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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文化批评的可怕之处在于,文化批评越来越多地成为“自由思想的幻觉”,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想象性地实现人文主义精神和抵抗意识形态控制的头饰,而不是揭开蒙蔽现实和历史的“思想真相”的遮羞布的挑杆
文化批评的症候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批评出现了热热闹闹的局面。一时之间,大江南北,从学者到记者,从学校到电台,文化批评成为中国文化领域内四处可见的东西。尤其是博客、微博出现以后,文化批评立刻分裂为以学院为核心的“学究派”和以现代大众传媒为核心的“娱乐派”。前者着重在介绍西方文化研究的思想脉络与理论成绩的基础上,大量生产文化批评的概念与理论,却不免将富有活力的文化批评改造成了学院知识领域内的学术课题,甚至学科体系;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新媒体出现之后,批评成为发泄社会情绪、制造娱乐话题、创造人文幻觉的重要方式,从韩寒的刻薄到周立波的市侩,“批评”成为大众文化中最富有活力的娱乐方式之一。
一方面,为了说明自己的研究是学理性和思想性的,诸多学院派文化批评更加神经质地强调自己与西方文化研究思想谱系的关联,从而让学院文化批评频频出现在大学学报与研究期刊当中,在脱离了大众媒体的同时,用抽象的思想的批判代替了具体的现实的批判;另一方面,娱乐化的文化批评则制造了批判的全民狂欢,“批判”的能量在于可以唤起巨大的震惊效应,并相应滋生与各种新闻事件纠缠在一起的短兵相接的“肉搏战”,激活众人围观时的“厮打快感”。换言之,今日中国文化批评的可怕之处在于,文化批评越来越多地成为“自由思想的幻觉”,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想象性地实现人文主义精神和抵抗意识形态控制的头饰,而不是揭开蒙蔽现实和历史的“思想真相”的遮羞布的挑杆。
就娱乐化的文化批评狂欢而言,对于文化批评的推崇,最终变形为一种“快乐批评的政治美学”。对于现实秩序和权威规范的对抗所带来的快感政治被取消了,而代之以市侩哲学为底色的、唯快乐是从的傻乐主义批评形式。这就使得中国当前的文化批评可以轻松地把任何带有沉重感的政治都看作是“反生活”的政治,以至于把任何沉重的反思都视为负担——这正是当前文化批评作为“娱乐政治”的典型症候。
是不是坚持学院派的文化批评就可以拯救文化批评呢?答案也是否定的。由于利益集团的博弈,学者们也不能坚守思想的操守。
不妨说,娱乐派批评的利益驱动是显性的,容易看到;学院派批评对于思想声誉和学术地位的利益追求是隐形的,较为难以看到。学院派批评的武器是他们以“真理”名义行使的言说权;娱乐派批评的武器乃是媒体事件中无数围观者的笑声、掌声。文化批评通过对真理的言说是不是就可以回归现实呢?在我看来,只能回归“抽象的真理”而日益与“真相的现实”越来越遥远。在此,只有重提文化批评的“批判理性”,才能进一步反思文化批评的文体政治学内涵。
文化批评是一种总体性批判
在今年的“五一”节期间,天津卫视组织了四位嘉宾就“高薪还自由”一题进行辩论。论辩期间,我的对手举证广告歌曲MTV《多好啊》来证明现代人应该更多地享受自由和自然,而不应该过度地投入加班加点的工作。有趣的是,这个MTV的内容仅仅在表面上支持举证者的观点,却在文化批评的总体性上丧失了其本身的合理性。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家庭的人员,坐车到郊外野餐、假日里面给孩子买气球、夫妻两个相拥打车回家等场景;阳光、森林、田野和天伦之乐,构成了这个MTV浪漫温馨的情调。有趣的是,一旦将这个MTV置放到中国社会面临的双重叙事危机的总体性图景中,其内部的含义就发生了逆转:阐释者在解读“多好啊”这个主题的时候,忘记了其中“不好”的元素——出租汽车司机、卖气球的人、公共汽车司机、野餐的草坪上那些没有出现的打扫卫生的人、整理草坪的人、公路上那些铺路、修路的人;大家突然就明白了,原来浪漫的“多好啊”里面隐含了多少的“不好”,才能塑造一个阶层的人们的“多好”,而这些“不好”总是不容易被意识到,我们也就总是被“多好”的场景所征服。显然,从单个的文本里面找到单个的细节的感情,而不把它放在一个总体的资本体制贫富分化的框架里面的话,这个MTV是非常美好的,其感染力是非常强大的;而一旦文化批评调动了总体性的想象去观察里面的场景的时候,就立刻造成了现实世界戏剧性的颠覆。
总体来看,文化批评必须坚持确立一种“文体政治学”,只有充分理解、把握和落实这种文体政治的方向宗旨、目的意义、斗争策略和立场方式,才能建构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批评,这种文体才能既不自卑于学院论文的惶惶宏论,也不屑于進行某个角落中的骂战与抗辩。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编/高源 美编/石玉
文化批评的症候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批评出现了热热闹闹的局面。一时之间,大江南北,从学者到记者,从学校到电台,文化批评成为中国文化领域内四处可见的东西。尤其是博客、微博出现以后,文化批评立刻分裂为以学院为核心的“学究派”和以现代大众传媒为核心的“娱乐派”。前者着重在介绍西方文化研究的思想脉络与理论成绩的基础上,大量生产文化批评的概念与理论,却不免将富有活力的文化批评改造成了学院知识领域内的学术课题,甚至学科体系;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新媒体出现之后,批评成为发泄社会情绪、制造娱乐话题、创造人文幻觉的重要方式,从韩寒的刻薄到周立波的市侩,“批评”成为大众文化中最富有活力的娱乐方式之一。
一方面,为了说明自己的研究是学理性和思想性的,诸多学院派文化批评更加神经质地强调自己与西方文化研究思想谱系的关联,从而让学院文化批评频频出现在大学学报与研究期刊当中,在脱离了大众媒体的同时,用抽象的思想的批判代替了具体的现实的批判;另一方面,娱乐化的文化批评则制造了批判的全民狂欢,“批判”的能量在于可以唤起巨大的震惊效应,并相应滋生与各种新闻事件纠缠在一起的短兵相接的“肉搏战”,激活众人围观时的“厮打快感”。换言之,今日中国文化批评的可怕之处在于,文化批评越来越多地成为“自由思想的幻觉”,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想象性地实现人文主义精神和抵抗意识形态控制的头饰,而不是揭开蒙蔽现实和历史的“思想真相”的遮羞布的挑杆。
就娱乐化的文化批评狂欢而言,对于文化批评的推崇,最终变形为一种“快乐批评的政治美学”。对于现实秩序和权威规范的对抗所带来的快感政治被取消了,而代之以市侩哲学为底色的、唯快乐是从的傻乐主义批评形式。这就使得中国当前的文化批评可以轻松地把任何带有沉重感的政治都看作是“反生活”的政治,以至于把任何沉重的反思都视为负担——这正是当前文化批评作为“娱乐政治”的典型症候。
是不是坚持学院派的文化批评就可以拯救文化批评呢?答案也是否定的。由于利益集团的博弈,学者们也不能坚守思想的操守。
不妨说,娱乐派批评的利益驱动是显性的,容易看到;学院派批评对于思想声誉和学术地位的利益追求是隐形的,较为难以看到。学院派批评的武器是他们以“真理”名义行使的言说权;娱乐派批评的武器乃是媒体事件中无数围观者的笑声、掌声。文化批评通过对真理的言说是不是就可以回归现实呢?在我看来,只能回归“抽象的真理”而日益与“真相的现实”越来越遥远。在此,只有重提文化批评的“批判理性”,才能进一步反思文化批评的文体政治学内涵。
文化批评是一种总体性批判
在今年的“五一”节期间,天津卫视组织了四位嘉宾就“高薪还自由”一题进行辩论。论辩期间,我的对手举证广告歌曲MTV《多好啊》来证明现代人应该更多地享受自由和自然,而不应该过度地投入加班加点的工作。有趣的是,这个MTV的内容仅仅在表面上支持举证者的观点,却在文化批评的总体性上丧失了其本身的合理性。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家庭的人员,坐车到郊外野餐、假日里面给孩子买气球、夫妻两个相拥打车回家等场景;阳光、森林、田野和天伦之乐,构成了这个MTV浪漫温馨的情调。有趣的是,一旦将这个MTV置放到中国社会面临的双重叙事危机的总体性图景中,其内部的含义就发生了逆转:阐释者在解读“多好啊”这个主题的时候,忘记了其中“不好”的元素——出租汽车司机、卖气球的人、公共汽车司机、野餐的草坪上那些没有出现的打扫卫生的人、整理草坪的人、公路上那些铺路、修路的人;大家突然就明白了,原来浪漫的“多好啊”里面隐含了多少的“不好”,才能塑造一个阶层的人们的“多好”,而这些“不好”总是不容易被意识到,我们也就总是被“多好”的场景所征服。显然,从单个的文本里面找到单个的细节的感情,而不把它放在一个总体的资本体制贫富分化的框架里面的话,这个MTV是非常美好的,其感染力是非常强大的;而一旦文化批评调动了总体性的想象去观察里面的场景的时候,就立刻造成了现实世界戏剧性的颠覆。
总体来看,文化批评必须坚持确立一种“文体政治学”,只有充分理解、把握和落实这种文体政治的方向宗旨、目的意义、斗争策略和立场方式,才能建构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批评,这种文体才能既不自卑于学院论文的惶惶宏论,也不屑于進行某个角落中的骂战与抗辩。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编/高源 美编/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