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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类型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文类影响作者的创作，为作者提供类型期待，形成作者独特的创作风格，而作者也对文类进行不断的创新与转化。文类是动态发展的，具有很强的历史线性，在作者与读者的交流中，文类又呈现出虚拟性，磁场一般连接着两者的情感交流。而从作者来看，作者的创作是带有情感的，有一定的隨意性，即使受到文类意识的影响，也不可能完全禁锢于此。
关键词：文学类型 类型期待 影响
一、文类对作者的影响
（一）提供“类型期待”
期待视野是接受美学所提出的一个术语，指接受者预先拥有并作为标准和框架投入接受活动的全部经验和知识的储备，它表现为接受者视界的阈限、深度和取向，运用到文类学中即类型期待。类型期待的形成也暗含作者与读者之间交流的可能性，这正是文类的重要功能。
“写作是一种历史性的协同行为，语言结构和风格都是对象。写作则是一种功能，写作是存于创造性与社会之间的那种关系，是被社会性目标所转变了的文学语言。①”从罗兰·巴特这个观点可以看出写作具有显著历史性，而这种历史性一部分来源于文类。不同作家的创作都受到已有文类的强烈影响，而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引导作家创作出更多符合读者审美趣味和文学市场的作品。任何作者同时也是读者，他的知识构成和来源都离不开他的阅读。文类意识是一个作者写作前最频繁的知识接触，也是其知识构成的重要部分。固有的文类意识为作者的创作提供类型期待，同样，“文类意识和期待构成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契约’②”。这样一种“契约”关系使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有着定向的类型要求，因为作品面对的对象不是单一的某个读者，而是一个知识结构各异的读者群，作品要在大众之中被接受，文类的规范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规范正是这种“契约”的前提所在。因此文类的导向功能在为作者提供了创作的类型期待的同时，也赋予了作品以恒久的生命力。李白、杜甫的诗歌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不仅是因其作品内容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也因诗歌这样一种文学类型无论在造词遣句，还是节奏声调上都易成为人们的期待类型。同时，在文学领域中很多作者只擅长于单一的某种文学类型创作，这是受其固有文类意识的作用，故小说家并不是只会写小说，而是在创作时，小说更容易成为他潜意识的类型期待。
二是“类型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作者的创作。这种制约在中国文学史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非常突出。正如陶东风语：“文类的特征一旦作为惯例、法则规定下来，就成了具有一定有效性和延续性的传统，产生了对于文学创作的反作用力，从而制约着各个时代的具体文学创作。③”这种反作用力正体现了文类对作者创作类型的制约作用，传统的文类或者主流的文类必然排斥一些新出现的文类，从而使作家的类型期待受到禁锢。因此在唐宋，小说很难成为作家创作的主流期待类型，也不会是读者的期待类型。
（二）促成创作风格
风格是文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是文类的灵魂，而文类则是风格的载体，两者之间互相促进，互相制约。这主要表现为：一是一种具有魅力的创作风格的文类对其他作者具有不可忽视的强大吸引力，从而促成其创作风格的形成。如意识流小说的奠基之作马赛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以及维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最初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遭到一些人的责难。但是这些作品以人物意识活动为结构中心，来展示人物持续流动的感觉和思想的创作风格却吸引了其他一批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威廉·福克纳等的关注，形成了他们创作的主要风格。二是文类的传统创作风格与时代的不相符促使作家创作风格的转变。不同的文类都是具有其相对稳定的风格的，如散文表现出轻松愉快的风格，小说则表现出叙事风格，等等。但在特定的社会环境背景下，一些文类的创作风格不一定会引起读者的共鸣，相反更加迎合时代风格的作品更易被读者所接受。
二、作者对文类的影响
作者不是文类的“奴隶”，相反作者对文类的形成、发展和稳定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作者不仅积极维护传统文类稳定，在形式和内容上不断创新充实传统文类，也对传统文类进行突破和转化，从而形成新的文类，促进文类的多样性和多元发展。
（一）维护文类的稳定
“某种文类划分、文类概念和分类标准的确立总是一定时期或阶段人们共同认可的结果，必须经过长期积累和沉淀而成为一种惯例、常规和范型，具有某种经典性、规范性和权威性，成为一种文类传统，才能通行于世，在实际运用中生效。④”这说明文类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的，而作者对维护文类的稳定所做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在形式上不断充实表达方式和技巧。形式是文类相互区别的最明显表征，各种具体的文学类型形式并不是单一的。同样是小说，可以是第一人称叙事，也可以是第三人称叙事；可以按顺序叙事，也可以倒叙。同样是戏剧，可以是三幕，也可以是五幕；可以是一条线索贯穿始终，也可以是多条线索并行推进。这些都是作者创作时的一些具体技术手段，但是这些变化并不会引起读者的不理解，不会对读者已有的文类意识形成冲击，而是拓展了读者意识中的具体文类范围。韦勒克认为：“文体就像是一件或一组作品的具有个性的语言系统。⑤”这样一种个性当然与作者个性是有很大联系的，并且也反映在作者的创作风格上。俄国批评家罗曼·雅各布逊认为：“文学是对普通语言所施加的有组织的暴力。⑥”语言的风格即是作者对语言的组织行为方式，同样的文类创作，有的作者幽默风趣，有的作者冷峻严肃，有的作者冷嘲热讽，等等，都表现出作者对文类的充实与创新，非常利于文类的稳定。
第二，在内容上不断翻新题材和主题。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是一定题材和主题的承载，随着时代的变化，题材和主题也会发生变化。如从《诗经》开始就有表达男女之间的爱情主题，但在诗歌的发展中，爱情并不是诗歌的唯一主题，作者要使诗歌这一文学类型传承下去，也不可能只以爱情为创作主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以现实、革命等为主题的诗歌创作。题材的不断创新也可看出作者对文类的稳定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如中国文学史上的红色经典时期，几乎都是以革命战争为创作题材，这不仅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更是作者有意开拓小说这一文类的题材范围，间接维护了小说作为一种经典文学类型的稳定地位。 （二）促进文类的多元发展
作者对文类影响的另一个积极作用，即促进文类的多元发展，这主要有两个趋势：一是对已有文类的嫁接和融合，二是创造出新的文类。
对文类的嫁接和融合是指对不同文类加以组合，从而产生一种新的文类，是作者与读者的类型期待的一种交叉性融合，如散文小说、诗体小说等。嫁接与融合的可行性基于文类本身的视阈模糊性，但作者的主动性与独创性也不容忽视。托多罗夫曾经指出：“一部作品并不一定要属于一种体裁；每个时代都受着体裁系统的支配，但后者并不一定囊括了所有的作品。另一方面，也要对体裁进行（部分的）改变：否则作品就会缺少必要的、最低限度的独创性（这一要求根据不同的时代有很大不同）。⑦”这样一种混合体裁不仅能够改变读者和其他作者的类型期待和文类意识，也促进了文类的横向拓展，使作者有更加宽广的创作平台，也拓宽了读者的阅读视野。但对文类的嫁接与融合并不是随意两种文学类型的结合，它有一定的界限，即两种文学类型在表达方式上要有相通点，如小说与诗歌在叙事层面上是可以相通的，如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但戏剧与小说却很难有结合点，主要是由于两者在形式上就反差强烈，戏剧重在舞台表演，小说却重在文本叙事。
創作出新文类表现在对传统文类的有意破坏，创造出一种作者时代所没有的文学类型，与读者的文类期待是相脱离的，如鲁迅的杂文。当然这种全新的种类也是历史的产物，不可能脱离传统文类的影响，但在本质上它已经异于传统文类了。克罗齐就曾说：“每一个真正的艺术作品都破坏了某一种已成的种类，推翻了批评家们的观念，批评家们于是不得不把那些种类加以扩充，以至到最后连那扩充的种类还是太窄。”⑧事实上，“太窄”只是相对的，因为在当今社会各种媒体技术的发展与人类对自身的关注越来越高的冲击下，文类的创新是非常快的，网络让人们拥有一个更自由的创作空间，而受到的传统文类意识的影响，自然文类就会很小，可以说有时候一种文类的产生只是作者无意识创作的结果。
注释：
①章国锋，王逢振：《二十世纪欧美文论名著博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③陶东风：《文学类型与文学创作》，《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1期。
④姚文放：《文学传统与文类学辩证法》，《学术月刊》，2004年。
⑤[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刘象愚、陈圣生等译：《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⑥[英]特雷·伊格尔顿，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⑦陶东风：《文学类型与文学创作》，《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1期。见《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第208页。
⑧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作者简介：杨文琴，男，硕士研究生，贵州省铜仁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外文论与文学批评比较、文化传播）
关键词：文学类型 类型期待 影响
一、文类对作者的影响
（一）提供“类型期待”
期待视野是接受美学所提出的一个术语，指接受者预先拥有并作为标准和框架投入接受活动的全部经验和知识的储备，它表现为接受者视界的阈限、深度和取向，运用到文类学中即类型期待。类型期待的形成也暗含作者与读者之间交流的可能性，这正是文类的重要功能。
“写作是一种历史性的协同行为，语言结构和风格都是对象。写作则是一种功能，写作是存于创造性与社会之间的那种关系，是被社会性目标所转变了的文学语言。①”从罗兰·巴特这个观点可以看出写作具有显著历史性，而这种历史性一部分来源于文类。不同作家的创作都受到已有文类的强烈影响，而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引导作家创作出更多符合读者审美趣味和文学市场的作品。任何作者同时也是读者，他的知识构成和来源都离不开他的阅读。文类意识是一个作者写作前最频繁的知识接触，也是其知识构成的重要部分。固有的文类意识为作者的创作提供类型期待，同样，“文类意识和期待构成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契约’②”。这样一种“契约”关系使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有着定向的类型要求，因为作品面对的对象不是单一的某个读者，而是一个知识结构各异的读者群，作品要在大众之中被接受，文类的规范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规范正是这种“契约”的前提所在。因此文类的导向功能在为作者提供了创作的类型期待的同时，也赋予了作品以恒久的生命力。李白、杜甫的诗歌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不仅是因其作品内容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也因诗歌这样一种文学类型无论在造词遣句，还是节奏声调上都易成为人们的期待类型。同时，在文学领域中很多作者只擅长于单一的某种文学类型创作，这是受其固有文类意识的作用，故小说家并不是只会写小说，而是在创作时，小说更容易成为他潜意识的类型期待。
二是“类型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作者的创作。这种制约在中国文学史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非常突出。正如陶东风语：“文类的特征一旦作为惯例、法则规定下来，就成了具有一定有效性和延续性的传统，产生了对于文学创作的反作用力，从而制约着各个时代的具体文学创作。③”这种反作用力正体现了文类对作者创作类型的制约作用，传统的文类或者主流的文类必然排斥一些新出现的文类，从而使作家的类型期待受到禁锢。因此在唐宋，小说很难成为作家创作的主流期待类型，也不会是读者的期待类型。
（二）促成创作风格
风格是文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是文类的灵魂，而文类则是风格的载体，两者之间互相促进，互相制约。这主要表现为：一是一种具有魅力的创作风格的文类对其他作者具有不可忽视的强大吸引力，从而促成其创作风格的形成。如意识流小说的奠基之作马赛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以及维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最初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遭到一些人的责难。但是这些作品以人物意识活动为结构中心，来展示人物持续流动的感觉和思想的创作风格却吸引了其他一批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威廉·福克纳等的关注，形成了他们创作的主要风格。二是文类的传统创作风格与时代的不相符促使作家创作风格的转变。不同的文类都是具有其相对稳定的风格的，如散文表现出轻松愉快的风格，小说则表现出叙事风格，等等。但在特定的社会环境背景下，一些文类的创作风格不一定会引起读者的共鸣，相反更加迎合时代风格的作品更易被读者所接受。
二、作者对文类的影响
作者不是文类的“奴隶”，相反作者对文类的形成、发展和稳定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作者不仅积极维护传统文类稳定，在形式和内容上不断创新充实传统文类，也对传统文类进行突破和转化，从而形成新的文类，促进文类的多样性和多元发展。
（一）维护文类的稳定
“某种文类划分、文类概念和分类标准的确立总是一定时期或阶段人们共同认可的结果，必须经过长期积累和沉淀而成为一种惯例、常规和范型，具有某种经典性、规范性和权威性，成为一种文类传统，才能通行于世，在实际运用中生效。④”这说明文类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的，而作者对维护文类的稳定所做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在形式上不断充实表达方式和技巧。形式是文类相互区别的最明显表征，各种具体的文学类型形式并不是单一的。同样是小说，可以是第一人称叙事，也可以是第三人称叙事；可以按顺序叙事，也可以倒叙。同样是戏剧，可以是三幕，也可以是五幕；可以是一条线索贯穿始终，也可以是多条线索并行推进。这些都是作者创作时的一些具体技术手段，但是这些变化并不会引起读者的不理解，不会对读者已有的文类意识形成冲击，而是拓展了读者意识中的具体文类范围。韦勒克认为：“文体就像是一件或一组作品的具有个性的语言系统。⑤”这样一种个性当然与作者个性是有很大联系的，并且也反映在作者的创作风格上。俄国批评家罗曼·雅各布逊认为：“文学是对普通语言所施加的有组织的暴力。⑥”语言的风格即是作者对语言的组织行为方式，同样的文类创作，有的作者幽默风趣，有的作者冷峻严肃，有的作者冷嘲热讽，等等，都表现出作者对文类的充实与创新，非常利于文类的稳定。
第二，在内容上不断翻新题材和主题。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是一定题材和主题的承载，随着时代的变化，题材和主题也会发生变化。如从《诗经》开始就有表达男女之间的爱情主题，但在诗歌的发展中，爱情并不是诗歌的唯一主题，作者要使诗歌这一文学类型传承下去，也不可能只以爱情为创作主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以现实、革命等为主题的诗歌创作。题材的不断创新也可看出作者对文类的稳定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如中国文学史上的红色经典时期，几乎都是以革命战争为创作题材，这不仅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更是作者有意开拓小说这一文类的题材范围，间接维护了小说作为一种经典文学类型的稳定地位。 （二）促进文类的多元发展
作者对文类影响的另一个积极作用，即促进文类的多元发展，这主要有两个趋势：一是对已有文类的嫁接和融合，二是创造出新的文类。
对文类的嫁接和融合是指对不同文类加以组合，从而产生一种新的文类，是作者与读者的类型期待的一种交叉性融合，如散文小说、诗体小说等。嫁接与融合的可行性基于文类本身的视阈模糊性，但作者的主动性与独创性也不容忽视。托多罗夫曾经指出：“一部作品并不一定要属于一种体裁；每个时代都受着体裁系统的支配，但后者并不一定囊括了所有的作品。另一方面，也要对体裁进行（部分的）改变：否则作品就会缺少必要的、最低限度的独创性（这一要求根据不同的时代有很大不同）。⑦”这样一种混合体裁不仅能够改变读者和其他作者的类型期待和文类意识，也促进了文类的横向拓展，使作者有更加宽广的创作平台，也拓宽了读者的阅读视野。但对文类的嫁接与融合并不是随意两种文学类型的结合，它有一定的界限，即两种文学类型在表达方式上要有相通点，如小说与诗歌在叙事层面上是可以相通的，如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但戏剧与小说却很难有结合点，主要是由于两者在形式上就反差强烈，戏剧重在舞台表演，小说却重在文本叙事。
創作出新文类表现在对传统文类的有意破坏，创造出一种作者时代所没有的文学类型，与读者的文类期待是相脱离的，如鲁迅的杂文。当然这种全新的种类也是历史的产物，不可能脱离传统文类的影响，但在本质上它已经异于传统文类了。克罗齐就曾说：“每一个真正的艺术作品都破坏了某一种已成的种类，推翻了批评家们的观念，批评家们于是不得不把那些种类加以扩充，以至到最后连那扩充的种类还是太窄。”⑧事实上，“太窄”只是相对的，因为在当今社会各种媒体技术的发展与人类对自身的关注越来越高的冲击下，文类的创新是非常快的，网络让人们拥有一个更自由的创作空间，而受到的传统文类意识的影响，自然文类就会很小，可以说有时候一种文类的产生只是作者无意识创作的结果。
注释：
①章国锋，王逢振：《二十世纪欧美文论名著博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③陶东风：《文学类型与文学创作》，《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1期。
④姚文放：《文学传统与文类学辩证法》，《学术月刊》，2004年。
⑤[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刘象愚、陈圣生等译：《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⑥[英]特雷·伊格尔顿，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⑦陶东风：《文学类型与文学创作》，《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1期。见《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第208页。
⑧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作者简介：杨文琴，男，硕士研究生，贵州省铜仁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外文论与文学批评比较、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