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有人给我送来一部《××文集》，近千个页码，近百元定价，可谓皇皇大部头。作者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如今退下来了。随手翻翻，汇集的多是他任职期间，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稿。
　　而今当过几年主要领导人，又有心积攒讲话稿，准会有几大抽屉，说是讲话稿等身，也绝对不假。问题是这些讲话稿往往套话连篇、语言无味，且并非出自讲话者本人手笔。一些秘书、研究员的职责，就是给领导人写讲话稿。任务重了，时间紧了，还得抽调其他机关人员，组成写作班子，吃住在宾馆，日夜加班赶写。业务性很强的会议，外行说不到点子上，便由业务部门自己起草，打印好，编出号，到时候看有哪些领导人到会，再按照职务大小，分发给他们照念。主要领导人每出席一个会议，总要在会上念一番讲话稿，会议多多，讲话稿还能少得了。说是工作需要，也就是吧。只是这一念，讲话稿就有了归属，不管是谁写的，所有权都归念稿人。报刊发表，得署上他的大名，得按版权法付稿费。如今翻出来编个人文集，心安理得，完全用不着去管当初出自谁手。出版这样的文集，只能说是权力经济，若是讲市场经济，放到书店出售，恐怕一本也卖不出。
　　广西某地区，曾有一个副书记，还没有退下来，就迫不及待整理自己的讲话稿，出了四卷文集，发给下级学习。后来此人犯事了，上级才想到要追究他的文集。一查，好些文稿是抄来的。抄袭不犯罪，但有过，品行不端。将这个过加到他的头上，我觉得还是有点冤。当初，他只是拿着讲话稿，照念了一遍，是不是抄袭，哪里会晓得。再说，又有多少领导人的讲话稿，不是你抄我、我抄你。秘书们，研究员们，天天写，月月写，年年写，那么多的讲话稿，都不抄不套，脑子怎能挤得出来。由此，忙着出文集的领导人，也应该接受一点教训。当初讲话时，那稿子全文照抄，也没有人管，如今拿来出个人文集，就得小心点。
　　我并非说，凡是讲话稿，都不可编入文集。作为一种文体，选进文集是正常的，而且古已有之，关键在于值不值。近日读《古文观止》，忽然发现，其中有的篇章，就是古代官员在大会上的讲话稿。韩愈的《祭鳄鱼文》便是。
　　唐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谏阻宪宗迎佛骨，由刑部侍郎贬到潮州。到任后，他问当地官吏：民众有什么疾苦？许多人说，城西湫水中有鳄魚，食畜还食人。他立即去实地考察，很快召集众人，隆重举行了一场祭鳄仪式。祭鳄是驱鳄的动员大会，他宣读祭文，也就是在动员大会上作讲演。《古文观止》是古代散文的权威选本。韩愈的讲话稿收入其中，当然很值得。一是内容好。作者关注民间疾苦，旨在为民除害，呼出了为民生抗争的强音。这既是史实的记录，又是文学的描绘。祭鳄文以自身的特质，成为一代文宗大卷中的佼佼者，也在文学经典中占据重要地位；二是文体美。自汉以降，祭文繁多，或为着神灵，或为着死者，成了格式化的谀辞（类同今时的悼词）。韩愈将祭文写成了檄文，跌宕起伏，铿锵有力，情感与文采并翅飞扬。这是文体的承接与开创，由此沟通了祭文与檄文。苏轼盛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祭鳄文尽显“起衰”的夺目光彩。
　　通观今时的讲话稿，讲得好的，讲得精彩的，当然有。有的讲话稿在历史文化上的地位，不逊于《祭鳄鱼文》。不过，某些领导人退下后，组织他人给自己编出的那种文集，收入当年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稿，让人实在不敢恭维。首先，那些文字都不是出自本人之手，不是思想的自我表达，不是真实情感的流露。当年由他人捉笔，如今又由他人整理，连这等不敢恭维的文字，他也弄不出来。官升到了高位，似乎思想与文采都有了，其实没有这回事；其次，让别人写，东摘西抄，现象普遍。如今有网络，懒得抄的，点一下“复制”，全都下载了，方便得很。这类从头至尾，充斥着大话、空话、套话、官话、废话的讲话稿，群众在台下奈何听得下去。当年没人愿听的讲话，今日拿来出文集，就会有人愿读吗？
　　晚清末年，封建官僚退下后，附庸风雅的，要办三件事：制一顶轿，讨一个小，刻一部稿。如今有小汽车，轿不用制。小妾不让讨，情人可以找。想找的，在职时就找了，退下来再找，也就晚了。刻一部稿，就是出一部文集。封建官僚的文集，多为诗词及古文，不管质量如何，一般还是自己写的。刻稿的经费，也难动用国库里的银子。比较這一点，是世风向上了，还是向下了？□
　　（作者系著名杂文家）
　　责任编辑：张功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