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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生政权的依靠力量，即工人和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甚至大部分是文盲，这无疑成为国家建设的阻力。为此，工农速成中学作为中等教育的一种尝试性措施孕育而生。工农速成中学建设的思想整合了苏联经验、边区模式和民国教育三种教育模式，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
关键词 工农速成中学；新中国；工农知识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 G72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2）22—0078—05
一、工农知识化的时代背景
（一）国家经济建设所需的人才大量缺乏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但是，经济建设所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大量缺乏。从全国的教育规模看，1949年，全国高等学校仅有205所，中等技术学校561所，中等师范学校160所，普通中学4045所；高等学校在校生11.5万人，中等技术学校在校生7.7万人，中等师范学校在校生15.2万人，普通中学在校生103.9万人[1]，共计137.3万人，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而在建国初期则需要50万人左右中级和初级技术干部，15万人左右高级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2]。国家建设初期人才供求的矛盾十分突出。
（二）广大工农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科学文化水平极低
由于长期的革命战争，广大工农特别是领导干部很少有接受系统教育的机会，加之革命战争对文化知识的要求也不高，因此出现广大工农特别是领导干部科学文化水平极低的现象。建国以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走上了国家经济建设岗位，这种矛盾就凸显出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认为，需要提高工农的科学文化水平，使其成为新兴知识分子，以满足经济建设的需求[3]。周恩来曾经指出，“我们在建设中需要老区干部和工农知识分子，但他们文化水平很低，如果不让他们学习，他们就不能前进”。因此，要“提高劳动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4]。速成教育成为工农知识化的一种很好实现形式。
（三）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900万国民党政权时期的教育和科研人员，中国共产党实行“包下来”的措施。他们拥有较为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但他们终究不是共产主义者所设想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曾这样评价他们，“虽然无疑是具有同情社会主义的思想，但是他们当中却可能只有很少是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共产党员。中国的知识分子接受的主要是西方的文化传统，可以肯定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人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很多的了解，所以这种政策只是权宜之计”[5]。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也说，“政治最初成立时，多数的部还由非中共人士任部长”，“直到中共有了自己的人员，才逐渐把他们替换下去”[6]。培养出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新型知识分子是中国共产党的必然所为。
二、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办及发展
工农速成中学从1950年开始创办，到1962年结束，中期曾停止招生，前后可分为两个阶段，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量有用的人才。
（一）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办
根据中央精神，1950年12月14日，政务院发出《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对工农速成中学的学制、学生入学条件、教师学生的待遇、教师选拔等作出了明确规定，目的是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有计划、有步骤地吸收高小毕业文化程度，年龄在16岁至30岁之间，参加革命或在工厂工作3年以上的工农干部和工人入学，给以文化与科学基本知识的教育，使他们在较短时期内（3年）接受中等教育，具备条件升入大学或专门学校继续深造，将来成为国家建设的骨干人才[7]。1951年，中共中央教育部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工农速成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工农速成学校创办的方针、任务和性质，教学上的组织领导和教学方法以及设置、招生、编制等方面的问题。1952年，中共中央教育部决定将工农速成中学附设于高等学校，成为高等学校的预备班，以便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毕业后继续深造。同期，中共中央教育部将直属的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移归中国人民大学领导，作为该大学附设的工农速成中学，另外又在北京师范大学附设一所工农速成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设的工农速成中学学生毕业后，将直接升入北京师范大学，以培养优秀的中等学校师资[8]。
根据中央举办工农速成中学的精神，全国各地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师资训练班，培养工农速成中学教师，1950年上半年在“东北的东北大学、中南的中原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附设4处，受训教员300余人。中南计划举办4处”[9]。全国各地的训练班纷纷建立起来。从1950年4月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成立，到同年7月，工农速成中学在“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已开办16所，学生共约4千人”[10]。在华北区，成立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等。工农速成中学规模不断发展，如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1950年刚开办的时候，全校只有4个班，160名学生，12位教员，到1952年已经发展到19个班，757名学生，55位教员[11]。在东北区，1951年初已创办工农速成中学6处[12]。在华东区，1954年除原有16所工农速成中学外，又新设立9所。全区工农速成中学抽调高等学校具有大学程度的职员、教师等110多名，参加工农速成中学的教学工作[13]。同年，华东区工农速成中学招收新生9600多人，比1953年增加6800多人[14]。在中南区，1950年教育部和河南省教育厅先后举办了工农速成中学2所，招收学生215名[15]。在西北区，1950年西安、兰州各办了1所工农速成中学[16]。1950～1957年全国工农速成中学办学规模见表1、表2。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大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下）[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1636—1637。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大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下）[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1638—1647。 工农速成中学创办以来取得了一定成绩，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毕业后升入大学继续深造。以中国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为例，学校试办时只招收学生116人，到1953年末已扩大到907人，其中产业工人占10.58%，工农干部占86.92%，其他占2.5%。许多人曾在工作中立过功、受过奖。第一届毕业生中有59人升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经济计划系、合作系、对内贸易系、对外贸易系、法律系、俄文系；考入留苏预备班的有5人；升入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学院以及其他高等学校的共21人[17]。1954年，全国共有工农速成中学87所，在校学生5万多人，较1950年学生数增加了10倍多。工农速成中学已经有两届毕业生，绝大多数都升入了高等学校。据统计，1954年毕业生4187人，升入高等学校的3297人，占全部毕业生的78.7%。工农速成中学中产业工人比例在逐年增加，1952年为14%、1953年为33%、1954年为40%。工农速成中学学生的文化程度也逐年提高，中国人民大学所附设的工农速成中学，1950年达到高小毕业以上程度的为20%，到1954年已经上升到96%。全国大多数学校情况也是这样的[18]。
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办和学员升入高校学习，改变了高校学生的构成，即高等学校的学生中，工农出身的学生比重逐渐增长。1953年，全国19所工农速成中学有了第一届毕业生，共1680人。根据15所工农速成中学的统计，毕业生中工人成份占33.4%，革命干部占59.6%[19]。随着速成中学的大量毕业生进入高校，高等学校中工农成份及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数量迅速增加。据统计，1951～1952学年，全国高等学校工农成份学生只占在校生总数的19.08%，到1956～1957学年，工农成份学生已经达到在校生总数的34.1%。在每年招收的新生中工农成份学生的比重逐年增长，1953年高等学校招收的工农成份学生占新生总数的27.39%；1956年已增至36.69%；1957年招收的本科和专科新生中工农成份学生达到了44%[20]。高校工农出身学生比例的提高，说明建国初期高校贯彻“向工农开门”的办学方针取得了初步成效。
（二）工农速成中学的停办
在工农速成中学迅速发展的同时，一些弊端不断暴露出来，迫使国家领导人做出了停办工农速成中学的决定。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从1953年初，在召开的“全国工农速成中学教育会议和全国职工业余文化教育会议”上，确定今后培养工农知识分子以业余教育为主要形式，即大量设立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和职工业余中学，并适当举办夜大学和函授学校。会议的召开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和普通中学并举”的政策，而只是把工农速成中学当作普通中学的补充。1955年7月，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联合发出《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的通知》[21]，决定在1955年秋季后，全国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各省市可根据具体情况，将现有的工农速成中学逐步转变为普通中学，目前全国工农速成中学在校学生应继续学习到毕业，并将在校的工农速成中学一、二年级学生的学习年限，一律延长到四年[22]。工农学校的停办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教学工作和师资配备不足。虽然新中国创办工农速成中学时实行的是“工农速成中学和普通中等中学并举”的方针，但实际上，很多地方并未给予工农速成中学以应有的重视，认为只有正规的学校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进行师资分配时很少考虑速成中学，甚至把速成中学的教师调到普通学校，使得工农速成中学不仅数量少，质量也差，如石家庄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反映，石家庄工农速成中学师资严重不足，“8个班只有一位物理教师”[23]。
第二，招生困难。由于参加工农速成中学的学习会对本单位的正常工作造成一定影响，因而很多单位不愿意抽调优秀的工农群众和干部去参加学习，甚至有的单位将不好好工作、不接受领导的人员送到速成中学。这不仅给招生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而且给学校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据20个工农速成中学的统计，1950年所招收的工农干部，由于中途退学、留级、休学等原因，正常毕业率仅为52%[24]，使得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第三，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很难与普通中学的学生竞争。由于工农速成中学大部分附设于高等院校，因此相当一部分学员将进入高等学校继续学习深造，但由于年龄、基础知识、记忆能力的差别，加之速成中学学习时间短，很难与正规学校的学生竞争。即便是1950年和1951年降低工农学员的入学标准，结果也是只有很少学生能够达到条件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最终得出“不用循序渐进的方法而用短期速成的方法，使之升入高等学校，从根本上说，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结论[25]。
（三）速成中学的短暂恢复
1958年4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教育会议，通过《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规定“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26]。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全国城乡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在全国教育战线贯彻阶级路线，“面向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指导下，全国许多地区都要求恢复工农速成中学的招生，北京政法学院学生阎培章写信给《人民日报》建议，在取消调干助学金后，应该采取能够确实保证工农子弟深造的措施，受广大工农群众欢迎的工农速成中学应继续办起来，或者兴办类似“速中”性质的学校，大力培养工农干部[27]。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等校也准备恢复曾一度停办或停止招生的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其他高等学校有的也提出要附设工农中学[28]。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提出“工农速成中学准备分别改为大学的工农预科或者正规的工农中学，1958年秋季继续招生，吸收经过一定劳动时间而具有初中或者高小毕业程度的优秀工人、农民和工农干部入学”[29]。1957～1962年工农速成中学办学规模见表3、表4。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大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下）[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1636—1637。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大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下）[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1638—1647。
从表3、表4中可以看出，1958～1960年，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数、教师数都出现了猛涨，而学校数量并没有增加很多，说明学校数和学生数、教师数出现了不协调，这必不能持久。到1961年，学校数、学生数等逐渐减少，工农速成中学最终完成了其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工农速成中学是在大跃进的气氛下产生的，随着大跃进的结束，也就被取消。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制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年7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及中等学校调整工作会议，讨论了缩短战线、压缩规模、合理布局和提高质量等问题。1961～1963年，中等专业学校由1960年的6225所裁并为1335所，在校学生由221.6万人压缩到45.2万人，同时将1958年兴办的半工（农）半读学校大部分裁掉，工农速成中学也在减裁之列。
三、工农知识化教育模式的特点
（一）工农速成中学教育具有明显的苏联模式痕迹
早在1919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就开始创办新型教育机构——工人系，即工农速成中学，为在沙皇制度下没有机会进入中学学习并已超过学龄的工农子弟提供学习机会。整个20世纪20年代，速成中学的数量大大增加[30]，从而探索出一条适合苏联国情的工农知识化道路。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创办工农速成中学带有明显的向苏联学习的痕迹。与此同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大力推行使工农青年就学运动。捷克斯洛伐克专门设立12所工农中学，罗马尼亚专门设立3所工农速成中学，匈牙利的工农中学学生达2.2万人。各国的大学都在大量招收工农青年入学，保加利亚的各大学都为工人设立了特别班[31]。
（二）工农速成中学教育是对共产党边区教育思想的延续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边区的教育事业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启示，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建设的过程中，始终贯彻群众路线，坚持文教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以学校为依托，开办冬学、夜校，实行群众性的社会教育。民办中学就颇能说明当时社会教育的规模，到1946年，民办中学有1038所。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边区教育思想成为新中国教育思想的重要来源。
（三）工农速成中学教育继承了民国时期教育的遗产
由于民国时期教育的主流思想是精英教育，因而教育的分化也十分明显：西方化的教育集中于城市，农村则主要是传统的价值和知识。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希望改变这种精英教育模式，实行大众教育方针，培养出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新型知识分子。
关键词 工农速成中学；新中国；工农知识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 G72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2）22—0078—05
一、工农知识化的时代背景
（一）国家经济建设所需的人才大量缺乏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但是，经济建设所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大量缺乏。从全国的教育规模看，1949年，全国高等学校仅有205所，中等技术学校561所，中等师范学校160所，普通中学4045所；高等学校在校生11.5万人，中等技术学校在校生7.7万人，中等师范学校在校生15.2万人，普通中学在校生103.9万人[1]，共计137.3万人，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而在建国初期则需要50万人左右中级和初级技术干部，15万人左右高级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2]。国家建设初期人才供求的矛盾十分突出。
（二）广大工农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科学文化水平极低
由于长期的革命战争，广大工农特别是领导干部很少有接受系统教育的机会，加之革命战争对文化知识的要求也不高，因此出现广大工农特别是领导干部科学文化水平极低的现象。建国以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走上了国家经济建设岗位，这种矛盾就凸显出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认为，需要提高工农的科学文化水平，使其成为新兴知识分子，以满足经济建设的需求[3]。周恩来曾经指出，“我们在建设中需要老区干部和工农知识分子，但他们文化水平很低，如果不让他们学习，他们就不能前进”。因此，要“提高劳动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4]。速成教育成为工农知识化的一种很好实现形式。
（三）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900万国民党政权时期的教育和科研人员，中国共产党实行“包下来”的措施。他们拥有较为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但他们终究不是共产主义者所设想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曾这样评价他们，“虽然无疑是具有同情社会主义的思想，但是他们当中却可能只有很少是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共产党员。中国的知识分子接受的主要是西方的文化传统，可以肯定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人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很多的了解，所以这种政策只是权宜之计”[5]。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也说，“政治最初成立时，多数的部还由非中共人士任部长”，“直到中共有了自己的人员，才逐渐把他们替换下去”[6]。培养出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新型知识分子是中国共产党的必然所为。
二、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办及发展
工农速成中学从1950年开始创办，到1962年结束，中期曾停止招生，前后可分为两个阶段，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量有用的人才。
（一）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办
根据中央精神，1950年12月14日，政务院发出《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对工农速成中学的学制、学生入学条件、教师学生的待遇、教师选拔等作出了明确规定，目的是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有计划、有步骤地吸收高小毕业文化程度，年龄在16岁至30岁之间，参加革命或在工厂工作3年以上的工农干部和工人入学，给以文化与科学基本知识的教育，使他们在较短时期内（3年）接受中等教育，具备条件升入大学或专门学校继续深造，将来成为国家建设的骨干人才[7]。1951年，中共中央教育部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工农速成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工农速成学校创办的方针、任务和性质，教学上的组织领导和教学方法以及设置、招生、编制等方面的问题。1952年，中共中央教育部决定将工农速成中学附设于高等学校，成为高等学校的预备班，以便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毕业后继续深造。同期，中共中央教育部将直属的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移归中国人民大学领导，作为该大学附设的工农速成中学，另外又在北京师范大学附设一所工农速成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设的工农速成中学学生毕业后，将直接升入北京师范大学，以培养优秀的中等学校师资[8]。
根据中央举办工农速成中学的精神，全国各地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师资训练班，培养工农速成中学教师，1950年上半年在“东北的东北大学、中南的中原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附设4处，受训教员300余人。中南计划举办4处”[9]。全国各地的训练班纷纷建立起来。从1950年4月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成立，到同年7月，工农速成中学在“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已开办16所，学生共约4千人”[10]。在华北区，成立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等。工农速成中学规模不断发展，如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1950年刚开办的时候，全校只有4个班，160名学生，12位教员，到1952年已经发展到19个班，757名学生，55位教员[11]。在东北区，1951年初已创办工农速成中学6处[12]。在华东区，1954年除原有16所工农速成中学外，又新设立9所。全区工农速成中学抽调高等学校具有大学程度的职员、教师等110多名，参加工农速成中学的教学工作[13]。同年，华东区工农速成中学招收新生9600多人，比1953年增加6800多人[14]。在中南区，1950年教育部和河南省教育厅先后举办了工农速成中学2所，招收学生215名[15]。在西北区，1950年西安、兰州各办了1所工农速成中学[16]。1950～1957年全国工农速成中学办学规模见表1、表2。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大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下）[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1636—1637。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大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下）[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1638—1647。 工农速成中学创办以来取得了一定成绩，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毕业后升入大学继续深造。以中国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为例，学校试办时只招收学生116人，到1953年末已扩大到907人，其中产业工人占10.58%，工农干部占86.92%，其他占2.5%。许多人曾在工作中立过功、受过奖。第一届毕业生中有59人升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经济计划系、合作系、对内贸易系、对外贸易系、法律系、俄文系；考入留苏预备班的有5人；升入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学院以及其他高等学校的共21人[17]。1954年，全国共有工农速成中学87所，在校学生5万多人，较1950年学生数增加了10倍多。工农速成中学已经有两届毕业生，绝大多数都升入了高等学校。据统计，1954年毕业生4187人，升入高等学校的3297人，占全部毕业生的78.7%。工农速成中学中产业工人比例在逐年增加，1952年为14%、1953年为33%、1954年为40%。工农速成中学学生的文化程度也逐年提高，中国人民大学所附设的工农速成中学，1950年达到高小毕业以上程度的为20%，到1954年已经上升到96%。全国大多数学校情况也是这样的[18]。
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办和学员升入高校学习，改变了高校学生的构成，即高等学校的学生中，工农出身的学生比重逐渐增长。1953年，全国19所工农速成中学有了第一届毕业生，共1680人。根据15所工农速成中学的统计，毕业生中工人成份占33.4%，革命干部占59.6%[19]。随着速成中学的大量毕业生进入高校，高等学校中工农成份及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数量迅速增加。据统计，1951～1952学年，全国高等学校工农成份学生只占在校生总数的19.08%，到1956～1957学年，工农成份学生已经达到在校生总数的34.1%。在每年招收的新生中工农成份学生的比重逐年增长，1953年高等学校招收的工农成份学生占新生总数的27.39%；1956年已增至36.69%；1957年招收的本科和专科新生中工农成份学生达到了44%[20]。高校工农出身学生比例的提高，说明建国初期高校贯彻“向工农开门”的办学方针取得了初步成效。
（二）工农速成中学的停办
在工农速成中学迅速发展的同时，一些弊端不断暴露出来，迫使国家领导人做出了停办工农速成中学的决定。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从1953年初，在召开的“全国工农速成中学教育会议和全国职工业余文化教育会议”上，确定今后培养工农知识分子以业余教育为主要形式，即大量设立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和职工业余中学，并适当举办夜大学和函授学校。会议的召开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和普通中学并举”的政策，而只是把工农速成中学当作普通中学的补充。1955年7月，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联合发出《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的通知》[21]，决定在1955年秋季后，全国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各省市可根据具体情况，将现有的工农速成中学逐步转变为普通中学，目前全国工农速成中学在校学生应继续学习到毕业，并将在校的工农速成中学一、二年级学生的学习年限，一律延长到四年[22]。工农学校的停办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教学工作和师资配备不足。虽然新中国创办工农速成中学时实行的是“工农速成中学和普通中等中学并举”的方针，但实际上，很多地方并未给予工农速成中学以应有的重视，认为只有正规的学校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进行师资分配时很少考虑速成中学，甚至把速成中学的教师调到普通学校，使得工农速成中学不仅数量少，质量也差，如石家庄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反映，石家庄工农速成中学师资严重不足，“8个班只有一位物理教师”[23]。
第二，招生困难。由于参加工农速成中学的学习会对本单位的正常工作造成一定影响，因而很多单位不愿意抽调优秀的工农群众和干部去参加学习，甚至有的单位将不好好工作、不接受领导的人员送到速成中学。这不仅给招生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而且给学校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据20个工农速成中学的统计，1950年所招收的工农干部，由于中途退学、留级、休学等原因，正常毕业率仅为52%[24]，使得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第三，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很难与普通中学的学生竞争。由于工农速成中学大部分附设于高等院校，因此相当一部分学员将进入高等学校继续学习深造，但由于年龄、基础知识、记忆能力的差别，加之速成中学学习时间短，很难与正规学校的学生竞争。即便是1950年和1951年降低工农学员的入学标准，结果也是只有很少学生能够达到条件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最终得出“不用循序渐进的方法而用短期速成的方法，使之升入高等学校，从根本上说，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结论[25]。
（三）速成中学的短暂恢复
1958年4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教育会议，通过《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规定“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26]。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全国城乡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在全国教育战线贯彻阶级路线，“面向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指导下，全国许多地区都要求恢复工农速成中学的招生，北京政法学院学生阎培章写信给《人民日报》建议，在取消调干助学金后，应该采取能够确实保证工农子弟深造的措施，受广大工农群众欢迎的工农速成中学应继续办起来，或者兴办类似“速中”性质的学校，大力培养工农干部[27]。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等校也准备恢复曾一度停办或停止招生的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其他高等学校有的也提出要附设工农中学[28]。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提出“工农速成中学准备分别改为大学的工农预科或者正规的工农中学，1958年秋季继续招生，吸收经过一定劳动时间而具有初中或者高小毕业程度的优秀工人、农民和工农干部入学”[29]。1957～1962年工农速成中学办学规模见表3、表4。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大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下）[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1636—1637。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大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下）[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1638—1647。
从表3、表4中可以看出，1958～1960年，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数、教师数都出现了猛涨，而学校数量并没有增加很多，说明学校数和学生数、教师数出现了不协调，这必不能持久。到1961年，学校数、学生数等逐渐减少，工农速成中学最终完成了其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工农速成中学是在大跃进的气氛下产生的，随着大跃进的结束，也就被取消。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制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年7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及中等学校调整工作会议，讨论了缩短战线、压缩规模、合理布局和提高质量等问题。1961～1963年，中等专业学校由1960年的6225所裁并为1335所，在校学生由221.6万人压缩到45.2万人，同时将1958年兴办的半工（农）半读学校大部分裁掉，工农速成中学也在减裁之列。
三、工农知识化教育模式的特点
（一）工农速成中学教育具有明显的苏联模式痕迹
早在1919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就开始创办新型教育机构——工人系，即工农速成中学，为在沙皇制度下没有机会进入中学学习并已超过学龄的工农子弟提供学习机会。整个20世纪20年代，速成中学的数量大大增加[30]，从而探索出一条适合苏联国情的工农知识化道路。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创办工农速成中学带有明显的向苏联学习的痕迹。与此同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大力推行使工农青年就学运动。捷克斯洛伐克专门设立12所工农中学，罗马尼亚专门设立3所工农速成中学，匈牙利的工农中学学生达2.2万人。各国的大学都在大量招收工农青年入学，保加利亚的各大学都为工人设立了特别班[31]。
（二）工农速成中学教育是对共产党边区教育思想的延续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边区的教育事业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启示，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建设的过程中，始终贯彻群众路线，坚持文教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以学校为依托，开办冬学、夜校，实行群众性的社会教育。民办中学就颇能说明当时社会教育的规模，到1946年，民办中学有1038所。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边区教育思想成为新中国教育思想的重要来源。
（三）工农速成中学教育继承了民国时期教育的遗产
由于民国时期教育的主流思想是精英教育，因而教育的分化也十分明显：西方化的教育集中于城市，农村则主要是传统的价值和知识。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希望改变这种精英教育模式，实行大众教育方针，培养出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新型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