一个现象:他们的士兵经常需要中国渔民手里的生活用品,从香烟啤酒到大米蔬菜,结果与中国渔民相当熟络。
  于是,对方加快了换防频次,也更加频繁地对中国渔民枪炮相向:靠近就“枪击船头的水”,离开就“追着屁股打”。
  伍尚兴清楚地记得,2012年他去菲律宾巴拉望岛,“岛上的人也说,南沙是中国海。”
  此前,潭门有个年轻人被菲律宾抓,结果当地的姑娘看中了他,“要嫁他”。
  曾经花了一年时间走遍印尼所有岛屿移民村的伍尚兴对一些地方颇为了解。比如,遇到退潮搁浅,中国渔民们会想办法把船推走,菲律宾人则会指指头上的天,意思是等晚上涨潮再走。这种靠天吃饭的“不作为”,让伍尚兴颇为感慨。
  伍海经发现,菲军占据的很多岛上都没有淡水,驻岛者过得很惨,“但也能挺着。”
  而今的西沙,中国执法船变多了。邓大志甚至为自己揽到了一个活计——每月为执法人员运送蔬菜和净水。
  在这个过程中,他曾跟着执法部门检查过越南人的渔船。“本地人不炸鱼,但越南人炸鱼。”在他们的船上,经常能发现导火索。
  造大船、闯大海
  “造大船、闯大海”——2013年国家最高领导人视察潭门时的叮嘱,如今被制成了巨幅标牌设置在港口。
  李根辉家正在浙江建造的船,造价要五六百万元。尽管国家会“补助一点”——根据吨位、马力,可以领到国家南海专项基金划拨的费用,李根辉家每条船可以领100多万元——但对大多数潭门人来说,造大船仍然是个天价。
  而2012年的补助,现在还没有到手。
  王书茂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据他所知,“船小、但是船多”的越南渔民,如果去南沙,其燃油费及相关损耗由该国政府全额补贴。
  很多人都提起,政府曾经提出将潭门建设成为三沙市的后勤补给基地,但相关政策尚无动静。
  幸而,成本提升、捕捞量下降的境况下,海产品的价值提高了。
  2002年,潭门镇重新疏浚港口。伍尚兴觉得,国家也该投资建设港口,“不花钱怎么能行?”潭门中心渔港,设计通航能力是1000吨级,恐怕很难满足“大船”的要求。   可是,经历了大风大浪的潭门渔民,很少有人希望自己的后代继续从事这一行当。正如丁之乐所说:“太苦了,每次都是拿命闯。”
  丁之乐的儿子和女儿都没有留在本镇——1999年就不再出海的他颇为自豪地说,女儿是《深圳特区报》的记者。
  当初一家人拼了命出海的伍书光,已然老迈入养老院。在一家经营旅游海产品的商铺里,二儿子伍尚兴对本刊记者回忆说,一家人从南沙回来后没多久就不出海了。“当年海参才几元钱,现在要上千元。但当年赚到一万元可以养老,现在赚一百万元也勉强。”
  1986年,伍家人彻底上岸了。
  三儿子伍海经解释说,那时开始组织大船出海,他家拿不到贷款买船,无法竞争,索性弃海上岸。
  几年后,伍家人的纪念品店开成了工厂。现在,伍家四兄弟除在外工作的大哥外,每人开了一个工厂,也都有自己的店铺。小工厂和商店,已在潭门遍地开花。
  如果要贷款买船,很多人都缺少足够的抵押物。遵从伍尚兴的期望,他的孩子已然不再亲近祖辈的产业,他如今是一名教师。
  可总要有人出海。
  如今的潭门,众多来自内地的工人逡巡其中。2003年开始,外地人从河南、湖南等地过来,进厂、上船,或直接开办工厂。
  来自河南南阳的工人们,被请过来进行海产品加工——当地素有传统加工手艺。在潭门管吃管住,每月工资有一万多元。
  伍海经说,工人们养活了南阳镇平一个县。
  而来自水乡湖南、江西的工人,则会选择上船出海——这些船有潭门人自己的,也有“外地老板投资购买的”。
  虽然近几年渔民被抓的情况不再常见,但潭门镇的味道也被慢慢改变了。
  用庞飞的话说,“为南海开发和国家大局作出了重大牺牲”的潭门人,正在改变中有些惶惑地往前走。
  伍家的店面里,第三代、伍海经之子伍致强熟练地为人请茶。在这个过程中,他滴水不漏地与顾客讨价还价——“1800卖么?”“不卖,我给你的是底价。”
  1987年出生的伍致强也会熟练地讲起祖辈的荣光,但他明显更愿意打理现在的生意,“出海,我从小到大没想过,风险很大。”
  3年前,伍致强开始接管家里的店面,“年轻人做事业,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
  但他终是一个潭门人:椅子上玩耍的4岁儿子符合当地传统——这里的人结婚很早,因为每次出海生死未卜的渔民们总要为后代着想。
  店门外,向左,是可以直赴南海的潭门中心渔港;向右,是离开潭门、通往琼海市的道路。从琼海坐上高铁,很容易抵达省会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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