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全国人民都不太富裕。我家费了两年的劲攒了两百多块钱,结果让我跟同学摔跤的时候,一个“大别子”给“别”没了。那是全家人省吃俭用准备买缝纫机的钱。因为我的一个“大别子”,钱全都给同学看病用了,而且一分钱都没剩下。为了这个价值昂贵的“大别子”,我爸怎么想怎么生气,怎么想怎么心疼,手里拎着一个笤帚疙瘩就追我。我爸追着打我让我百分之二百地委屈,主要问题是这个事儿它不怨我。
　　同学跟我摔跤的时候,他抓“死把”,自己已经倒地上了可还是不撒手,直到把我也拽倒为止。结果我倒下的时候,胳膊肘不小心压在了他的身上。大夫说我把他的锁骨压骨裂了。为了这台缝纫机,我爸不管青红皂白,把我撵得满街跑,丢人现眼不说,还显得我特别没理,那天,我断定——我爸肯定不是亲的!
　　那个时代流行写标语。我在学校捡了一根粉笔头,在胡同里找了个僻静的墙角,义愤填膺地准备写标语。我最开始想写“打倒范承业!”转念一想,这样写容易暴露目标,灵机一动,我在墙上奋笔疾书:打倒我爸!
　　我爸一如既往地上班下班,对反动标语无动于衷。没有成果我是绝不甘心的,一计不成我就琢磨第二个计策。离我家不远有一个皮鞋厂。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展游击战的好地方,于是我选了一个傍晚的时候,悄悄地溜进了这家皮鞋厂的仓库,幸灾乐祸地期待着“第二次革命”的成功。
　　正是深秋季节,东北的深秋已经很冷了,没多久我就冻得浑身发抖。成功的前提在于坚持,我在仓库里找了一根草绳子,把草绳子系在腰上,那造型跟街上赶大车的车老板差不多。虽然已经是全副武装了,但是寒冷还是难以抵挡……
　　为了对战局的情况了如指掌,我悄悄地跑回家去,从后窗户向屋里看。
　　屋里空落落地只有我妈一个人,我看见她坐在炕上正抹眼泪。我爸、我哥还有我姐都没在屋,估计是找我去了。看来,情况比较理想,为了更加理想,我原路返回了。我独自走在铁道下面的枕木上。忽然,我看见一个黑影向我走来,这个人可能是我爸,想到这儿我撒腿想跑,对方问了一句话,我一下子站住了。
　　“是小伟不?”
　　那是地地道道的爸爸的声音,我犹豫了一下,说:“是。”我爸没吭声,却“哇”地哭了出来。我长到11岁,没听见爸爸这样哭过,接着我也哭了,很奇怪,我心里顿时浮出一阵温暖:这人不是后爸,确实是我亲爸……
　　长大以后,每逢大事儿总喜欢跟我爸唠扯唠扯。记得,我连续上了几年春节晚会之后,所创造的角色渐渐有了一些特色,人物不再简单化、符号化了,心里挺高兴的。就是这个时候,我接到了何老师写的小品《拜年》。拿到本子的时候,我发现乡长这个人物比较单薄,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词,就想跟何老师商量一下,能不能再争取几句词。这时候,我爸爸看了剧本,他说:“别在词上争了,词少肯定有词少的道理,还是排练的时候把人物演好吧。”接下来他给我讲了他们单位分鱼的事儿。他说:他们工会一共十几个人,年底分鱼不像分别的,分别的容易平均,分鱼有大有小,每到这时候,他都让别人先去挑,结果,剩下的往往不是最小的那一条。
　　我爸说:“你做事儿先让别人舒服,结果你也挺舒服……”
　　老实说,当时我对我爸的话不太理解,后来,经历了一些事儿,看了一些书,我才忽然发现,我爸的话里竟有点老子的味道……
　　啊!后爸!亲爸!我的老子爸!
　　马树强摘自《中国青年》 编辑/叶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