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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物价方面的最新数据和央行副行长易纲有关从紧货币政策的坚定表态将各界的焦点重新集中到通胀压力上。
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滞胀一词出现的频率正在迅速蹿升。不过，侧重点有微妙差异：就目前形势而言，对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大于通胀风险;而对中国，通胀的风险更甚于经济衰退的风险。这意味着，为了防止未必一定出现的经济增速回落，而放松紧缩调控是得不偿失的。有关应灵活考量从紧货币政策的呼声将暂时不会得到其想要的效果。
那么，对今年的通胀形势到底应有一个怎样的判断？笔者认为，情况喜忧参半。好消息是，除第一季度外，全年的通胀率不会有一个加速上升态势；但坏消息是，即便是下半年经济增速有所回落，通胀压力可能不会在今年结束，这意味着要想在短期内把通胀率降下来也是不现实的。
判断通胀形势的前提是找到一个合适的分析框架。综合来看，目前大致有以下几种通胀视角。
其一是供给面冲击型通胀。这在国际国内两个方面都有体现。国际方面，石油和农产品价格的持续高攀对国内物价的稳定肯定有影响，让人产生联想的是，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是造成发达国家滞胀的重要原因。不过，更多的关注来自国内。恶劣天气在短期急剧减少了农副食品的有效供给，并将造成一季度CPI的暴涨。然而，冰雪天气不会改变通胀的基本走势。笔者曾撰文指出，从宏观调控的角度，不应对短期物价异常上涨反应过度。
其二是成本推动型通胀。当肉价上升时，不少观点认为饮料价格的上涨是主因。在今年1月份PPI和CPI双双创下新高之后，成本推高物价的担忧进一步加剧，并认为长期以来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向下游传递的通道开始真正打开，笔者不赞成简单将物价上涨归结为成本的上升。成本又因何上涨呢？目前，我们找不到原材料供给显著下降的证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说，成本推不动通货膨胀。
其三是需求拉上型通胀，与以上两种视角相比，这个理论具有更多现实意义。不过，我们应该进一步分析总需求的构成部分在通胀压力上升中的具体作用。这里的一个判断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通胀压为主要来自于，在投资和出口未有明显下降的背景下，消费需求开始企稳。在宏观经济中，消费通常是一个较为平滑的数据，消费一旦启动，将会带来一个较长时间的影响。这基于以下几个判断。
首先，总需求中的投资部分没有在此轮通胀中发挥主导作用。200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24.8%，比2006年略高，但低于2003、2004和2005三年的平均水平，从相对贡献上来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七年来首次低于消费的贡献度。这在我国历次通胀周期中是不多见的，此前，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是推动通胀的最为活跃的因素。
其次，净出口规模有所调整，但对总需求影响有限。2007年我国贸易顺差规模仍很大，但增速有明显下降，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是，出口增速意外强劲，显示出在危机衰退深化背景下，出口商品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绝对金额已出现逐月下降的态势。笔者也曾分析指出，在过去的高速增长中，出口的重要性被夸大了；同样，在未来的景气周期中，出口也不可能扮演主导角色。
最后，消费的启动将具有重要而持久的意义。去年，消费对GDP的贡献近年来首超投资，贡献了4.4个百分点。消费在第四季度的表现尤为抢眼。世界银行最近的《中国经济季度》表明，在去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中，净出口仅仅贡献了0.4个百分点，然而同期GDP增长只出现微弱下降。原因是，更为强劲的国内需求贡献了高达10.8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
消费的启动有着深厚的背景，而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是中国经济结构变迁和近年来各项政策的结果。几十年来，中国沿海地区农民工收入几乎未曾变动，而中国资源性和农产品的价格也一直处于压抑状态，这种状态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的背景下，已经变得不可维持。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会有一个不断提升趋势，并将刺激消费的繁荣。应该注意到，低收入阶层收入的提高是食品等基本商品价格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增加是我们今年政策所极力促成的一个结果。另外，资源品价格的走高也符合国家产业的导向，提高资源的使用价格也是提倡节约型经济的题中之意。
在上述三个视角之外，很多人注意到了货币发行机制对物价的影响，认为为维持汇率基本稳定，外汇占款的增加导致了输入型流动性过剩，并带来通胀压力。固然，通货膨胀总能找到货币供给增加的原因。但是否能完全归结为当前的货币发行机制还值得仔细考量。简单的数据分析发现，外汇占款的增加几乎全部被央行在公开市场上的操作所冲销，国内存量流动性的活跃化才是流动性过剩的深层根源。
当前可供选择的政策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货币政策应坚定其反通胀的立场，稳定公众通胀预期。如上分析表明，通货膨胀压力不会在短期减退，控制温和通胀的有效方法是，明确而坚定地实行紧缩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应当具备连贯性，透明性和可预期性。符合此条件的货币政策将能在更小经济紧缩成本下达到控制通胀的目标。否则，一旦通胀加速恶化，再采取“冷火鸡”式的紧缩政策将对经济增长带来极高的成本。
其次，应适时管理总需求的结构。消费启动的势头很可能会持续下去。这是一个合意的变化，我们不能为控制通胀而压制消费。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必要的措施是进一步控制投资的规模和增速。这同样依赖从紧货币政策的贯彻落实。此外，其他有保有压的产业政策也应适度发力。
最后，为应对紧缩可能造成的经济衰退风险，一个建议是在坚定执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同时，将稳健的财政政策赋予更为积极的内涵，尤其是可以加大公共性财政支出的力度。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紧货币和松财政的搭配有助于在控制物价的同时，保证经济增长的软着陆。现实地看，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物价的高走，我国的财政积累起了庞大的规模。2007国家财政收入同比增长超过30%，这客观上有助于抑制经济过热和物价上涨压力。但在很大程度上增税并不是有意为之的结果。
尤为重要的是，财政支出应加快向公共财政的方向转型。吃饭财政和面子财政应该转变成教育财政、医疗财政和支农财政等。并且，按照十七大报告的要求，要促进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化，也需要加大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的公共财政支出规模。
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在经济增长峰值过后有所作为。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滞胀一词出现的频率正在迅速蹿升。不过，侧重点有微妙差异：就目前形势而言，对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大于通胀风险;而对中国，通胀的风险更甚于经济衰退的风险。这意味着，为了防止未必一定出现的经济增速回落，而放松紧缩调控是得不偿失的。有关应灵活考量从紧货币政策的呼声将暂时不会得到其想要的效果。
那么，对今年的通胀形势到底应有一个怎样的判断？笔者认为，情况喜忧参半。好消息是，除第一季度外，全年的通胀率不会有一个加速上升态势；但坏消息是，即便是下半年经济增速有所回落，通胀压力可能不会在今年结束，这意味着要想在短期内把通胀率降下来也是不现实的。
判断通胀形势的前提是找到一个合适的分析框架。综合来看，目前大致有以下几种通胀视角。
其一是供给面冲击型通胀。这在国际国内两个方面都有体现。国际方面，石油和农产品价格的持续高攀对国内物价的稳定肯定有影响，让人产生联想的是，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是造成发达国家滞胀的重要原因。不过，更多的关注来自国内。恶劣天气在短期急剧减少了农副食品的有效供给，并将造成一季度CPI的暴涨。然而，冰雪天气不会改变通胀的基本走势。笔者曾撰文指出，从宏观调控的角度，不应对短期物价异常上涨反应过度。
其二是成本推动型通胀。当肉价上升时，不少观点认为饮料价格的上涨是主因。在今年1月份PPI和CPI双双创下新高之后，成本推高物价的担忧进一步加剧，并认为长期以来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向下游传递的通道开始真正打开，笔者不赞成简单将物价上涨归结为成本的上升。成本又因何上涨呢？目前，我们找不到原材料供给显著下降的证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说，成本推不动通货膨胀。
其三是需求拉上型通胀，与以上两种视角相比，这个理论具有更多现实意义。不过，我们应该进一步分析总需求的构成部分在通胀压力上升中的具体作用。这里的一个判断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通胀压为主要来自于，在投资和出口未有明显下降的背景下，消费需求开始企稳。在宏观经济中，消费通常是一个较为平滑的数据，消费一旦启动，将会带来一个较长时间的影响。这基于以下几个判断。
首先，总需求中的投资部分没有在此轮通胀中发挥主导作用。200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24.8%，比2006年略高，但低于2003、2004和2005三年的平均水平，从相对贡献上来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七年来首次低于消费的贡献度。这在我国历次通胀周期中是不多见的，此前，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是推动通胀的最为活跃的因素。
其次，净出口规模有所调整，但对总需求影响有限。2007年我国贸易顺差规模仍很大，但增速有明显下降，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是，出口增速意外强劲，显示出在危机衰退深化背景下，出口商品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绝对金额已出现逐月下降的态势。笔者也曾分析指出，在过去的高速增长中，出口的重要性被夸大了；同样，在未来的景气周期中，出口也不可能扮演主导角色。
最后，消费的启动将具有重要而持久的意义。去年，消费对GDP的贡献近年来首超投资，贡献了4.4个百分点。消费在第四季度的表现尤为抢眼。世界银行最近的《中国经济季度》表明，在去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中，净出口仅仅贡献了0.4个百分点，然而同期GDP增长只出现微弱下降。原因是，更为强劲的国内需求贡献了高达10.8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
消费的启动有着深厚的背景，而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是中国经济结构变迁和近年来各项政策的结果。几十年来，中国沿海地区农民工收入几乎未曾变动，而中国资源性和农产品的价格也一直处于压抑状态，这种状态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的背景下，已经变得不可维持。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会有一个不断提升趋势，并将刺激消费的繁荣。应该注意到，低收入阶层收入的提高是食品等基本商品价格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增加是我们今年政策所极力促成的一个结果。另外，资源品价格的走高也符合国家产业的导向，提高资源的使用价格也是提倡节约型经济的题中之意。
在上述三个视角之外，很多人注意到了货币发行机制对物价的影响，认为为维持汇率基本稳定，外汇占款的增加导致了输入型流动性过剩，并带来通胀压力。固然，通货膨胀总能找到货币供给增加的原因。但是否能完全归结为当前的货币发行机制还值得仔细考量。简单的数据分析发现，外汇占款的增加几乎全部被央行在公开市场上的操作所冲销，国内存量流动性的活跃化才是流动性过剩的深层根源。
当前可供选择的政策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货币政策应坚定其反通胀的立场，稳定公众通胀预期。如上分析表明，通货膨胀压力不会在短期减退，控制温和通胀的有效方法是，明确而坚定地实行紧缩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应当具备连贯性，透明性和可预期性。符合此条件的货币政策将能在更小经济紧缩成本下达到控制通胀的目标。否则，一旦通胀加速恶化，再采取“冷火鸡”式的紧缩政策将对经济增长带来极高的成本。
其次，应适时管理总需求的结构。消费启动的势头很可能会持续下去。这是一个合意的变化，我们不能为控制通胀而压制消费。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必要的措施是进一步控制投资的规模和增速。这同样依赖从紧货币政策的贯彻落实。此外，其他有保有压的产业政策也应适度发力。
最后，为应对紧缩可能造成的经济衰退风险，一个建议是在坚定执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同时，将稳健的财政政策赋予更为积极的内涵，尤其是可以加大公共性财政支出的力度。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紧货币和松财政的搭配有助于在控制物价的同时，保证经济增长的软着陆。现实地看，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物价的高走，我国的财政积累起了庞大的规模。2007国家财政收入同比增长超过30%，这客观上有助于抑制经济过热和物价上涨压力。但在很大程度上增税并不是有意为之的结果。
尤为重要的是，财政支出应加快向公共财政的方向转型。吃饭财政和面子财政应该转变成教育财政、医疗财政和支农财政等。并且，按照十七大报告的要求，要促进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化，也需要加大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的公共财政支出规模。
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在经济增长峰值过后有所作为。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