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位企业家朋友对我说，他最近看了一部讲汉武帝的片子，很过瘾。我对他说，汉武帝是中国历史第一位大规模地滥用政治暴力，破坏法制，强行化私为公、摧毁民营工商业的皇帝，你愿意这样的人再出现吗?今天的中国，好不容易走上了市场经济和工商业发展之路，如果汉武帝这种类型的人真出现，你还会过瘾吗?
中国两千年历史上，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皇帝不多，汉武帝算得上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大人物。秦皇汉武，秦始皇统一中国，汉武帝征讨匈奴，他们两人在中国人心里占有很高的位置。人们在称颂秦皇汉武赫赫武功的同时，常常不去想他们所干的大坏事。真是奇怪，我们中国人心里深处，总是特别畏惧和崇拜那些敢于杀人，给百姓带来极大苦难的大英雄们。具体说起来，汉武帝留下的坏传统主要有三个：一是他摧毁民营经济；二是他破坏法制；三是他穷兵黩武，拖垮了国家。
一、抢劫民营经济
刘邦于公元前202年建立西汉王朝。刘邦去世后(公元前195年)，经过汉惠帝(公元前195年——前188年)，吕后(公元前188年——前 180年)，到汉文帝(公元前180年——前157年)和汉景帝(公元前188——前141年)统治期间，出现了秦统一以来中国第—个大盛世，历史上称为“文景之治”。
《史记·平准书》有一段记载，大意如下：汉朝建立七十多年以来，国家没有什么大事，只要不遇到水灾旱灾，百姓家给人足。城乡的粮仓都储满了粮食，各级政府财政都有多余钱财。京师国库的钱积累到巨万，串铜钱的带子都朽坏了，国库里的钱多得难以统计。国家储备粮仓的粮食太多，堆不下，只有堆在仓库外面，粮食都腐烂不可再吃。大街小巷里都有马，乡村也的马成群结队，因公马路上会打架，乘公马去聚会的人往往到不了会场。城里看门的都有好粮好肉吃。小官员因流动性小，他们的孩子往往都继承他们的职位了，所以一些姓氏都以他们的官位命名。人人都十分自爱，不敢触犯法律，办事都以义为先，耻于干坏事。这段时期，国家法律政策十分宽松，百姓富裕。
“文景之治”是如何得来的?是因为政府按道家黄老学执政，无为而治，清静守法，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道家黄老学表现在经济政策领域，相当于现在所说的自由主义政策，低税收，少干预，自由开放，依法治国。“文景之治”期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这是说，国家统一，各地关卡取消了，开发山泽自然资源的禁令取消了，所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商品交换没有不通的，大家都得其所欲。政府在煮盐、冶铁等领域全面开放，私人得以自由经营。甚至在冶铜铸币这样的货币发行领域，也都向私人开放，私人可以从事铸币业务。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到了极至，国家富裕，民营工商业大发展。
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即位，当时仅16岁，在他21岁前后，马上开始对民营工商业连下重手。首先将盐、铁、酒等重要行业强行收归官营，由官府对重要物资的运输和贸易进行垄断，对民营工商业征收重税。责令民营商人自报财产，陈报不实者，罚充军一年。鼓励告发民营工商业者，被告发者，没收财物一半。于是告发一发不可收拾，《汉书》上说，“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中等财产以上家庭都被告发了，结果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中等以上的工商业家庭全都破产了。汉武帝仅仅是通过告发和没收财产一项，就“得民财以亿计”。贪官污吏趁机鱼肉其间。朝廷下令逮捕的工商业者就有六七万人，上层官吏自己私自增加逮捕数量，达到十多万人，搞得“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受伤害的民营工商业者比对匈奴战争中被打败的匈奴人还多。“文景之治”培育出来的繁荣的民营工商业，就此被毁灭。汉武帝抢了民间工商业者的财富，拿来干什么?一是打仗，重奖将军们。元狩五年，赐给卫青大将军黄金二十万两。元狩四年，赏给卫青、霍去病黄金五十万两。经由汉武帝，巨量的财富由民营工商业者转给了将军们。所以历代的将军们都喜欢和崇拜汉武帝，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除了打仗用钱外，就是汉武帝自己大量挥霍，盖宫殿和游苑，大搞祭祀活动，四处巡游天下，“取好女数千人，以填后宫”。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鬼神，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汉武帝把“文景之治”多年积累的国力，把工商业者多年创造的财富，短短几十年就耗干了，西汉王朝由盛转衰。
二、破坏法制
刘邦带军攻入秦国时，诸将都去抢金银财宝，而萧何则带人去抢秦朝的档案馆，这样萧何就掌握了秦朝的人口、地理、法律等资料。建国后萧何根据秦国的法律，以黄老无为而治，清静守法，约法省禁，顺应民心的原则，对秦法进行了修改，制订出了《九章律》，以后“萧规曹随”，西汉建国的法制基础得以巩固和完备。汉文帝、汉景帝等都是依法治国的榜样，不敢把君主个人意志加于法律之上。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文景之治”是如何依法治国的。《汉书》中记载：一次，汉文帝马队经过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来。惊了汉文帝所乘马。于是派人把这人抓了来，交给法官张释之处理。那人解释说，看见马队，躲到桥下，后来以为马队走了，就出来。出来看见马队还在，就跑。张释之依律，判此人罚款。汉文帝很生气，这人惊了我的马，还算马温和，换其他马，不伤了我吗?你怎么只是罚款。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都必须共同遵守的。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你要加重处罚，这样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了。汉文帝思考后说，法官说得对。
汉文帝想加重处罚，但最后仍然不得不依法办事。这就是文景黄老之治的表现。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都共同遵守的，身为帝王，也不能把自己的个人情绪和意志加于法律之上。但遗憾的是，由文帝、萧何、曹参等开创的清静无为，依法治国的好传统，被汉武帝彻底破坏了。
公元前140年，16岁的汉武帝上台，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研究《公羊春秋传》的董仲舒上书，要求尊儒隆礼，推行教化，他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就是说，不在儒家“六艺”之学和孔子思想的，都“绝其道”。这就是后人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来源。当时汉朝占主导地位的执政思想，就是道家黄老学，因此所谓“罢黜百家”，其实就是结束道家黄老学的统治。16岁的汉武帝对董仲舒的策论表示赞赏。但由于当时信奉道家黄老学的窦太后（汉文帝的王后，汉武帝的奶奶）还活着，朝中遵循黄老之治的官吏仍占主流，所以儒生掌权受到抑制。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21岁的汉武帝大权在手，真正实施了独尊儒术的政策，大量儒生被提拔，这就结束了“文景之治”清静守法的时代，“以德治国”取代了“以法治国”。“以德治国”被朝廷表述为“德主刑辅”。“刑”(法)是有明确的条文规范的，“德”是什么呢?从董仲舒倡导并实践的“春秋决狱”可以看出来。所谓“春秋决狱”，就是按孔子所著的历史著作《春秋》作为判案的依据。这是一部历史著作，一部历史书怎么能成为判决案子的依据呢?照董仲舒的说法，因为这部历史书是以“德”为基本原则的。但从司法来说，依据历史著作判案，官吏的自由裁量权可大得不得了，官吏因之贪赃枉法，国家治理章法全无。结果就是“上请”制度的出现，重大案子，向上请示皇帝定夺。有一帮熟读古书的文人在旁帮忙，皇帝要从史书中找出任何一条合乎自己心意的典故，太容易了!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直接结果，就是皇帝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皇帝的意志就成为法律，名为“以德治国”，实为皇帝集权专断，这是极端的人治。汉武帝、董仲舒通过“独尊儒术”，绕过了“文景之治”天子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法律，继承和发挥了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人治传统。司马光把汉武帝比作秦始皇。其实，秦始皇比起汉武帝来，还有注重法制和尊重民营工商业的优点。秦始皇还专门为成功的民间工商业者树碑立传，从来没有随便摧毁过民间工商业。 三、穷兵黩武，战无节制
人们只知道汉武帝征讨匈奴的武功，知道霍去病马踏匈奴的壮举，但往往不知道汉武帝征讨匈奴，打长期的消耗战，而且最后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公元前128年，在汉武帝28岁时，开始派大军主动进攻匈奴，从此拉开了与匈奴30余年的战争，初期汉军取胜，但战争拖延下来，双方有胜有败，匈奴前后死伤七八万人，汉军死伤数远高此数。公元前90年，汉武帝66岁，他再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6万大军出塞进攻匈奴，结果全军战败，李广利投降匈奴，士卒死亡数万人。消息传来，汉武帝中止了与匈奴的战争，此后汉不复出兵。李广利兵败3年后，汉武帝去世，留下了一个经济衰败，人民贫困，社会动乱的国家。《汉书》上说，“天下虚耗，人复相食”，全国人口死亡过半。而且，就在汉武帝去世那年的冬天，“匈奴入朔方，杀略吏民”，匈奴之患依然。
匈奴自古是边患。刘邦在世时，亲率30万大军伐匈奴，结果在平城被围，几乎不能逃脱。汉文帝时，“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汉文帝与匈奴的关系，是自卫反击的关系，他不敢轻易发兵深入，是担心将天下百姓卷入战争。汉文帝遵循了养民为本，“有理有利有节”的国防战略。汉武帝不同，他凭借“文景之治”积累的强大国力，全面攻打匈奴，对消除中国北方边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由于他不知节制，只知“快意匈奴”，过于穷兵黩武，重税剥夺，破坏了国家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搞得百姓四处流亡，天下大乱，暴动接连发生。《汉书》上记载：“大群至数个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趋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称数。”汉武帝用了几年的时间来对各地的暴乱进行镇压，但仍然是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往往而群，无可奈何。”
《资治通鉴》记裁，由于连年征战，海内虚耗，社会动乱，汉武帝晚年开始悔过，下罪已诏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这是说，当今的任务是停止朝廷苛暴的政策，不准再随便征税，全力从事农业生产，“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这是说，退回到“文景之治”与民休息的政策中来。
历史是常常重演的。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从汉武帝到隋炀帝，这类“雄才大略”的政治人物的个性和气质几乎是一脉相承，将个人意志强加于万万民众之上，全不顾百姓死活。
中国两千年历史上，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皇帝不多，汉武帝算得上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大人物。秦皇汉武，秦始皇统一中国，汉武帝征讨匈奴，他们两人在中国人心里占有很高的位置。人们在称颂秦皇汉武赫赫武功的同时，常常不去想他们所干的大坏事。真是奇怪，我们中国人心里深处，总是特别畏惧和崇拜那些敢于杀人，给百姓带来极大苦难的大英雄们。具体说起来，汉武帝留下的坏传统主要有三个：一是他摧毁民营经济；二是他破坏法制；三是他穷兵黩武，拖垮了国家。
一、抢劫民营经济
刘邦于公元前202年建立西汉王朝。刘邦去世后(公元前195年)，经过汉惠帝(公元前195年——前188年)，吕后(公元前188年——前 180年)，到汉文帝(公元前180年——前157年)和汉景帝(公元前188——前141年)统治期间，出现了秦统一以来中国第—个大盛世，历史上称为“文景之治”。
《史记·平准书》有一段记载，大意如下：汉朝建立七十多年以来，国家没有什么大事，只要不遇到水灾旱灾，百姓家给人足。城乡的粮仓都储满了粮食，各级政府财政都有多余钱财。京师国库的钱积累到巨万，串铜钱的带子都朽坏了，国库里的钱多得难以统计。国家储备粮仓的粮食太多，堆不下，只有堆在仓库外面，粮食都腐烂不可再吃。大街小巷里都有马，乡村也的马成群结队，因公马路上会打架，乘公马去聚会的人往往到不了会场。城里看门的都有好粮好肉吃。小官员因流动性小，他们的孩子往往都继承他们的职位了，所以一些姓氏都以他们的官位命名。人人都十分自爱，不敢触犯法律，办事都以义为先，耻于干坏事。这段时期，国家法律政策十分宽松，百姓富裕。
“文景之治”是如何得来的?是因为政府按道家黄老学执政，无为而治，清静守法，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道家黄老学表现在经济政策领域，相当于现在所说的自由主义政策，低税收，少干预，自由开放，依法治国。“文景之治”期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这是说，国家统一，各地关卡取消了，开发山泽自然资源的禁令取消了，所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商品交换没有不通的，大家都得其所欲。政府在煮盐、冶铁等领域全面开放，私人得以自由经营。甚至在冶铜铸币这样的货币发行领域，也都向私人开放，私人可以从事铸币业务。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到了极至，国家富裕，民营工商业大发展。
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即位，当时仅16岁，在他21岁前后，马上开始对民营工商业连下重手。首先将盐、铁、酒等重要行业强行收归官营，由官府对重要物资的运输和贸易进行垄断，对民营工商业征收重税。责令民营商人自报财产，陈报不实者，罚充军一年。鼓励告发民营工商业者，被告发者，没收财物一半。于是告发一发不可收拾，《汉书》上说，“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中等财产以上家庭都被告发了，结果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中等以上的工商业家庭全都破产了。汉武帝仅仅是通过告发和没收财产一项，就“得民财以亿计”。贪官污吏趁机鱼肉其间。朝廷下令逮捕的工商业者就有六七万人，上层官吏自己私自增加逮捕数量，达到十多万人，搞得“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受伤害的民营工商业者比对匈奴战争中被打败的匈奴人还多。“文景之治”培育出来的繁荣的民营工商业，就此被毁灭。汉武帝抢了民间工商业者的财富，拿来干什么?一是打仗，重奖将军们。元狩五年，赐给卫青大将军黄金二十万两。元狩四年，赏给卫青、霍去病黄金五十万两。经由汉武帝，巨量的财富由民营工商业者转给了将军们。所以历代的将军们都喜欢和崇拜汉武帝，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除了打仗用钱外，就是汉武帝自己大量挥霍，盖宫殿和游苑，大搞祭祀活动，四处巡游天下，“取好女数千人，以填后宫”。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鬼神，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汉武帝把“文景之治”多年积累的国力，把工商业者多年创造的财富，短短几十年就耗干了，西汉王朝由盛转衰。
二、破坏法制
刘邦带军攻入秦国时，诸将都去抢金银财宝，而萧何则带人去抢秦朝的档案馆，这样萧何就掌握了秦朝的人口、地理、法律等资料。建国后萧何根据秦国的法律，以黄老无为而治，清静守法，约法省禁，顺应民心的原则，对秦法进行了修改，制订出了《九章律》，以后“萧规曹随”，西汉建国的法制基础得以巩固和完备。汉文帝、汉景帝等都是依法治国的榜样，不敢把君主个人意志加于法律之上。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文景之治”是如何依法治国的。《汉书》中记载：一次，汉文帝马队经过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来。惊了汉文帝所乘马。于是派人把这人抓了来，交给法官张释之处理。那人解释说，看见马队，躲到桥下，后来以为马队走了，就出来。出来看见马队还在，就跑。张释之依律，判此人罚款。汉文帝很生气，这人惊了我的马，还算马温和，换其他马，不伤了我吗?你怎么只是罚款。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都必须共同遵守的。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你要加重处罚，这样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了。汉文帝思考后说，法官说得对。
汉文帝想加重处罚，但最后仍然不得不依法办事。这就是文景黄老之治的表现。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都共同遵守的，身为帝王，也不能把自己的个人情绪和意志加于法律之上。但遗憾的是，由文帝、萧何、曹参等开创的清静无为，依法治国的好传统，被汉武帝彻底破坏了。
公元前140年，16岁的汉武帝上台，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研究《公羊春秋传》的董仲舒上书，要求尊儒隆礼，推行教化，他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就是说，不在儒家“六艺”之学和孔子思想的，都“绝其道”。这就是后人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来源。当时汉朝占主导地位的执政思想，就是道家黄老学，因此所谓“罢黜百家”，其实就是结束道家黄老学的统治。16岁的汉武帝对董仲舒的策论表示赞赏。但由于当时信奉道家黄老学的窦太后（汉文帝的王后，汉武帝的奶奶）还活着，朝中遵循黄老之治的官吏仍占主流，所以儒生掌权受到抑制。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21岁的汉武帝大权在手，真正实施了独尊儒术的政策，大量儒生被提拔，这就结束了“文景之治”清静守法的时代，“以德治国”取代了“以法治国”。“以德治国”被朝廷表述为“德主刑辅”。“刑”(法)是有明确的条文规范的，“德”是什么呢?从董仲舒倡导并实践的“春秋决狱”可以看出来。所谓“春秋决狱”，就是按孔子所著的历史著作《春秋》作为判案的依据。这是一部历史著作，一部历史书怎么能成为判决案子的依据呢?照董仲舒的说法，因为这部历史书是以“德”为基本原则的。但从司法来说，依据历史著作判案，官吏的自由裁量权可大得不得了，官吏因之贪赃枉法，国家治理章法全无。结果就是“上请”制度的出现，重大案子，向上请示皇帝定夺。有一帮熟读古书的文人在旁帮忙，皇帝要从史书中找出任何一条合乎自己心意的典故，太容易了!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直接结果，就是皇帝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皇帝的意志就成为法律，名为“以德治国”，实为皇帝集权专断，这是极端的人治。汉武帝、董仲舒通过“独尊儒术”，绕过了“文景之治”天子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法律，继承和发挥了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人治传统。司马光把汉武帝比作秦始皇。其实，秦始皇比起汉武帝来，还有注重法制和尊重民营工商业的优点。秦始皇还专门为成功的民间工商业者树碑立传，从来没有随便摧毁过民间工商业。 三、穷兵黩武，战无节制
人们只知道汉武帝征讨匈奴的武功，知道霍去病马踏匈奴的壮举，但往往不知道汉武帝征讨匈奴，打长期的消耗战，而且最后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公元前128年，在汉武帝28岁时，开始派大军主动进攻匈奴，从此拉开了与匈奴30余年的战争，初期汉军取胜，但战争拖延下来，双方有胜有败，匈奴前后死伤七八万人，汉军死伤数远高此数。公元前90年，汉武帝66岁，他再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6万大军出塞进攻匈奴，结果全军战败，李广利投降匈奴，士卒死亡数万人。消息传来，汉武帝中止了与匈奴的战争，此后汉不复出兵。李广利兵败3年后，汉武帝去世，留下了一个经济衰败，人民贫困，社会动乱的国家。《汉书》上说，“天下虚耗，人复相食”，全国人口死亡过半。而且，就在汉武帝去世那年的冬天，“匈奴入朔方，杀略吏民”，匈奴之患依然。
匈奴自古是边患。刘邦在世时，亲率30万大军伐匈奴，结果在平城被围，几乎不能逃脱。汉文帝时，“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汉文帝与匈奴的关系，是自卫反击的关系，他不敢轻易发兵深入，是担心将天下百姓卷入战争。汉文帝遵循了养民为本，“有理有利有节”的国防战略。汉武帝不同，他凭借“文景之治”积累的强大国力，全面攻打匈奴，对消除中国北方边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由于他不知节制，只知“快意匈奴”，过于穷兵黩武，重税剥夺，破坏了国家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搞得百姓四处流亡，天下大乱，暴动接连发生。《汉书》上记载：“大群至数个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趋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称数。”汉武帝用了几年的时间来对各地的暴乱进行镇压，但仍然是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往往而群，无可奈何。”
《资治通鉴》记裁，由于连年征战，海内虚耗，社会动乱，汉武帝晚年开始悔过，下罪已诏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这是说，当今的任务是停止朝廷苛暴的政策，不准再随便征税，全力从事农业生产，“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这是说，退回到“文景之治”与民休息的政策中来。
历史是常常重演的。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从汉武帝到隋炀帝，这类“雄才大略”的政治人物的个性和气质几乎是一脉相承，将个人意志强加于万万民众之上，全不顾百姓死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