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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内关于近代报刊的研究由来已久，且多从其文本内容方面出发。《时务报》是近代国人自办的第一份报纸，是中国近代报刊的代表。本文对2 006-2017年《时务报》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发现这一时期近代报刊的研究不仅注重报刊的文本内容和经营管理本身，更深入挖掘了其背后反映的历史文化和当时的社会传播状况，超越了文本层面的探究。对《时务报》的研究丰富了近代报刊研究成果，但存在缺乏对政论文章本身和外文报译的内容分析（包括内容题材和风格）和传播效果分析等研究空白点和可拓展的空间。
关键词：《时务报》;内容;发行;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3-0099-03
《时务报》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人于1896年创办，后因多方介入及报刊内部纷争而衰落，1898年停刊，共出69期，是维新变法时期维新派的重要宣传阵地。其内容多为外文译文和政论，促进了当时启蒙思想的传播，对维新变法和晚清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时务报》的相关研究成果丰硕，2006年，学者方慧琪曾对此前的研究文献做了综述，从内容、创办者和传播效果等方面对研究成果进行了详尽归纳。十余年来，有关《时务报》研究的文献数量持续增加，分析视角和研究方法也更加多样。2006-2017年期间发表的《时务报》研究相关的论文显示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新方向，是新时期我国近代报刊研究的缩影。
一、《时务报》研究现状
2006-2017年发表的关于《时务报》的研究成果中，除了涉及文本内容研究包含题材和体裁，更多地集中在报刊经营、社会影响、历史文化等视角，其中报刊经营研究涉及创办与人物、经营与发行等方面;社会传播研究包含公共领域、官方话语、传播效果等方面;历史文化研究包含派系纷争、历史意义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涉及文本分析法、比较分析法、跨学科研究等方法。
二、《时务报》的文本内容研究
《时务报》的内容多为外文译文和政论文。2006-2017年关于《时务报》的文本内容研究主要集中在题材和体裁两方面，题材方面主要是静态的研究，就某一具体题材进行分析;体裁方面的研究为动态的变化过程，多讨论风格变化或两个不同的报刊风格对比。
（一）内容题材
《时务报》的题材主要是其刊登的外文报译和论说所涉及的领域。通过回溯69期的英文报译，刘震从栏目内容分析了其历史作用。朱京伟从语言学的视角对《时务报》的日文报译进行文本分析，考察了其中所有二字词的日语借用问题，这是跨学科研究的成果。
《时务报》的题材内容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主题。如沈毅就《时务报》经济报道探讨了其报道特点和传播效果。张惠民、姚远认为《时务报》的科技报道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刘震针对《时务报》外文报译中有关胶州湾及胶州湾事件报道进行研究，认为对该事件的介绍为当时的国民认清国际形势和民族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报刊体裁
《时务报》刊登了外文译文中的报刊和文学作品，此外主要是报刊同人的政论。孟丽和卢思虹先后对《时务报》刊登的侦探小说的叙事模式做了研究。前者研究的侧重点基于翻译技巧对西方叙事模式的改变和本国叙事传统的保留，后者认为作者翻译时对原作进行了改变，降低了艺术性，其侧重点在于对西方叙事模式的保留和中国叙事模式的转变。此外，李玲、陈春华则开拓了新视角——以《时务报》为中心分析了维新报刊的“面目体裁”即其形制和体裁特征，认为“报刊的流行与当时书刊生产方式、读者市场和士夫文人凭借能文长才、救国热血、白手创报这三方面的因素有直接的关系。”
2006-2017年发表的关于《时务报》的文本内容研究论题相对广泛，视角新鲜，涉及内容研究的各个领域。然而，在内容研究方面仍然缺乏对政论文章本身的内容题材和外文报译的内容分析。
三、《时务报》的经营管理研究
《时务报》初创时期发行量为4000份，半年后增至7000份，最多时曾达到1.7万份，是当时国人自办报刊中发行数量最大的报纸。2016-2017年关于《时务报》的经营管理研究分为创办、经营和发行三个方面。
（一）创办与人物
《时务报》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创办，关于创办时期的研究多围绕三位报刊同人和其他影响人物展开。王海静。论述了黄遵宪在《时务报》创办时期的新闻思想是探寻救国救民之路。章光伟则以《时务报》的政论文章为中心，论述了戊戌时期汪康年的政治思想。朱至刚则把《时务报》创立时期汪康年和黄遵宪的合作看作是人脉与资金的聚合。
《时务报》创刊时期其他影响人物的研究主要涉及译者古城贞吉，幕后参与者吴氏父子和洋务派官僚张之洞。陈一容认为古城贞吉和其主持的《时务报》“东文报译”栏目对于“传递近代理论与常识，丰富国人西学知识具有不可抹杀的积极作用。”高茂兵、刘伟航提到了未被世人重视的来自四川达县的吴德浦、吴樵父子。这些人物都在《时务报》的创办初期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后来因为意见不同而导致纷争，但他们创办报刊的初衷都是良好的。
（二）经营与发行
经营与发行是近年来关于《时务报》研究的新视角。刘斌提出清末《时务报》的经营是一个市场化、大众化、产业化的过程。江鸿探讨了《时务报》独特的人际发行模式，对报刊发行领域予以关注。孟书强对《时务报》和《国闻报》发行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从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对象、政治环境等方面探讨了两份报纸发行量差距迥异的原因。朱至刚提出了“士林”的人际关系对报刊经营与发行的推动作用。这些成果填补了《时务报》经营与发行研究领域的空白，但相关研究数量鲜见，仍然是今后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领域。
四、《时务报》的社会传播研究
《时务报》从创刊到停刊仅有两年时间，但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关于《时务报》社会传播研究即从社会传播的角度研究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包括近年来关于其形成的公共领域研究、官方话语研究和社会传播效果研究。 （一）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的概念源于哈贝马斯，指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民参与公共事物的机制。最早从公共领域的角度探析《时务报》的学者是潘光哲，他以《时务报》刊载的译稿为对象进行分析。2011年以后，关于《时务报》与公共领域的探讨逐步增加。如李亚菲对比了《时务报》的政论和《申报》的“自由谈”栏目，认为二者都属于国难中报刊公共领域的建构。鲁贻锦更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时务报》带来的新公共领域形成会导致“统治阶层的权力向公众位移，清政府的权力开始摇晃瓦解。”
（二）官方话语
相对应地，关于《时务报》的研究涉及官方话语方面，即从官方政治的角度看待《时务报》，但从该角度切人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方慧琪的有关论文是其中的代表。早期方慧琪以《时务报》为例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报刊中的舆论建构与政治利益集团的关系。后期，方慧琪以史料细读的方式，按照时间顺序和历史记载对《时务报》改官报的始末进行了还原。蒋建国、许高勇等关注到《时务报》与官方话语权的控制问题，认为“官方对《时务报》的管控，体现了清廷对政论报刊的重视与防范。”
（三）传播效果
关于传播效果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少。2011年，刘兴豪从《时务报》的传播技巧和受众心理的角度分析了其风行的原因是迎合了受众救亡图存的心理。郭廉卿除了关注受众和传播技巧，还将传播主体与之并列，共同构成了传播的传受双方的分析，认为《时务报》信源的可信度高，因此具备强大的社会动员力。胡春燕以《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以为典型案例，结合施拉姆的传播学理论分析了梁启超办报思想及传播效果的演变。由于历史性因素，关于近代报刊的传播效果只能通过史料记载进行推测，并不具备实证调查检验的条件，因而此类研究难产成果。
五、《时务报》的历史文化研究
《时务报》在维新变法时期曾掀起文化领域的浪潮，其历史意义和文化意味不容忽视。关于《时务报》历史文化视角的研究文献数量颇丰，包括派系纷争和历史意义等方面。其中，从文化的视角解读《时务报》的派系纷争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多。
（一）派系纷争
《时务报》从诞生到衰落都有各个派系的参与，关于派系纷争的研究既有关注内部纷争也关注内外纷争。关于内部纷争方面的成果有早期马勇的《时务报》内讧研究，认为“《时务报》悲剧是近代中国政治史的一个缩影。”朱至刚从汪康年、梁启超在共事期间逐渐交恶过程分析，认为这是一场“时务报馆同事的纠纷，虽有互助之‘公’，却难立体制之‘公共’。此外，王惠荣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时务报》内讧背后的学派纷争，方慧琪着重剖析了“以洋务派汪康年、维新派梁启超和进步士绅黄遵宪之间的关系。”
有关《时务报》内外纷争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样丰富。阳美燕探讨了张之洞与《时务报》维新派的文化关系，认为其主要是“求大同存大异”的状态。茅海建通过查阅“张之洞档案”等一手资料，揭示了張之洞与《时务报》和《昌言报》之间的内幕，认为“黄遵宪政治地位的盛衰与张之洞甚有关联。”刘兴豪通过史料记载分析认为，《时务报》后期张之洞与维新派走向分裂是必然结果。
（二）历史意义
关于《时务报》的历史意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部分学者对《时务报》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王迎认为《时务报》作为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份杂志，为维新思潮的逐步深入人心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在历史意义研究方面，李玲认为《时务报》中的外文报译“塑造了模式化、理想化的异国君臣形象。作为近代中人西译的成功尝试，体现了维新志士采西学的自主精神和主体价值。”武占江、刘彦莎从传播史的角度论证了《时务报》在中国近代新闻传播史上的转折性意义，认为《时务报》是近代新闻传播史第二个阶段的开始。
六、讨论与反思
2006-2017年关于《时务报》的研究丰富了我国近代报刊的研究成果。除了延续以往近代报刊研究中的文本内容研究外，主要集中在经营管理、社会传播、历史文化方面，体现了新时期近代报刊研究的超越文本的趋势。通过对《时务报》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发现仍然存在空白点和可提升的空间。具体表现为，一是缺乏对政论文章本身和外文报译的内容分析（包括内容题材和风格）和传播效果分析;二是媒介经营视角下的发行研究的相对空白;三是某些论题和视角如内容和历史文化等方面有同质化倾向。
关键词：《时务报》;内容;发行;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3-0099-03
《时务报》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人于1896年创办，后因多方介入及报刊内部纷争而衰落，1898年停刊，共出69期，是维新变法时期维新派的重要宣传阵地。其内容多为外文译文和政论，促进了当时启蒙思想的传播，对维新变法和晚清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时务报》的相关研究成果丰硕，2006年，学者方慧琪曾对此前的研究文献做了综述，从内容、创办者和传播效果等方面对研究成果进行了详尽归纳。十余年来，有关《时务报》研究的文献数量持续增加，分析视角和研究方法也更加多样。2006-2017年期间发表的《时务报》研究相关的论文显示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新方向，是新时期我国近代报刊研究的缩影。
一、《时务报》研究现状
2006-2017年发表的关于《时务报》的研究成果中，除了涉及文本内容研究包含题材和体裁，更多地集中在报刊经营、社会影响、历史文化等视角，其中报刊经营研究涉及创办与人物、经营与发行等方面;社会传播研究包含公共领域、官方话语、传播效果等方面;历史文化研究包含派系纷争、历史意义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涉及文本分析法、比较分析法、跨学科研究等方法。
二、《时务报》的文本内容研究
《时务报》的内容多为外文译文和政论文。2006-2017年关于《时务报》的文本内容研究主要集中在题材和体裁两方面，题材方面主要是静态的研究，就某一具体题材进行分析;体裁方面的研究为动态的变化过程，多讨论风格变化或两个不同的报刊风格对比。
（一）内容题材
《时务报》的题材主要是其刊登的外文报译和论说所涉及的领域。通过回溯69期的英文报译，刘震从栏目内容分析了其历史作用。朱京伟从语言学的视角对《时务报》的日文报译进行文本分析，考察了其中所有二字词的日语借用问题，这是跨学科研究的成果。
《时务报》的题材内容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主题。如沈毅就《时务报》经济报道探讨了其报道特点和传播效果。张惠民、姚远认为《时务报》的科技报道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刘震针对《时务报》外文报译中有关胶州湾及胶州湾事件报道进行研究，认为对该事件的介绍为当时的国民认清国际形势和民族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报刊体裁
《时务报》刊登了外文译文中的报刊和文学作品，此外主要是报刊同人的政论。孟丽和卢思虹先后对《时务报》刊登的侦探小说的叙事模式做了研究。前者研究的侧重点基于翻译技巧对西方叙事模式的改变和本国叙事传统的保留，后者认为作者翻译时对原作进行了改变，降低了艺术性，其侧重点在于对西方叙事模式的保留和中国叙事模式的转变。此外，李玲、陈春华则开拓了新视角——以《时务报》为中心分析了维新报刊的“面目体裁”即其形制和体裁特征，认为“报刊的流行与当时书刊生产方式、读者市场和士夫文人凭借能文长才、救国热血、白手创报这三方面的因素有直接的关系。”
2006-2017年发表的关于《时务报》的文本内容研究论题相对广泛，视角新鲜，涉及内容研究的各个领域。然而，在内容研究方面仍然缺乏对政论文章本身的内容题材和外文报译的内容分析。
三、《时务报》的经营管理研究
《时务报》初创时期发行量为4000份，半年后增至7000份，最多时曾达到1.7万份，是当时国人自办报刊中发行数量最大的报纸。2016-2017年关于《时务报》的经营管理研究分为创办、经营和发行三个方面。
（一）创办与人物
《时务报》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创办，关于创办时期的研究多围绕三位报刊同人和其他影响人物展开。王海静。论述了黄遵宪在《时务报》创办时期的新闻思想是探寻救国救民之路。章光伟则以《时务报》的政论文章为中心，论述了戊戌时期汪康年的政治思想。朱至刚则把《时务报》创立时期汪康年和黄遵宪的合作看作是人脉与资金的聚合。
《时务报》创刊时期其他影响人物的研究主要涉及译者古城贞吉，幕后参与者吴氏父子和洋务派官僚张之洞。陈一容认为古城贞吉和其主持的《时务报》“东文报译”栏目对于“传递近代理论与常识，丰富国人西学知识具有不可抹杀的积极作用。”高茂兵、刘伟航提到了未被世人重视的来自四川达县的吴德浦、吴樵父子。这些人物都在《时务报》的创办初期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后来因为意见不同而导致纷争，但他们创办报刊的初衷都是良好的。
（二）经营与发行
经营与发行是近年来关于《时务报》研究的新视角。刘斌提出清末《时务报》的经营是一个市场化、大众化、产业化的过程。江鸿探讨了《时务报》独特的人际发行模式，对报刊发行领域予以关注。孟书强对《时务报》和《国闻报》发行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从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对象、政治环境等方面探讨了两份报纸发行量差距迥异的原因。朱至刚提出了“士林”的人际关系对报刊经营与发行的推动作用。这些成果填补了《时务报》经营与发行研究领域的空白，但相关研究数量鲜见，仍然是今后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领域。
四、《时务报》的社会传播研究
《时务报》从创刊到停刊仅有两年时间，但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关于《时务报》社会传播研究即从社会传播的角度研究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包括近年来关于其形成的公共领域研究、官方话语研究和社会传播效果研究。 （一）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的概念源于哈贝马斯，指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民参与公共事物的机制。最早从公共领域的角度探析《时务报》的学者是潘光哲，他以《时务报》刊载的译稿为对象进行分析。2011年以后，关于《时务报》与公共领域的探讨逐步增加。如李亚菲对比了《时务报》的政论和《申报》的“自由谈”栏目，认为二者都属于国难中报刊公共领域的建构。鲁贻锦更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时务报》带来的新公共领域形成会导致“统治阶层的权力向公众位移，清政府的权力开始摇晃瓦解。”
（二）官方话语
相对应地，关于《时务报》的研究涉及官方话语方面，即从官方政治的角度看待《时务报》，但从该角度切人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方慧琪的有关论文是其中的代表。早期方慧琪以《时务报》为例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报刊中的舆论建构与政治利益集团的关系。后期，方慧琪以史料细读的方式，按照时间顺序和历史记载对《时务报》改官报的始末进行了还原。蒋建国、许高勇等关注到《时务报》与官方话语权的控制问题，认为“官方对《时务报》的管控，体现了清廷对政论报刊的重视与防范。”
（三）传播效果
关于传播效果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少。2011年，刘兴豪从《时务报》的传播技巧和受众心理的角度分析了其风行的原因是迎合了受众救亡图存的心理。郭廉卿除了关注受众和传播技巧，还将传播主体与之并列，共同构成了传播的传受双方的分析，认为《时务报》信源的可信度高，因此具备强大的社会动员力。胡春燕以《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以为典型案例，结合施拉姆的传播学理论分析了梁启超办报思想及传播效果的演变。由于历史性因素，关于近代报刊的传播效果只能通过史料记载进行推测，并不具备实证调查检验的条件，因而此类研究难产成果。
五、《时务报》的历史文化研究
《时务报》在维新变法时期曾掀起文化领域的浪潮，其历史意义和文化意味不容忽视。关于《时务报》历史文化视角的研究文献数量颇丰，包括派系纷争和历史意义等方面。其中，从文化的视角解读《时务报》的派系纷争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多。
（一）派系纷争
《时务报》从诞生到衰落都有各个派系的参与，关于派系纷争的研究既有关注内部纷争也关注内外纷争。关于内部纷争方面的成果有早期马勇的《时务报》内讧研究，认为“《时务报》悲剧是近代中国政治史的一个缩影。”朱至刚从汪康年、梁启超在共事期间逐渐交恶过程分析，认为这是一场“时务报馆同事的纠纷，虽有互助之‘公’，却难立体制之‘公共’。此外，王惠荣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时务报》内讧背后的学派纷争，方慧琪着重剖析了“以洋务派汪康年、维新派梁启超和进步士绅黄遵宪之间的关系。”
有关《时务报》内外纷争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样丰富。阳美燕探讨了张之洞与《时务报》维新派的文化关系，认为其主要是“求大同存大异”的状态。茅海建通过查阅“张之洞档案”等一手资料，揭示了張之洞与《时务报》和《昌言报》之间的内幕，认为“黄遵宪政治地位的盛衰与张之洞甚有关联。”刘兴豪通过史料记载分析认为，《时务报》后期张之洞与维新派走向分裂是必然结果。
（二）历史意义
关于《时务报》的历史意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部分学者对《时务报》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王迎认为《时务报》作为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份杂志，为维新思潮的逐步深入人心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在历史意义研究方面，李玲认为《时务报》中的外文报译“塑造了模式化、理想化的异国君臣形象。作为近代中人西译的成功尝试，体现了维新志士采西学的自主精神和主体价值。”武占江、刘彦莎从传播史的角度论证了《时务报》在中国近代新闻传播史上的转折性意义，认为《时务报》是近代新闻传播史第二个阶段的开始。
六、讨论与反思
2006-2017年关于《时务报》的研究丰富了我国近代报刊的研究成果。除了延续以往近代报刊研究中的文本内容研究外，主要集中在经营管理、社会传播、历史文化方面，体现了新时期近代报刊研究的超越文本的趋势。通过对《时务报》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发现仍然存在空白点和可提升的空间。具体表现为，一是缺乏对政论文章本身和外文报译的内容分析（包括内容题材和风格）和传播效果分析;二是媒介经营视角下的发行研究的相对空白;三是某些论题和视角如内容和历史文化等方面有同质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