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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虽然是两大主题，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退居到了次要地位，可是，国际反动势力从来也没有放松、更没有放弃利用民族问题蓄意挑起民族纠纷，向社会主义进攻，以达到其“和平演变”的目的。如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老挝王宝集团，多次派人到中国云南马关、麻栗坡和富宁的一些边境乡镇进行活动。“门徒会”、“王主”等邪教组织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下，利用广播、修建教堂，办苗文班等手段，拉拢我境内干部群众。对我边境一线跨境民族地区进行渗透和颠覆。
【关键词】：云南 跨境民族 敌对势力 宗教渗透
冷战结束后，威胁人类安全的非传统安全因素凸显，有关非传统安全研究随之兴起。非传统安全是由非政治和非军事因素所引发、直接影响甚至威胁本国和别国乃至地区与全球发展、稳定和安全的跨国性问题以及与此相应的一种新安全观和新的安全研究领域。关于非传统安全的内容，学者们虽各有所侧重，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内容：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水资源安全、民族分裂问题、宗教极端主义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文化安全问题、武器扩散问题、信息安全问题、流行疾病问题、人口安全问题、毒品走私问题、非法移民问题、海盗问题以及洗钱问题。
关于非传统安全的特点，概括学界观点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暴力性和非暴力性;第二，“跨国性”扩散蔓延;第三，危及公民生命、社会生活和地区或国家安全等;第四，潜在积累、逐渐演变;第五，来源不确定性;第六，手段非军事性（多样性）;第七，解决途径的多边合作性。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边疆省份，边境线长，跨境民族众多，宗教形态多样，历史悠久，边民之间的日常和宗教交往密切，是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陆地渗透的主要通道，渗透和反渗透形势十分复杂。在云南边境地区生活着众多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他们同宗同源，文化经济密切，交往频繁，关系十分密切。地区性的宗教在他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领域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这些原因，在宗教方面极易受到境外敌对势力和宗教组织的干扰。虽然总体而言云南边疆跨境民族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带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极端宗教主义色彩的跨境民族宗教热点问题，但就目前仅存在的几种宗教而言，目前不同程度的受到境外的干扰，尤其是基督教。基督教携有浓厚的西方意识形态，是西方文化、社会价值观的基石，同时也恰恰是云南省跨境民族信仰的主要宗教之一，因此也就自然成為了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工具之一。在我国扩大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放发展战略中，随着云南建设南亚东南亚大通道发展进程不断深入，境外宗教利用跨境民族的特点不断渗透，对我国云南边疆地区的生活稳定乃至国家安全的威胁日益凸显，成为我国在未来相当时期发展过程中的潜在隐患。
在云南25个少数民族中，有16个是跨境而居，共1041万人，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8.6%。在这些跨境民族中，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景颇族、拉祜族以及部分地区的佤族、哈尼族、苗族受基督教影响较大;傣族、布朗族、德昂族全民信仰南传佛教;彝族、瑶族、布依族、壮族信仰本民族传统宗教。云南8个跨境民族地区总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36%，各类宗教信徒总数则占全省信徒总数的48.6%;占当地人口比例的15.6%。宗教类别来看，这8个地区宗教信徒人数所占全省同类的的比例为：佛教46.5%，其中汉传佛教占33.5%，藏传佛教占1.6%，南传上部座佛教占100%;道教30.1%;伊斯兰教18.7%;基督教54.4%;天主教32.7%。上述情况表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信徒人数较多、比率较高、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和基督教。他们是云南跨境民族地区最主要的宗教，对当地的生活经济发展，特别是对跨境民族地区的反宗教渗透起着重大的影响。
南传上座部佛教是边境地区傣族、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等民族的传统宗教。历史上与缅甸、泰国交往密切，长期以来基本保持稳定的态势。目前，其发展和活动状况基本保持正常稳定状态，活动较为规范，在有关部门的努力下，过去影响较大的儿童入市为僧传统影响学校义务教育的问题，通过开办“和尚班”动员童僧白天上学、晚上入寺学经而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但是，近年来由于僧人数量不足，特别是出家入寺终身为僧者减少，“有寺无僧”现象较为突出。因此，近年来境外僧人入境传教主持宗教活动等现象日益频繁，对当地佛教活动的正常开展以及未来的走向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成为当前南传佛教渗透的主要表现形式。
目前云南边疆地区的基督教仍然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一些历史上没有基督教活动的地区也出现了教会活动，局部地区过快发展的现象较为突出。虽然传统信教地区和重点地区的教会活动有所缓解。但基督教活动不够规范，部分边远地区的宗教活动还没有纳入依法管理，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的渗透活动日益加剧，私设聚合点现象有所抬头，对一些邪教势力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言以蔽之，近年来，云南跨境民族地区的基督教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其一是发展快、活动乱、管理难的状况依然严重;其二是宗教问题与贫困问题、毒品及艾滋病问题相互交织的状况日益明显;其三是宗教活动中的民族色彩加重。上述三种情况为云南基督教的防渗透带来了较多不稳定因素。
这些宗教势力和教会组织，近年来频繁在云南跨境民族地区活动，以经商、旅游、探亲访友等借口为掩护，派遣传道员到我省境内散发宗教宣传品、私设聚合点、宣传国外的神学观念和生活方式。从表面上看，它们虽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图谋和明显的敌对目的，但由于其扩展自身发展的本能和职责，因而未来也很容易扩大自身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某些敌对势力和政治团体的利用和控制。
宗教在云南边疆地区的迅速渗透，对云南边疆地区民族关系和基层政权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对云南边疆地区民族关系的影响。
云南边疆跨境民族地区宗教发展之快，出现了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多宗教并存的范围由过去的同一地域、甚至同一民族扩展至同一家庭的领域。同一民族、同一村落、同一家庭中多宗教并存的现象并不罕见。由于各种宗教的门规戒律各有不同，对异教徒、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的交往逐渐出现了一些问题。对诸如跨民族的婚姻、日常生产劳动交往、日常的生活交往等方面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例如，从祖辈延续和家庭信仰背景的角度分析，许多喇嘛教信徒、天主教信徒或者基督教信徒，其皈依宗教的主要原因是受到父母的影响，从小就开始信仰宗教。在这些家庭中，祖辈就已皈依了某种宗教，其后代受到家庭宗教传统的影响，往往会将同一种宗教信仰代代相传，从而形成了对同一宗教信仰的家庭文化传承与继承的关系。正是受到这种宗教信仰代代相传的影响，父母在成年子女择偶的问题上，更倾向于选择具有相同宗教背景的家庭，选择具有相同宗教信仰者为伴侣。虽然云南边疆地区多宗教并存的现象并不罕见，但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区别主要还是以民族的区分为分界线，如傣族主要信仰小乘佛教、傈僳族主要信仰基督教，这种以宗教为择偶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就形成了异教徒、信徒和非信徒之间婚姻交流的障碍，进而发展为一定程度上不同民族之间融合的障碍，而民族与民族之间融合一个最能够体现此特点的指标既是各族之间的婚姻交流的多少。发生在异教徒之间的通婚行为，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增加异教徒和其家庭之间的社会生活交往，培养生活交往层面的情感基础。如果限制了，则势必减少异教徒之间相互接触与交往的机会，一些用于宗教差异所带来的误会，也会由于缺乏恰当的沟通交流方式和机会而难以及时化解，最终影响到社区居民的团结关系的和谐发展。
不仅跨民族之间婚姻的交流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影响，由于宗教教义的差异，不同宗教的信仰也影响到日常生活之间的交流活动。以基督教为例，基督教的生活禁忌较为严格，既不能喝酒，已不能参加跳民族舞蹈，不能参与一些民族风俗活动，只能用唱赞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因此，基督徒参加村落社区的集体活动、庆祝活动不太积极，造成基督徒在一些社区集体活动中与异教徒或非信徒的社会人际交往中显得不太合群。长此以往，不仅容易与异教徒或者非信徒产生一些社会生活交往层面的误会，形成“基督徒性格不合群、自我孤立”的刻板印象。由于基督徒社会生活交往方式趋于单调的特点，决定其主动交往的频率也较低，久而久之，容易对其社区凝聚力和归属感产生负面影响，出现缺乏合作精神、集体主义感不强等方面的问题。[ 张桥贵主编：《云南跨境民族宗教社会问题研究（之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70页。]
此外，由于边疆地区地理条件和交通状况的限制，一些地区的人口流动率不高，人口数量也相对稳定，如果要增加某一宗教的信徒人數，即发生改教行为的话，那么其他宗教的信徒人数必将相应减少。因此，一些宗教团体为争取宗教信徒而形成一定的程度上的竞争关系，很容易引起矛盾纠纷，也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不利于宗教间的和谐相处与社会的稳定。
其二，对边疆地区基层政权的影响。
边境地区与境外山水相连，少数民族跨境而居，境内外有共同的语言和宗教信仰，一些家庭由于历史原因，一半在境内，另一半在境外。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境内外边民往来日益频繁，境外反华势力乘机利用宗教进行渗透，试图分化瓦解爱国宗教组织力量，引诱不明真相群众，控制教会。
大部分的境外宗教势力都有着深层的社会背景，以对云南边疆地区影响最大的基督教为例，大部分宗教组织和宗教团体，其活动往往具有较明显的政治目的和文化侵略性，通过布道、讲经以及帮助组建和发展宗教组织和信徒，宣扬和灌输西方的政治和价值观念，不断加强政治蛊惑性宣传和政治渗透，攻击与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少数民族“仇汉”、“排汉”与“反汉”情绪，利用教派之间的冲突制造民族分裂，并大肆鼓吹宗教极端主义、发展宗教极端势力，利用不明真相群众的宗教感情，煽动群众闹事，非法干预正常的行政、司法、教育工作、与党和政府部门对抗。
如在贡山县，基督教在其境内发展相当迅速，该县傈僳族、怒族和独龙族跨境而居，联网频繁，血缘关系密切。一旦放松警惕，很容易被境外宗教渗透势力所利用。由于经济发展长期滞后，民族文化和教育十分落后，无法在农村意识形态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境外教会组织长期对我教会进行渗透活动，特别是总部设在美国印度、缅甸基督教“爱与行动”的渗透尤为突出。由于宗教势力发展过快，一些宗教组织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政府部门的影响力，宗教负责人的号召力甚至超过了某些村干部甚至当地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号召力。一些教堂的教牧人员甚至不愿意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依法登记，不愿意参加政府部门对宗教活动场所的依法管理。长此以往，必将影响我边疆地区基层政权的影响力，对基层政权的的稳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
总之，云南边疆地区跨境民族宗教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呈现多元并存性、历史传承性、包容混融性，演变中的宗教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出现相互交融的现象，因此，在发展宗教及宗教文化中，要肯定云南跨境民族的宗教文化是云南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一直处于相互渗透和融合之中，并且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产生着较大的影响。
意识形态安全包括国家指导思想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价值体系的安全和民族文化的安全等方面内容。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主要威胁之一，即境外敌对势力的宗教渗透活动。边疆民族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复杂的文化环境和特殊的国防意义，成为敌对势力渗透的重点对象。敌对势力企图借助宗教宣扬西方价值理念，散布民族分裂言论，以宗教认同挑战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国家认同。如果对宗教渗透防范不力，势必危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导致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流逝，产生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和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如何有效抵御宗教渗透，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为中华民族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共同的精神家园，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张桥贵 .云南跨境民族宗教社会问题研究（之一）【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张金平.云南跨界民族的宗教安全问题探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3】孙浩然.境外宗教渗透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研究.【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2（1）。
【关键词】：云南 跨境民族 敌对势力 宗教渗透
冷战结束后，威胁人类安全的非传统安全因素凸显，有关非传统安全研究随之兴起。非传统安全是由非政治和非军事因素所引发、直接影响甚至威胁本国和别国乃至地区与全球发展、稳定和安全的跨国性问题以及与此相应的一种新安全观和新的安全研究领域。关于非传统安全的内容，学者们虽各有所侧重，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内容：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水资源安全、民族分裂问题、宗教极端主义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文化安全问题、武器扩散问题、信息安全问题、流行疾病问题、人口安全问题、毒品走私问题、非法移民问题、海盗问题以及洗钱问题。
关于非传统安全的特点，概括学界观点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暴力性和非暴力性;第二，“跨国性”扩散蔓延;第三，危及公民生命、社会生活和地区或国家安全等;第四，潜在积累、逐渐演变;第五，来源不确定性;第六，手段非军事性（多样性）;第七，解决途径的多边合作性。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边疆省份，边境线长，跨境民族众多，宗教形态多样，历史悠久，边民之间的日常和宗教交往密切，是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陆地渗透的主要通道，渗透和反渗透形势十分复杂。在云南边境地区生活着众多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他们同宗同源，文化经济密切，交往频繁，关系十分密切。地区性的宗教在他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领域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这些原因，在宗教方面极易受到境外敌对势力和宗教组织的干扰。虽然总体而言云南边疆跨境民族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带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极端宗教主义色彩的跨境民族宗教热点问题，但就目前仅存在的几种宗教而言，目前不同程度的受到境外的干扰，尤其是基督教。基督教携有浓厚的西方意识形态，是西方文化、社会价值观的基石，同时也恰恰是云南省跨境民族信仰的主要宗教之一，因此也就自然成為了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工具之一。在我国扩大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放发展战略中，随着云南建设南亚东南亚大通道发展进程不断深入，境外宗教利用跨境民族的特点不断渗透，对我国云南边疆地区的生活稳定乃至国家安全的威胁日益凸显，成为我国在未来相当时期发展过程中的潜在隐患。
在云南25个少数民族中，有16个是跨境而居，共1041万人，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8.6%。在这些跨境民族中，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景颇族、拉祜族以及部分地区的佤族、哈尼族、苗族受基督教影响较大;傣族、布朗族、德昂族全民信仰南传佛教;彝族、瑶族、布依族、壮族信仰本民族传统宗教。云南8个跨境民族地区总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36%，各类宗教信徒总数则占全省信徒总数的48.6%;占当地人口比例的15.6%。宗教类别来看，这8个地区宗教信徒人数所占全省同类的的比例为：佛教46.5%，其中汉传佛教占33.5%，藏传佛教占1.6%，南传上部座佛教占100%;道教30.1%;伊斯兰教18.7%;基督教54.4%;天主教32.7%。上述情况表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信徒人数较多、比率较高、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和基督教。他们是云南跨境民族地区最主要的宗教，对当地的生活经济发展，特别是对跨境民族地区的反宗教渗透起着重大的影响。
南传上座部佛教是边境地区傣族、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等民族的传统宗教。历史上与缅甸、泰国交往密切，长期以来基本保持稳定的态势。目前，其发展和活动状况基本保持正常稳定状态，活动较为规范，在有关部门的努力下，过去影响较大的儿童入市为僧传统影响学校义务教育的问题，通过开办“和尚班”动员童僧白天上学、晚上入寺学经而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但是，近年来由于僧人数量不足，特别是出家入寺终身为僧者减少，“有寺无僧”现象较为突出。因此，近年来境外僧人入境传教主持宗教活动等现象日益频繁，对当地佛教活动的正常开展以及未来的走向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成为当前南传佛教渗透的主要表现形式。
目前云南边疆地区的基督教仍然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一些历史上没有基督教活动的地区也出现了教会活动，局部地区过快发展的现象较为突出。虽然传统信教地区和重点地区的教会活动有所缓解。但基督教活动不够规范，部分边远地区的宗教活动还没有纳入依法管理，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的渗透活动日益加剧，私设聚合点现象有所抬头，对一些邪教势力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言以蔽之，近年来，云南跨境民族地区的基督教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其一是发展快、活动乱、管理难的状况依然严重;其二是宗教问题与贫困问题、毒品及艾滋病问题相互交织的状况日益明显;其三是宗教活动中的民族色彩加重。上述三种情况为云南基督教的防渗透带来了较多不稳定因素。
这些宗教势力和教会组织，近年来频繁在云南跨境民族地区活动，以经商、旅游、探亲访友等借口为掩护，派遣传道员到我省境内散发宗教宣传品、私设聚合点、宣传国外的神学观念和生活方式。从表面上看，它们虽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图谋和明显的敌对目的，但由于其扩展自身发展的本能和职责，因而未来也很容易扩大自身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某些敌对势力和政治团体的利用和控制。
宗教在云南边疆地区的迅速渗透，对云南边疆地区民族关系和基层政权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对云南边疆地区民族关系的影响。
云南边疆跨境民族地区宗教发展之快，出现了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多宗教并存的范围由过去的同一地域、甚至同一民族扩展至同一家庭的领域。同一民族、同一村落、同一家庭中多宗教并存的现象并不罕见。由于各种宗教的门规戒律各有不同，对异教徒、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的交往逐渐出现了一些问题。对诸如跨民族的婚姻、日常生产劳动交往、日常的生活交往等方面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例如，从祖辈延续和家庭信仰背景的角度分析，许多喇嘛教信徒、天主教信徒或者基督教信徒，其皈依宗教的主要原因是受到父母的影响，从小就开始信仰宗教。在这些家庭中，祖辈就已皈依了某种宗教，其后代受到家庭宗教传统的影响，往往会将同一种宗教信仰代代相传，从而形成了对同一宗教信仰的家庭文化传承与继承的关系。正是受到这种宗教信仰代代相传的影响，父母在成年子女择偶的问题上，更倾向于选择具有相同宗教背景的家庭，选择具有相同宗教信仰者为伴侣。虽然云南边疆地区多宗教并存的现象并不罕见，但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区别主要还是以民族的区分为分界线，如傣族主要信仰小乘佛教、傈僳族主要信仰基督教，这种以宗教为择偶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就形成了异教徒、信徒和非信徒之间婚姻交流的障碍，进而发展为一定程度上不同民族之间融合的障碍，而民族与民族之间融合一个最能够体现此特点的指标既是各族之间的婚姻交流的多少。发生在异教徒之间的通婚行为，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增加异教徒和其家庭之间的社会生活交往，培养生活交往层面的情感基础。如果限制了，则势必减少异教徒之间相互接触与交往的机会，一些用于宗教差异所带来的误会，也会由于缺乏恰当的沟通交流方式和机会而难以及时化解，最终影响到社区居民的团结关系的和谐发展。
不仅跨民族之间婚姻的交流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影响，由于宗教教义的差异，不同宗教的信仰也影响到日常生活之间的交流活动。以基督教为例，基督教的生活禁忌较为严格，既不能喝酒，已不能参加跳民族舞蹈，不能参与一些民族风俗活动，只能用唱赞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因此，基督徒参加村落社区的集体活动、庆祝活动不太积极，造成基督徒在一些社区集体活动中与异教徒或非信徒的社会人际交往中显得不太合群。长此以往，不仅容易与异教徒或者非信徒产生一些社会生活交往层面的误会，形成“基督徒性格不合群、自我孤立”的刻板印象。由于基督徒社会生活交往方式趋于单调的特点，决定其主动交往的频率也较低，久而久之，容易对其社区凝聚力和归属感产生负面影响，出现缺乏合作精神、集体主义感不强等方面的问题。[ 张桥贵主编：《云南跨境民族宗教社会问题研究（之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70页。]
此外，由于边疆地区地理条件和交通状况的限制，一些地区的人口流动率不高，人口数量也相对稳定，如果要增加某一宗教的信徒人數，即发生改教行为的话，那么其他宗教的信徒人数必将相应减少。因此，一些宗教团体为争取宗教信徒而形成一定的程度上的竞争关系，很容易引起矛盾纠纷，也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不利于宗教间的和谐相处与社会的稳定。
其二，对边疆地区基层政权的影响。
边境地区与境外山水相连，少数民族跨境而居，境内外有共同的语言和宗教信仰，一些家庭由于历史原因，一半在境内，另一半在境外。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境内外边民往来日益频繁，境外反华势力乘机利用宗教进行渗透，试图分化瓦解爱国宗教组织力量，引诱不明真相群众，控制教会。
大部分的境外宗教势力都有着深层的社会背景，以对云南边疆地区影响最大的基督教为例，大部分宗教组织和宗教团体，其活动往往具有较明显的政治目的和文化侵略性，通过布道、讲经以及帮助组建和发展宗教组织和信徒，宣扬和灌输西方的政治和价值观念，不断加强政治蛊惑性宣传和政治渗透，攻击与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少数民族“仇汉”、“排汉”与“反汉”情绪，利用教派之间的冲突制造民族分裂，并大肆鼓吹宗教极端主义、发展宗教极端势力，利用不明真相群众的宗教感情，煽动群众闹事，非法干预正常的行政、司法、教育工作、与党和政府部门对抗。
如在贡山县，基督教在其境内发展相当迅速，该县傈僳族、怒族和独龙族跨境而居，联网频繁，血缘关系密切。一旦放松警惕，很容易被境外宗教渗透势力所利用。由于经济发展长期滞后，民族文化和教育十分落后，无法在农村意识形态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境外教会组织长期对我教会进行渗透活动，特别是总部设在美国印度、缅甸基督教“爱与行动”的渗透尤为突出。由于宗教势力发展过快，一些宗教组织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政府部门的影响力，宗教负责人的号召力甚至超过了某些村干部甚至当地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号召力。一些教堂的教牧人员甚至不愿意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依法登记，不愿意参加政府部门对宗教活动场所的依法管理。长此以往，必将影响我边疆地区基层政权的影响力，对基层政权的的稳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
总之，云南边疆地区跨境民族宗教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呈现多元并存性、历史传承性、包容混融性，演变中的宗教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出现相互交融的现象，因此，在发展宗教及宗教文化中，要肯定云南跨境民族的宗教文化是云南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一直处于相互渗透和融合之中，并且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产生着较大的影响。
意识形态安全包括国家指导思想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价值体系的安全和民族文化的安全等方面内容。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主要威胁之一，即境外敌对势力的宗教渗透活动。边疆民族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复杂的文化环境和特殊的国防意义，成为敌对势力渗透的重点对象。敌对势力企图借助宗教宣扬西方价值理念，散布民族分裂言论，以宗教认同挑战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国家认同。如果对宗教渗透防范不力，势必危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导致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流逝，产生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和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如何有效抵御宗教渗透，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为中华民族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共同的精神家园，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张桥贵 .云南跨境民族宗教社会问题研究（之一）【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张金平.云南跨界民族的宗教安全问题探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3】孙浩然.境外宗教渗透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研究.【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