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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临着经济向新常态转变的挑战，它需要找到与美国的共同点。美国也需要加深对中国转型的认识。两国都需要表现出领导力、愿景和对合作参与的开放态度
中国的新常态和美国的旧习惯
如今，中国正在引起大量困惑，国内国外皆然。在国内，高级官员力推经济新常态;在国外，美国则采取了冷战式策略遏制中国崛起。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脱节的现象严重，这给“中国因素”对脆弱世界的影响增加了新的风险。
中国的官方观点是，其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刚刚结束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便以此为主题——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
自2000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举办以来，中国政府就将该会议作为释放政策重点信号的场合。比如，2002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题是“作为WTO成员的中国”;2009年，论坛强调了中国果断的后危机刺激战略，主题为“国际金融动荡中的中国发展和改革”;2014年的论坛则以三中全会改革的实施为主题，主题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
这表明中国的新常态将成为今年政府的重中之重。但对于这一新常态具体包含什么内容，或者如何实现，还有诸多不明之处。
在今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重要讲话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在论坛的总结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从根本上是在追随世界经济向新常态的转变。
简言之，中国政府将路径与最终目的混淆了起来——我在我对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评论中强调过这一点。我在评论中指出，中国正处在经济向服务和消费再平衡的早期阶段。事实上，中国距离进入新常态还相当遥远。
要衡量中国还有多长的路要走，最好的方法是考虑其服务业的发展情况。服务业是经济中消费需求的基础设施。好消息是，如今服务业比其他所有产业发展都要快，2014年占GDP之比已达48%，这大大提前超过2015年底占比47%的目标。坏消息是，这一比例仍远低于更加“常态”的经济的典型比例60%-65%。
因此，中国领导人认为新常态已近在眼前，这一点令人担忧。认为这一关键转变已经发生的看法，有可能形成自满情绪，而目前中国应该专注于痛苦但关键的结构调整过程——这一过程至少还需要十年才能完成。
继续向服务拉动增长模式转变很重要，原因不一而足。在中国，服务业单位产出就业量比制造业和建筑业多30%，扩张服务业有助于保持社会稳定，即使经济增长放缓至7%。西方的观察者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GDP增长的放缓上，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个关键点。此外，由于服务业对大宗商品和能源的需求较低，因此这一转型有助于中国解决严重的环境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着另一个艰巨的挑战：美国日益决心遏制中国影响力增强。在今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现有霸权和崛起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被广泛讨论，在正式环节和场外讨论中都是如此。
三大发展趋势尤其值得注意：美国阻挠中国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一立场已遭到美国大部分最紧密盟友的拒绝;奥巴马总统的招牌贸易协议——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TPP将中国排除在外;美国参议院再一次针对中国提出货币操纵立法。再加上网络安全、中国东海和南海领土主张等问题上的纠纷导致了中美关系遇冷，更不用说美国战略性重返亚洲的问题了。
亲历了现代中美关系建立初期的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对此进行了梳理。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他强调了当前局面与1972年他和时任总统尼克松首次与毛泽东、周恩来会面时完全不同。与当时紧迫的军事威胁不同，今天的挑战都只能依靠合作性战略参与得到解决，比如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和全球卫生。
合作的紧迫性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基辛格强调，封建时代的中国对罗马帝国一无所知。反之亦然。但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大国能够在真空中运行。大国之间的彼此反馈几乎是瞬时的，特别是在共同挑战方面，不管它们是否乐意。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取得优势让美国气急败坏不足为奇。毕竟，主宰力量总是要与崛起力量周旋。然而，150年来备受西方屈辱的中国，不愿接受美国这样的反应。
中国面临着自身经济向新常态转变的挑战，它需要找到与美国的共同点。美国也需要加深对中国转型的认识。两国都需要表现出领导力、愿景和对合作参与的开放态度。不幸的是，在今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信号。
作者为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
中国的新常态和美国的旧习惯
如今，中国正在引起大量困惑，国内国外皆然。在国内，高级官员力推经济新常态;在国外，美国则采取了冷战式策略遏制中国崛起。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脱节的现象严重，这给“中国因素”对脆弱世界的影响增加了新的风险。
中国的官方观点是，其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刚刚结束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便以此为主题——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
自2000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举办以来，中国政府就将该会议作为释放政策重点信号的场合。比如，2002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题是“作为WTO成员的中国”;2009年，论坛强调了中国果断的后危机刺激战略，主题为“国际金融动荡中的中国发展和改革”;2014年的论坛则以三中全会改革的实施为主题，主题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
这表明中国的新常态将成为今年政府的重中之重。但对于这一新常态具体包含什么内容，或者如何实现，还有诸多不明之处。
在今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重要讲话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在论坛的总结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从根本上是在追随世界经济向新常态的转变。
简言之，中国政府将路径与最终目的混淆了起来——我在我对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评论中强调过这一点。我在评论中指出，中国正处在经济向服务和消费再平衡的早期阶段。事实上，中国距离进入新常态还相当遥远。
要衡量中国还有多长的路要走，最好的方法是考虑其服务业的发展情况。服务业是经济中消费需求的基础设施。好消息是，如今服务业比其他所有产业发展都要快，2014年占GDP之比已达48%，这大大提前超过2015年底占比47%的目标。坏消息是，这一比例仍远低于更加“常态”的经济的典型比例60%-65%。
因此，中国领导人认为新常态已近在眼前，这一点令人担忧。认为这一关键转变已经发生的看法，有可能形成自满情绪，而目前中国应该专注于痛苦但关键的结构调整过程——这一过程至少还需要十年才能完成。
继续向服务拉动增长模式转变很重要，原因不一而足。在中国，服务业单位产出就业量比制造业和建筑业多30%，扩张服务业有助于保持社会稳定，即使经济增长放缓至7%。西方的观察者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GDP增长的放缓上，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个关键点。此外，由于服务业对大宗商品和能源的需求较低，因此这一转型有助于中国解决严重的环境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着另一个艰巨的挑战：美国日益决心遏制中国影响力增强。在今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现有霸权和崛起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被广泛讨论，在正式环节和场外讨论中都是如此。
三大发展趋势尤其值得注意：美国阻挠中国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一立场已遭到美国大部分最紧密盟友的拒绝;奥巴马总统的招牌贸易协议——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TPP将中国排除在外;美国参议院再一次针对中国提出货币操纵立法。再加上网络安全、中国东海和南海领土主张等问题上的纠纷导致了中美关系遇冷，更不用说美国战略性重返亚洲的问题了。
亲历了现代中美关系建立初期的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对此进行了梳理。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他强调了当前局面与1972年他和时任总统尼克松首次与毛泽东、周恩来会面时完全不同。与当时紧迫的军事威胁不同，今天的挑战都只能依靠合作性战略参与得到解决，比如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和全球卫生。
合作的紧迫性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基辛格强调，封建时代的中国对罗马帝国一无所知。反之亦然。但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大国能够在真空中运行。大国之间的彼此反馈几乎是瞬时的，特别是在共同挑战方面，不管它们是否乐意。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取得优势让美国气急败坏不足为奇。毕竟，主宰力量总是要与崛起力量周旋。然而，150年来备受西方屈辱的中国，不愿接受美国这样的反应。
中国面临着自身经济向新常态转变的挑战，它需要找到与美国的共同点。美国也需要加深对中国转型的认识。两国都需要表现出领导力、愿景和对合作参与的开放态度。不幸的是，在今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信号。
作者为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