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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世界环境下，中华民族实现自我文化本质认同、属性引领、成长导向的核心指导思想。它源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同时也是世界精髓文化吸收与兼容的一种价值导向，力求在实现全人类文明协同发展的基础上，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向世界普及，用有益于人类物质、精神双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式，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无论古今，个体的价值体现依赖于集体的价值追求，集体的价值成长依存于个体的价值表现，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存在关系决定了文明的构成形式。
关键词：社会主义 价值观 传统文化
引言
当中国改革开放逐步进入“深水区”之时，旧有的依赖物质积累与资本投入促进社会发展的成长方式，将逐步让渡于以“人民”为劳动主体的价值创造式发展方式。中国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在带来物质生活水平爆发式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本民族信仰缺失、价值观改变、道德素养下降等问题，伴随着自然环境危机、人文信仰危机、社会道德危机等矛盾的逐渐尖锐，中国在经济体量不断壮大的同时，需在统一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构建符合经济、社会、文化持续健康发展的全新改革，并以此推动中华文明的延续以及与对世界文明的价值引领，继而在重塑“中国梦”东方文明辉煌的过程中，将中华优质文化传统基因予以扩展和发扬。重新确立和谐文化价值观核心地位，不仅是当前中国社会价值体系重建的目标靶向，更是中国恢复文化自信、重构民族力量的首要任务。
一、“和”是中华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核心
（一）“和”的观念源于对自然认知理解的反思
“和”的观念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占据核心主导地位。和平、和合、和气、和顺，一系列常挂嘴边的词语，最好的诠释了中华民族心目中对于人际关系、自我修养方面的境界要求。人们对于自然、家庭、社会、民族形成的认知与观念，更在基于“和”理念之上形成了基本的道德观，进而成为了一种民族文化认同。在中国文明成长史中，以农耕为主的劳动生产方式对于形成“和”文化的观念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这里不仅有着对于劳动生产行为群体性、协作性、秩序性的描述，更阐明了农耕生产方式对自然规律、天文地理、气候变化的遵循。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地域生态则造就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思维方式和道德伦俗。作为一种善的文化，农耕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使人们养成了顺天应命、勤俭持家、厚道朴实的道德品质，而相互协作、互助有无的人际关系则更加强调与人为善、和睦相处的生存法则，以此来确定人与人之间最为基本的价值关系。
“礼”的理念同样有传承农耕文明的痕迹，“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為妻纲”传统的三纲五常正是建立在农耕社会生产发展对于土地的高度依赖之上，进而形成了基本的人际关系主次之别，也是基于此，国家和社会正常运转的道德规范得以建立。在几千年的岁月洗礼中，儒家文化传统逐渐占据核心主导地位，在促进多种民族融合、君民和谐共处、社会家庭稳固等方面，成为中华民族内心最为尊崇的道德标准，同时也奠定了“和”在文化传统中的核心内涵。
（二）“和”的观念在文化传承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内核
“和”的观念不仅仅隐匿于儒家的政治主张与文化表达之中，同时也是其他思想派系的理论来源与观念所向。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虽是各成一家之言，却在营造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繁荣景象之时，成就了对“和”的共同价值追求。道家“无为之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中庸和合”成为礼教的核心，法家“一断于法”倡导人与社会和谐共生，墨家的“兼爱非攻”以及兵家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更是和谐主张的直接体现。这种精神追求孕于特定的文化传统，久而久之成为民族主体意识，使得国人在气质、品格、灵魂与精神上具备了同一性，形成了相较于其他民族而独有的身份标签，并将“和”的理念汇于人们的思想深处、潜意识当中、以及行为举止之中。
（三）“和”的观念来自国家民族大一统的政治主张
“家和万事兴”体现了家庭内部伦理关系理顺基础之上的外在责任表现，男主外、女主内的明确职责分工成就了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而存在。而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大部分以所辖民族的统一、人民的团结来维护政治的稳定。汉武帝用和亲的方式拉近了与外族之间的血缘关系，扭转了长期以来多民族征战的历史局面。唐太宗认可荀子的观点，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辩证思维方式，实现朝堂与江湖和谐共生的贞观之治。毛泽东在回答蒙哥马利“50年以后中国命运”的问题时，否认了西方政体“国强必霸”的历史发展逻辑，用全世界和平统一的观点阐明了中华民族构建和谐天下的政治主张。同时也是对全人类摈弃种族、文化、宗教、信仰矛盾，实现和谐安定、繁荣昌盛大一统发展的核心指向。
二、传统文化没落导致和谐价值观体系崩塌
（一）商品经济的“逐利”特性使传统文化贬值
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逐渐丧失，而面对列强的殖民化侵略，采用西方文化改造传统文化并推动社会变革的方式，从根本上抛弃了中国文化内生型自我改造的基本模式，使得中国优质文化传统在重要的社会变革时期被彻底边缘化。而建立在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方式之上的商品经济，其“逐利”的核心本质，使民族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信仰面临坍塌的危险，而蓬勃而起的商品经济所本有的“逐利”特性，更加剧了这一局面的到来。
改革开放以来，建立在西方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商品经济，以其前所未有的生产推动力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但随之而来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使得市场主体在更加关注“利”的基础上，丧失了传统文化价值的判断力，造成了“和谐”为本的民族社会价值观陷入混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是驱动人们社会行为的决定力量之一。社会之所以存在各种利益的交织，就是人们之间有着彼此之间利益上的需求与依靠。任何一个与社会相悖现象的出现，其原因都应该从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中探索，而不应该仅仅归集到个人的原因，就像邓小平曾经说过的“制度好可以钳制坏人的手脚，制度不好则限制好人的思想，甚至使其成为坏人。”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建与发展中，将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到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商品经济之中，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回归和重建和谐价值观，填补中国传统文化延续的断层，重塑新时期中国社会的文化信仰。 （二）民族危亡使得传统文化丧失了信任
传统文化在中国的文明发展史中并非没有遭遇过挑战。秦汉时期以匈奴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文化，曾经对以农耕生产方式为主的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宋元时期的辽、金、元外族政权在大肆侵略汉民族疆域的同时，甚至改变了国家的政治结构；满清入关，取代汉民族实施国家统治200余年。但无论时间长久，他们都无一例外的被儒家思想为中心，儒、释、道相交融的文化体系所同化，成为中华文明的创造者与继承者。而此次传统文化的应对乏力，一是西方文明的强势入侵带来的民族灭种危机，使得精英阶层无暇顾及传统文化兼容并蓄的内涵扩容式特征；二是过于激进的变革主义，使得中华文化在西方文明全球化的浪潮下丧失了话语权，从主导地位退至从属地位。
（三）回归和谐价值观对社会理想实现的自觉养成
传统文化在民族的延续与时代的进步中得以传承，如此才能确保民族特性的独立与完整，为实现更好的民族发展凝聚充沛的力量。如何在对传统文化批判性的继承中，能够有所鉴别与创新，首先需要抓住统摄传统文化的核心，其次则是在多样化的文化表现形式中把握住民族文化的本质。中国历史的发展以及优秀文化传统的延续，依赖于核心价值观引领与制约下的社会自觉，这种自觉不仅仅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更多的是从社会组成的基本单元自身而产生的的一种趋同于价值观指导的心理和行动。如何在文化自卑与信仰迷失中，找回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建立新一代国人的集体价值观，就要在和而不同的整合过程中，汲取中国文化兼容并蓄的发展特性，以宽容之心对待各种非核心价值观，并在有利于社会、国家文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使之统一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建设当中。当前的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用和谐理念、和谐精神、和谐氛围来培育中華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共同理想，使和谐价值观成为全社会普遍的文化取向。借鉴世界各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秉承兼容并蓄、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念，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形成极具生命力与创造力的丰厚沃土。
三、结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提出来的引导中华民族屹立世界之林的良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里面对于个人修养、社会家庭、国家民族品格理想的高度凝练与准确表达，传承与发扬中国文化传统中独具魅力、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承载着未来走向和谐统一的美好愿望。充分理解并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一，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
参考文献：
[1]李欢，陈峥.优秀传统典章制度文化传承与新时代文化自信提振[J].长白学刊，2021（02）：148-156.
[2]沈湘平.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时代新人[J].雷锋，2021（03）：77-79.
[3]陈望琪.中国民族文化“走出去”与核心价值坚守研究[J].传媒论坛，2020，3（24）：139-140.
[4]李明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根基与底气[J].学习论坛，2020（12）：5-11.
[5]奉清清，冒蕞，刘燕娟，刘笑雪，周帙恒，黄晗，杨佳俊..为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强大精神动力[N]..湖南日报，2020-12-14（005）.
关键词：社会主义 价值观 传统文化
引言
当中国改革开放逐步进入“深水区”之时，旧有的依赖物质积累与资本投入促进社会发展的成长方式，将逐步让渡于以“人民”为劳动主体的价值创造式发展方式。中国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在带来物质生活水平爆发式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本民族信仰缺失、价值观改变、道德素养下降等问题，伴随着自然环境危机、人文信仰危机、社会道德危机等矛盾的逐渐尖锐，中国在经济体量不断壮大的同时，需在统一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构建符合经济、社会、文化持续健康发展的全新改革，并以此推动中华文明的延续以及与对世界文明的价值引领，继而在重塑“中国梦”东方文明辉煌的过程中，将中华优质文化传统基因予以扩展和发扬。重新确立和谐文化价值观核心地位，不仅是当前中国社会价值体系重建的目标靶向，更是中国恢复文化自信、重构民族力量的首要任务。
一、“和”是中华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核心
（一）“和”的观念源于对自然认知理解的反思
“和”的观念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占据核心主导地位。和平、和合、和气、和顺，一系列常挂嘴边的词语，最好的诠释了中华民族心目中对于人际关系、自我修养方面的境界要求。人们对于自然、家庭、社会、民族形成的认知与观念，更在基于“和”理念之上形成了基本的道德观，进而成为了一种民族文化认同。在中国文明成长史中，以农耕为主的劳动生产方式对于形成“和”文化的观念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这里不仅有着对于劳动生产行为群体性、协作性、秩序性的描述，更阐明了农耕生产方式对自然规律、天文地理、气候变化的遵循。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地域生态则造就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思维方式和道德伦俗。作为一种善的文化，农耕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使人们养成了顺天应命、勤俭持家、厚道朴实的道德品质，而相互协作、互助有无的人际关系则更加强调与人为善、和睦相处的生存法则，以此来确定人与人之间最为基本的价值关系。
“礼”的理念同样有传承农耕文明的痕迹，“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為妻纲”传统的三纲五常正是建立在农耕社会生产发展对于土地的高度依赖之上，进而形成了基本的人际关系主次之别，也是基于此，国家和社会正常运转的道德规范得以建立。在几千年的岁月洗礼中，儒家文化传统逐渐占据核心主导地位，在促进多种民族融合、君民和谐共处、社会家庭稳固等方面，成为中华民族内心最为尊崇的道德标准，同时也奠定了“和”在文化传统中的核心内涵。
（二）“和”的观念在文化传承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内核
“和”的观念不仅仅隐匿于儒家的政治主张与文化表达之中，同时也是其他思想派系的理论来源与观念所向。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虽是各成一家之言，却在营造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繁荣景象之时，成就了对“和”的共同价值追求。道家“无为之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中庸和合”成为礼教的核心，法家“一断于法”倡导人与社会和谐共生，墨家的“兼爱非攻”以及兵家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更是和谐主张的直接体现。这种精神追求孕于特定的文化传统，久而久之成为民族主体意识，使得国人在气质、品格、灵魂与精神上具备了同一性，形成了相较于其他民族而独有的身份标签，并将“和”的理念汇于人们的思想深处、潜意识当中、以及行为举止之中。
（三）“和”的观念来自国家民族大一统的政治主张
“家和万事兴”体现了家庭内部伦理关系理顺基础之上的外在责任表现，男主外、女主内的明确职责分工成就了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而存在。而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大部分以所辖民族的统一、人民的团结来维护政治的稳定。汉武帝用和亲的方式拉近了与外族之间的血缘关系，扭转了长期以来多民族征战的历史局面。唐太宗认可荀子的观点，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辩证思维方式，实现朝堂与江湖和谐共生的贞观之治。毛泽东在回答蒙哥马利“50年以后中国命运”的问题时，否认了西方政体“国强必霸”的历史发展逻辑，用全世界和平统一的观点阐明了中华民族构建和谐天下的政治主张。同时也是对全人类摈弃种族、文化、宗教、信仰矛盾，实现和谐安定、繁荣昌盛大一统发展的核心指向。
二、传统文化没落导致和谐价值观体系崩塌
（一）商品经济的“逐利”特性使传统文化贬值
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逐渐丧失，而面对列强的殖民化侵略，采用西方文化改造传统文化并推动社会变革的方式，从根本上抛弃了中国文化内生型自我改造的基本模式，使得中国优质文化传统在重要的社会变革时期被彻底边缘化。而建立在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方式之上的商品经济，其“逐利”的核心本质，使民族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信仰面临坍塌的危险，而蓬勃而起的商品经济所本有的“逐利”特性，更加剧了这一局面的到来。
改革开放以来，建立在西方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商品经济，以其前所未有的生产推动力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但随之而来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使得市场主体在更加关注“利”的基础上，丧失了传统文化价值的判断力，造成了“和谐”为本的民族社会价值观陷入混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是驱动人们社会行为的决定力量之一。社会之所以存在各种利益的交织，就是人们之间有着彼此之间利益上的需求与依靠。任何一个与社会相悖现象的出现，其原因都应该从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中探索，而不应该仅仅归集到个人的原因，就像邓小平曾经说过的“制度好可以钳制坏人的手脚，制度不好则限制好人的思想，甚至使其成为坏人。”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建与发展中，将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到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商品经济之中，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回归和重建和谐价值观，填补中国传统文化延续的断层，重塑新时期中国社会的文化信仰。 （二）民族危亡使得传统文化丧失了信任
传统文化在中国的文明发展史中并非没有遭遇过挑战。秦汉时期以匈奴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文化，曾经对以农耕生产方式为主的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宋元时期的辽、金、元外族政权在大肆侵略汉民族疆域的同时，甚至改变了国家的政治结构；满清入关，取代汉民族实施国家统治200余年。但无论时间长久，他们都无一例外的被儒家思想为中心，儒、释、道相交融的文化体系所同化，成为中华文明的创造者与继承者。而此次传统文化的应对乏力，一是西方文明的强势入侵带来的民族灭种危机，使得精英阶层无暇顾及传统文化兼容并蓄的内涵扩容式特征；二是过于激进的变革主义，使得中华文化在西方文明全球化的浪潮下丧失了话语权，从主导地位退至从属地位。
（三）回归和谐价值观对社会理想实现的自觉养成
传统文化在民族的延续与时代的进步中得以传承，如此才能确保民族特性的独立与完整，为实现更好的民族发展凝聚充沛的力量。如何在对传统文化批判性的继承中，能够有所鉴别与创新，首先需要抓住统摄传统文化的核心，其次则是在多样化的文化表现形式中把握住民族文化的本质。中国历史的发展以及优秀文化传统的延续，依赖于核心价值观引领与制约下的社会自觉，这种自觉不仅仅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更多的是从社会组成的基本单元自身而产生的的一种趋同于价值观指导的心理和行动。如何在文化自卑与信仰迷失中，找回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建立新一代国人的集体价值观，就要在和而不同的整合过程中，汲取中国文化兼容并蓄的发展特性，以宽容之心对待各种非核心价值观，并在有利于社会、国家文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使之统一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建设当中。当前的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用和谐理念、和谐精神、和谐氛围来培育中華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共同理想，使和谐价值观成为全社会普遍的文化取向。借鉴世界各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秉承兼容并蓄、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念，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形成极具生命力与创造力的丰厚沃土。
三、结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提出来的引导中华民族屹立世界之林的良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里面对于个人修养、社会家庭、国家民族品格理想的高度凝练与准确表达，传承与发扬中国文化传统中独具魅力、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承载着未来走向和谐统一的美好愿望。充分理解并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一，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
参考文献：
[1]李欢，陈峥.优秀传统典章制度文化传承与新时代文化自信提振[J].长白学刊，2021（02）：148-156.
[2]沈湘平.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时代新人[J].雷锋，2021（03）：77-79.
[3]陈望琪.中国民族文化“走出去”与核心价值坚守研究[J].传媒论坛，2020，3（24）：139-140.
[4]李明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根基与底气[J].学习论坛，2020（12）：5-11.
[5]奉清清，冒蕞，刘燕娟，刘笑雪，周帙恒，黄晗，杨佳俊..为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强大精神动力[N]..湖南日报，2020-12-14（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