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学家的主流看法是强制性的最低工资（Minimum Wage）令失业率上升。他们的推理很简单，政府立法强迫资方付给员工薪金的最低限额，资方必会把生产力达不到预期水准的员工解雇，造成更多非技术工人失业。如果工资由市场决定，即由老板量才付酬，失业情况便不致恶化。
　　 上述这种解释——其实是假设——言之成理，亦是长期以来保守经济学界反对政府订定最低工资水平的理由。可是，这一理论为普林斯顿大学两名所谓“学术破坏者”（Academic Luddites）——经济学教授卡德和克鲁格所推翻。两人把经年的实证研究撰成《计量和迷思——最低工资的新经济学》一书，其中有相当篇幅谈论最低工资问题。他们调查新泽西州400余家快餐店，得出的结论是，最低工资由每小时4.25元增加到5.05元后，餐厅的雇员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平均每家增聘2.5个工人。
　　 为什么有这种“反常”现象？作者的答案是，快餐店通常会故意少请人手，有两三个空缺（这是何以我们经常看到快餐店贴招纸招工的原因），因为不少人认为快餐店提出的薪金太低，诱因不足，宁可呆在家里亦不愿工作——因为可领政府津贴，有失业救援的地区，这种情况特别严重。当有了最低工资法例后，资方只有依法把工资水平提高，工作诱因提升了，待业者纷纷外出找工作，结果是实施事实上比较高的所谓最低工资后，就业人数反而上升。
　　 卡德和克鲁格这本书还打破不少“传统智慧”，比如政府规定资方对劳方提供医疗保健等名目繁多的福利，以保证工人不会受资本家剥削及退休后基本生活无问题。两位学者对美国货车业研究后发现，支付这些福利的，是劳方而非资方！因为实证研究显示，当福利费用上升时，薪金增幅较低，那些福利较佳的州份的货车司机薪金升幅，较那些福利较差的州份的低。
　　 笔者今天重提“旧事”，是因为进入大选期——美国的總统大选和香港立法会议员选举——有关最低工资的议论又甚嚣尘上。政客为讨好低收入阶层，争取他们的一票，便提出提高最低工资限额或主张为最低工资立法。根据卡德和克鲁格的研究，我们知道，落实最低工资不会令失业情况恶化，但不等于说这种出自行政命令而非市场定价的工资制度值得推行。
　　在福利社会，政府对需要帮助的失业者、退休老人、灾民、鳏寡孤独或底层社会人士的救济、津贴，有两项优点。其一是等于由全体人民负担（不必纳直接税的人亦要交间接税，因此真是人人有份）；其二是政客因此不敢滥用这类拨款，因为资金既然来自税金，他们便要对全民负责，在高透明度和传媒发达的社会，官员和政客不得不公正公平处事。可是，最低工资的重担却落在少数人身上，他们便是支付最低工资雇请员工的资本家（小店主小股东都是资本家）。笔者说“重担”是“少数怕长计”，一家有10名领取比原来日薪高10元的最低工资的职员的商业机构，以每年300个工作日计，每年的额外支出便达6万元，这笔钱多寡姑且勿论，它等于变相的加税，则为不争的事实。但鼓吹设立最低工资的政客矢口否认他们主张加税！
　　 当然，有人以为资方可把这些额外开支以加价或加费的形式转嫁给消费者，后者又是纳税人，如此这般，最低工资便由全民承担。这种假设似乎有点脱离现实，因为提高价格不是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所能心想事成的，在这种情形下，资方会怎样做？
　　 著名经济学家屠洛克（Gordon Tullock）早年评论最低工资时主张，在有助于提高生产力的设备上投资，借增加产出的收益抵消加薪的损耗。笔者当年深然斯说，现在则认为值得商榷了。首先，生产力提高意味着可少用工人，资方一面添置机器、电脑，一面必酌量解雇员工，这岂非等同最低工资令失业情况恶化？其次，资方不能抗拒政府法令，但他们有机会“关掉空调”，即资方可能不顾工作环境，或削减其他非政府规定的额外福利。这即是说，资方利用这方面省下的钱以弥补被迫变相加薪的支出。
　　综上所述，强迫性提高非技术工人工资的最低工资一旦落实，低入息工人的收入有相当程度提升，有人因此而被解雇，惟数目不会太多，但收取最低工资的员工的工作量必较前繁重，工作环境亦较前差。究竟谁是最低工资制的受益者？答案是政客。不过，他们要很小心，主张最低工资也许可获低薪者的支持，但小资本家则会合力反对。此中的得失，政客们要想清楚。
　　
　　作者为香港《信报》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