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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又梦见了同学亚东，梦见与他们回到少年，在村庄里，在山林边，在小路上，在田野中……梦中总是伴着白色的梨花、粉红色的桃花与金黄色的油菜花一起奔涌，映山红还未凋谢，春天扑面而来。但梦境越拉越长，一切又变成云彩一般散去，青黄一色的稻浪席卷而来，又随风过去，如黛的青山与遍野的树木包裹着笑与泪的声音……一梦惊醒，好半天才知道我們早已阴阳两隔。
人到中年，好像随着年龄越大，越来越容易想起或梦见过去的事物。许多离开了我们好久的人，不经意就搭乘各种交通工具来到城市，与我们在梦中相逢。而此时的人生，动辄开始以数年甚至于数十年计。梦里梦外都是生活，只是回眸时，仿佛有一种雨雪，容易打湿不为人知的心事。
亚东是我小学同学，与我一样其貌不扬。我们属一个大队，但属于两个村庄。我们村庄小，他们村庄大。我们外出，必须穿过他们的村庄正中央。
亚东小学的时候，成绩还是很好的。特别是数学，遇上个竞赛什么的，还可以与我PK一下。但慢慢地，我们便拉开距离了，主要原因是他家孩子多，当时又是缺粮户，不知怎么的他又喜欢上了打架。打架在我们那里是最平常不过的事，孩子们之间经常打来打去。往往最后都是大人跑上门去说好话，才能化解孩子们之间的仇恨。说仇恨，其实也有点过了，小孩子们打打闹闹，今天与这个好，明天与那个好，很正常的一件事。
我小学时成绩很好，经常是拿第一的。在老师眼里是又红又专的一类，因此深讨老师喜欢，同学们对我也比较好。其实亚东开头也是这样。每天上学，他家刚好是我的必经之路。许多年后，我还好多次梦见有人娶媳妇，把新媳妇的红被子挂在他们家门前的一棵大树上，等新郎爬上去拿。而家家户户拿着碗，蹲在大门口吃饭。
我与亚东之所以能走到一起，原因有三：一是他小学毕竟成绩也非常好的，我们互相觉得对方值得学习而不是对立;二是我们又是在彼此成绩都好时结下的朋友关系，因此必须站到他这一边;三是因为他打架很厉害，大多同学都害怕他，而我从小就害怕与人打架，需要保护。我原来其实也是不怕打架的，但回家我父亲便要打爆我的头。我不怕打头，但怕我母亲哭。我母亲一哭我就手足无措。所以我长大后特别害怕女人哭，一哭我就心软、让步，以致我现在人到中年总是选择妥协。
妥协也是我童年时的常态。每天上学放学都要从亚东家门口过，我都得等他一起走。但他每天总是懒洋洋地起床、慢吞吞地吃饭，我还得站在那里等他。哪怕是在冬天，我站在那里冻得发抖，也把手袖到袖筒里，耐心地等。
上学的路上，一般我们都要做几件事。比如夏天的时候，是偷生产队的梨子。故乡那时盛产梨子，虽然品相不好，但吃起来相当甘甜。我家也种了好几棵梨子，每到丰收时，我还得与父亲挑着梨子翻山越岭到很远的村子里去兑换粮食，主要是兑换小麦，累得腰酸背痛。但故乡每年到了春天，漫山遍野开满了白色的梨花桃花，让村庄一刹那变得相当美丽，好像一个灰姑娘突然嫁到了皇家。而且，那时的梨子好吃，从满树白色的花开直至花落，只要梨子长出个小身板，我们便开始偷着吃。我胆子小，不敢偷，一般就是站在路上望风，怕生产队队长抓到。如果抓到，我父亲还不把我打个半死？所以，我坚决不偷，又不能不参加他们的队伍。后来，他们便派我望风，只要发现生产队来人，便假装唱歌。偷梨是个技术活，要迅速窜到树林里，要学会埋伏，要会爬树。但是，你不能无端地老往梨树里钻呀？得做个样子。做个什么样子好呢？一般是装作拉屎。我们经常装出要拉屎的样子，蹲在梨树下。有时遇有人，来不及逃跑，人家问干啥呢？就说拉屎，然后蹲在那里，好像真的。偷了梨子之后，再往学校里走。打架一般是放学后的事，中午放学没有时间打架，只能选择在下午放学后进行。我们一般与要路过的两个村庄打。一是与叫马个榜的村庄孩子打，他们会埋在上面的沟里，用小石块和土坷垃伏击我们;二是与叫龚个冲的村庄孩子打，他们与我们不在一条路线，但两条路线对望平行，双方便越过河，在田野里打。油菜花开的时候，我们在金黄色的花地里埋伏;冬天一望无涯的时候，就在光秃秃的田里干。常常是干得热火朝天，有一段时间，整个上学不是为了上学，而是为了打架。
每个打架的队伍里，总有两个小头目。马个榜的和龚个冲的同学头目，当时因为与亚东干仗，不允许我们好。再后，他们都曾与我同桌过，关系便挺好了。亚东经常与龚个冲的周花德干仗，不分上下。但两个人口头上都狠，谁也不服，打输了再来。后来，摔着摔着就摔出感情来了，再不打了，还成了两路联合的朋友，一起去干另一路，比如与马个榜的一路或西坳与东坳的联合纵队。直到有一次亚东与一位叫牛伢的打，让牛伢的父亲抓了个现行，送到学校。老师说，如果再动手打架，要把亚东进行退学处理。亚东连忙表态说再也不打架了。
于是好长一段时间，我们真的不再打架。亚东觉得无聊，便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要求我们每个人回家路过一个窑场的时候，必须爬到旁边的一棵木子树上去拉一泡屎。结果，每天放了学，我们还必须爬上树，蹲在树干上拉屎。想象一下，一排白白的屁股对着下面的庄稼拉屎，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景象。有个同学不愿意拉，亚东便脱了他的裤子，让他光着屁股走到村子时才把衣服给他。我有次因为拉不出来，也被脱过一次裤子。我脸皮薄，不好意思光屁股走路，便号啕大哭。他没法只好把裤子还给我了。结果到了秋天，稻田的主人收割庄稼时，站在田地里大骂。原来是我们拉屎掉下去的那一块，可能是因为稻谷肥料与养分太足，结果相反把稻子都熏烂了，一块田就我们拉屎的那一处空荡荡的，什么也没长。我们当时听到了，一个个捂着嘴笑。
到了四年级时，亚东突然自己不上学了。因为他家人多，老是缺粮，他决定回生产队帮家里干活了。他不读书，我也不用再到他家等他。但每次走过他家时，我总是很失落。遇上有人打架，再也没有人帮我出头。好在我成绩好，老师宠着，挨打比较少。只是我看到亚东，从此在田头不是挑着这担子，就是挑着那担子，看着我傻笑。我总觉得有点空空荡荡的。
之后，我上了初中，与亚东慢慢就联系少了。放了假，遇上他上山砍柴时，还偶尔会到我家坐坐。两个人说起读书的事，我常常看到他低下头来。再往后，我上了高中，到离家更远的地方去了，由于住校，见面更少了。但每次回来，从他家门口过时，我总要问一下他家里的人：“亚东在吗？”家里往往回答是一样的：“出工去了。”高中时我已有了悲天悯人的思想，总是为亚东感到叹息。 再后许多年，我到更遥远的新疆当兵，考上军校，再回去时，我还是去看亚东。他虽然热情，但眼光总是躲躲闪闪，不敢与我对视，好像觉得我从此与他不一样了。我知道他在为我高兴的同时，也在为自己遗憾，话也不多。他越是这样，我越是每次回去都找他聊聊。特别是后来，他当了我们村的生产组长——也就是原来的生產队长，组织大家修桥补路，开始为村里做好事时，我觉得他少年时无比强硬的骨子里，原来包藏着这样一颗善良的心。我听我父亲说，他比较公正正派，又敢伸头领事，大家便都选他了。这时，他对我家里非常照顾。特别是我母亲去世后，看到我父亲孤身一人生活，便经常到家里探望。
但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要到北京来看病。那时我调到了北京，在一家全国知名的医院工作。我说欢迎他来。他与我三舅一起来的，我们俩一直陪着他看病。结果，几天后，当我们拿到化验单找到专家时，希望在他眼里慢慢地陷落下去……他居然得的是白血病！我们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得的是这个病，那时白血病已不再是不治之症，但是费用相当昂贵。他治不起，我们也帮不了他。他回去那天，我送他们上火车，我看到，火车开动远去时，他将头伸出窗外，向我挥手时，一脸落寞的情形……
他走后，我一直觉得应该为他做点什么。那时网站与博客刚刚兴起，我便写了一篇文章，贴在网上，题目是《将军县，一位村民组长的北上与南下》，至今还能在网上搜到，内容如下：
他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村民组长——过去人们称为生产队长，中国行政村里最小的“官”。
他是第一次来北京，不是游玩，而是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那是对生命的渴望。
他来自湖北红安，那个曾盛产将军的地方，是两百多个将军同一个故乡的山区里。
他得了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伴有骨髓纤维化，听上去非常可怕。他躺在北京的旅馆里，看上去非常坦然：“人摊上了，是命，听天由命吧。”
这是那个革命老区里的人们，在大病后的一贯做法。在那里，小病靠熬，熬过便是福;大病等死，多活一天便是恩赐。
而作为同乡，我知道，他又不是一位普通的村民组长。
是他，在乡下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的时候，代表乡亲们站了出来，勇敢地抗争。在经历了“训诫与禁闭”之后，他和乡亲们赢回了自己的权利。
他因此由老百姓第一次经过民主程序，选出来当了村民组长。而那时，村子里没有人愿意当组长，因为这是个跑腿累人的差事。当上组长，要催大家上交各种赋税、参加各种义务劳动、负责村里大小事情，钱不多，但得罪人。
他不怕得罪人。村子里谁家打架了，他到场;谁与谁闹矛盾了，他调解;谁家子女对父母不孝，他黑下脸;谁家有困难了，他帮忙……
当上组长之后，他决定改变家乡的面貌。
他号召大家，把门前屋后的荒山，开出来种上了板栗。当时有些人不相信，不肯干，他带头开荒。如今，看到村头的树上那累累的果实，村民的心里充满丰收的喜悦。
看到村子周围的山上光秃秃的，水土流失厉害，他决定划分禁山，坚决禁止乱砍滥伐，并带头执行，谁违反处理谁。开始村民有的恨他，可几年过后，看到村子周围林木成片、绿树成阴，环境好转，村民又非常感谢他。
在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出去打工的时候，他却带领在家的乡亲补桥修路，蓄水屯田，植树造林……特别是村子里的劳动力缺少时，他合理地安排耕地，保证了农田没有荒废。
村民的粮食卖不出时，他出去找人来拉，绝对不低于市场价;村民家里没有粮食时，他号召向有粮的先借，由组里作担保，组里担保不了的，他自家出。
前几年，村子大旱，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他带领大家抗旱，住在工地上几天几夜不回家。当旱情缓解，终于可以回家时，他头一歪，倒在地上竟然睡着了。后来，他大病一场。
随着农田化肥用药的增加，村子里吃的水质不好。他开了几天会，说服大家在深山里打井。起初，没有人相信会打出水，他红着眼盯在工地上，十几天后，当清泉涌出来时，他的眼里盈满了眼泪。
在乡下，没有任何资金，要做点事，真难。但作为一个生产队长，他总是想方设法，要为大家谋点实在的利益。小时贫穷的记忆，不时敲打着他的心灵。
“我不能辜负乡亲们对我的信任。”这是他的真心话。他与他们掏心窝子，坐在哪里，哪里便有了笑声。
一位在外工作的人回去后，听乡亲们说起他的事，感慨着说：“他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奉献，但在默默地奉献着，比我们这些在外的人都强。”
他只有三十多岁，是湖北省红安县杏花乡两道桥马榜村八组的一位普通的村民组长，管理着70多户270多人的一个自然村，可谓中国乡村里最小的一个“官”了。
而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小“官”，从来不依靠暴力，保证了全村每年按时上交国家和公家的全部税款，既交足了公粮，又保证了余粮和口粮。他上任时，村民的年收入不足三百元，而现在，达到了五百元，有的甚至上千元！在有的村庄外债高筑的时候，他和他的村民八组，却成为乡下不欠外债的一个光荣组。每年，他都能领到乡里颁发的奖状。
他当上组长之后，村子里矛盾少了，纠纷少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高兴。但是他不知道，自己的肚子为什么会痛，自己的双脚为什么会肿，自己为什么越来越力不从心，没有力气。
终于有一天，他积劳成疾，歪着头倒了下来。送到医院一查，医生说：“慢粒。”
他开头不知道“慢粒”是什么意思。后来知道了这种病与早年看过的电视《血疑》中的幸子一样时，他的头垂了下来。
命运就这样在他三十多岁时候打了一个结。
医生说，他还年轻，如果条件允许，完全可以做骨髓干细胞移植。他兄弟姐妹七个，不怕找不到相同的因子。但是，当医生说做移植得几十万时，他眼里闪动的火花化作了沉默。 回去吧。他说。于是，他买了回故乡的火车票。那是那个当年为革命付出了十四万英雄儿女的故乡，是我们共同的家。
他看上去非常坦然。而我心里，却涌动着关于贫穷往事的滔滔泪水。我真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人，能够伸出援助的手，让全社会的爱心，能够流入这位年轻的生产队长的心田，温暖这位有一个11岁孩子的父亲的心里。
除此，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生活一层又一层地洗涤了我们在世界的脚印，许多人的离去都是那样无声无息。而他的北上和南归，不过只是与命运匆匆地碰了一下肩膀，让我们尝到了冷酷是一种什么味道。
如果真有好心者，请帮助他吧。
他的名字叫陈定勇。
他在今夜离开北京，在与希望拥抱后，不知那奔驰而去的列车，会不会传来铁树开花的消息。
在这篇文章中，我第一次恢复了亚东的大名——陈定勇。这是他的学名。当时，我把文章投了好几家报纸，希望他们能引起关注并发动大家帮他。但是，最后没有一家报刊能登出来。只有著名作家裘山山老师在我的博客上看到后，按上面留的地址给他捐了一千块钱。
那笔钱，是我们生产队第一次收到大山外的捐款。而且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让整个山村都轰动了。他给我打电话，一定要我表示感谢。
那篇文章，至今仍沉寂地躺在网上大海般的文字中，寂寞无奈。
从那以后，我能做的事，也就只有隔一段时间，尽己所能买点治疗白血病的药寄给他。
几年后，父亲打电话告诉我，亚东走了。走时听说很痛苦。
他被埋在了我们村的大山上，站在我家门口就能看到那一片坟地。那一年我因为工作忙没有回去送葬，但是从此每年只要是清明回去，我都要为他和另外两个逝去的同学烧一点火纸，算是祭奠。我后来很想帮助他的孩子读书，便去了他家里。他爱人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叮嘱说：“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让孩子好好读书。”她答应了。走时，我也仅是表示了一点心意，并让她们有困难时对我讲，我会尽力帮助的。
但他爱人从来没有找过我。又过了两年，我回故乡时，又想去她家看看。我父亲说，不用了，她们几年没有回来了。原来，孩子不愿意读书，他爱人便带着孩子到广东打工去了。
那一刻，我站在故乡那遍地荒凉的冬日村庄，忽然感到周身寒冷。我想到当年梨花、桃花与油菜花开的时候，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們光着脚跑过的地方，好像一切尽在眼前，但一切又是那么遥远……我突然变得特别脆弱，特别想哭。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们。如今，亚东的儿子，或许早已在他乡的城市娶妻生子了吧。祝福。
责任编辑 白连春
人到中年，好像随着年龄越大，越来越容易想起或梦见过去的事物。许多离开了我们好久的人，不经意就搭乘各种交通工具来到城市，与我们在梦中相逢。而此时的人生，动辄开始以数年甚至于数十年计。梦里梦外都是生活，只是回眸时，仿佛有一种雨雪，容易打湿不为人知的心事。
亚东是我小学同学，与我一样其貌不扬。我们属一个大队，但属于两个村庄。我们村庄小，他们村庄大。我们外出，必须穿过他们的村庄正中央。
亚东小学的时候，成绩还是很好的。特别是数学，遇上个竞赛什么的，还可以与我PK一下。但慢慢地，我们便拉开距离了，主要原因是他家孩子多，当时又是缺粮户，不知怎么的他又喜欢上了打架。打架在我们那里是最平常不过的事，孩子们之间经常打来打去。往往最后都是大人跑上门去说好话，才能化解孩子们之间的仇恨。说仇恨，其实也有点过了，小孩子们打打闹闹，今天与这个好，明天与那个好，很正常的一件事。
我小学时成绩很好，经常是拿第一的。在老师眼里是又红又专的一类，因此深讨老师喜欢，同学们对我也比较好。其实亚东开头也是这样。每天上学，他家刚好是我的必经之路。许多年后，我还好多次梦见有人娶媳妇，把新媳妇的红被子挂在他们家门前的一棵大树上，等新郎爬上去拿。而家家户户拿着碗，蹲在大门口吃饭。
我与亚东之所以能走到一起，原因有三：一是他小学毕竟成绩也非常好的，我们互相觉得对方值得学习而不是对立;二是我们又是在彼此成绩都好时结下的朋友关系，因此必须站到他这一边;三是因为他打架很厉害，大多同学都害怕他，而我从小就害怕与人打架，需要保护。我原来其实也是不怕打架的，但回家我父亲便要打爆我的头。我不怕打头，但怕我母亲哭。我母亲一哭我就手足无措。所以我长大后特别害怕女人哭，一哭我就心软、让步，以致我现在人到中年总是选择妥协。
妥协也是我童年时的常态。每天上学放学都要从亚东家门口过，我都得等他一起走。但他每天总是懒洋洋地起床、慢吞吞地吃饭，我还得站在那里等他。哪怕是在冬天，我站在那里冻得发抖，也把手袖到袖筒里，耐心地等。
上学的路上，一般我们都要做几件事。比如夏天的时候，是偷生产队的梨子。故乡那时盛产梨子，虽然品相不好，但吃起来相当甘甜。我家也种了好几棵梨子，每到丰收时，我还得与父亲挑着梨子翻山越岭到很远的村子里去兑换粮食，主要是兑换小麦，累得腰酸背痛。但故乡每年到了春天，漫山遍野开满了白色的梨花桃花，让村庄一刹那变得相当美丽，好像一个灰姑娘突然嫁到了皇家。而且，那时的梨子好吃，从满树白色的花开直至花落，只要梨子长出个小身板，我们便开始偷着吃。我胆子小，不敢偷，一般就是站在路上望风，怕生产队队长抓到。如果抓到，我父亲还不把我打个半死？所以，我坚决不偷，又不能不参加他们的队伍。后来，他们便派我望风，只要发现生产队来人，便假装唱歌。偷梨是个技术活，要迅速窜到树林里，要学会埋伏，要会爬树。但是，你不能无端地老往梨树里钻呀？得做个样子。做个什么样子好呢？一般是装作拉屎。我们经常装出要拉屎的样子，蹲在梨树下。有时遇有人，来不及逃跑，人家问干啥呢？就说拉屎，然后蹲在那里，好像真的。偷了梨子之后，再往学校里走。打架一般是放学后的事，中午放学没有时间打架，只能选择在下午放学后进行。我们一般与要路过的两个村庄打。一是与叫马个榜的村庄孩子打，他们会埋在上面的沟里，用小石块和土坷垃伏击我们;二是与叫龚个冲的村庄孩子打，他们与我们不在一条路线，但两条路线对望平行，双方便越过河，在田野里打。油菜花开的时候，我们在金黄色的花地里埋伏;冬天一望无涯的时候，就在光秃秃的田里干。常常是干得热火朝天，有一段时间，整个上学不是为了上学，而是为了打架。
每个打架的队伍里，总有两个小头目。马个榜的和龚个冲的同学头目，当时因为与亚东干仗，不允许我们好。再后，他们都曾与我同桌过，关系便挺好了。亚东经常与龚个冲的周花德干仗，不分上下。但两个人口头上都狠，谁也不服，打输了再来。后来，摔着摔着就摔出感情来了，再不打了，还成了两路联合的朋友，一起去干另一路，比如与马个榜的一路或西坳与东坳的联合纵队。直到有一次亚东与一位叫牛伢的打，让牛伢的父亲抓了个现行，送到学校。老师说，如果再动手打架，要把亚东进行退学处理。亚东连忙表态说再也不打架了。
于是好长一段时间，我们真的不再打架。亚东觉得无聊，便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要求我们每个人回家路过一个窑场的时候，必须爬到旁边的一棵木子树上去拉一泡屎。结果，每天放了学，我们还必须爬上树，蹲在树干上拉屎。想象一下，一排白白的屁股对着下面的庄稼拉屎，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景象。有个同学不愿意拉，亚东便脱了他的裤子，让他光着屁股走到村子时才把衣服给他。我有次因为拉不出来，也被脱过一次裤子。我脸皮薄，不好意思光屁股走路，便号啕大哭。他没法只好把裤子还给我了。结果到了秋天，稻田的主人收割庄稼时，站在田地里大骂。原来是我们拉屎掉下去的那一块，可能是因为稻谷肥料与养分太足，结果相反把稻子都熏烂了，一块田就我们拉屎的那一处空荡荡的，什么也没长。我们当时听到了，一个个捂着嘴笑。
到了四年级时，亚东突然自己不上学了。因为他家人多，老是缺粮，他决定回生产队帮家里干活了。他不读书，我也不用再到他家等他。但每次走过他家时，我总是很失落。遇上有人打架，再也没有人帮我出头。好在我成绩好，老师宠着，挨打比较少。只是我看到亚东，从此在田头不是挑着这担子，就是挑着那担子，看着我傻笑。我总觉得有点空空荡荡的。
之后，我上了初中，与亚东慢慢就联系少了。放了假，遇上他上山砍柴时，还偶尔会到我家坐坐。两个人说起读书的事，我常常看到他低下头来。再往后，我上了高中，到离家更远的地方去了，由于住校，见面更少了。但每次回来，从他家门口过时，我总要问一下他家里的人：“亚东在吗？”家里往往回答是一样的：“出工去了。”高中时我已有了悲天悯人的思想，总是为亚东感到叹息。 再后许多年，我到更遥远的新疆当兵，考上军校，再回去时，我还是去看亚东。他虽然热情，但眼光总是躲躲闪闪，不敢与我对视，好像觉得我从此与他不一样了。我知道他在为我高兴的同时，也在为自己遗憾，话也不多。他越是这样，我越是每次回去都找他聊聊。特别是后来，他当了我们村的生产组长——也就是原来的生產队长，组织大家修桥补路，开始为村里做好事时，我觉得他少年时无比强硬的骨子里，原来包藏着这样一颗善良的心。我听我父亲说，他比较公正正派，又敢伸头领事，大家便都选他了。这时，他对我家里非常照顾。特别是我母亲去世后，看到我父亲孤身一人生活，便经常到家里探望。
但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要到北京来看病。那时我调到了北京，在一家全国知名的医院工作。我说欢迎他来。他与我三舅一起来的，我们俩一直陪着他看病。结果，几天后，当我们拿到化验单找到专家时，希望在他眼里慢慢地陷落下去……他居然得的是白血病！我们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得的是这个病，那时白血病已不再是不治之症，但是费用相当昂贵。他治不起，我们也帮不了他。他回去那天，我送他们上火车，我看到，火车开动远去时，他将头伸出窗外，向我挥手时，一脸落寞的情形……
他走后，我一直觉得应该为他做点什么。那时网站与博客刚刚兴起，我便写了一篇文章，贴在网上，题目是《将军县，一位村民组长的北上与南下》，至今还能在网上搜到，内容如下：
他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村民组长——过去人们称为生产队长，中国行政村里最小的“官”。
他是第一次来北京，不是游玩，而是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那是对生命的渴望。
他来自湖北红安，那个曾盛产将军的地方，是两百多个将军同一个故乡的山区里。
他得了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伴有骨髓纤维化，听上去非常可怕。他躺在北京的旅馆里，看上去非常坦然：“人摊上了，是命，听天由命吧。”
这是那个革命老区里的人们，在大病后的一贯做法。在那里，小病靠熬，熬过便是福;大病等死，多活一天便是恩赐。
而作为同乡，我知道，他又不是一位普通的村民组长。
是他，在乡下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的时候，代表乡亲们站了出来，勇敢地抗争。在经历了“训诫与禁闭”之后，他和乡亲们赢回了自己的权利。
他因此由老百姓第一次经过民主程序，选出来当了村民组长。而那时，村子里没有人愿意当组长，因为这是个跑腿累人的差事。当上组长，要催大家上交各种赋税、参加各种义务劳动、负责村里大小事情，钱不多，但得罪人。
他不怕得罪人。村子里谁家打架了，他到场;谁与谁闹矛盾了，他调解;谁家子女对父母不孝，他黑下脸;谁家有困难了，他帮忙……
当上组长之后，他决定改变家乡的面貌。
他号召大家，把门前屋后的荒山，开出来种上了板栗。当时有些人不相信，不肯干，他带头开荒。如今，看到村头的树上那累累的果实，村民的心里充满丰收的喜悦。
看到村子周围的山上光秃秃的，水土流失厉害，他决定划分禁山，坚决禁止乱砍滥伐，并带头执行，谁违反处理谁。开始村民有的恨他，可几年过后，看到村子周围林木成片、绿树成阴，环境好转，村民又非常感谢他。
在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出去打工的时候，他却带领在家的乡亲补桥修路，蓄水屯田，植树造林……特别是村子里的劳动力缺少时，他合理地安排耕地，保证了农田没有荒废。
村民的粮食卖不出时，他出去找人来拉，绝对不低于市场价;村民家里没有粮食时，他号召向有粮的先借，由组里作担保，组里担保不了的，他自家出。
前几年，村子大旱，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他带领大家抗旱，住在工地上几天几夜不回家。当旱情缓解，终于可以回家时，他头一歪，倒在地上竟然睡着了。后来，他大病一场。
随着农田化肥用药的增加，村子里吃的水质不好。他开了几天会，说服大家在深山里打井。起初，没有人相信会打出水，他红着眼盯在工地上，十几天后，当清泉涌出来时，他的眼里盈满了眼泪。
在乡下，没有任何资金，要做点事，真难。但作为一个生产队长，他总是想方设法，要为大家谋点实在的利益。小时贫穷的记忆，不时敲打着他的心灵。
“我不能辜负乡亲们对我的信任。”这是他的真心话。他与他们掏心窝子，坐在哪里，哪里便有了笑声。
一位在外工作的人回去后，听乡亲们说起他的事，感慨着说：“他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奉献，但在默默地奉献着，比我们这些在外的人都强。”
他只有三十多岁，是湖北省红安县杏花乡两道桥马榜村八组的一位普通的村民组长，管理着70多户270多人的一个自然村，可谓中国乡村里最小的一个“官”了。
而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小“官”，从来不依靠暴力，保证了全村每年按时上交国家和公家的全部税款，既交足了公粮，又保证了余粮和口粮。他上任时，村民的年收入不足三百元，而现在，达到了五百元，有的甚至上千元！在有的村庄外债高筑的时候，他和他的村民八组，却成为乡下不欠外债的一个光荣组。每年，他都能领到乡里颁发的奖状。
他当上组长之后，村子里矛盾少了，纠纷少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高兴。但是他不知道，自己的肚子为什么会痛，自己的双脚为什么会肿，自己为什么越来越力不从心，没有力气。
终于有一天，他积劳成疾，歪着头倒了下来。送到医院一查，医生说：“慢粒。”
他开头不知道“慢粒”是什么意思。后来知道了这种病与早年看过的电视《血疑》中的幸子一样时，他的头垂了下来。
命运就这样在他三十多岁时候打了一个结。
医生说，他还年轻，如果条件允许，完全可以做骨髓干细胞移植。他兄弟姐妹七个，不怕找不到相同的因子。但是，当医生说做移植得几十万时，他眼里闪动的火花化作了沉默。 回去吧。他说。于是，他买了回故乡的火车票。那是那个当年为革命付出了十四万英雄儿女的故乡，是我们共同的家。
他看上去非常坦然。而我心里，却涌动着关于贫穷往事的滔滔泪水。我真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人，能够伸出援助的手，让全社会的爱心，能够流入这位年轻的生产队长的心田，温暖这位有一个11岁孩子的父亲的心里。
除此，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生活一层又一层地洗涤了我们在世界的脚印，许多人的离去都是那样无声无息。而他的北上和南归，不过只是与命运匆匆地碰了一下肩膀，让我们尝到了冷酷是一种什么味道。
如果真有好心者，请帮助他吧。
他的名字叫陈定勇。
他在今夜离开北京，在与希望拥抱后，不知那奔驰而去的列车，会不会传来铁树开花的消息。
在这篇文章中，我第一次恢复了亚东的大名——陈定勇。这是他的学名。当时，我把文章投了好几家报纸，希望他们能引起关注并发动大家帮他。但是，最后没有一家报刊能登出来。只有著名作家裘山山老师在我的博客上看到后，按上面留的地址给他捐了一千块钱。
那笔钱，是我们生产队第一次收到大山外的捐款。而且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让整个山村都轰动了。他给我打电话，一定要我表示感谢。
那篇文章，至今仍沉寂地躺在网上大海般的文字中，寂寞无奈。
从那以后，我能做的事，也就只有隔一段时间，尽己所能买点治疗白血病的药寄给他。
几年后，父亲打电话告诉我，亚东走了。走时听说很痛苦。
他被埋在了我们村的大山上，站在我家门口就能看到那一片坟地。那一年我因为工作忙没有回去送葬，但是从此每年只要是清明回去，我都要为他和另外两个逝去的同学烧一点火纸，算是祭奠。我后来很想帮助他的孩子读书，便去了他家里。他爱人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叮嘱说：“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让孩子好好读书。”她答应了。走时，我也仅是表示了一点心意，并让她们有困难时对我讲，我会尽力帮助的。
但他爱人从来没有找过我。又过了两年，我回故乡时，又想去她家看看。我父亲说，不用了，她们几年没有回来了。原来，孩子不愿意读书，他爱人便带着孩子到广东打工去了。
那一刻，我站在故乡那遍地荒凉的冬日村庄，忽然感到周身寒冷。我想到当年梨花、桃花与油菜花开的时候，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們光着脚跑过的地方，好像一切尽在眼前，但一切又是那么遥远……我突然变得特别脆弱，特别想哭。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们。如今，亚东的儿子，或许早已在他乡的城市娶妻生子了吧。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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