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DV的人类学价值，还要从我这次参加2006国际纪录片高峰论坛说起。当时英国皇家人类学电影协会会长苏珊纳带来了几部人类学纪录片都是与中国有关的，一部是表现南方农村的，一部是表现内蒙歌萨克马上民族的生活状态的，都是70年代末期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时，用16毫米胶片拍摄的。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创作风格与国家地理频道不同。片中纪录的内容是婚丧嫁娶，甚至“开会”等中华民俗，群体仪式，创作的方法是“原生态”纪录，很像我们今天很多DV业余爱好者们手持掌中宝创作纪录片的感觉，唯一不同的是设备的变更。他们尽最大的可能隐藏摄影机的存在，尽可能的避免主观倾向性。我不禁感慨，若是70年代存在DV的话，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定会保存更多的中国资料。
　　对于播放的这些人类学纪录片或者更贴切地说叫做纪实片断，大家看后虽然没有《故宫》和其他诸如《埃及永恒之路》、《北极冰源》、《黄石公园》等国家地理频道的纪录片那样刺激，但是同样在观众群中产生了震惊的效果。原因是什么？是时间的跨度，是时代的变迁，这就是人类学纪录片的价值，苏珊纳女士在放映南方农村那部短纪录片的时候，里面出现了一个新婚青年用自行车带着新娘回家的镜头，大家对比起现在的迎亲车队接送和大吃大喝都感觉很可笑，看到每个家庭的家长对家里的每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都要开“家庭会议”，画面中的人们看到中国“市场经济”的前沿阵地“小卖部”的成立，感觉充满着新奇和好奇。但是那些记录的确实是统领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它尽管粗糙，不工整，也没有那么多的戏剧化矛盾冲突，但是若干年后我们普通观众去审视它，会发现历史当时的许多为光点，而学者和专家去审视它，会发现更多的研究人类的历史文献价值——这些史料价值是活生生的，并不是刻板，枯燥的文字，而是生动鲜活的影像。事异时移，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今天的DV爱好者们历尽艰辛的记录周围的人，正是若干年前英国的人类学组织处心积虑用胶片所做的事情。
　　这个为人类学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的组织，却并非像大家想象那样隶属于电视台或者某个跨国影视集团——相反，它的母体是大英博物馆，正是因为他们孜孜不倦的工作，使人们在查询任何人类群体的资料之时都可以浏览到生动鲜活的影像资料。我们越来越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读图”的时代，一个“视像”与“仿像”的时代，文字的东西在逐渐湮灭，取之而来的是图像，影像对人思考的直接占领，就连图书馆里供人查阅的资料也许最终都会变成“录像带”和“DVD”了。苏珊纳女士谈到DV对人类学纪录片的贡献时神情激动，她告诉我许多他们现存的珍贵影像资料都是DV摄制的，而且这样的DV资料的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看来人类学纪录片正好可以利用DV这种高科技时代的现代资料存储方式来体现其史料价值，意义深远。
　　无独有偶，玉溪电视台选送的一部DV纪录片《蜕变》(导演杨干才)引起了业界的注意，作者历时6年拍摄了上个中缅边境的阿卡族从史前文化中的刀耕火种直到后来被社会主义现代生活的逐步同化过程。“片中阿卡族人民在世纪末的1999年还吃不饱，很多人以贩毒为生，孩子们一年只能吃到两个鸡蛋——五年后他们渐渐拆除旧有的建筑，盖起砖瓦房，将电力引进村镇，搬来电视机，选举村委会主任，以杀猪来代替对偷情者的惩罚”。人们感慨于时代变迁对于人类传统思想，意识形态和精神的影响与颠覆。从之前的“头人”(部落首领)决定一切，到后来的村委会民主制度，从之前的寨规森严，到后来市场经济引入后的“杀猪代杀人”，阿卡人在6年中历经了以前各个民族数个世纪的变迁。可以说，这部纪录片是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最为优秀的一部人类学纪录片，虽然只有这么一部DV作品，但是这预兆着中国纪录片界，特别是DV爱好者们已经开始关注人类学这个以往被忽视的领域。
　　观此纪录片后，我与导演杨干才有了一次沟通，我了解到他们夫妇二人在拍摄此部纪录片前是当地的图片摄影家，从来没有用过DV摄像机去拍摄，凭着一腔热情带着DV机一头扎进阿卡族的群落，而且这一呆就是6年。杨干才告诉我们，DV实在是太方便了，上天入地无所不去，DV就像是他身边的一个朋友，可以随时的帮助他记录下来当天发生的真实故事。我曾经在首期谈到DV的记录价值，现在所谈的人类学价值可以说是对前者的一种升华和补充。记录两个字看似简单，却凝聚了耐性，时间，和发现。现在人类对科技的关注太过极端了，航空航天等多种领域花费去大量的财力和人力精力。可是我们在探索这些近乎毫无意义，毫无希望的外太空的同时却忽视了最为实际的，对我们人类自身的关注。在尊敬其他生活群体的同时，我鼓励广大的DV爱好者用心去拍摄那些与主流群体生活方式相异的人类群体，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鼓励DV纪录片滑向摇摇晃晃，无目的和无意义的自然主义。法国著名纪录片独立制作人马丁说过“纪录片应该搭乘那些迟来的火车”，中国复旦大学的吕新雨教授也多次提到“纪录片将光照向黑暗的地方”，正是这些稀有的，占少数的民族和发展衍变中的人类群体，以及被忽视的人类学现象，引起了DV的关注。
　　
　　我在90年代数次拍摄武警题材的纪录片时深入过贵州和云南的深山丛林，深感这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有很多的人类学题材，很想捕捉一些素材回去，然而大型摄像机的重量，电池，以及时间上的限制，使这些想法付之东流。若干年后，DV的出现帮助我实现了这些愿望，我后期的纪录片《伴》，《蜘蛛人》均是DV的功劳。现在无论是资深的纪录片导演，还是最最普通的业余爱好者，在DV面前一切平等，大家都拥有话语权去关注人类，关注人类学领域。正如英国皇家人类学电影学会的独立导演史蒂文所说：“以前我用胶片，但是现在我使用的DV比我面前的这个茶杯还要小。”
　　我们不妨展望下人类学纪录片的前景。对比写作，人类学纪录片提供给观众一种全新的知识，就像微观的电子和中子对于自然科学家至关重要一样，视觉技术特别是DV完全可以成为当代人类学研究领域的领头羊。人类学纪录片又是一种跨文化的传播，对比文字语言和口语，它的理解力更为宽泛，它以一种更为多样化的形式在世界广泛的流传。人类学纪录片同时提供给人们一种超越学术范围束缚的，可供分享的人类学。纪录片是发现的艺术，是等来的真实。DV对于人类学和人文精神的贡献，便在于实现纪录片“发现”和“等待”的愿望。人类学有助于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团结，有助于人文类的科学研究，小小的DV一样可以积沙成塔，成就一番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