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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家庭因素的视角，根据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并从代际传递效应在“差序格局”中以血缘作为纽带的理论观点解释：当机会和资源短缺时，中国以血缘为最重要纽带的传统文化会对大学生的就业意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检验家庭因素是否会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的就业意愿产生影响的假设。从家庭因素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得出家庭因素的差异会影响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的就业意愿的结论。
〔关键词〕家庭资本；就业意愿；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2）06-0042-06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今日益艰难的大学生就业市场中，由于机会不均、聘用标准不一、薪酬不等，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的求职之路仍然倍感艰辛。对于导致大学生求职难的原因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探讨，这些学者大多是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视角来分析。然而，也有学者则从家庭因素的视角来探讨这类问题。例如，李黎明等［1］通过2006年西部三所高校（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大学生的就业行为调查数据发现，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职业、地位、学历）对子女职业获得具有显著影响作用。此外，郑洁［2］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大学毕业生更有可能选择继续学习深造以推迟就业，且求职更有信心，初次就业落实单位的概率高。在家庭因素对就业意愿的影响问题上，高耀等［3］发现家庭的经济状况和母亲职业对大学生到西部、基层及艰苦地区就业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而父亲职业对此则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具体而言，父亲职业等级越高，其子女越不愿意到西部、基层及艰苦地区就业。
从理论层面来分析，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状况可用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思想观点来解释。 一方面，“以‘己’为中心形成的社会关系，一圈一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4］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就是这种以差序方式建构的社会关系，离自己这个圆心越近，道德性和工具性责任越重。基于中国人“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社会结构，反映出中国人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人普遍认为“子女的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因此，在残酷的就业竞争中，当机会和资源短缺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定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中国人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来解决就业这样牵动亿万家庭幸福的重大问题。目前，中国社会里的人是以自己的血缘关系来考虑就业资源配置的人。因此，中国人只会为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的命运而忙碌。另一方面，在机会和资源短缺的社会环境背景下，从代际流动是否能够向上流动的视角来分析，家庭的内部条件即父母的职业、受教育程度都会对代际流动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这不是以子女的意志为转移的。父母把稀缺的社会资源传递给子女的“努力最大化”行为，成为代际流动能够向上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供不应求的就业市场中，家庭因素能成为获得体面工作这一稀缺资源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以往的研究并没有关注到以下问题：不同类型、不同性别的高校大学生的就业意愿与其家庭因素之间有何关系？不同类型高校的女大学生和男大学生受家庭因素影响的差异表现何在？这些是本文需要论述的问题。在中国日益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市场中，从大学生家庭因素的视角分析其就业意愿，对于分析他们的就业意愿和发展等问题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设计
本文通过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并从代际传递效应在“差序格局”中以血缘作为纽带的理论观点，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成因及相关政策研究”东北财经大学课题组实地调研的2 079份第一手有效数据，主要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来检验假设，从而得出家庭因素的差异会影响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的就业意愿的结论。
本文把大学生的家庭因素作为影响大学生就业意愿的自变量，大学生就业意愿则为因变量。其中考察的自变量包括家庭人口构成、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位状况、家庭年收入水平、亲属的社会地位。通过数据解释这些主要的家庭因素指标与大学生就业意愿之间的关系。
数据源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成因及相关政策研究”东北财经大学课题组于2011年4—5月在辽宁省大连市各高校中，随机抽取四所不同类型的高校进行的“大连地区本科生状况进行的问卷调查”。被调查的高校分别为大连理工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和大连大学。其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所学专业、学习成绩、社团活动参与状况、父母的职业、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的年收入状况、亲属的社会资源拥有状况等。学生年级分布以大三学生为主。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 200份，实际收回问卷2 158份。经过逻辑检验和缺失数据处理，实际用于分析的有效样本为2 07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3%。
本文运用SPSS16.0进行相关计量分析，主要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来检验假设。具体来说，分别以被调查者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的职位、父母的学历、家庭年收入、亲属担任处级或经理级以上职位作为分组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这些家庭资本与大学生就业意愿之间的相关性。由于实证研究的数据调查显示，大连市四所高校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意愿集中在考研和出国深造这两种选择中，因此，本文所有表格都是针对这两种选择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此外，本文还运用这种方法来分析独生子女的身份是否会对大学生就业意愿产生影响。
本文把家庭因素分为家庭人口结构、父母的职位状况、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亲属的社会地位五类，通过对辽宁省大连市四所高校进行问卷调查，探讨不同类型高校大学生的就业意愿与其家庭因素之间的关系。本文总体研究假设是家庭因素对不同性别、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的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具体分为五个小假设。
假设1：独生子女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假设2：父母的职位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假设3：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假设4：家庭经济状况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假设5：亲属的社会地位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三、实证检验为了节省篇幅，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中均删减了group statistics 表格，读者如感兴趣可与作者联系。
1.对假设1的实证检验
为尽可能剔除“独生子女”以外的变量对就业意愿的干扰，本文按学校和性别将样本分成8组，并使用“独生子女”变量作为分组变量，对就业意愿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关键词〕家庭资本；就业意愿；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2）06-0042-06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今日益艰难的大学生就业市场中，由于机会不均、聘用标准不一、薪酬不等，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的求职之路仍然倍感艰辛。对于导致大学生求职难的原因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探讨，这些学者大多是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视角来分析。然而，也有学者则从家庭因素的视角来探讨这类问题。例如，李黎明等［1］通过2006年西部三所高校（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大学生的就业行为调查数据发现，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职业、地位、学历）对子女职业获得具有显著影响作用。此外，郑洁［2］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大学毕业生更有可能选择继续学习深造以推迟就业，且求职更有信心，初次就业落实单位的概率高。在家庭因素对就业意愿的影响问题上，高耀等［3］发现家庭的经济状况和母亲职业对大学生到西部、基层及艰苦地区就业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而父亲职业对此则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具体而言，父亲职业等级越高，其子女越不愿意到西部、基层及艰苦地区就业。
从理论层面来分析，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状况可用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思想观点来解释。 一方面，“以‘己’为中心形成的社会关系，一圈一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4］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就是这种以差序方式建构的社会关系，离自己这个圆心越近，道德性和工具性责任越重。基于中国人“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社会结构，反映出中国人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人普遍认为“子女的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因此，在残酷的就业竞争中，当机会和资源短缺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定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中国人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来解决就业这样牵动亿万家庭幸福的重大问题。目前，中国社会里的人是以自己的血缘关系来考虑就业资源配置的人。因此，中国人只会为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的命运而忙碌。另一方面，在机会和资源短缺的社会环境背景下，从代际流动是否能够向上流动的视角来分析，家庭的内部条件即父母的职业、受教育程度都会对代际流动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这不是以子女的意志为转移的。父母把稀缺的社会资源传递给子女的“努力最大化”行为，成为代际流动能够向上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供不应求的就业市场中，家庭因素能成为获得体面工作这一稀缺资源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以往的研究并没有关注到以下问题：不同类型、不同性别的高校大学生的就业意愿与其家庭因素之间有何关系？不同类型高校的女大学生和男大学生受家庭因素影响的差异表现何在？这些是本文需要论述的问题。在中国日益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市场中，从大学生家庭因素的视角分析其就业意愿，对于分析他们的就业意愿和发展等问题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设计
本文通过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并从代际传递效应在“差序格局”中以血缘作为纽带的理论观点，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成因及相关政策研究”东北财经大学课题组实地调研的2 079份第一手有效数据，主要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来检验假设，从而得出家庭因素的差异会影响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的就业意愿的结论。
本文把大学生的家庭因素作为影响大学生就业意愿的自变量，大学生就业意愿则为因变量。其中考察的自变量包括家庭人口构成、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位状况、家庭年收入水平、亲属的社会地位。通过数据解释这些主要的家庭因素指标与大学生就业意愿之间的关系。
数据源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成因及相关政策研究”东北财经大学课题组于2011年4—5月在辽宁省大连市各高校中，随机抽取四所不同类型的高校进行的“大连地区本科生状况进行的问卷调查”。被调查的高校分别为大连理工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和大连大学。其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所学专业、学习成绩、社团活动参与状况、父母的职业、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的年收入状况、亲属的社会资源拥有状况等。学生年级分布以大三学生为主。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 200份，实际收回问卷2 158份。经过逻辑检验和缺失数据处理，实际用于分析的有效样本为2 07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3%。
本文运用SPSS16.0进行相关计量分析，主要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来检验假设。具体来说，分别以被调查者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的职位、父母的学历、家庭年收入、亲属担任处级或经理级以上职位作为分组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这些家庭资本与大学生就业意愿之间的相关性。由于实证研究的数据调查显示，大连市四所高校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意愿集中在考研和出国深造这两种选择中，因此，本文所有表格都是针对这两种选择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此外，本文还运用这种方法来分析独生子女的身份是否会对大学生就业意愿产生影响。
本文把家庭因素分为家庭人口结构、父母的职位状况、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亲属的社会地位五类，通过对辽宁省大连市四所高校进行问卷调查，探讨不同类型高校大学生的就业意愿与其家庭因素之间的关系。本文总体研究假设是家庭因素对不同性别、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的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具体分为五个小假设。
假设1：独生子女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假设2：父母的职位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假设3：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假设4：家庭经济状况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假设5：亲属的社会地位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三、实证检验为了节省篇幅，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中均删减了group statistics 表格，读者如感兴趣可与作者联系。
1.对假设1的实证检验
为尽可能剔除“独生子女”以外的变量对就业意愿的干扰，本文按学校和性别将样本分成8组，并使用“独生子女”变量作为分组变量，对就业意愿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