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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璀璨浩瀚的大唐诗坛，杜甫以其浓郁的家国情怀、强烈的写实风格而独树一帜。杜甫这种风格的形成，既源于中国传统士人经世济民情怀的一脉相承，也有其个人遭遇和历史境遇的特殊性。
【关键词】杜甫 士人 家国情怀 壮志难酬 流离漂泊 安史之乱
一、杜甫浓郁家国情怀是对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一脉相承
（一）中国传统士人的入世情怀
“士、农、工、商”是对中国古代人民大众阶层的划分。“士”在中国传统社会具有较高的地位，士人也是一个颇为特殊的群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读书人以科举考试为途径获得官爵，也就由此形成了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即士人阶层。其核心价值追求是《礼记·大学》中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种儒家倡导的忧世、入世、济世情怀，是对江山社稷、百姓安宁、国家前途等保持一种强烈的关注和担忧，是为了扶危济困、经世济民、匡扶社稷而不断提升自身修养和能力的自觉和自励。
士人情怀滥觞于先秦时期。在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处于卿大夫与庶民之间，是地位最低的贵族。彼时周王室衰弱，礼崩乐坏，天下风起云涌、群雄并起，在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群芳斗艳，士人也没有如此强烈的济世悬壶之心。而孔子以及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将这种家国情怀上升为士人的毕生追求。孔子自小家境凄凉，因贫而仕，胸怀远大。虽然他在政治上不得志，但这反而让他得以周游列国丰富才识，在晚年专心整理古籍、著书立说、培养弟子。及至两百年后的西汉武帝时期，儒家学说被确立为统治思想，“忧世、入世、济世”最终成为中国几千年来士人学子们孜孜以求为之奋斗的人生目标。自此以后，士人情怀代代相承，经久未息。
（二）杜甫家教环境
杜甫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远祖杜预在晋朝时期任征南大将军，而且他还是著名的文史学者。祖父杜审言，乃初唐著名诗人，与沈俭期、宋之问齐名，曾任迁膳部员外郎，有三十卷文集传世。父亲杜闲，曾任奉天县令。据考证，杜甫青少年时期家境优越，自幼就熟读儒家经典典籍，家族中的人也多笃行仁义、践行德行的义士。由于从小的耳濡目染，杜甫年少时期就树立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理想，他也用自己一生的行为实践和诗歌创作，对儒家忧国忧民的入世情怀做了独特的继承和发扬。
二、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不如意对杜甫浓郁家国情怀的形成有巨大反促进作用
（一）壮志难酬
唐玄宗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20岁的杜甫开始游历名山大川，5年后回到洛阳参加科举考试，落榜后继续漫游生涯，流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绝世名句。天宝六年（公元747年），36岁的杜甫再次参加在长安举行的应试，但由于宰相李林甫“野无遗贤”的闹剧再次落选。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冬，杜甫向玄宗献赋，终得玄宗赏识，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迟迟未被分配到官职，此时杜甫已入不惑之年。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朝廷授予他一个小官职——“河西尉”，杜甫拒辞未受。不久被改任右卫军率府胄曹参军，迫于生计，杜甫只得无奈地接受了这个所学无用的小官职。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开始了流亡生活，并想方设法投奔了肃宗，中途被叛军所俘虏，历经曲折后终被肃宗封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却又很接近皇上的职位。但仅过一个月，他因上疏直谏，触怒了肃宗被贬华州。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杜甫弃官西行，几经辗转来到成都生活了近十年，充任过剑南节度使表奏的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职等不甚重要之职。纵观杜甫一生，其在政治上是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的，在生活上是接触民间疾苦比较多、感触比较深的。
（二）流离漂泊
杜甫虽生于书香门第，但到了他这一代已开始家道中落。杜甫先后安家于长安、奉先、鄜州、华州、成都等地，有时自己与妻儿还分居两地。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杜甫回奉先省亲，发现小儿子被活活饿死。在成都的近十年还算稳定，但也长期居住在简陋的茅草屋里（杜甫草堂）。大历三年（公元768年），由于政见不合，57岁的杜甫还是离开了成都，继续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最后在公元 770年病逝。中晚年的杜甫，可谓流离失所、潦倒穷困。这种近乎悲惨的人生遭遇、炼狱式的生活经历，使杜甫的家国情怀更显浓郁，更添一层悲壮色彩，也更体现杜甫“推己及人”“苦身利人”情怀之伟大。以《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为例，诗为杜甫五十岁时所作。诗人不顾自己屋破、雨漏、被湿、身冻，却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千古宏愿，这是何等的悲悯情感和仁者情怀！
三、安史之乱前后大唐的盛衰变化对杜甫浓郁家国情怀的形成有巨大激发作用
（一）战乱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在安史之乱爆发前，杜甫回奉先省亲，途经骊山，结合客居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下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此诗集中展现了诗人忧国忧民、忠君念家、怀才不遇等思想情感。诗中有两句道出了王朝统治的隐忧：“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卫霍”当然是借指外戚。这两句是说皇宫内的金盘宝器都已转移到国舅家的厅堂。当时玄宗滥用外戚、奸臣，荒淫腐败。杜甫心忧玄宗昏庸，借诗言志。诚然，玄宗早期励精图治，使大唐走上顶峰;后期统治则愈趋腐败，上层人士极尽骄奢淫逸，底层百姓则民不聊生、水深火热，以致杜甫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形象揭示社會贫富差距的千古名言。很快，安史叛军的鼙鼓便在渔阳敲响。所以，安史之乱的发生是有先兆的。千载以后再读杜甫的诗歌，我们发现，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先兆，并道出了自己的醒世之言，发出了自己的忧世之呼。只可惜当时他所“言”、所“呼”终得不到采纳。
（二）战乱后“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杜甫曾以诗描写过盛唐的美好画卷：“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但是，安史之乱把这一切瞬间化为灰烬。安史之乱后，杜甫写了很多关于战乱及战乱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的诗篇，《春望》便是其中代表之一。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夏，叛军攻破潼关，玄宗出逃入蜀，长安也随之陷落。杜甫听闻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旋即前往投奔，途中不幸被抓并带回长安。翌年三月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已在长安呆了八、九个月。诗人目睹战火中的大唐王朝，想到百姓和自己流离失所的生活，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春望》，真实而动人地记录下了长安城的场景。首句“破”“深”二字生动勾勒出战乱后长安城的破败凄凉景象。“溅”“惊”二字极为传神，强烈诉说着诗人的忧国之痛、离家之恨。“万金”一词写出了家书的珍贵、对亲人的思念。最后两句，暗示作者本就白发稀疏，又因触景生情、伤心流泪而不停“搔”头，以致连簪子都快插不上了。而事实上这一年，杜甫才46岁。这足见安史之乱后家国的满目疮痍、百姓的家破人亡，对杜甫的触动、打击之大。然而杜甫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局限于个人的困苦而伤春悲秋，而是上升到整个江山社稷的高度，展现了内心深处对国家灾难、苍生幸福的深广忧思。
概而述之，杜甫自幼耳濡目染所受的儒家教育奠定了其忧国忧民之底色，而其个人身世之沉浮、大唐王朝之兴衰则进一步点燃、加深了内藏于心的家国情怀，擦亮了这层底色，使之更加光彩熠熠、辉耀千古！
参考文献：
[1]孔曼.范仲俺及其同时代士人的忧世思想分析[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4，（5）：74.
[2]闻一多.唐诗杂论[M].长沙：岳麓书社，2009.
[3]唐萌.从气象到情致：安史之乱期间杜诗风貌转变[J].北方论丛，2016，（1）：31.
[4]黄彻.巩溪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5]张敏.千古诗圣爱国情[J].语言教学通讯，2011，（1）：82.
【关键词】杜甫 士人 家国情怀 壮志难酬 流离漂泊 安史之乱
一、杜甫浓郁家国情怀是对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一脉相承
（一）中国传统士人的入世情怀
“士、农、工、商”是对中国古代人民大众阶层的划分。“士”在中国传统社会具有较高的地位，士人也是一个颇为特殊的群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读书人以科举考试为途径获得官爵，也就由此形成了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即士人阶层。其核心价值追求是《礼记·大学》中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种儒家倡导的忧世、入世、济世情怀，是对江山社稷、百姓安宁、国家前途等保持一种强烈的关注和担忧，是为了扶危济困、经世济民、匡扶社稷而不断提升自身修养和能力的自觉和自励。
士人情怀滥觞于先秦时期。在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处于卿大夫与庶民之间，是地位最低的贵族。彼时周王室衰弱，礼崩乐坏，天下风起云涌、群雄并起，在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群芳斗艳，士人也没有如此强烈的济世悬壶之心。而孔子以及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将这种家国情怀上升为士人的毕生追求。孔子自小家境凄凉，因贫而仕，胸怀远大。虽然他在政治上不得志，但这反而让他得以周游列国丰富才识，在晚年专心整理古籍、著书立说、培养弟子。及至两百年后的西汉武帝时期，儒家学说被确立为统治思想，“忧世、入世、济世”最终成为中国几千年来士人学子们孜孜以求为之奋斗的人生目标。自此以后，士人情怀代代相承，经久未息。
（二）杜甫家教环境
杜甫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远祖杜预在晋朝时期任征南大将军，而且他还是著名的文史学者。祖父杜审言，乃初唐著名诗人，与沈俭期、宋之问齐名，曾任迁膳部员外郎，有三十卷文集传世。父亲杜闲，曾任奉天县令。据考证，杜甫青少年时期家境优越，自幼就熟读儒家经典典籍，家族中的人也多笃行仁义、践行德行的义士。由于从小的耳濡目染，杜甫年少时期就树立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理想，他也用自己一生的行为实践和诗歌创作，对儒家忧国忧民的入世情怀做了独特的继承和发扬。
二、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不如意对杜甫浓郁家国情怀的形成有巨大反促进作用
（一）壮志难酬
唐玄宗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20岁的杜甫开始游历名山大川，5年后回到洛阳参加科举考试，落榜后继续漫游生涯，流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绝世名句。天宝六年（公元747年），36岁的杜甫再次参加在长安举行的应试，但由于宰相李林甫“野无遗贤”的闹剧再次落选。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冬，杜甫向玄宗献赋，终得玄宗赏识，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迟迟未被分配到官职，此时杜甫已入不惑之年。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朝廷授予他一个小官职——“河西尉”，杜甫拒辞未受。不久被改任右卫军率府胄曹参军，迫于生计，杜甫只得无奈地接受了这个所学无用的小官职。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开始了流亡生活，并想方设法投奔了肃宗，中途被叛军所俘虏，历经曲折后终被肃宗封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却又很接近皇上的职位。但仅过一个月，他因上疏直谏，触怒了肃宗被贬华州。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杜甫弃官西行，几经辗转来到成都生活了近十年，充任过剑南节度使表奏的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职等不甚重要之职。纵观杜甫一生，其在政治上是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的，在生活上是接触民间疾苦比较多、感触比较深的。
（二）流离漂泊
杜甫虽生于书香门第，但到了他这一代已开始家道中落。杜甫先后安家于长安、奉先、鄜州、华州、成都等地，有时自己与妻儿还分居两地。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杜甫回奉先省亲，发现小儿子被活活饿死。在成都的近十年还算稳定，但也长期居住在简陋的茅草屋里（杜甫草堂）。大历三年（公元768年），由于政见不合，57岁的杜甫还是离开了成都，继续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最后在公元 770年病逝。中晚年的杜甫，可谓流离失所、潦倒穷困。这种近乎悲惨的人生遭遇、炼狱式的生活经历，使杜甫的家国情怀更显浓郁，更添一层悲壮色彩，也更体现杜甫“推己及人”“苦身利人”情怀之伟大。以《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为例，诗为杜甫五十岁时所作。诗人不顾自己屋破、雨漏、被湿、身冻，却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千古宏愿，这是何等的悲悯情感和仁者情怀！
三、安史之乱前后大唐的盛衰变化对杜甫浓郁家国情怀的形成有巨大激发作用
（一）战乱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在安史之乱爆发前，杜甫回奉先省亲，途经骊山，结合客居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下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此诗集中展现了诗人忧国忧民、忠君念家、怀才不遇等思想情感。诗中有两句道出了王朝统治的隐忧：“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卫霍”当然是借指外戚。这两句是说皇宫内的金盘宝器都已转移到国舅家的厅堂。当时玄宗滥用外戚、奸臣，荒淫腐败。杜甫心忧玄宗昏庸，借诗言志。诚然，玄宗早期励精图治，使大唐走上顶峰;后期统治则愈趋腐败，上层人士极尽骄奢淫逸，底层百姓则民不聊生、水深火热，以致杜甫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形象揭示社會贫富差距的千古名言。很快，安史叛军的鼙鼓便在渔阳敲响。所以，安史之乱的发生是有先兆的。千载以后再读杜甫的诗歌，我们发现，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先兆，并道出了自己的醒世之言，发出了自己的忧世之呼。只可惜当时他所“言”、所“呼”终得不到采纳。
（二）战乱后“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杜甫曾以诗描写过盛唐的美好画卷：“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但是，安史之乱把这一切瞬间化为灰烬。安史之乱后，杜甫写了很多关于战乱及战乱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的诗篇，《春望》便是其中代表之一。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夏，叛军攻破潼关，玄宗出逃入蜀，长安也随之陷落。杜甫听闻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旋即前往投奔，途中不幸被抓并带回长安。翌年三月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已在长安呆了八、九个月。诗人目睹战火中的大唐王朝，想到百姓和自己流离失所的生活，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春望》，真实而动人地记录下了长安城的场景。首句“破”“深”二字生动勾勒出战乱后长安城的破败凄凉景象。“溅”“惊”二字极为传神，强烈诉说着诗人的忧国之痛、离家之恨。“万金”一词写出了家书的珍贵、对亲人的思念。最后两句，暗示作者本就白发稀疏，又因触景生情、伤心流泪而不停“搔”头，以致连簪子都快插不上了。而事实上这一年，杜甫才46岁。这足见安史之乱后家国的满目疮痍、百姓的家破人亡，对杜甫的触动、打击之大。然而杜甫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局限于个人的困苦而伤春悲秋，而是上升到整个江山社稷的高度，展现了内心深处对国家灾难、苍生幸福的深广忧思。
概而述之，杜甫自幼耳濡目染所受的儒家教育奠定了其忧国忧民之底色，而其个人身世之沉浮、大唐王朝之兴衰则进一步点燃、加深了内藏于心的家国情怀，擦亮了这层底色，使之更加光彩熠熠、辉耀千古！
参考文献：
[1]孔曼.范仲俺及其同时代士人的忧世思想分析[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4，（5）：74.
[2]闻一多.唐诗杂论[M].长沙：岳麓书社，2009.
[3]唐萌.从气象到情致：安史之乱期间杜诗风貌转变[J].北方论丛，2016，（1）：31.
[4]黄彻.巩溪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5]张敏.千古诗圣爱国情[J].语言教学通讯，2011，（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