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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文先生：
你好！
前日你在越洋电话里问到了大江健三郎先生被日本保守势力诉上法庭之事，事后我归纳了一下，你所关注的问题大致如下：大江先生于1970年发表了《冲绳札记》，为何将近四十年后才被诉上法庭？这次成为诉讼焦点的《冲绳札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什么人，或者说，是什么势力把大江先生诉上了法庭？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大阪地方法院于3月28日宣布大江先生胜诉，这又意味着什么？此外，你还问到大江先生本人以及夫人对这场官司的态度等等。这些问题看似不同，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我也只能在整体框架内回答你的问题。
一如你已经知道的那样，《冲绳札记》于1970年由岩波书店出版，至今已再版53次。初版时，作者大江健三郎先生35岁。2008年2月22日，在向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介绍《冲绳札记》所涉及的日军强迫当地民众集体自杀的背景时，年已73岁的大江先生在世界笔会论坛上所作基调发言中表示：“太平洋战争末期，为了达到尽量迟滞联军进攻日本本土这一目的，日本军队决定在冲绳全力抵抗联军。当时，驻守在冲绳的日军第32军司令官所指示的方针，便是所谓‘军官民等共生共死’。在美国海军登上冲绳岛并攻击前进时，前进路线上有两个小岛，也就是渡嘉敷岛和座间味岛。当这两个小岛开始遭受攻击时，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七百人之多的岛上居民集体自杀。”而大江先生当时在相关记述中“想要揭示这样一个事实：这个悲惨的事件深受日积月累的‘皇民教育’之影响，认为成为敌军的俘虏是最为可耻之事，加之在军方‘一旦投降，男人便会被杀死，女人则将遭到暴行’之类的宣传下，集体自杀便成了岛民们无可避免的选择。成为我这场官司之起因的渡嘉敷岛的集体自杀现场的幸存者们的证词，目前在不断增加，军队分发手榴弹等事例，更为明了地显示出这是由于日本军队的强制所造成的悲剧。”
在谈到这部纪实文学的创作背景时，日本文艺评论家山崎行太行在分析文章中指出：“一些日本人在战败后唯恐被追究战争责任，因而闭口不语，静观变化，在追究战争责任的风头过去后，便图谋回避甚至勾销战争责任。大江健三郎将此作为日本人丧失伦理观的一个例子，换句话说，将此作为其预感到的，所谓“历史修正主义”将要抬头的一个例子，并对此予以严厉警告。”自由撰稿人铃木耕则在另一篇文章里表示，为创作《冲绳札记》，大江健三郎这位“青年作家一次次前往现场采访，与各种各样的人进行交流，并确认对方的反应，在一点一点地前进的同时，反复进行思索和行动……”。
在反复采访和调查的同时，大江先生还参阅了由《冲绳时报》社出版的《钢铁暴风》和《冲绳战记》（上地一史著）。这两本书的作者在上述作品中，不约而同地提到日本军队曾强迫冲绳民众集体自杀的历史事实，并披露了当时发布这道命令的日军一些军官的名字，其中就包括这次“冲绳集体自杀诉讼案”的原告、原日军驻冲绳座间味岛的守备队长梅泽裕少佐等人。战后数十年以来，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也一直采用这种表述，认为造成冲绳诸岛民众大规模集体自杀悲剧是由于军方强令所致。实际上，大江先生在创作《冲绳札记》的过程中，更为关注的是揭示出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本原因，亦即所谓“自上而下的纵向构造”，也就是“天皇一日本军队一日军驻守冲绳的第32军一冲绳各岛屿守备队”这种纵向构造。出于以上考虑，在执笔写作的过程中，大江先生并没有像其他同类报道那样披露守备队长的具体姓名，认为“如此之大的事件，并不是某一个队长的资质、性格以及选择所能决定的，因此，尤其注意没有写上个人姓名”。
其实，在二战末期，日军强迫民众集体自杀并不局限于冲绳一地，在关岛，在塞班岛，在我国的东北（旧满洲）地区，都曾发生多起造成民众大量伤亡的“玉碎”事件。可是，日本军队强迫民众集体自杀这种极为残忍的行径，竟被另一位日本作家曾野绫子讴歌为“一家人，或围坐一圈拉响手榴弹，或由身体强健的父亲以及兄长，中断柔弱无力的母亲以及妹妹的生命。存在于其中的，则是爱”。这位将民众被迫自杀视为极爱所致的女作家还引用了渡嘉敷岛幸存下来的日军一位军官的证言，说是“毋宁说，我所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以那般为国捐躯的美好心灵赴死的那些人的事迹，为什么到了战后，却被说成是在命令之下受到了强制？这样的说法，是自己在玷污慨然赴死的清纯之心。对于这种说法，我无法理解”。
在为日军暴行做了这么一番鸣冤叫屈之后，200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驻守冲绳座间味岛的守备队长梅泽裕少佐以及渡嘉敷岛的守备队长赤松嘉次大尉终于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大江健三郎在《冲绳札记》中有关军方强令民众集体自杀的表述是“虚伪的事实”，以“名誉受到损毁”为由，要求该书作者大江健三郎以及出版商岩波书店停止发行，并赔偿2000万日元精神损失费。奇怪的是，如果情况果真如此的话，原告为什么不去状告其他在谈到日军强迫民众集体自杀时直接披露其姓名的书刊报纸，而唯独盯上并没有涉及这两位守备队长大名的大江健三郎呢？更有甚者，后来人们在庭审过程中发现，这两个拥有由30位大律师组成的律师团的原告，其实连《冲绳札记》这本书都没有认真读过，却在背后势力的挑唆下掀起了这场闹剧的序幕。
这里所说的背后势力，就是常年来一直试图篡改历史教科书的那股政治势力以及一些右翼政治家。由上述势力和个人组成的某个标榜自由主义史观的组织，将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日军在侵略战争中对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之表述，攻击为“自虐史观”，提出要在新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中，加入所谓“大东亚战争是自存自卫的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战争”等荒唐主张。而且，更要在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基础上，修改日本于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尤其是其中有关日本不成立海陆空军，永久放弃战争的条款。被那些“背后势力”送上法庭被告席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先生，便是主张吸取侵略战争之历史的教训，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的“九条会”发起人之一。当然，大江先生之所以成为这些人的眼中钉，还因为他在2001年出版的《不可锁国》一书中，对那些持自由主义史观的人所编纂的历史教科书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判。 事情还不仅仅如此。就在这场诉讼官司还未见任何分晓时，日本文部科学省便于2007年3月迫不及待地对出版历史教科书的出版社施加压力，以“有关强制集体自杀的记述，是否由于军方下达命令尚不明确”为由，要求将“军方强制”字样从历史教科书中删去。在遭到冲绳十一万民众于9月29日举行的大型抗议示威之后，仍拒不恢复“强制”字样，仅仅换上暧昧的“参与”两字了事。
说到这里，这场诉讼官司的经纬以及意义实际上已经比较清晰了，那就是日本的右翼保守势力挑唆二战宋期驻守在冲绳的两个日军军官，以《冲绳札记》中有关日军强迫当地民众集体自杀的表述是“虚伪的事实”，致使自己“名誉受到损毁”为由，将该书作者大江健三郎告上了法庭。而在台前和幕后大肆活动的，则是一些试图借此遮蔽日军的罪恶史，以进一步篡改历史教科书甚至试图修改和平宪法的右翼文人、政客甚至政府机构。他们不惜重金聘请由30位著名律师组成的庞大律师团，他们有众多右翼分子在法庭内外摇旗呐喊……
面对对方庞大而豪华的阵容，大江先生丝毫没有怯阵，准确地说，正如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所表示的那样，“毋宁说，这场诉讼官司正是大江先生所期盼的。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在这个万人瞩目的战场上进行战斗了！”那么，大江先生本人以及夫人对这场诉讼官司的态度又是如何呢？我知道，这也是你的关注点之一，我想借助一个小插曲来进行回答。
去年11月中旬，我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特别研究员来到东京大学藤井省三研究室，进行为期十个月的学术访问，抵达东京不久后的12月7日，便在大江先生的著作权代理人酒井先生陪同下，前往位于成城学园的府上拜望大江先生和夫人。刚刚落座，先生便取出一支金笔和与之配套的墨水瓶以及包装布袋等，还有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优雅少女安娜贝尔·李》（暂名）。我知道这支PELICAN金笔的来历，这是先生于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得到的奖品之一，由德国百年老店Gunther Wagner Pelikan Werke公司提供。这家公司原以制作精美铠甲和头盔而闻名，进入19世纪后，铠甲和头盔的销量却日益下降，只得于1838年改而生产钢笔等文具，利用生产铠甲和头盔的雕刻工匠的优势，对钢笔制作精益求精，仅仅雕刻笔杆上的镂空包金笔套，就需要一个大师级工匠工作两个月，德国工匠的严谨终于使得PELICAN钢笔成为世界知名品牌。大江先生于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照例在斯德哥尔摩得到了一支这样的金笔，并用这支笔陆续写下了《燃烧的绿树》第三部、《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两百年的孩子》《别了，我的书！》《优雅少女安娜贝尔-李》等长篇小说。可先生现在特意把这支金笔放在了我面前，这又是为了什么？先生并没有让我继续疑惑，他翻开《优雅少女安娜贝尔-李》的扉页，那一整页被先生用这支钢笔写得满满登登，大意是：“许金龙先生因翻译《别了，我的书！》而获得鲁迅文学奖，我为此感到自豪和感谢。书写了这部作品的是一支特殊的钢笔，由PELICAN公司赠送给常年使用这种钢笔的作家。现在，我怀着特殊的感情，将这支特殊的钢笔赠送给你。”我明白了，先生是想把这支象征着他的光荣的金笔送给我！更准确地说，先生想用这种方式表达对鲁迅先生的敬爱，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我当然愿意接受先生的“特殊的感情”，只是碍难接受这“特殊的钢笔”。可是先生根本不愿意听我说下去，似乎是为了说服我接受这珍贵礼物，他告诉我，鲁迅文学奖颁布后不久，他偶然间看到了这条消息，最初只在那滚动新闻中隐约看到“鲁迅”两个字，由于自己对有关鲁迅的一切都有浓厚兴趣，便赶紧等待下一轮播放时，才全文读完了这条简短消息。当然，后来在日本的报纸和电视中再看到详细情节则是后话了。在看到这条消息时，先生正准备前往大阪出庭作证，与包括庞大律师团在内的原告方进行面对面的交锋。先生继续说，在他“踏入法庭的那个瞬间，一股战斗的冲动突然溢满全身，觉得自己那时就是一个战士，一个渴望进行战斗的战士！”。随后，先生除了当庭阐述自己的主张外，还与对方的律师团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辩倒了对方排名第一的律师，再接着与排名第二的律师继续辩论……我终于理解了先生赠送金笔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理解了先生将这两件事连在一起讲述的目的，那就是感谢鲁迅先生在这个关键时期赋予他力量和勇气，使他为维护历史真相，维护和平宪法，维护和平与真理，像无畏的斗士般在法庭上与对方庞大的团队奋勇战斗！是的，当时听到这时，我无法不联想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名言，无法不联想到另一位伟大的战士——鲁迅。在日本这个保守势力越发猖獗的国家，在当下这个极为严峻的时期，大江先生何尝不是另一位为了真理而冲锋陷阵的伟大战士呢？！
这里必须说一说来自夫人的支持。尽管大江先生在小说创作领域出色地证明了自己的才能，可在居家理财方面就让人实在不敢恭维了。从谈恋爱时开始，便由当时的恋人，也就是后来成为大江妻子的由佳里夫人悉心料理着这个家庭。面对这场无法回避的战斗，夫人毫不犹豫地从积蓄和生活费用总预算中抽出四百万日元，用以支付与岩波书店共同聘请两个律师所需费用。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不啻为一笔沉重的负担，但家境并不宽裕的夫人表示，还要继续节俭度日，从中挤出打官司所需费用，一定要把这场官司打到底！听了这些话，在这位典雅的夫人身上，我发现了另一种高贵的气质——不畏强暴、坚持真理的高贵气质！
修文先生，这就是大江先生和夫人对待这场官司的态度。此外，你还提到大阪地方法院于3月28日宣布大江先生胜诉。情况确实如此，3月28日上午9时半左右，大江先生就进入了大阪地方法庭，10点左右，主审法官深见敏正宣读完原告败诉的主文过后，表示在仔细审察了有关集体自杀的学说和文献资料，以及大江健三郎当年采访的实际情况后，认为“（当年《冲绳札记》）出版时，大江有相当多的理由足以相信自杀命令是真实的”，认定集体自杀与日军有着很深的关联，因此对原告方造成所谓“名誉损毁”之说不能成立，故而驳回原告方的所有诉讼请求。至此，这场历时两年半的官司，以大江健三郎和岩波书店胜诉而落下帷幕。不过，正如大江先生此前曾对我表示的那样，无论哪一方获胜，败诉方都将上诉，一直会打到最后阶段。事实也是如此，原告方在得知败诉后，当庭表示将会上诉。据日本法律界友人估计，这场官司还将持续三至五年。我们相信，历史真相必将得到彰显，正义力量必将获得最终胜利。
关于“日军强迫冲绳民众集体自杀诉讼案”的情况，就先介绍到这里。（至于今后的进展和变化，我将随时向你报告。）
祝
春安！
许金龙敬具
（摘自《作家》）
你好！
前日你在越洋电话里问到了大江健三郎先生被日本保守势力诉上法庭之事，事后我归纳了一下，你所关注的问题大致如下：大江先生于1970年发表了《冲绳札记》，为何将近四十年后才被诉上法庭？这次成为诉讼焦点的《冲绳札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什么人，或者说，是什么势力把大江先生诉上了法庭？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大阪地方法院于3月28日宣布大江先生胜诉，这又意味着什么？此外，你还问到大江先生本人以及夫人对这场官司的态度等等。这些问题看似不同，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我也只能在整体框架内回答你的问题。
一如你已经知道的那样，《冲绳札记》于1970年由岩波书店出版，至今已再版53次。初版时，作者大江健三郎先生35岁。2008年2月22日，在向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介绍《冲绳札记》所涉及的日军强迫当地民众集体自杀的背景时，年已73岁的大江先生在世界笔会论坛上所作基调发言中表示：“太平洋战争末期，为了达到尽量迟滞联军进攻日本本土这一目的，日本军队决定在冲绳全力抵抗联军。当时，驻守在冲绳的日军第32军司令官所指示的方针，便是所谓‘军官民等共生共死’。在美国海军登上冲绳岛并攻击前进时，前进路线上有两个小岛，也就是渡嘉敷岛和座间味岛。当这两个小岛开始遭受攻击时，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七百人之多的岛上居民集体自杀。”而大江先生当时在相关记述中“想要揭示这样一个事实：这个悲惨的事件深受日积月累的‘皇民教育’之影响，认为成为敌军的俘虏是最为可耻之事，加之在军方‘一旦投降，男人便会被杀死，女人则将遭到暴行’之类的宣传下，集体自杀便成了岛民们无可避免的选择。成为我这场官司之起因的渡嘉敷岛的集体自杀现场的幸存者们的证词，目前在不断增加，军队分发手榴弹等事例，更为明了地显示出这是由于日本军队的强制所造成的悲剧。”
在谈到这部纪实文学的创作背景时，日本文艺评论家山崎行太行在分析文章中指出：“一些日本人在战败后唯恐被追究战争责任，因而闭口不语，静观变化，在追究战争责任的风头过去后，便图谋回避甚至勾销战争责任。大江健三郎将此作为日本人丧失伦理观的一个例子，换句话说，将此作为其预感到的，所谓“历史修正主义”将要抬头的一个例子，并对此予以严厉警告。”自由撰稿人铃木耕则在另一篇文章里表示，为创作《冲绳札记》，大江健三郎这位“青年作家一次次前往现场采访，与各种各样的人进行交流，并确认对方的反应，在一点一点地前进的同时，反复进行思索和行动……”。
在反复采访和调查的同时，大江先生还参阅了由《冲绳时报》社出版的《钢铁暴风》和《冲绳战记》（上地一史著）。这两本书的作者在上述作品中，不约而同地提到日本军队曾强迫冲绳民众集体自杀的历史事实，并披露了当时发布这道命令的日军一些军官的名字，其中就包括这次“冲绳集体自杀诉讼案”的原告、原日军驻冲绳座间味岛的守备队长梅泽裕少佐等人。战后数十年以来，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也一直采用这种表述，认为造成冲绳诸岛民众大规模集体自杀悲剧是由于军方强令所致。实际上，大江先生在创作《冲绳札记》的过程中，更为关注的是揭示出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本原因，亦即所谓“自上而下的纵向构造”，也就是“天皇一日本军队一日军驻守冲绳的第32军一冲绳各岛屿守备队”这种纵向构造。出于以上考虑，在执笔写作的过程中，大江先生并没有像其他同类报道那样披露守备队长的具体姓名，认为“如此之大的事件，并不是某一个队长的资质、性格以及选择所能决定的，因此，尤其注意没有写上个人姓名”。
其实，在二战末期，日军强迫民众集体自杀并不局限于冲绳一地，在关岛，在塞班岛，在我国的东北（旧满洲）地区，都曾发生多起造成民众大量伤亡的“玉碎”事件。可是，日本军队强迫民众集体自杀这种极为残忍的行径，竟被另一位日本作家曾野绫子讴歌为“一家人，或围坐一圈拉响手榴弹，或由身体强健的父亲以及兄长，中断柔弱无力的母亲以及妹妹的生命。存在于其中的，则是爱”。这位将民众被迫自杀视为极爱所致的女作家还引用了渡嘉敷岛幸存下来的日军一位军官的证言，说是“毋宁说，我所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以那般为国捐躯的美好心灵赴死的那些人的事迹，为什么到了战后，却被说成是在命令之下受到了强制？这样的说法，是自己在玷污慨然赴死的清纯之心。对于这种说法，我无法理解”。
在为日军暴行做了这么一番鸣冤叫屈之后，200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驻守冲绳座间味岛的守备队长梅泽裕少佐以及渡嘉敷岛的守备队长赤松嘉次大尉终于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大江健三郎在《冲绳札记》中有关军方强令民众集体自杀的表述是“虚伪的事实”，以“名誉受到损毁”为由，要求该书作者大江健三郎以及出版商岩波书店停止发行，并赔偿2000万日元精神损失费。奇怪的是，如果情况果真如此的话，原告为什么不去状告其他在谈到日军强迫民众集体自杀时直接披露其姓名的书刊报纸，而唯独盯上并没有涉及这两位守备队长大名的大江健三郎呢？更有甚者，后来人们在庭审过程中发现，这两个拥有由30位大律师组成的律师团的原告，其实连《冲绳札记》这本书都没有认真读过，却在背后势力的挑唆下掀起了这场闹剧的序幕。
这里所说的背后势力，就是常年来一直试图篡改历史教科书的那股政治势力以及一些右翼政治家。由上述势力和个人组成的某个标榜自由主义史观的组织，将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日军在侵略战争中对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之表述，攻击为“自虐史观”，提出要在新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中，加入所谓“大东亚战争是自存自卫的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战争”等荒唐主张。而且，更要在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基础上，修改日本于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尤其是其中有关日本不成立海陆空军，永久放弃战争的条款。被那些“背后势力”送上法庭被告席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先生，便是主张吸取侵略战争之历史的教训，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的“九条会”发起人之一。当然，大江先生之所以成为这些人的眼中钉，还因为他在2001年出版的《不可锁国》一书中，对那些持自由主义史观的人所编纂的历史教科书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判。 事情还不仅仅如此。就在这场诉讼官司还未见任何分晓时，日本文部科学省便于2007年3月迫不及待地对出版历史教科书的出版社施加压力，以“有关强制集体自杀的记述，是否由于军方下达命令尚不明确”为由，要求将“军方强制”字样从历史教科书中删去。在遭到冲绳十一万民众于9月29日举行的大型抗议示威之后，仍拒不恢复“强制”字样，仅仅换上暧昧的“参与”两字了事。
说到这里，这场诉讼官司的经纬以及意义实际上已经比较清晰了，那就是日本的右翼保守势力挑唆二战宋期驻守在冲绳的两个日军军官，以《冲绳札记》中有关日军强迫当地民众集体自杀的表述是“虚伪的事实”，致使自己“名誉受到损毁”为由，将该书作者大江健三郎告上了法庭。而在台前和幕后大肆活动的，则是一些试图借此遮蔽日军的罪恶史，以进一步篡改历史教科书甚至试图修改和平宪法的右翼文人、政客甚至政府机构。他们不惜重金聘请由30位著名律师组成的庞大律师团，他们有众多右翼分子在法庭内外摇旗呐喊……
面对对方庞大而豪华的阵容，大江先生丝毫没有怯阵，准确地说，正如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所表示的那样，“毋宁说，这场诉讼官司正是大江先生所期盼的。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在这个万人瞩目的战场上进行战斗了！”那么，大江先生本人以及夫人对这场诉讼官司的态度又是如何呢？我知道，这也是你的关注点之一，我想借助一个小插曲来进行回答。
去年11月中旬，我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特别研究员来到东京大学藤井省三研究室，进行为期十个月的学术访问，抵达东京不久后的12月7日，便在大江先生的著作权代理人酒井先生陪同下，前往位于成城学园的府上拜望大江先生和夫人。刚刚落座，先生便取出一支金笔和与之配套的墨水瓶以及包装布袋等，还有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优雅少女安娜贝尔·李》（暂名）。我知道这支PELICAN金笔的来历，这是先生于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得到的奖品之一，由德国百年老店Gunther Wagner Pelikan Werke公司提供。这家公司原以制作精美铠甲和头盔而闻名，进入19世纪后，铠甲和头盔的销量却日益下降，只得于1838年改而生产钢笔等文具，利用生产铠甲和头盔的雕刻工匠的优势，对钢笔制作精益求精，仅仅雕刻笔杆上的镂空包金笔套，就需要一个大师级工匠工作两个月，德国工匠的严谨终于使得PELICAN钢笔成为世界知名品牌。大江先生于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照例在斯德哥尔摩得到了一支这样的金笔，并用这支笔陆续写下了《燃烧的绿树》第三部、《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两百年的孩子》《别了，我的书！》《优雅少女安娜贝尔-李》等长篇小说。可先生现在特意把这支金笔放在了我面前，这又是为了什么？先生并没有让我继续疑惑，他翻开《优雅少女安娜贝尔-李》的扉页，那一整页被先生用这支钢笔写得满满登登，大意是：“许金龙先生因翻译《别了，我的书！》而获得鲁迅文学奖，我为此感到自豪和感谢。书写了这部作品的是一支特殊的钢笔，由PELICAN公司赠送给常年使用这种钢笔的作家。现在，我怀着特殊的感情，将这支特殊的钢笔赠送给你。”我明白了，先生是想把这支象征着他的光荣的金笔送给我！更准确地说，先生想用这种方式表达对鲁迅先生的敬爱，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我当然愿意接受先生的“特殊的感情”，只是碍难接受这“特殊的钢笔”。可是先生根本不愿意听我说下去，似乎是为了说服我接受这珍贵礼物，他告诉我，鲁迅文学奖颁布后不久，他偶然间看到了这条消息，最初只在那滚动新闻中隐约看到“鲁迅”两个字，由于自己对有关鲁迅的一切都有浓厚兴趣，便赶紧等待下一轮播放时，才全文读完了这条简短消息。当然，后来在日本的报纸和电视中再看到详细情节则是后话了。在看到这条消息时，先生正准备前往大阪出庭作证，与包括庞大律师团在内的原告方进行面对面的交锋。先生继续说，在他“踏入法庭的那个瞬间，一股战斗的冲动突然溢满全身，觉得自己那时就是一个战士，一个渴望进行战斗的战士！”。随后，先生除了当庭阐述自己的主张外，还与对方的律师团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辩倒了对方排名第一的律师，再接着与排名第二的律师继续辩论……我终于理解了先生赠送金笔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理解了先生将这两件事连在一起讲述的目的，那就是感谢鲁迅先生在这个关键时期赋予他力量和勇气，使他为维护历史真相，维护和平宪法，维护和平与真理，像无畏的斗士般在法庭上与对方庞大的团队奋勇战斗！是的，当时听到这时，我无法不联想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名言，无法不联想到另一位伟大的战士——鲁迅。在日本这个保守势力越发猖獗的国家，在当下这个极为严峻的时期，大江先生何尝不是另一位为了真理而冲锋陷阵的伟大战士呢？！
这里必须说一说来自夫人的支持。尽管大江先生在小说创作领域出色地证明了自己的才能，可在居家理财方面就让人实在不敢恭维了。从谈恋爱时开始，便由当时的恋人，也就是后来成为大江妻子的由佳里夫人悉心料理着这个家庭。面对这场无法回避的战斗，夫人毫不犹豫地从积蓄和生活费用总预算中抽出四百万日元，用以支付与岩波书店共同聘请两个律师所需费用。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不啻为一笔沉重的负担，但家境并不宽裕的夫人表示，还要继续节俭度日，从中挤出打官司所需费用，一定要把这场官司打到底！听了这些话，在这位典雅的夫人身上，我发现了另一种高贵的气质——不畏强暴、坚持真理的高贵气质！
修文先生，这就是大江先生和夫人对待这场官司的态度。此外，你还提到大阪地方法院于3月28日宣布大江先生胜诉。情况确实如此，3月28日上午9时半左右，大江先生就进入了大阪地方法庭，10点左右，主审法官深见敏正宣读完原告败诉的主文过后，表示在仔细审察了有关集体自杀的学说和文献资料，以及大江健三郎当年采访的实际情况后，认为“（当年《冲绳札记》）出版时，大江有相当多的理由足以相信自杀命令是真实的”，认定集体自杀与日军有着很深的关联，因此对原告方造成所谓“名誉损毁”之说不能成立，故而驳回原告方的所有诉讼请求。至此，这场历时两年半的官司，以大江健三郎和岩波书店胜诉而落下帷幕。不过，正如大江先生此前曾对我表示的那样，无论哪一方获胜，败诉方都将上诉，一直会打到最后阶段。事实也是如此，原告方在得知败诉后，当庭表示将会上诉。据日本法律界友人估计，这场官司还将持续三至五年。我们相信，历史真相必将得到彰显，正义力量必将获得最终胜利。
关于“日军强迫冲绳民众集体自杀诉讼案”的情况，就先介绍到这里。（至于今后的进展和变化，我将随时向你报告。）
祝
春安！
许金龙敬具
（摘自《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