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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放牛娃到寒门学子
在旧中国，由于几千年封建礼教的影响和男女不能平等自由，包办婚姻在广大农村极为盛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毁了多少青年男女的青春，造成了多少爱情悲剧。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许光达和夫人邹靖华的婚姻也是包办的，但他们是包办婚睏难得的幸运儿，因为包办得双方满意，长辈满意，本人满意，情真意切，相伴终生，这在共和国将帅的婚恋史上，极为少见。
其实，许光达和邹靖华从包办婚姻过渡到革命伴侣，他们的爱情生涯也交织着血泪坎坷，路漫漫而情长长。
许光达原名许德华，乳名五伢子，1908年㈩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东山乡萝卜冲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母亲在他幼年时因积劳成疾，撒手人寰。父亲许子贵，是位老实本份的农民，目不识丁。岳父邹希鲁，出生在书香门第，家道中落以后初以教书为业，邹靖华是他的二女儿，乳名桃妹子，1913年生，比许光达小5岁。邹、许两家本是门不当户不对，为什么能够联姻，而且两家父母都心甘情愿呢?说起来颇为奇特。
许子贵家里贫寒，许德华年仅7岁，还没有牛鞭子高就给别人放牛。他非常羡慕学堂里读书的孩子们。无奈家里没有钱供他上学，他便常常利用放牛的机会偷偷来到学堂窗下当“旁听生”，那琅琅的书声对他很有吸引力，以至在一个寒冷的风雪天不顾忍冻挨饿而晕倒在地。
在学堂讲课的先生便是邹希鲁，他早就注意到这个偷偷听课的穷孩子，如今立在雪窗下而晕倒，十分感动和爱怜，立刻将他救醒，收下了这个学生，破例免交学费。
1921年秋天，13岁的许德华考入了长沙师范学校，在大伯的资助下，他进了师范。这所学校是邹希鲁的同窗好友徐特立创办的，他将邹希鲁也聘来学校任国文教员。
穷苦出身的许德华深知读书不易，加以天资聪慧，他发愤读书，在同学中品学兼优，出类拔萃，邹希鲁非常喜爱和器重这个寒门学子。
邹希鲁打算给桃妹子找个人家，于是他想到了忠厚诚实的许德华，主动托人到许家提亲，自是一提便允。这一年，许德华14岁，桃妹子才9岁，自然是少不更事，他们的婚姻大事就由父辈作主。亲事订下以后，邹靖华随父去了长沙，送进女子职业学校学绣花。
两厢情愿的包办婚姻
许德华在长沙师范读书期间，开始受到革命启蒙教育，他读了不少马克思的书，积极参加了毛泽东等领导的学生运动，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9月，18岁的许德华经党组织选送，秘密来到广州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由于许德华临行时没顾得上去看一眼近在咫尺的家，也没有来得及与未婚妻告别，邹、许两家都不知道他在黄埔军校。正在疑惑间，许德华寄信来了，还随信附了张照片，身着戎装，威武英俊。邹希鲁知道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创办的，跟孙先生革命不会错。邹靖华已对许德华有一层朦胧的爱，看了照片更是如获至宝。
1927年夏，许德华从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二十五师直属炮兵营任见习班长，9月随南昌暴动和起义军南下潮汕一带。在三河坝激战中，他身负重伤，伤未痊愈，就急着去寻找部队、寻找党组织，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他辗转到安徽寿县，终于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担任了学兵团的教育副官，并策划组织武装暴动。他们的行动被敌人察觉，一道逮捕令随即发出。在紧急关头，他们接到组织的指示，机智地骗过哨兵，一路飞跑，逃出了虎口。不久，许德华等党员奉命打入西北军冯玉洋部开展工作。
前往冯部途中。许德华来到了武汉，望着波涛滚滚的长江，他不由得想起了家乡，想起了浏阳河。他向带队的请了假，顺便回长沙探望。他顶着一轮明亮的中秋圆月，风尘仆仆迈进了家门。
就在许德华南征北战的时候，桃妹子也因经济困难，辍学回到家乡的的布棚子里绣花，赚点钱补贴家用。久别重逢，这一对青年男女都非常激动，把久积在心里的话全倒了出来。
桃妹子突然发问：“五哥，你说农民运动糟得很还是好得很?”
这使许德华很是兴奋，他多么希望桃妹子能与自己同走一条路呵，可是，由于保密原因，他没有向她公开自己的身份，他是黄埔学生，在那时是颇受人仰慕的。
许德华毫不犹豫地回答：“农民运动当然是好得很啰!”
桃妹子满意地笑了，她觉得自己同德华是息息相通的。
老人们考虑他俩的年纪已经不小，又处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都主张为他俩把喜事办了。可是许德华并不想就此结婚，他怕自己四处奔波不能守家度日，反而连累了她。他的老父却想用结婚来拴住儿子，坚决要求儿子办喜事。于是，选定中秋过后几天，为他们举行了婚礼。
就在他们新婚燕尔之时，叛徒在武汉供出了许德华的身份和去向，大军阀何健立即签署加急电报拍往长沙，要求“速缉拿归案”。在长沙警备司令部供职的一个亲戚得悉后，连忙托人带消息给许德华，叫他快逃。
这消息把桃妹子惊懵了。她惊恐地问丈夫：“德华，你就是共产党?”
许德华点点头。
“你快逃吧!我知道你走的是正路，不打倒那些坏蛋，穷人就没有活路。”她哽咽了。
“桃妹子，我走后你要多保重，我会回来的!”被迫离家的许德华轻轻擦去妻子的泪水，安慰说。
“你放心吧，天崩地裂，我也等你回来!”桃妹子再也说不下去了，痛哭失声。
凌晨，浏阳河畔，雾气蒙蒙，一叶小舟载走了桃妹子的亲人，他俩新婚才10天，不想一別竟是10年。
十年别离多坎坷
许德华逃到长沙城，但见城里到处都是缉拿他的通缉令，为避开敌人注意，他改名许光达。此地不可久留，他同党失去了联系，别无去处，蓦地想到岳父邹希鲁已在河北省清河县任县长，便来到了这儿。邹希鲁不知道他是共产党，留下他做警察局长。许光达想，一时与党联系不上，在这里也可以为党发展一批武装力量，就答应了。没多久，长沙警备司令部顺藤摸瓜，打听到许光达的下落，他只好演了一场“炸狱畏罪潜逃”的戏，连夜逃走，邹希鲁也因“渎职罪”被革职回乡。
许光达又到北平，还到开滦煤矿当过矿工，最后辗转流离来到上海，终于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1929年9月，许光达被推荐到周恩来主办的军事训练班学习，结业后，他作为党代表派到湘鄂西组建红六军，升任参谋长，后又在贺龙麾下的红二军团任师长。他跟随贺龙南北驰骋，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许光达与贺龙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天傍晚，许光达与贺龙在湖边散步，正遇一户人家在办结婚喜事。贺龙见景生情，笑吟吟地对许光达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湖南妹子吧，不能总是光棍一条呀!”
当贺龙得知他在长沙老家已有妻室时，便关切地问：“她现在怎么样啦?”
“不知道，我们结婚才10天，敌人就要来逮捕我，我逃离家乡，已经两年多没敢通音讯了。她生死未卜， 我心里很想念。”一丝惆怅浮在许光达的脸上。
其实，1930年12月，许光达与爱妻邹靖华曾近在咫尺，只是双方都没有想到对方会在此地，痛失了相见的良机。
那是在湖南津市。1930年夏，李立三左倾盲动路线统治中央，强令红军去攻打大城市，错误地提出“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口号。彭德怀率领第三军团曾一度攻人长沙，邹靖华很激动，去向红军打听许德华的消息，没有人知道，她失望地哭了。
红二军团也奉命去攻打大城市，贺龙只得率部南征，12月初，攻克津市，与白军展开巷战。其时许光达担任红二军团十七师师长。突然他发现一间民房旁边站着个姑娘的身影，在硝烟中东张西望，全然不顾危险。他吩咐参谋上去叫她赶快进屋躲避炮火，他没有想到，这姑娘就是他的妻子。
当参谋劝她躲避炮火时，她趁机打听许德华。参谋摇摇头，他自然不知道许德华就是现在的师长许光达。两人由此失之交臂。
由于家境艰难，邹靖华不得不辍学回家，反动派隔三差五到许家坐堂要人，闹得鸡犬不宁，邹靖华更是受到种种磨难。为了生计，她只得到长沙一家织袜厂去做工，由于过度劳累，生活很苦，身心受到摧残。她常常咳嗽、吐血，有一次竟晕倒在织机旁，医生说得了“痨病”。反动派仍然没有放过她，在她的脖子上挂着“共匪婆”的牌子游街示众。一天，长沙警备司令部的人拿着一份事先写好的与许光达的“离婚声明”让邹靖华签字，声称签了字就可以获得自由，但却被她一把撕得粉碎。
而此时的许光达，正躺在上海一家医院的病床上，他是1931年8月在一次战斗中负的伤，敌人的子弹正打在他心脏附近，威胁着他的生命，贺龙特地派人送他到上海治疗。临行时，贺龙给了一笔医疗费。他更加思念远在故乡的妻子，趁此难得的空闲，他给家里写了一封探询性的书信。
没多久，许子贵接到一封信，请邹希鲁看了好久，却不解其中味。信是这样写的：
德华兄：
安徽寿县一别，你说回家成亲，婚后即归，至今两年有余，不见音讯。是爱妻扯你的后腿，还是自己激流勇退?望来信告之，顺致福安。
廖运周
其实，这是许光达假托别人名字写来的信，以免暴露自己和给家人带来麻烦。许子贵到长沙悄悄把儿媳妇找回来，邹靖华细看笔迹是丈夫写的，断定是借他人之名投石问路，苦苦思念的她，得到了莫大的安慰，便立即按信上的地址写了回信。
当许光达的第二封信到了邹靖华手中时，她感情泛起了波澜，喜泪直流。丈夫还活着!她打定主意，如果他再来信，就提出要求，亲赴上海照顾他，再苦再难也不离开他。信被邮差带走了，她的心也飞到了上海。
邹靖华把丈夫的信放在最里层的衣袋里，从不离身，想他的时候，悄悄地拿出来读读。丈夫在信中嘱咐她多读点书，才能明白做人的道理，并寄来了他在医疗费和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200元钱。这使她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焰。她发愤苦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补完了课程，考上了长沙女子师范。她天天盼望着丈夫的再次来信，却是石沉大海。
在焦虑和失望中。邹靖华终于又收到许光达从苏联寄来的信。原来，他在上海的医院被叛徒出卖了，供出这家医院是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组织上火速将许光达转移出医院，秘密送往苏联治疗。许光达随信邮来10张小纸条，上面用中文、俄文写着收信地址，告诉她只要把其中一张贴在信封上，他就可以收到。10张小纸条，寄托着他对妻子的无限深情。
邹靖华欣喜若狂，丈夫在苏联。她心里踏实了。她已有了相当的文化水平，对苏联有不少的了解。她连续给许光达写信，10张条用光了，还是有去无回，不祥之兆又袭上心头。她怎么知道，由于国民党同苏联关系恶化，两国边境封锁，通信中断了。
延安重逢情更浓
“七·七”事变以后，全面抗战爆发了。许光达带着学到的新知识和旺盛的斗志踏上了归国的征途。1938年初他由苏联回到延安。不久，许光达被任命为抗大教育长。
这位英俊潇洒、身居高位，且又吃过洋面包的将军，一出现在延安，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的婚事是同事和学员们私下里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自然是姑娘们瞩目的对象。
当时延安的结婚条件是“二八五七团”，即28岁，5年干龄，7年军龄，团职干部。许光达正是这些条件的佼佼者，抗大又是人才集中的地方，有端庄娴淑的大家闺秀，才华横溢的作家、记者，能歌善舞、俏俊艳丽的演员，还有风度翩翩的女军官……其中也不乏勇敢者，大胆地向许光达抛出求爱的绣球，或者委托别人从中撮合，但都被他婉言拒绝了。有知情人基于她与妻子失散多年，生死不明，而且他们的婚姻是典型的旧式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兵荒马乱的年月，倘若她不在人世了，岂不白等?便好心地劝他再娶。
许光达却说：“不。我要等。万一她没有死，我另娶她人，岂不伤透了她的心?这些年来，战争的烽火紧紧地追赶着我们，她为我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盼望与我团圆，假使她真的死了，我也要见到她的坟，哭一阵，添上一捧土……”
许光达又开始对妻子的寻觅，他从苏联回到延安后，曾给她去过信。可是，由于根据地发到国统区的信根本邮不到。到抗大后，他又查阅了学员花名册，凡是从湖南来到抗大的学员他都去问过，但没有人知道邹靖华。
真是苍天有眼。这一天，又有一批新学员来到了延安，这些人中，就有许光达的妻子邹靖华和他的妹妹许启亮。那么，他们俩人是怎么从长沙来到了延安呢?
原来，她们带着徐特立开的介绍信，按照他告诉的路线，远道奔波，几经周折，终于到达了延安。接待的人把她们安排到了延安大旅社，她们十分疲劳，正想痛痛快快地睡一觉的时候，一位小战士来到了屋里，大声问道：“哪位是邹靖华?”
许启亮听到问话后，立即拉着邹靖华走了过来，指着她说：“她就是。”
邹靖华没有想到，初来延安，就有人知道自己的名字，不解地问：“是谁找我?”
“我们教育长。”
“你们教育长是谁?”
“许光达!”
小战士的话音未落，一位身材高大的军人挑帘走了进来。邹靖华抬眼一望，这不正是10年未见，朝思暮想的丈夫吗?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忘情地扑到了许光达的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
许光达虽有思想准备，但还是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无声的泪滴落下来。
许光达夫妻久别重逢，一时传为佳话。他们诉说着离别情，讲述着分别后的经历……
第二天，应毛泽东之邀，许光达带着邹靖华来到毛泽东的窑洞作客。一见面，毛泽东握着邹靖华的手，高兴地说：“祝贺你们夫妻团聚!欢迎你到抗大学习!”
邹靖华小时候就听父亲和徐特立谈起过毛泽东，也是她父亲的得意门生。毛泽东跟邹靖华打听了长沙的一些情况，也问起了邹希鲁和长沙师范的近况。看得出，毛泽东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 毛泽东向邹靖华简要介绍了当前的政治形势，鼓励她努力学习。她送给邹靖华几本小册子，有马列的。也有他自己的。他风趣地对邹靖华说：“光达是信马列的，你可不要再信佛了。”
因为在谈话中，邹靖华向毛泽东说过，她曾吃过斋，信过佛。
妻子奇迹般地出现在许光达的面前，抗大的同事们及学员们来到他的住处，向他们表示祝贺。其中也有几个过去偷偷爱过许光达的的女学员，在她们看来，邹靖华不过是个平常的女人，貌不出众，语不惊人。然而这就是教育长苦苦等待的心上人。因此，她们对这位教育长更加敬佩了。
相敬相爱又相知
人民革命胜利的隆隆炮声，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这对经过10年离别和10年战火洗礼的患难夫妻，又踏进了新的共同奋斗的天地中。1950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成立，许光达一家从兰州来到北京，他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邹靖华任司令部机关党总支书记。在新的征途上，夫妻双双风雨同舟，共担创业的艰辛。
装甲兵是我军一个全新的兵种，万事开头难，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许光达一心扑在工作上，殚精竭虑。吃饭、走路甚至睡觉都在考虑如何把装甲兵建设得更好。看到丈夫日渐疲惫的样子，邹靖华真感到心疼。但她只能尽心尽力为他做些能做的事，以减轻他的劳累。她帮他查找资料、誊写文稿。实在无力帮助时，就坐在他的身边陪着他，打毛衣补衣服，或为他端水倒茶。
邹靖华身体瘦弱多病，睡眠不好，许光达总是尽量照顾妻子。装甲兵机关每周有一两次电影，每次看电影，许光达都把步子放慢，搀扶着妻子的胳膊，一同走向座位。熟悉他们的人，经常能看到许光达搀扶着老伴的身影。
在许光达参加的重大礼仪场合中，夫人是经常可以陪同前往的。但邹靖华却不愿意参加这种活动。因为她出身清贫，生活的磨难和疾病的折磨使得她身体严重受损，战争的残酷和环境的艰苦使得她未老先衰，当与那些年轻漂亮在闪光灯前前彬彬有礼的外宾夫人相比，自然有些逊色。但许光达每次都硬拉着她去参加活动，他劝说：“国家的威仪，不仅仅表现在外表上，而主要是看一个国家的国魂、士气、民风和人民的精神面貌。在这方面，你可以把那些外国武官的夫人比下去的。‘糟糠之妻不下堂’，这是做人的起码道德，也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崭新的道德风尚。何况你我是多年的患难夫妻。”
的确，许光达与邹靖华之间的感情，不仅经历了战争年代艰难困苦的考验，也经受了和平环境的考验。解放后他们身居高位，但仍然互相督促，互相帮助，在荣誉和待遇面前始终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
1955年春，有几天，许光达突然变得沉默起来，不说也不笑，他对妻子说：“靖华，有件事，我要同你商量。中央和军委决定授予我大将军衔，可我感到惭愧，因为好多资历比我深，贡献比我大，当过直接领导的同志，却授予上将军衔，相比之下，我提高了些，心里很不安。”
邹靖华认真地听着，许光达一脸真诚，又说：“我已上书中央军委和毛主席，要求降为上将。可是，被驳了回来。主席讲，这是集体讨论定的，是全面衡量的，照顾到方方面面，就这么定了。我又给总政治部干部部的宋部长打电话，要求降格。他们回答说，按主席和军委的指示办。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件事，你帮我拿拿主意吧。”
“你看这样好不好?”邹靖华以商量的口吻说，军衔降不下来，要求降低行政级别行不行?这样，不就同别的大将有所区别了吗?
许光达一听，连声说：“好，你这主意好，我马上给军委写报告，要求行政级降一级。”他感激地握住妻子的双手，深情道，“你可真是我的贤内助啊!生我身者，父母；知我心者，靖华也。”
许光达要求降低一级薪金待遇的报告被军委批准了。他的行政级定为5级。这就是共和同10员大将中，其他9员大将都是行政4级，唯独许光达是行政5级的原因。后来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高度赞扬了许光达的让衔精神，说：“500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神州；500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装甲兵机关的人员来自不同的单位，思想问题比较复杂。邹靖华作为为机关党组织的负责人，尽力协助丈夫做好思想工作。许光达一再强调：“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他号召机关人员每人都要学会一种驾驶技术，或是坦克，或是汽车，至少要学会开摩托车。邹靖华可连自行车都不会骑，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她鼓起勇气学开摩托车。有一次摩托车翻了，摔得她鼻青脸肿。回到家里，许光达心痛了，对地说：“你身体不好，就免了吧，情况特殊嘛!”邹靖华却坚决地说：“那不行，司令员下的命令，我拼死拼活也要执行呵!不能因为是你的妻子，就搞特殊，那不是扯你的后腿吗?”
邹靖华体贴丈夫，支持丈夫的丁作，许光达很感动，也很关心、尊敬她。
1965年，作为我军装甲兵创建者之一的许光达，将坦克第2师工兵连班长王杰英勇保护民兵和人民武装干部的英雄事迹材料上报给中央，毛泽东为此亲笔题词：“一个怕苦，二不怕死。”从此，全军掀起了向王杰学习的热潮。
生死相依同风雨
正当许光达和邹靖华呕心沥血为党和人民勤奋工作的时候，一场政治灾难在中国大地上骤然降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许光达是贺龙的老部下，林彪死党吴法宪、李作鹏给他罗织罪名是“‘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贺龙案中的第一号人物”。逼他交待“伙同贺龙搞‘二月兵变’的阴谋”。许光达被关了起来，家也被抄，他严正地回击：“谁都知道，搞兵变是要掉脑袋的。我现在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难道还要把脑袋拴在裤带上去抢个总参谋长吗?这个买卖太不划算，我不干!”
专案组北上南下，到处搜集“罪证”，一无所获。后来证明，康生所说的“贺龙搞‘二月兵变’”纯属子虚乌有，造反派只好释放了许光达。
许光达在被关押的日子里，邹靖华也被作为“走资派”和“臭婆娘”受到残酷迫害。造反派把她押到批斗会场，要她“交待揭发”许光达的“罪行”，还要她同许光达“划清界线”。
邹靖华正气凛凛，严肃地回答造反派：“许光达只有革命，没有罪行!我们结婚快40年了，彼此的心融合在一起，这个界线划得清吗?”
抄家时，红卫兵抄到一份许光达近30年前写给邹靖华的一首诗。这首诗，邹靖华一直珍藏着，那是她面对一切艰难困苦的精神支柱。
灾难并没有结束，1967年8月，造反派又一次抓走许光达。这天，几个彪形大汉又冲到许光达的面前，不由分说撕去他的领章领徽，反扭双臂把他押走。许光达预感到不幸的结局。临出门时，他对邹靖华说：“靖华，看来你得有个准备，可能还要再过一次10年那样的生活。”
许光达见妻子一脸悲苦，默不作声，又说：“你还记得我写给你的那首诗吗?你我都是大风大浪里闯过来的，今天也同样不会在任何艰难面前低头!” 邹靖华望着丈夫那刚毅倔强的面孔，两眼噙着泪花，咬紧牙关，使劲地点着头。
这次强加给许光达的罪名，是“三反分子，”即“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造反派逼迫许光达交待“三反罪行”，经常拳打脚踢，棍棒相加，打得他遍体鳞伤，几次休克。非人的折磨，使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咳嗽吐血，心脏病常常发作。但专案组说他装病，不给他治疗，斗争反而升级。在身心交瘁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他仍然牵挂着妻子，他对到医院看望自己的儿子儿媳吩咐：“要好好照看你们的妈妈，她身体一直很弱，多给她搞点有营养的东西吃。唉，人到老年，却给她带来了这么一场大灾难。”
邹靖华也是在劫难逃，同样遭受了非人的折磨。造反派令她搬家，扣了她的存折，冻结了工资，只发一点生活费。一天，造反派揪住邹靖华的头发，晃动着手中的一张纸片，阴阳怪气地说：“你这个老没正经的，头发都白了，还写情书……”
邹靖华冷笑了一声：“如果你的眼睛没瞎的话，请看清楚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年月?”
那家伙一愣，低头细看，这才发现诗后写的是1938年11月14日，这正是他们在延安重逢时，许光达写给邹靖华的那首诗。
造反派丢了丑，还强词夺理：“不管怎么说。你保留这份情书就是思想糜烂，精神颓废，革命者的心里应当只有‘革命’二字!”
邹靖华说：“年轻人，你们无法理解老一代夫妻在革命战争的洗礼中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爱情。”
1968年夏，邹靖华被关进了“牛棚”，不仅屡遭批斗，还要强制劳动。难以忍受的精神压力和屈辱，使她一度产生了轻生的念头。这是很容易办到的，因为屋子里就有造反派留下的一瓶“敌敌畏”，说是“杀蚊子”的，可邹靖华心里明白，那是给她预备的，而且不怀好意。真要是“畏罪自杀”，无形之中又会给丈夫加重“罪行”。她毅然放弃了死的念头。解放前的白色恐怖都熬过来了，现在更不能死，哪怕再熬过10年那样的生活，也要等待与丈夫重聚。然而，她没有想到，这一天永远也不会有了。
1969年6月3日，被残酷迫害了一年半的许光达，带着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无比愤恨，带对着妻子的无限眷念，在狱中含冤辞世。他是10员大将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享年仅61岁。
历史是公正的。1977年6月21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许光达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望着骨灰盒上丈夫的遗像，邹靖华忍了8年的泪水夺眶而出：“光达，你可以安息了，我们终于盼到你安息的这一天!”
在旧中国，由于几千年封建礼教的影响和男女不能平等自由，包办婚姻在广大农村极为盛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毁了多少青年男女的青春，造成了多少爱情悲剧。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许光达和夫人邹靖华的婚姻也是包办的，但他们是包办婚睏难得的幸运儿，因为包办得双方满意，长辈满意，本人满意，情真意切，相伴终生，这在共和国将帅的婚恋史上，极为少见。
其实，许光达和邹靖华从包办婚姻过渡到革命伴侣，他们的爱情生涯也交织着血泪坎坷，路漫漫而情长长。
许光达原名许德华，乳名五伢子，1908年㈩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东山乡萝卜冲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母亲在他幼年时因积劳成疾，撒手人寰。父亲许子贵，是位老实本份的农民，目不识丁。岳父邹希鲁，出生在书香门第，家道中落以后初以教书为业，邹靖华是他的二女儿，乳名桃妹子，1913年生，比许光达小5岁。邹、许两家本是门不当户不对，为什么能够联姻，而且两家父母都心甘情愿呢?说起来颇为奇特。
许子贵家里贫寒，许德华年仅7岁，还没有牛鞭子高就给别人放牛。他非常羡慕学堂里读书的孩子们。无奈家里没有钱供他上学，他便常常利用放牛的机会偷偷来到学堂窗下当“旁听生”，那琅琅的书声对他很有吸引力，以至在一个寒冷的风雪天不顾忍冻挨饿而晕倒在地。
在学堂讲课的先生便是邹希鲁，他早就注意到这个偷偷听课的穷孩子，如今立在雪窗下而晕倒，十分感动和爱怜，立刻将他救醒，收下了这个学生，破例免交学费。
1921年秋天，13岁的许德华考入了长沙师范学校，在大伯的资助下，他进了师范。这所学校是邹希鲁的同窗好友徐特立创办的，他将邹希鲁也聘来学校任国文教员。
穷苦出身的许德华深知读书不易，加以天资聪慧，他发愤读书，在同学中品学兼优，出类拔萃，邹希鲁非常喜爱和器重这个寒门学子。
邹希鲁打算给桃妹子找个人家，于是他想到了忠厚诚实的许德华，主动托人到许家提亲，自是一提便允。这一年，许德华14岁，桃妹子才9岁，自然是少不更事，他们的婚姻大事就由父辈作主。亲事订下以后，邹靖华随父去了长沙，送进女子职业学校学绣花。
两厢情愿的包办婚姻
许德华在长沙师范读书期间，开始受到革命启蒙教育，他读了不少马克思的书，积极参加了毛泽东等领导的学生运动，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9月，18岁的许德华经党组织选送，秘密来到广州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由于许德华临行时没顾得上去看一眼近在咫尺的家，也没有来得及与未婚妻告别，邹、许两家都不知道他在黄埔军校。正在疑惑间，许德华寄信来了，还随信附了张照片，身着戎装，威武英俊。邹希鲁知道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创办的，跟孙先生革命不会错。邹靖华已对许德华有一层朦胧的爱，看了照片更是如获至宝。
1927年夏，许德华从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二十五师直属炮兵营任见习班长，9月随南昌暴动和起义军南下潮汕一带。在三河坝激战中，他身负重伤，伤未痊愈，就急着去寻找部队、寻找党组织，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他辗转到安徽寿县，终于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担任了学兵团的教育副官，并策划组织武装暴动。他们的行动被敌人察觉，一道逮捕令随即发出。在紧急关头，他们接到组织的指示，机智地骗过哨兵，一路飞跑，逃出了虎口。不久，许德华等党员奉命打入西北军冯玉洋部开展工作。
前往冯部途中。许德华来到了武汉，望着波涛滚滚的长江，他不由得想起了家乡，想起了浏阳河。他向带队的请了假，顺便回长沙探望。他顶着一轮明亮的中秋圆月，风尘仆仆迈进了家门。
就在许德华南征北战的时候，桃妹子也因经济困难，辍学回到家乡的的布棚子里绣花，赚点钱补贴家用。久别重逢，这一对青年男女都非常激动，把久积在心里的话全倒了出来。
桃妹子突然发问：“五哥，你说农民运动糟得很还是好得很?”
这使许德华很是兴奋，他多么希望桃妹子能与自己同走一条路呵，可是，由于保密原因，他没有向她公开自己的身份，他是黄埔学生，在那时是颇受人仰慕的。
许德华毫不犹豫地回答：“农民运动当然是好得很啰!”
桃妹子满意地笑了，她觉得自己同德华是息息相通的。
老人们考虑他俩的年纪已经不小，又处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都主张为他俩把喜事办了。可是许德华并不想就此结婚，他怕自己四处奔波不能守家度日，反而连累了她。他的老父却想用结婚来拴住儿子，坚决要求儿子办喜事。于是，选定中秋过后几天，为他们举行了婚礼。
就在他们新婚燕尔之时，叛徒在武汉供出了许德华的身份和去向，大军阀何健立即签署加急电报拍往长沙，要求“速缉拿归案”。在长沙警备司令部供职的一个亲戚得悉后，连忙托人带消息给许德华，叫他快逃。
这消息把桃妹子惊懵了。她惊恐地问丈夫：“德华，你就是共产党?”
许德华点点头。
“你快逃吧!我知道你走的是正路，不打倒那些坏蛋，穷人就没有活路。”她哽咽了。
“桃妹子，我走后你要多保重，我会回来的!”被迫离家的许德华轻轻擦去妻子的泪水，安慰说。
“你放心吧，天崩地裂，我也等你回来!”桃妹子再也说不下去了，痛哭失声。
凌晨，浏阳河畔，雾气蒙蒙，一叶小舟载走了桃妹子的亲人，他俩新婚才10天，不想一別竟是10年。
十年别离多坎坷
许德华逃到长沙城，但见城里到处都是缉拿他的通缉令，为避开敌人注意，他改名许光达。此地不可久留，他同党失去了联系，别无去处，蓦地想到岳父邹希鲁已在河北省清河县任县长，便来到了这儿。邹希鲁不知道他是共产党，留下他做警察局长。许光达想，一时与党联系不上，在这里也可以为党发展一批武装力量，就答应了。没多久，长沙警备司令部顺藤摸瓜，打听到许光达的下落，他只好演了一场“炸狱畏罪潜逃”的戏，连夜逃走，邹希鲁也因“渎职罪”被革职回乡。
许光达又到北平，还到开滦煤矿当过矿工，最后辗转流离来到上海，终于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1929年9月，许光达被推荐到周恩来主办的军事训练班学习，结业后，他作为党代表派到湘鄂西组建红六军，升任参谋长，后又在贺龙麾下的红二军团任师长。他跟随贺龙南北驰骋，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许光达与贺龙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天傍晚，许光达与贺龙在湖边散步，正遇一户人家在办结婚喜事。贺龙见景生情，笑吟吟地对许光达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湖南妹子吧，不能总是光棍一条呀!”
当贺龙得知他在长沙老家已有妻室时，便关切地问：“她现在怎么样啦?”
“不知道，我们结婚才10天，敌人就要来逮捕我，我逃离家乡，已经两年多没敢通音讯了。她生死未卜， 我心里很想念。”一丝惆怅浮在许光达的脸上。
其实，1930年12月，许光达与爱妻邹靖华曾近在咫尺，只是双方都没有想到对方会在此地，痛失了相见的良机。
那是在湖南津市。1930年夏，李立三左倾盲动路线统治中央，强令红军去攻打大城市，错误地提出“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口号。彭德怀率领第三军团曾一度攻人长沙，邹靖华很激动，去向红军打听许德华的消息，没有人知道，她失望地哭了。
红二军团也奉命去攻打大城市，贺龙只得率部南征，12月初，攻克津市，与白军展开巷战。其时许光达担任红二军团十七师师长。突然他发现一间民房旁边站着个姑娘的身影，在硝烟中东张西望，全然不顾危险。他吩咐参谋上去叫她赶快进屋躲避炮火，他没有想到，这姑娘就是他的妻子。
当参谋劝她躲避炮火时，她趁机打听许德华。参谋摇摇头，他自然不知道许德华就是现在的师长许光达。两人由此失之交臂。
由于家境艰难，邹靖华不得不辍学回家，反动派隔三差五到许家坐堂要人，闹得鸡犬不宁，邹靖华更是受到种种磨难。为了生计，她只得到长沙一家织袜厂去做工，由于过度劳累，生活很苦，身心受到摧残。她常常咳嗽、吐血，有一次竟晕倒在织机旁，医生说得了“痨病”。反动派仍然没有放过她，在她的脖子上挂着“共匪婆”的牌子游街示众。一天，长沙警备司令部的人拿着一份事先写好的与许光达的“离婚声明”让邹靖华签字，声称签了字就可以获得自由，但却被她一把撕得粉碎。
而此时的许光达，正躺在上海一家医院的病床上，他是1931年8月在一次战斗中负的伤，敌人的子弹正打在他心脏附近，威胁着他的生命，贺龙特地派人送他到上海治疗。临行时，贺龙给了一笔医疗费。他更加思念远在故乡的妻子，趁此难得的空闲，他给家里写了一封探询性的书信。
没多久，许子贵接到一封信，请邹希鲁看了好久，却不解其中味。信是这样写的：
德华兄：
安徽寿县一别，你说回家成亲，婚后即归，至今两年有余，不见音讯。是爱妻扯你的后腿，还是自己激流勇退?望来信告之，顺致福安。
廖运周
其实，这是许光达假托别人名字写来的信，以免暴露自己和给家人带来麻烦。许子贵到长沙悄悄把儿媳妇找回来，邹靖华细看笔迹是丈夫写的，断定是借他人之名投石问路，苦苦思念的她，得到了莫大的安慰，便立即按信上的地址写了回信。
当许光达的第二封信到了邹靖华手中时，她感情泛起了波澜，喜泪直流。丈夫还活着!她打定主意，如果他再来信，就提出要求，亲赴上海照顾他，再苦再难也不离开他。信被邮差带走了，她的心也飞到了上海。
邹靖华把丈夫的信放在最里层的衣袋里，从不离身，想他的时候，悄悄地拿出来读读。丈夫在信中嘱咐她多读点书，才能明白做人的道理，并寄来了他在医疗费和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200元钱。这使她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焰。她发愤苦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补完了课程，考上了长沙女子师范。她天天盼望着丈夫的再次来信，却是石沉大海。
在焦虑和失望中。邹靖华终于又收到许光达从苏联寄来的信。原来，他在上海的医院被叛徒出卖了，供出这家医院是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组织上火速将许光达转移出医院，秘密送往苏联治疗。许光达随信邮来10张小纸条，上面用中文、俄文写着收信地址，告诉她只要把其中一张贴在信封上，他就可以收到。10张小纸条，寄托着他对妻子的无限深情。
邹靖华欣喜若狂，丈夫在苏联。她心里踏实了。她已有了相当的文化水平，对苏联有不少的了解。她连续给许光达写信，10张条用光了，还是有去无回，不祥之兆又袭上心头。她怎么知道，由于国民党同苏联关系恶化，两国边境封锁，通信中断了。
延安重逢情更浓
“七·七”事变以后，全面抗战爆发了。许光达带着学到的新知识和旺盛的斗志踏上了归国的征途。1938年初他由苏联回到延安。不久，许光达被任命为抗大教育长。
这位英俊潇洒、身居高位，且又吃过洋面包的将军，一出现在延安，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的婚事是同事和学员们私下里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自然是姑娘们瞩目的对象。
当时延安的结婚条件是“二八五七团”，即28岁，5年干龄，7年军龄，团职干部。许光达正是这些条件的佼佼者，抗大又是人才集中的地方，有端庄娴淑的大家闺秀，才华横溢的作家、记者，能歌善舞、俏俊艳丽的演员，还有风度翩翩的女军官……其中也不乏勇敢者，大胆地向许光达抛出求爱的绣球，或者委托别人从中撮合，但都被他婉言拒绝了。有知情人基于她与妻子失散多年，生死不明，而且他们的婚姻是典型的旧式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兵荒马乱的年月，倘若她不在人世了，岂不白等?便好心地劝他再娶。
许光达却说：“不。我要等。万一她没有死，我另娶她人，岂不伤透了她的心?这些年来，战争的烽火紧紧地追赶着我们，她为我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盼望与我团圆，假使她真的死了，我也要见到她的坟，哭一阵，添上一捧土……”
许光达又开始对妻子的寻觅，他从苏联回到延安后，曾给她去过信。可是，由于根据地发到国统区的信根本邮不到。到抗大后，他又查阅了学员花名册，凡是从湖南来到抗大的学员他都去问过，但没有人知道邹靖华。
真是苍天有眼。这一天，又有一批新学员来到了延安，这些人中，就有许光达的妻子邹靖华和他的妹妹许启亮。那么，他们俩人是怎么从长沙来到了延安呢?
原来，她们带着徐特立开的介绍信，按照他告诉的路线，远道奔波，几经周折，终于到达了延安。接待的人把她们安排到了延安大旅社，她们十分疲劳，正想痛痛快快地睡一觉的时候，一位小战士来到了屋里，大声问道：“哪位是邹靖华?”
许启亮听到问话后，立即拉着邹靖华走了过来，指着她说：“她就是。”
邹靖华没有想到，初来延安，就有人知道自己的名字，不解地问：“是谁找我?”
“我们教育长。”
“你们教育长是谁?”
“许光达!”
小战士的话音未落，一位身材高大的军人挑帘走了进来。邹靖华抬眼一望，这不正是10年未见，朝思暮想的丈夫吗?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忘情地扑到了许光达的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
许光达虽有思想准备，但还是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无声的泪滴落下来。
许光达夫妻久别重逢，一时传为佳话。他们诉说着离别情，讲述着分别后的经历……
第二天，应毛泽东之邀，许光达带着邹靖华来到毛泽东的窑洞作客。一见面，毛泽东握着邹靖华的手，高兴地说：“祝贺你们夫妻团聚!欢迎你到抗大学习!”
邹靖华小时候就听父亲和徐特立谈起过毛泽东，也是她父亲的得意门生。毛泽东跟邹靖华打听了长沙的一些情况，也问起了邹希鲁和长沙师范的近况。看得出，毛泽东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 毛泽东向邹靖华简要介绍了当前的政治形势，鼓励她努力学习。她送给邹靖华几本小册子，有马列的。也有他自己的。他风趣地对邹靖华说：“光达是信马列的，你可不要再信佛了。”
因为在谈话中，邹靖华向毛泽东说过，她曾吃过斋，信过佛。
妻子奇迹般地出现在许光达的面前，抗大的同事们及学员们来到他的住处，向他们表示祝贺。其中也有几个过去偷偷爱过许光达的的女学员，在她们看来，邹靖华不过是个平常的女人，貌不出众，语不惊人。然而这就是教育长苦苦等待的心上人。因此，她们对这位教育长更加敬佩了。
相敬相爱又相知
人民革命胜利的隆隆炮声，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这对经过10年离别和10年战火洗礼的患难夫妻，又踏进了新的共同奋斗的天地中。1950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成立，许光达一家从兰州来到北京，他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邹靖华任司令部机关党总支书记。在新的征途上，夫妻双双风雨同舟，共担创业的艰辛。
装甲兵是我军一个全新的兵种，万事开头难，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许光达一心扑在工作上，殚精竭虑。吃饭、走路甚至睡觉都在考虑如何把装甲兵建设得更好。看到丈夫日渐疲惫的样子，邹靖华真感到心疼。但她只能尽心尽力为他做些能做的事，以减轻他的劳累。她帮他查找资料、誊写文稿。实在无力帮助时，就坐在他的身边陪着他，打毛衣补衣服，或为他端水倒茶。
邹靖华身体瘦弱多病，睡眠不好，许光达总是尽量照顾妻子。装甲兵机关每周有一两次电影，每次看电影，许光达都把步子放慢，搀扶着妻子的胳膊，一同走向座位。熟悉他们的人，经常能看到许光达搀扶着老伴的身影。
在许光达参加的重大礼仪场合中，夫人是经常可以陪同前往的。但邹靖华却不愿意参加这种活动。因为她出身清贫，生活的磨难和疾病的折磨使得她身体严重受损，战争的残酷和环境的艰苦使得她未老先衰，当与那些年轻漂亮在闪光灯前前彬彬有礼的外宾夫人相比，自然有些逊色。但许光达每次都硬拉着她去参加活动，他劝说：“国家的威仪，不仅仅表现在外表上，而主要是看一个国家的国魂、士气、民风和人民的精神面貌。在这方面，你可以把那些外国武官的夫人比下去的。‘糟糠之妻不下堂’，这是做人的起码道德，也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崭新的道德风尚。何况你我是多年的患难夫妻。”
的确，许光达与邹靖华之间的感情，不仅经历了战争年代艰难困苦的考验，也经受了和平环境的考验。解放后他们身居高位，但仍然互相督促，互相帮助，在荣誉和待遇面前始终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
1955年春，有几天，许光达突然变得沉默起来，不说也不笑，他对妻子说：“靖华，有件事，我要同你商量。中央和军委决定授予我大将军衔，可我感到惭愧，因为好多资历比我深，贡献比我大，当过直接领导的同志，却授予上将军衔，相比之下，我提高了些，心里很不安。”
邹靖华认真地听着，许光达一脸真诚，又说：“我已上书中央军委和毛主席，要求降为上将。可是，被驳了回来。主席讲，这是集体讨论定的，是全面衡量的，照顾到方方面面，就这么定了。我又给总政治部干部部的宋部长打电话，要求降格。他们回答说，按主席和军委的指示办。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件事，你帮我拿拿主意吧。”
“你看这样好不好?”邹靖华以商量的口吻说，军衔降不下来，要求降低行政级别行不行?这样，不就同别的大将有所区别了吗?
许光达一听，连声说：“好，你这主意好，我马上给军委写报告，要求行政级降一级。”他感激地握住妻子的双手，深情道，“你可真是我的贤内助啊!生我身者，父母；知我心者，靖华也。”
许光达要求降低一级薪金待遇的报告被军委批准了。他的行政级定为5级。这就是共和同10员大将中，其他9员大将都是行政4级，唯独许光达是行政5级的原因。后来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高度赞扬了许光达的让衔精神，说：“500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神州；500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装甲兵机关的人员来自不同的单位，思想问题比较复杂。邹靖华作为为机关党组织的负责人，尽力协助丈夫做好思想工作。许光达一再强调：“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他号召机关人员每人都要学会一种驾驶技术，或是坦克，或是汽车，至少要学会开摩托车。邹靖华可连自行车都不会骑，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她鼓起勇气学开摩托车。有一次摩托车翻了，摔得她鼻青脸肿。回到家里，许光达心痛了，对地说：“你身体不好，就免了吧，情况特殊嘛!”邹靖华却坚决地说：“那不行，司令员下的命令，我拼死拼活也要执行呵!不能因为是你的妻子，就搞特殊，那不是扯你的后腿吗?”
邹靖华体贴丈夫，支持丈夫的丁作，许光达很感动，也很关心、尊敬她。
1965年，作为我军装甲兵创建者之一的许光达，将坦克第2师工兵连班长王杰英勇保护民兵和人民武装干部的英雄事迹材料上报给中央，毛泽东为此亲笔题词：“一个怕苦，二不怕死。”从此，全军掀起了向王杰学习的热潮。
生死相依同风雨
正当许光达和邹靖华呕心沥血为党和人民勤奋工作的时候，一场政治灾难在中国大地上骤然降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许光达是贺龙的老部下，林彪死党吴法宪、李作鹏给他罗织罪名是“‘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贺龙案中的第一号人物”。逼他交待“伙同贺龙搞‘二月兵变’的阴谋”。许光达被关了起来，家也被抄，他严正地回击：“谁都知道，搞兵变是要掉脑袋的。我现在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难道还要把脑袋拴在裤带上去抢个总参谋长吗?这个买卖太不划算，我不干!”
专案组北上南下，到处搜集“罪证”，一无所获。后来证明，康生所说的“贺龙搞‘二月兵变’”纯属子虚乌有，造反派只好释放了许光达。
许光达在被关押的日子里，邹靖华也被作为“走资派”和“臭婆娘”受到残酷迫害。造反派把她押到批斗会场，要她“交待揭发”许光达的“罪行”，还要她同许光达“划清界线”。
邹靖华正气凛凛，严肃地回答造反派：“许光达只有革命，没有罪行!我们结婚快40年了，彼此的心融合在一起，这个界线划得清吗?”
抄家时，红卫兵抄到一份许光达近30年前写给邹靖华的一首诗。这首诗，邹靖华一直珍藏着，那是她面对一切艰难困苦的精神支柱。
灾难并没有结束，1967年8月，造反派又一次抓走许光达。这天，几个彪形大汉又冲到许光达的面前，不由分说撕去他的领章领徽，反扭双臂把他押走。许光达预感到不幸的结局。临出门时，他对邹靖华说：“靖华，看来你得有个准备，可能还要再过一次10年那样的生活。”
许光达见妻子一脸悲苦，默不作声，又说：“你还记得我写给你的那首诗吗?你我都是大风大浪里闯过来的，今天也同样不会在任何艰难面前低头!” 邹靖华望着丈夫那刚毅倔强的面孔，两眼噙着泪花，咬紧牙关，使劲地点着头。
这次强加给许光达的罪名，是“三反分子，”即“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造反派逼迫许光达交待“三反罪行”，经常拳打脚踢，棍棒相加，打得他遍体鳞伤，几次休克。非人的折磨，使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咳嗽吐血，心脏病常常发作。但专案组说他装病，不给他治疗，斗争反而升级。在身心交瘁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他仍然牵挂着妻子，他对到医院看望自己的儿子儿媳吩咐：“要好好照看你们的妈妈，她身体一直很弱，多给她搞点有营养的东西吃。唉，人到老年，却给她带来了这么一场大灾难。”
邹靖华也是在劫难逃，同样遭受了非人的折磨。造反派令她搬家，扣了她的存折，冻结了工资，只发一点生活费。一天，造反派揪住邹靖华的头发，晃动着手中的一张纸片，阴阳怪气地说：“你这个老没正经的，头发都白了，还写情书……”
邹靖华冷笑了一声：“如果你的眼睛没瞎的话，请看清楚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年月?”
那家伙一愣，低头细看，这才发现诗后写的是1938年11月14日，这正是他们在延安重逢时，许光达写给邹靖华的那首诗。
造反派丢了丑，还强词夺理：“不管怎么说。你保留这份情书就是思想糜烂，精神颓废，革命者的心里应当只有‘革命’二字!”
邹靖华说：“年轻人，你们无法理解老一代夫妻在革命战争的洗礼中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爱情。”
1968年夏，邹靖华被关进了“牛棚”，不仅屡遭批斗，还要强制劳动。难以忍受的精神压力和屈辱，使她一度产生了轻生的念头。这是很容易办到的，因为屋子里就有造反派留下的一瓶“敌敌畏”，说是“杀蚊子”的，可邹靖华心里明白，那是给她预备的，而且不怀好意。真要是“畏罪自杀”，无形之中又会给丈夫加重“罪行”。她毅然放弃了死的念头。解放前的白色恐怖都熬过来了，现在更不能死，哪怕再熬过10年那样的生活，也要等待与丈夫重聚。然而，她没有想到，这一天永远也不会有了。
1969年6月3日，被残酷迫害了一年半的许光达，带着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无比愤恨，带对着妻子的无限眷念，在狱中含冤辞世。他是10员大将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享年仅61岁。
历史是公正的。1977年6月21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许光达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望着骨灰盒上丈夫的遗像，邹靖华忍了8年的泪水夺眶而出：“光达，你可以安息了，我们终于盼到你安息的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