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华府）筹建时期和组建时期住在平山王子村，时间大约是1948年5月至10月。在王子村期间，两边区政府正式宣布联合办公。同时还按照中共中央和华北局及两边区参议会联席会议的决议，组织筹备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具体工作。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闭幕以后，大会选举产生的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回到王子村举行了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委员选了华府主席、副主席，并任命了各厅、部、行、局、委、院领导人，还举行了隆重的华府成立典礼。此后，华府各部门正式开始工作。除抓紧支前、生产外，还着力搞机关建设，选调干部，充实机构。由于住在王子村的部门多，领导决定华府首脑单位（秘书厅等部门）迁到东冶村。1948年10月下旬，秘书厅部分同志开始向东冶村搬迁（此前华府总务处的扬芬、赵府已在东冶村做了按排）。正在这时，大约10月底，蒋介石、傅作义准备偷袭石家庄和建屏、平山的中央和华北各机关。华府奉命暂时转移。住平山王子村的华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和单位以及住附近各村的单位工作人员，都步行到石太铁路的延丰车站，乘煤车车皮到达阳泉，住了一、两天。11月2日转移到平定城住了几天。在那里曾召开过领导同志见面汇报会。后来得悉东北战场大胜，东北大军即将入关，傅作义偷袭败退收兵，华府首脑单位返回平山，直接进驻东冶村，时间大约是11月上旬。
　　华府到东冶村后，董必武、蓝公武、杨秀峰都分别住在已安排好的农民宅院。对外办公处即秘书厅及会议室，在一个很大的大庙里。此前，该庙好像是村民学习活动的地方。
　　在东冶时期，华府的工作，除继续指导中心任务（支前、生产）等工作外，最集中最用力的抓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全面进行华府的行政、法制建设，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打前战。这是因为董必武主席在华府就职典礼上郑重宣布过：“这个政府是由游击式过渡到正规式的政府，首先要建立一套正规的制度和办法，正规的政府办事就要讲一定的形式，光讲良心和记忆，会把事情办坏的”。董老还解释说：“我们是人民选出来的，我们要向人民负责，人民要找我们办事有制度有纪律，无制度无纪律一定办不好事情。政府规定的一定要遵守，不遵守就要违犯纪律”。
　　按照董老指示，在东冶期间，各部门几乎都将全力集中调研，制定行政规章制度事宜。我记得党组会（扬秀峰主持，我做记录）几乎大部分时间是在审查重要的法令、规章制度。华府在十三个月里，共发布过重要法令、规章文件260多件。其中在东冶仅三个月左右，就制定并发布过80件，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不少是很重要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例如司法部长兼法制委员会主任谢觉哉亲自起草的《华北区村县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选举条例》、《华北区村县人民政权组织条例》就是在东冶村讨论定案的。华北的区域、各级政府编制也是在这一时期规范的。
　　此外，财政、民政、公安、司法、文教等等方面都有新法令出台。
　　第二件大事是为迎接新中国，办了一些永垂史册的伟业，其中最值得提出的是董老和薄一波、杨秀峰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中国统一货币做了一系列细致准备后，按中央指示，董、薄、蓝、杨于1948年12月1日发布了著名的《华北人民政府布告》，宣布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即日起发行人民币。这就是说：华北已为全国胜利做了经济方面的超前准备。周总理说过，我党是带着人民币进京的。华府的这一高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怎么估量也不过分。
　　为迎接新中国，华府还为接收平津等大城市作了具体准备。
　　董必武主席共主持召开过四次政务会议，其中两次是在东冶举行的。11月18日召开的第三次政务会议就是讨论接管大城市，特别是平津两市抽调干部的问题，为培养华北工业建设及职工运动骨干，这次会上还决定成立华北职工学校。
　　在此前后，华府为接收平、津、唐、张、保、并（太原）以及安阳、新乡、大同等城市多次研究安排。
　　为直接接收平津，华府及时组建了财经、政法、文教类的接收班子。当时考虑到中央布署，平津将先于太原解放，故急调原已准备接收太原的一把手黄敬（时任华府党组成员、华北财委副主任、华府公营企业部部长）转去天津。他和原华府秘书厅杨振亚、宋祝勤等人从太原附近回来后，在东冶和杨秀峰等领导人会谈并继续抽调了一些华府干部（如经济学家黄松岭，黄时任华府监察院副院长）集中在东冶附近，然后到达胜芳，待天津解放进驻天津。与此同时，也为接收北平的经济、政治、文教以及公产做了准备。华府财经部部长戎子和奉命组建了北平物资接管工作队伍。北平一宣布解放，他就直奔北平，向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叶剑英报到，开展工作。
　　经过以上大事安排，在12月15日召开的第四次政务会议上，讨论通过整蚀政风、克服无组织无纪律及浪费现象的决议。讨论通过成立华北专门教育委员会、华北文艺工作委员会等决议。
　　另外，在东冶时期，还奉中央之命，花很大力量搞过一次重大政治活动。即以华北人民政府名义专门招待过一次从全国各地来到平山、建屏，准备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高级民主人士。华府副秘书长董越千具体负责，董必武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扬秀峰副主席都出面，席设东冶附近一村子，《人民日报》曾予以报道。当时还有些高级民主人士来的早，未去中央统战部驻地，就住在东冶华府招待所（如李锡九等人）。1949年元旦、春节都是在东冶过的。元旦的时候，全体工作人员集中在村边一个谷场上举行了团拜会。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根据统一安排，分批进京。最先走的是财政部，以后是秘书厅和各部。华府领导人大都是随秘书厅的同志坐大车到石家庄改乘汽车，到高碑店改换火车进京，中途在保定住一晚，我记忆很深，因为人多，吃住难以解决，有的就在保定那个大衙门（后来的河北省府驻地）地上坐了一夜，食水未进。
　　东冶是华府入城前的住地，在离开时还留下一个华府留守处，由杨芳等同志负责处理遗留问题。他们一直到任务完成后，1949年5、6月份才回到华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