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海”——这个出处可以上溯到元朝诗歌的词语，此前是一个少有人知的行业俚语。而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它开始密集地使用，1993年曾在《人民日报》的文章标题里出现了26次。与之相对，“单位”“分配”“顶替”“铁饭碗”……由常用语渐变为历史名词。
　　第一拨“下海潮”
　　 1979年的汕头，19岁的中学老师庄儒平离开单位，拿着300元钱，带着从村里日用制品厂批发的一些诸如皮带、塑料梳子、蚊帐、铝汤匙之类的小商品去湖南转卖。后来，他从倒卖木材生意中赚到了第一桶金，而这也为其日后游向深海积累了经验。
　　 此时北京正为解决待业青年的问题头疼。大批知青的回城，加上新增的适龄劳动力无处就业，让躁动和不安在这个群体中弥漫。
　　 严峻的形势，逼得远离海岸线的首都也出现了一朵浪花。在工商部门向私人放开了一些生活服务性行业的准入后，1980年，北京的翠花胡同里，“中国个体第一家”——悦宾饭馆的老板刘桂仙想开家饭馆，以此解决两个孩子的就业问题。她对东城区工商局提出了开店申请。时任该局副局长的靳云平曾对记者回忆，他们曾为此犹豫，因为按照政策，当时只对修理业、手工业的个体经营活动有所放开。内部研究了半天，最终决定批准。
　　 事实上，“陆地”与“海”之间的最大障碍，是职工在人事关系上对于单位的依附。北京市白纸坊街道一位老街道干部回忆说，用人单位要招工，必须经过政府劳动部门来招收;无业人员想找工作，也要先到政府劳动部门去登记，再由其安置分配工作。
　　 在如此严密的人事制度下，人才流动的部门隔阂，是曾一度困扰深圳蛇口工业区的问题。作为全国率先打破档案制的特区，时任蛇口工业区副区长武克钢认为，蛇口的突破完全是现实倒逼的结果。蛇口工业区是最早对外资开放的地方，集中了当时全国最多的合资企业，“外商需要干部”，而对于合资企业，显然不能以计划经济那一套分配和调动的办法来补充人。蛇口工业区于是在1984年左右掀起了一股鼓励干部去外企工作的热潮，这是蛇口出现的第一拨“下海潮”——虽然当时他们并不这么叫。
　　 然而蛇口本来就缺干部，经历过这一拨下海潮后，人员方面更是捉襟见肘。于是蛇口工业区的创建者袁庚决定冒险，在蛇口实行双向选择、自由招聘，无论是来开发区还是企业，都不需要档案，自己填个材料就行。
　　“我们都下海吧”
　　 财经作家吴晓波把1984年称为“公司元年”，因为这一年，王石、张瑞敏、柳传志、李经纬、史玉柱、段永平、赵新先、李东生等企业家都以不同的方式進入了自己日后的角色。在《激荡三十年》里，他把一句民间词汇“我们都下海吧”，作为这一章节的引语。
　　 这波下海潮解放的不只是企业家，还包括内地工厂里那些不安分的年轻人。
　　 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四项规定。
　　 根据这些规定，从1986年10月1日起，国营企业招用工人，“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必须实行劳动合同制，废止子女顶替等制度。有评论说，“这基本标志着国营（当时还不是国有）企业‘铁饭碗’的结束。”
　　 1992年是中国的又一个转折点，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跳进了“大海”。此时，无论在民间话语还是官方媒体，“下海”都成为了真正的全民热词。1992年，它在《人民日报》的文章标题里出现了7次，《经济日报》是18次。第二年分别增加到26次和49次。而根据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的数据，该省在1992年前后约有3.5万名官员辞职下海，另有700名官员“停薪留职”去创办企业。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