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的历史，积淀了深厚的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的文化传承，养育了健全的民族品格。我们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作为文化的载体、文化传播重要渠道的文学，在任何一个关键时刻，都给人以希望和勇气，重塑着民族的精神，使得中华民族的血脉长存不衰。可以说，没有文学，就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文化继承，一个没有或忽略了文学的民族只能是无根的。正是因为文化语文学的存在，才使人们的精神、才智得到充分发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得以健康交流，也才有了健全人格的高扬。因此，文学教学应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浸染也是语文教学应有之义。自古以来，文学的教化功能都极为先贤所重视。韩愈曾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里的“传道”，明显有对文化传承、传播的含义，其重要性超过了能力的培养、学问的积累。孔子说的更为直截了当：“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論语·阳货》）
　　语文的功能，一直都是困扰语文教育工作者的难题，这从语文名称的变迁就可以看出。“国语”强调的是语文的工具性，淡化语文的文学性和文化性，“国文”则相反，突出的只是语文的文学性和文化性。“语文”概念的最终确立，一方面肯定语文的工具性，另一方面也突出了语文的文学性，从而还语文以真正全面的定义。语文，表征为各种语言现象，而各种语言现象背后，是浓郁的文学情趣和厚积的文化底蕴。为此，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语文具有重要的审美教育功能，高中语文课程应关注学生情感的发展，让学生受到美的熏陶，培养自觉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美情趣，培养审美感知和创造美的能力。”并把“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文化现象的分析，积极参与先进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作为新课标实施的一个重要目标。笔者有幸，教授过自一九九六年以来的高中各种版本的教材，并直接参与一九九七年开始的新教材试验，见证了教材改革的全过程。对比发现：新教材较之于老教材，编排更为科学合理，选文更注重文学和文化性；新标准较之于旧大纲，更强调学生情商的培养，尤其突出了语文课的文化性。这种变化，说明了在新课程标准下，语文教育所要承担的使命。
　　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教学理念，语文教学过程注重语文的工具性而忽视了语文的人文性，对语文文本中包孕的文化内涵涉及甚少或者几乎不涉及。特别是应试教育（或者干脆说高考）思想的指导之下，高中语文教学成了透析各种语言现象的过程，听说读写各个环节，无不围绕语言进行操作。于是，入选教材的文章，不论有多优美、多深厚的文化底蕴，统统成了语言的解剖标本──老师条分缕析详加讲解，学生兼收并蓄逐一复制。至于所谓的探究性学习，也只能是粉面敷金图个好看罢了。曾经听过一位老师的示范课，讲授苏轼的《前赤壁赋》。这节课如果从文言的角度看，可以说无懈可击，考点所及各各到位，然而，大多数听课老师都觉得索然，课堂气氛也显得沉闷。作为一篇美文，被当成了纯粹的文言文讲解，而不是引导学生去品鉴文中营造的幽美意境，体味作者微妙而复杂的感情，鉴赏优美而雅致的语言，也不指导学生去探究儒道两种文化在作者身上冲突所产生的心理和审美追求的变化等等，又怎能激起学生的共鸣，生成审美欲望呢？我们不能说这堂课不成功，因为，在现行高考模式下，它确实能满足学生对于文言知识的需求。但是，很显然，如果按新课标的要求，这节课又是不成功的。这种语文的文化性与应试需要之间的矛盾，往往使教学无所适从，其结果只能是：教师疲惫，学生乏味，彼此心力交瘁。笔者曾对这样的语文教学作了一个很粗俗的比喻──杀宠物猪卖肉。把一篇情文并茂的文章，为了考试的需要，精细地分解成肥、瘦、骨、肝、肠等，（尽管那是极不情愿的）分门别类让学生领了去，（那也是极不情愿的）而其中的教与学的情趣，审美和文化的熏陶，却是荡然无存了。不难想象，在这种模式之下的教师、学生对待语文的激情之低，这种模式背离语文与生俱来的文化特质之远了。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五千年的发展，创造了无数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而其中最为璀璨的明珠之一的汉字，本身就是一种极为丰富的文化现象，无论是字形还是字义，都表现了古人文化创造的智慧和能力。至于以汉字为载体的词语、典故、古今文学和文化典籍，更体现了这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语文教学的目的不止在于教会学生能够娴熟运用语言这个工具，还在于传播文中所承载的“道”，即文化。在古代，语文教育一直和经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结合在一起，“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礼记·王制》)。这种文化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伦理教育融合的教育体系实际上突出的就是对学生的人文、人格教育。孔子则是这种教育思想的倡导者和躬行者，他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而对于不重视人格教育的现象则表现了深深忧虑：“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厚乎德行，辨乎言行，博乎道术。”（《墨子·尚贤》）在古代人治重于法治的背景下，这种教育理念对于人们集体道德、公共价值取向、社会伦理秩序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诚然，如今我们的语文所传之“道”不再像古人那样狭窄，而是要让学生在阅读优秀作品中，品味语言，感受思想、艺术魅力，发展想象力和审美力；体味大自然和人生的多姿多彩，激发珍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感情；感受艺术和生活中的美，提升审美境界；通过阅读和鉴赏，深化热爱祖国语文的感情，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陶冶性情，追求高尚，提高道德修养。但是，语文教育的文化渗透，古今却是一致的。
　　高中语文教材改革，可以说为实现语文由单纯的工具性向工具性、文化性迈进作出了重要的探索。始于一九九七年的高中语文教材改革，打破了旧有教材的编排体系，从试验到修订，从选修到必修，始终有一条明显的主线贯穿其间，那就是文本选择和编撰都注重了文化性和审美性。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份额的增加，体现对古典文化的认同和回归；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选录，体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外国文学作品的编辑，体现文化的差异和借鉴；科技、政（文）论文则体现文化的多样性和博大精深。而《语文读本》虽是课堂延伸的辅助读物，但其思想性、艺术性、文化性的高度统一，更是对学生思想情操、审美趣味、文化陶冶方面起到了良好引导作用。作为教改的参与者和实践者，语文教师应在教学中增加语文课的思想内蕴和文化含量，突出语文课的思想和文化特质，使表层的语言形式与思想文化内核共同绽放美丽花朵，展现诗意的审美品格。给学生一个支点，使之心仪人文关怀，涵泳文化底蕴，构建文化品格，形成基于深厚思想文化的真正意义上的语文能力。这是新课程标准赋予语文教师的职责。
　　客观地说，早在新课标实施之前，语文教学和语文评价中所存在的弊端就已被认识，不少有识之士为改革这些弊端呼吁奔走，以倡导先进的教学理念。如于漪、宁鸿彬、魏书生、洪镇涛等，他们站在最前沿，从语文教学的实践入手筚路蓝缕，砥砺以求，使语文教改有了历史性的突破。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那些改革阻力重重，步履维艰，并未成为社会的实际共识，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语文的教学现状。对此，我认为，关键在于语文的素质教育没有被真正实行，语文教育只重知识或技能（也即看重高考成绩），没有发掘语文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语文教育是一个开发心智、塑造人格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便是──文化。
　　语文是文化之树结出的语言之果，文化是语文诗意的栖息。展望未来，语文课文化品质教育是世界语文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发展，防止语文教育的失衡和异化，这是语文教育改革的共同课题，也是未来语文教育的目标。欧美的教育发达国家，他们的语文教育非常重视对学生人文情怀的培养、人格的陶冶，重视学生个性的发展；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一些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东南亚国家，他们既重视培养学生对本国文化的认同、自豪和归宿感，又用儒家文化中的积极部分来教化学生。作为一个有渊远文化的国家，我们的语文教育没有理由不让学生沐浴传统文化的甘霖；作为一个正在走向世界的国家，我们的语文教育没有理由不让学生以开放、宽博、勇敢的心态去面对文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一句话，语文教育就是要培养真正的“文化人”。
　　当然，语文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仅靠某个机构或者语文教师是不够的，还需要全社会的共识和支持，尤其需要教育体制的改革。只有切实推行素质教育，建立健全相应的教育机制，确立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才能确保教改改而有效
　　（作者单位：341600江西省信丰县第五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