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版]
　　就像形式各异的服装，“儿童游戏”这个想法也似乎正从我们的股掌之中流失。我们过去习惯于认为儿童游戏并不需要教官、裁判或观众，只要有空间和器材，儿童就可以开始玩了；游戏的目的不为别的，只图快活。然而，就连两千多年前在雅典时代就出现的捉迷藏，现在几乎已经完全从儿童自发的娱乐活动中消失了。儿童游戏，言简意赅地说，已成为濒于灭绝的物种。
　　——摘自《童年的消逝》
　　那时候的男孩是天才少年。
　　看到现在的司诺克，我就想到我们的康乐球——它们都是用一根枪棒来击打母球，再撞击其它的球进洞；我们用滑石粉洒在康乐球盘上，使“老板”(母球)可以在盘面上划出一条对角线。
　　我们在弄堂里的地面上打乒乓球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几十年以后的桑普拉斯也就是这样玩的网球，没什么两样，呮是将乒乓球换成了网球，声地扩大，并且是在草地或者硬地上进行。打乒乓球要练基本功，我们在那时便是对着墙打球，几乎与现在英国贵族玩的壁球完全是一回事儿。高尔夫球是最贵族化的，但看来看去就像是我们在儿进玩的打弹子进洞的游戏，在弄堂里的石块或“弹阁”路面上，挖了一个小洞，手里弹出的玻璃弹子，慢慢地靠近洞口。
　　保龄球算什么？我们在那里是用砖头抛出去，击倒别人竖立着的砖头。
　　在弄堂里还可以有一些事儿，来与那些很热闹的场面相匹配。配合弄堂里剥落的墙面，配合它终日少有阳光的角落，配合它用石块、石条铺就的路面；在这些路面上，经常排列着许多东西要晒太阳——有人家买了煤灰，自己做煤球、煤饼，在弄堂里便排列着黑乎乎的一片；里弄加工厂做的口琴盒子，叠起来，像搭积木；碎布粘糨贴在木板上放在太阳底下晒着的硬衬，一块块倚在墙角落里；晒“雪里蕻”做咸菜，还要用绳子串起来，像节日的彩灯；晒西瓜皮；晒马桶；晒棉花胎。
　　男孩一般是不拎马桶的。男孩会注意马桶，是为了这上面的桶箍，在这只马桶坏了，散了，箍桶的也没有办法了的时候，这只马桶的木头就被劈了，做引煤炉的柴，而箍，被男孩拿了滚铁环。我们滚着铁环，跟着5路有轨电车，一路跟到浙江路桥，再吊着5路电车回来；那需要长跑的耐力和勇敢。还要准备与远弄堂的男孩打架。滚铁环使得我们开始小路远方，我们开始学会了认路，开始了我们的日常行走。
　　我们就此晓得靠右行走，人行道是我们的主要走道，“走上街沿”是大人经常的关照；这种习惯是一直延续下来，在与大人一首出去的时候，大人会走靠左边的一侧；后来谈恋爱的时候，习惯让女朋友走在右边的内侧。
　　我们开始会得穿越弄堂，知道抄近路一般弄堂至少会有两个出口，分为前弄堂后弄堂；一条弄堂进去，从边是的口子穿出来就是另外一条马路了；有时候一条弄堂接着一条弄堂穿，出来就暗自己家的弄堂口了，有着别开洞天的感觉。这很要紧的，经常要跟人打架，要逃，必须要晓得死弄堂里，就死路一条。
　　我一直保持着这种穿弄堂的习惯，到了一具新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我会很快晓得附近的弄堂，从这里进去到那里出来；后来发展到穿新村，穿公车，穿商店，穿医院，穿学校，穿工厂。那些地方往往横跨几条马路，从前门进去到后门出来，可以省略许多转弯抹角。
　　荡马路的习惯也便有了。荡马路可以看见许多新鲜的事儿，奇特的，好笑的，莫名其妙的事都会在马路上发生。天暴热的时候，有的人穿着套鞋拿着雨伞的人一琿是下班回来的；小菜场回来的女人，一路上就开始剥香笋的叶子，她们将叶子随手扔在小菜场的地上，因为地上本来就一无照经营糊涂，便没感到有什么不对，出了小菜场　再扔，就感到是真正的一塌糊涂；路边人家的小孩在门口剥毛豆，一边在望“野眼”，剥着剥着将毛豆壳放进碗里毛豆掼在畚箕里；一个穿着睡裤的女人刚刚睡好午觉脸上留着席子的印痕；路边的路牌上总归被人搭着拖把、旧自行车轮胎什么的；外地人看地图、看门牌号头很起劲，像煞很有文化；所有的门牌都是深蓝色底和白字；晾着的一条女人裤子是用址字衣架撑开的，风吹过来裤子起来，你是一个女人的整个丰满下身；突然下雨的时候便往商店里逃，还有电影院门口，总归会有个雨棚；要想知道时间可以到学校门口去，那儿的门房间里总归会有电钟的；钟表店里也会有一个钟最准的，别的钟都是瞎搭八；还可能拴到攻，有许多拾金不昧的说法，都是起先于这样的路上……
　　下午的课堂里，我们的同学里有人在吃椰榄，因为听到有人发出咂吧声，是熬不住的滋滋有味；都是也听到了，发问是谁在上课的时候吃东西，没有人肯承认，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腮帮子鼓起一小块来，似乎嘴巴里都含着什么。这是我们从语言课《我是区长》里学来的，敌人要抓我们的区长，群众要保护区长，就有人挺身而出说：我是区长！无数的群众说：“我是区长！真正的区长就夹在里头。每当这具时候，我们感受到一种反抗的乐趣，造反的乐趣。学来的知识，和天生的聪明和智慧，便都用在这个里头。
　　吃橄榄的时候，我们会在嘴里感受这个橄榄的核，是大的，或是小的，是扁的，或是长的。这决定我们是否可以赢取更多的橄榄核。我们玩一处叫“盯橄榄核”的游戏，用一颗橄榄核瞄准着，站着，从高处落下去，将另一颗放在地上的橄榄核击出一个划定的区域。这种游戏让我们乐此不疲，是男人最初的有输赢的赌博。橄榄核成了我们的财富和能力象征。同时我们在酝酿着争吵的可能性。争吵的最终取决于实力，是男人的力量和勇气最不敢打架和会不会打架。这是很粗俗的。但在许多时候，对于少于少年来说，粗俗是很吸引力的，具有无限的魅力。
　　那魅力根植于野性，更接近于人类的本能。许多年来，我听到和看到无数的相声小品，在上海有更多的滑稽戏，归根结底，都让我感受到是粗俗的调皮蛋和乐趣。那些变了法儿让人取笑和逗乐，不惜用一些古怪的嗓音和古怪的表情，都是接近于儿童式的无聊。儿童是最无聊的，也便是最无忧无虑的。儿童没有太多的文化，也是粗俗的理由；他们是简洁明快的。这使儿童在本质上更接近于生活。
　　有一个黄昏，放学时候，我被老师截住，并且被截获了我所有的橄榄核。班级里的人也不过来解围，还站在一旁起哄。我虽然不太害怕，却也只得乖乖地缴出了我所有的橄榄核。这里面还有一个我用橄榄核做的类似于现代飞镖的玩意儿——用一只橄榄核，将两个尖尖的头磨平，会出现两个小平面，里面有两个小眼，一头插上三根鸡毛，一头插上一枚缝衣针。谁都可以想象这样的飞镖有多么精致，多么美妙！这个天才的发明物即便拿在女教师手里，也一时令她难以释手。她在仔细端详着这一发明之后，说这样的玩具是有危险性的，便充公了。这会儿我跟她记了仇。这仇恨的种子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　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所催生发芽，成为所有男孩向老师攻击的最初动力。
　　有一颗用纸片儿折叠成的子弹从男孩堆中的橡皮盘上弹射过来，击中她的头部。那该是又一个少盺最具“危险性”的玩具——弹皮弓。我也有这样的橡皮盘和子弹头。那种弹弓是我们男孩最富攻击性的玩具。在那一刻，女都是以标准的普通话说“我中弹了”，头便伏在臂弯里。瞬间里是一片寂寞。女教师优雅的声音和优美的睡姿令我心动。我的视线从她隆起的后衣领里探进去。我看见她的后颈及背处，有一块小小的疮疤，宛如种的牛痘。我心头倏忽之间荡漾起温情一片。我极尽我的目力，要往里往下往深处探去。对面的教室在关窗户，将一片西下的阳光反射进来，晃了我的眼，一晃而过。
　　许多年就这样一晃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