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世界性难题，也是解释“中国奇迹”的核心问题。传统经济学说在“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的框架下，进行“弱政府—强市场”或“强政府—弱市场”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经历了“强政府—弱市场”象限内的反复探索和“强政府—强市场”象限内的逐步完善两个阶段，实现了政市关系的超越和重构。基于耦合系统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我国实践中政市关系也实现了重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超越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重构政府和市场关系、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调耦合的关键。
[关键词]党的领导;政市关系;有效市场;有为政府;耦合协调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21）05-0120-09
一、引言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華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所说“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探寻奇迹背后的制度优势和深层逻辑，对新发展阶段续写“两大奇迹”新篇章、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深刻意义。在一系列系统性、深层次的制度变革中，始终贯穿着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正如著名的“刘易斯悖论”所述——“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的太多”[1]（pp75-76）。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对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从而超越了“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的框架，摒弃了政府和市场孰多孰少的抉择，创造性地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起来，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突破和制度创新。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知嬗变和内在逻辑，就能破解“中国奇迹”背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密码”，掌握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进一步的“钥匙”。
二、争议：传统经济学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研究综述
无论在发达国家抑或发展中国家，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都是一个事关发展大局的世界性难题。各种理论流派和各国实践经验在“弱政府—强市场”“强政府—弱市场”“强政府—强市场”“弱政府—弱市场”四个象限内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见图1）。“弱政府—强市场”和“强政府—弱市场”模式都在传统的“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的框架下进行非此即彼、此消彼长的选择，往往走向“市场神圣化”或“政府全能化”的极端;“弱市场—弱政府”模式本质上并非一种主动选择，而通常是市场体系缺失或者政府干预“缺位”“错位”造成的被动现实;而“强政府—强市场”模式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超越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突破，是解释“中国奇迹”的核心要义和关键所在。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之争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西方经济学中也是一个核心命题。伴随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两大阵营呈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又基于对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态度的区别，衍生出诸多经济学流派。
近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脉络的起点可以溯源到15世纪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重商主义时期，在这个探索和初创阶段，重商学派主张国家以累积金银财富为目标全面干预经济[2]，处于“强政府—弱市场”象限。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两手论”，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自发调节经济，而政府只需要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3]，选择了“弱政府—强市场”象限，也奠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论”框架。新古典经济学在主张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这个方面的观点与古典经济学如出一辙。1929—1933年爆发的规模空前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宣告了自由主义的失败，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摒弃了自由主义的做法，主张政府强有力地干预经济[4]，凯恩斯主义把西方国家从经济危机的泥泞中挽救出来，并带来了经济繁荣和“黄金时代”，凯恩斯理论的信奉者和追随者众多，干预主义大行其道，“强政府—弱市场”成为主流。1973年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之下，西方国家普遍陷入了“滞胀”的困境，国家干预失灵，凯恩斯的理论在危机面前无能为力，使得凯恩斯主义遭到了理论界和执政者的质疑和抛弃，以“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为核心理念的新自由主义取而代之，掀起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西方主流经济学重回“弱政府—强市场”的象限。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继承新古典主义的传统，倡导市场自由和市场竞争，反对政府强制干预，强烈批评了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的计划体制[5];芝加哥学派（货币学派）的领军人物弗里德曼则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大力颂扬自由放任下的资本主义市场和价格制度是最好的，而政府在致力于自由和主要依赖市场的条件下起作用[6]。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还形成了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却给绝大多数拉美和东欧转型国家带去动荡和剧痛，使之实质上被动陷入“弱政府—弱市场”象限。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面临经济危机和复苏更迭、市场失灵或者政府失效面前，在“弱政府—强市场”和“强政府—弱市场”两个象限内反复抉择，但其本质上始终没有摆脱“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论”的框架，而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在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之间摇摆。否定市场机制缺陷和市场失灵存在的“弱政府—强市场”选择最终可能陷入“弱政府—弱市场”象限。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
“强政府—强市场”的象限突破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新的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与西方经济学截然不同，是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角度研究资源配置方式，其基本问题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7]，这对关系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表述中常被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所替代。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政市关系总体是在“强政府—弱市场”象限嬗变，但无视政府失效和企图建立“全能政府”的“强政府—弱市场”选择可能最终被迫陷入“弱政府—弱市场”象限。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未来社会中，市场将随着商品生产的消失而消失，并不存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问题[8]，“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9]（p671），“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p683），计划成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可以视作是“强政府—弱市场”象限内的一种极端情形。然而事实上，至今还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证实马克思、恩格斯这种“无市场”假定的现实性。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苏俄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战时共产主义”，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付诸实践，指出“苏维埃应当成为调节俄国全部生产的机关”，“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全民的无所不包的计算和监督”[10]（p258）。在这种机制下，苏俄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出现根本改变，集中体现在对经济体制和政府作用假定的转变中，改行新经济政策，开始强调市场作用，提出“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11]，但同时指出“新经济政策并不是要改变政府统一的经济计划，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方法”。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不再把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而主张在一定阶段通过政府计划来发展商品经济，是实践中基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在“强政府—弱市场”象限内的一种改良。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理论，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论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成为后来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指导。
受这些理论和观点的指引，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之路：毛泽东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强政府—弱市场”象限内基于我国实际情况和发展阶段进行了进一步探索;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政市关系开始突破“强政府—弱市场”象限;习近平提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强政府—强市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可能。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探索、改革的历程之中，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传承与创新、深化与蝶变。
三、探索：建党以来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知嬗变
建党以来党对政市关系的认识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改革开放的篇章为历史转折点，总体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强政府—弱市场”象限内的反复探索，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阶段，本质上都是在承认“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的框架下，选择政府主导模式，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力度进行调节;第二阶段是在“强政府—强市场”象限内的逐步完善，本质上是超越了“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创造性地建立起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断完善。
（一）第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前（1921—1978年），“强政府—弱市场”象限内的反复探索
1.1921—1949年：“政府干预市场”的认知萌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中国共产党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没有直接明确的表述，但在一些重要文件、会议、政策中已经可以看到党对政市关系的认识开始萌芽。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指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明确了干预市场的方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总体上主张对市场进行适度干预，但在1927年11月到1928年7月和1930年6月到1930年9月两个时期，由于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党内主张对市场进行强力干预[12]。
2.1949—1956年：“政府替代市场”的酝酿过程
從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经历了一个政府逐渐替代市场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尚在酝酿阶段，虽然政府开始以行政指令的方式对经济进行计划指导，但对整个国民经济控制力尚弱，市场的作用依然广泛存在。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1952年11月中央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1954年4月又成立了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工作小组。1954年9月中国制定和颁布第一部宪法，其第十五条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一五”计划的推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来，市场作用日渐萎缩。
3.1956—1978年：政府权力强化，市场作用式微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我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由原来的政市并存转为政市对立，计划经济体制在调整中不断强化，政府朝着“全能政府”的方向不断扩大权力和职能，对市场的空间形成挤压[13]。但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仍然保有一定的弹性，为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中央曾于1958年和1970年两次进行行政分权改革，即在计划经济框架内中央政府把部分权限下放给地方政府，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党的领导人也对计划经济下的政市关系进行过反思，如毛泽东指出“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14];陈云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也肯定了市场的作用[15]。
（二）第二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后（1978年至今），“强政府—强市场”象限内的逐步完善
1.1978—1992年：“政府放开市场”的认知转折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审视，政府和市场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进入一种动态化博弈、渐进式演进的过程，在政府的自我革命和市场的自我扩张之中，政市关系经历了从“主辅论”到“调节论”再到“结合论”的演进。李先念最早直接使用“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个原则”的提法[16]，并在党的十二大明确;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7];1987年党的十三大摆脱了“主辅论”的束缚，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8];1989年面对有关改革的质疑和困惑，邓小平明确指出“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9]（p306），党对政市关系的认识也从“是否结合”转向“如何结合”;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对政市关系进行了突破性阐述[19]（p373）。
2.1992—2012年：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随着党对政市关系的认识在象限上的突破，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迫切需要答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这个答案直接关系到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定位和互动关系。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把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推向一个崭新阶段，明确回答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p226）。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八大，党对政市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量变过程，围绕“基础性作用”和“宏观调控”的关键词不断完善。
3.2012年至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揮政府作用
党的十八大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党对政市关系的认识迎来再一次质的飞跃，突破性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1]（p21）。习近平对政市关系也有了新的辩证把握，强调“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关系”[22]（p58）。其后认识的深化方向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通过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而非弱化政府的作用，在政市良好互动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
四、实践：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耦合协调的实证样本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理论上已经完成了对“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论”的超越，实践中是否实现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正向叠加是政府和市场关系重构的理想状态，单一的指标无法直接体现或者度量，因此本文引入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强政府和强市场之间的叠加效应进行定量评价。
（一）评价模型
1.耦合度模型。耦合度（coupling）的概念来源于物理学，后被广泛应用于测度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程度。本文把市场和政府作为两个子系统，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耦合度计算公式为：
C=
其中，C为耦合度，U1为市场子系统，U2为政府子系统。C∈（0，1），C接近0，代表系统趋于无序，C接近1，代表系统趋于有序。
2.耦合协调度模型。耦合度模型只能衡量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程度的大小，无法衡量整个系统协调水平的高低，而本文的考察目标不仅是市场和政府两个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还有“市场—政府”耦合系统的协调程度，并甄别出由于两个子系统发展水平都较低而产生的伪协调。因此，需要在耦合度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其计算公式为：
D=
;T=αU1+βU2
其中，D为耦合协调度，T为市场和政府两个子系统的协调指数，α和β为待定系数。由于两个子系统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重要性基本相当，因此本文设定α=β=0.5[23]。根据D值可以把协调程度分为五个层次，当D∈（0，0.2）时属于极度失调，当D∈（0.2，0.4）时属于轻度失调，当D∈（0.4，0.6）时属于勉强协调，当D∈（0.6，0.8）时属于中度协调，当D∈（0.8，1）时属于高度协调。
（二）指标体系
本文构建市场和政府两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1。其中“市场”子系统分为市场体系和市场主体两个层次，市场体系包含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市场主体主要考虑企业数量、规模和质量，共选择9个指标;“政府”子系统分为基础实力、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三个层次，基础实力主要考虑财政实力和经济控制力，宏观调控包含经济增长、物价、就业、国际收支四个方面，公共服务主要考察财政投入、教育和医疗，共选择10个指标。
（三）数据处理
本文以2010—2019年为样本期，数据来源于2011—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
由于指标之间的量纲和数量级不同，首先采用极差法对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当指标为正向时，Xij=
;当指标为负向时，Xij=
。为了避免主观赋权方法的随意性，本文对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采用熵权法来确定指标的权重。由于熵权法确定权重时要消除指标值为0时无法取对数的情况，先通过SPSS软件进行非负平移，再计算“市场—政府”耦合系统的各项评价指标的权重，结果见表1。
（四）结果分析
从表2的测算结果可知，2010—2019年间我国“市场—政府”耦合系统的耦合度处于（0.994，0.999）区间内，属于高水平耦合，市场和政府两个子系统相互联系紧密、相互作用力强;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处于（0.559，0.802）区间内，2010—2012年处于勉强协调，到2013年之后进入中度协调并不断提高，到2019年时已经迈入高度协调的门槛，强政府和强市场的正向叠加效应不断强化，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耦合协调到达较高水平。从两个子系统的不同表现来看，我国总体仍偏向于强政府驱动下的“强政府—强市场”耦合协调，政府子系统表现一直较好，伴随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市场子系统发育不断趋于成熟，政府优势得以巩固，市场优势逐渐凸显，市场和政府相互作用增强，整个系统协调水平提高。
五、经验：党的领导是实现“强政府—强市场”的关键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现了重构，由“零和游戏”转向“正和博弈”，由互相替代转向有机融合，由“二元对立”转向“辩证统一”。将“党的领导”纳入政府和市场的辩证关系之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在这个中国特色的“党—政府—市场”的稳定结构中起关键性作用。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二元对立”的潜在隐喻是政府作为“市场失灵”的替代性选择出现，但在我国的治理架构之中，各级政府受到各级党委的领导和监督，党的领导可以有效地规避从“市场失灵”滑向“政府失效”。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使得国家权力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得到了保证，这种稳定性和连续性又通过政府以各种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的方式传导至市场领域。党协调各方，为政市关系以及政府和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和方式厘清边界，一方面确保在资源配置上由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保证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的固有缺陷的同时，加快转变职能，由“有限政府”向“有為政府”转变，由宏观调控向宏观治理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强政府—强市场”的实现可以从三重逻辑来理解。
（一）以鲜明的时代主题来牵引政府和市场的辩证关系
建党百年以来，我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演变是顺应时代主题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辩证发展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24]（p63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推翻“三座大山”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作为革命的阶级和团结的对象存在的，因此总体主张政府适当干预市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人站起来了，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也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阶级矛盾转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迫切要求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这个阶段，市场体系十分落后，市场机制很不健全，政府对资源强有力的动员和调配能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工业体系的建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选择“强政府—弱市场”模式符合当时的国情。
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社会主要矛盾再次转变，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无法解决这个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政府的自我革命和市场的自我壮大之中不断博弈调整，由体制外的对立渐进式地向体制内的结合演进，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在这个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上升为决定性，政府的职能也由宏观调控转向更好地发挥作用。党的十九大庄严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对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和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以“强政府—强市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进一步。
（二）以内在的制度属性来超越政府和市场的二元对立
西方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囿于“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的框架之内，从根本上是因为它企图割裂政治与经济的内在联系，把政府和市场作为不可兼容的“两只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剩余价值得以生产、剥削得以实现。市场是资本的温床，“市场之手”也是“奴役之手”。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以及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政府之手”的作用是适应和配合资本主义形态变迁和阶段性特征变化，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25]。
然而事实上，市场和计划一样，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基本手段，市场经济并不天然地和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和发展。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是实现对“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的超越的根本，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突破桎梏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这个根本定语不能丢，“强政府—强市场”的实现有赖于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克服市场经济体制的弊端;既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有利于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三）以独特的话语体系来推动政府和市场的协调耦合
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在资源稀缺背景下研究资源配置的学科，其核心假定是：人是“经济人”，是理性的、利己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在“完全理性”的假定之下，自由主义将政府排除在外，认为通过市场就能实现帕累托最优;而干预主义提出“有限理性”是对“完全理性”的修正和完善，政府干预被引入用以修补市场失灵，但“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个核心假定并未打破，形成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民生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和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扬弃之中，我们必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学科体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之中，“强市场”的指向不是“全能市场”，而是“有效市场”，市场作用是有范围和限度的。既要肯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要避免“市场神圣化”倾向，明确“市场不起全部作用”。一方面，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范围限定在资源配置的领域;另一方面，即便在资源配置的领域，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离不开政府作用的有效发挥。“强政府”的指向同样不是“全能政府”，而是“有为政府”，政府作用也是有范围和限度的。中国特色的“强政府”不是干预范围广、干预力度大、干预手段多的政府，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明晰自身角色，坚守理性边界，发挥更好作用的政府。“强市场”和“强政府”是不可割裂、有机统一、多维嵌入、互动推进的。市场机制能够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政府“该管的管好”，有能力、有效率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体系、提供产业引导、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健全宏观治理体系。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能相互否定，也不能相互替代，一个“有为的政府”能推动和保障市场更加有效，一个“有效的市场”也能为政府更加有为提供空间，最终使得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辩证统一得以实现。
六、结语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论”的局限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关政市关系的理论和观点，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创造性地建立起“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理论，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谱写了政府和市场“双强”的实践。建党百年以来，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理论结晶和实践成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推动政市关系的不断完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更好发展，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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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慧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