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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声明，对巴基斯坦塔利班恐怖组织枪杀登山爱好者予以强烈谴责，并向9位遇害者及其家人表示沉痛哀悼。
这起血案中，有两位知名中国民间登山家意外丧命。在全世界14座最高的、超过8000米的山峰中，这两位中国民间登山家征服了10座以上。这一次，当他们再次踏上冲击8000米高山的征程时，没有败给雪山，却倒在了枪口之下……
生命永留南伽峰
在所有体育项目中，登山，是一项挑战自我、挑战极限的运动，体力消耗极大且极度危险，常常会付出生命的代价。22年前，17位登山运动员在云南梅里雪山的一次突发雪崩中全部失踪，没有人目睹和记录下这极其悲壮的瞬间。在这17人中，就有我所认识的登山者。过了7年，他们的遗骸终于被发现，但在移动的冰川中冲出来的凌乱遗骨，已经辨不出模样，只知道是那次雪崩吞没的勇士的遗骨。
目光再转向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近百年来，世界各地的登山者，已经有近400人征服了珠峰，但也有近200人死在了珠峰的半山腰，生者与死者的比例是2 ：1。平均算来，每40米安息着一个英魂。而珠峰山脚下的墓地，仅是同伴为遇难者堆起的空冢，没有墓志铭，甚至没有死亡日期，只是在石头上刻写着遇难者的名字。无论是腰缠万贯的富豪，还是一贫如洗的夏尔巴背夫，都平静、平等地占有着相同的一个石堆。遇难的原因有雪崩、滑坠、滚石、高山病……意外突然降临，同伴无法救助，甚至连遗体也无法運至山下，只能将遇难者埋在山上的冰雪中、石堆下……
然而，最近发生的这一次登山意外事件，不是来自险峻陡峭的雪峰，而是来自塔利班的恐怖袭击。“9·11”之后的世界并不太平，体育也不能幸免，波士顿马拉松血案刚发生不久，两位中国民间登山家，又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将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圣洁的雪山。请记住他们的名字：杨春风，饶剑峰，分别第11次和第10次征服8000米以上的高山。
6月22日，当他们又一次开始登山探险时，塔利班恐怖分子罪恶的子弹，夺走了他们的生命……就在枪杀案发生的第二天，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主动”承认组织了这起袭击事件。有分析者认为，恐怖分子之所以这么做，旨在报复上个月塔利班头目大毛拉瓦利·拉赫曼遭美军无人机袭击身亡一事，想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杨春风和饶剑峰这次是结伴冲击南伽峰这座世界第九高峰的，之前他俩和另一位登山爱好者张京川曾在去年成功登顶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三人这次再次结伴同行，更是自信满满，一定要登顶成功。同队的队友有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
和以往一样，对外联系和接洽登山事宜，都由杨春风的团队来进行。为了确保顺利登顶，这个经验丰验的团队提前一周来到南伽峰下，进行适应性训练。就在遭遇枪杀前的几个小时，登山队员们还和家人联系，报了平安，情况一切正常。
杨春风是新疆人，在国内登山界颇有名气，他是医生，因为个人的爱好和追求与登山结缘；饶剑峰则是深圳特发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因为对雪山的热爱，毅然放弃了高薪职位；张京川曾在部队服役，现在是昆明的一名公务员，曾登顶珠峰和乔戈里峰等一系列高山。作为这次恐怖袭击现场的唯一幸存者，他事后的讲述极其惊心动魄。
枪击事件发生时，整个登山队正住宿在前进营地。被枪匪绑架的导游带路，找到了他们。
“前进营地大约有二三十人。”张京川回忆说，“大家主要分布在两个区域安扎帐篷，事发当天，一支登山队离开了前进营地，进行高山适应性训练，营地里也就剩下了他们10个人，先前出发的登山队也就因而幸运地避开了这次令人惊魂的恐怖袭击。
“事情发生在当地时间零点以后，所有人都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帐篷，夜很黑，也很安静”，张京川说他“刚在帐篷里躺下没过多久，还没有睡着，突然间便被一阵嘈杂的声音所惊扰，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有人便冲进了帐篷”。在被人捆绑之后，张京川和队员相继被拖出了帐篷，“我被拖出来时，我看到杨春风和饶剑峰也已经被拖了出来，袭击者的枪正顶在他们头上”。
“当时，我并不知道遭遇了恐怖袭击，还以为只是遭遇歹徒抢劫，那伙人把我押到杨春风旁边，让我跪下。当时，我跪在杨春风旁边，那伙人继续搜索营地里的其他人，我对杨春风说，遇见歹徒了，做好准备跑吧！杨春风还安慰我，他们只是劫财，如果现在跑，很可能会开枪。”
当时，所有人被分成两排，跪在营地的空地上，恐怖分子面目狰狞地叫嚣着，虽然听不懂对方在说些什么，但张京川已经预感到这绝对不是一般的抢劫。“我当时双手被捆绑，唯一的想法就是想办法挣脱捆绑，然后逃走。”
把所有人聚集在一起后，袭击者开始向每一个登山者索要护照和钱财。“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带过多的钱物，手上有块表”，张京川趁着袭击者从他手腕上取表的时候，偷偷地弄开了手上的绳子，准备伺机逃逸……
就在这时，张京川甚至没有机会提醒身边的队友老杨，已经听到枪声响起，凭借敏锐和机智，再加上射杀他的那名恐怖分子动作慢了那么一点点，张京川下意识把头一低，身体紧缩在一起，接着趁乱“撂倒”一名袭击者，挣脱绳索，光着脚一路狂奔。身后响起连续急促的枪声，张京川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营地距离山崖30米，张京川用尽所有的力气狂奔到山崖边，毫不犹豫纵身跳下。山崖并不高，只是一个四五十米长的斜坡，连接山崖下的冰河。一路滚到冰河上，张京川迅速躲进了冰河岸边的冰裂缝中，远处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我躲在冰裂缝中，隐隐约约看到几个袭击者追到了山崖边，由于天太黑，他们没有继续向前追赶。”
张京川也不清楚等待了多长时间。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悄悄潜回营。“回到营地，我只想拿走的就是电话。当时什么都没想，只想把死亡营地发生的一切快点传递出去，这是一次骇人听闻的袭击，而电话是唯一能够与外界联系的工具。”
突遭恐怖分子的袭击，杨春风和饶剑峰的生命，永远留在雪山深处。他们在登山生涯中多次经历生死时刻，都曾想过自己会在登山时遭遇不测，告别这个世界，可是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居然是以这种方式离开人间…… 20多年前，本刊记者参与了《上海体育》杂志的创办，在创刊号上，《上海体育》约请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周嘉俊采写了一篇中国登山队的报道，为此周嘉俊还去女登山队员潘多的家做专访。本刊记者与周嘉俊曾就中国体育的诸多问题进行对话，登山也是一个争议颇多的话题。
现代体育和现代生活究竟给人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启示？我们曾经在上世纪50年代因为拳击比赛伤亡了一名运动员而使这项运动中断了近30年，拳击比赛的残酷性至今在世界各国仍颇有微词，其实在竞争中死亡最多的并不是拳击运动，而正是人们所推崇和赞美的登山运动。
上世纪60年代，中国登山队第一次向珠峰发起冲击，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三人站在了地球之巅，向世界昭示了中华民族的顽强与不屈。可能有人不知道，在那次登山中，同样有两个年轻的生命，长眠在了珠峰雪山。他们是汪矶和邵子庆，两个人都是刚走出校园的毕业生，后留在大学任教。邵子庆运送物资到海拔7000米处，就因强烈的高山反应倒在途中。汪矶也是在这个高度，身体严重不适难以支撑，两个队友只好架着他下撤。下撤途中，他们在一处冰裂缝中发现了一具英国人的遗体，从登山服装上看年代已经很久远了。当时，汪矶还清醒地看了看这具尸体。但到了6500米的营地后，他一躺下就瞬间停止了呼吸。
采访潘多的周嘉俊告诉本刊记者，当年中国登山队里有一位年仅15岁的气象员，潘多和她的同伴向珠峰登顶冲击的那一天的天气预报就是他发出来的，周总理在电话中一再问他是否有把握，他说有。事后他告诉潘多，他是国家登山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什么也不懂，如果他懂得什么叫向世界最高峰冲击的话，他绝不敢说他的气象预报有把握。这份天气预报是他在6000多米的大本营里发出的，这个高度使他无法躺下睡觉，他和同伴背靠背坐在那，脑袋里像插进了无数根钢针，这种痛苦使一个15岁的男孩子偷偷流了很多次眼泪，甚至感到了一种死亡的绝望，潘多说，国家登山队出发时有一二百人，最后到达顶峰的只有几个人，有不少人在8883米处的最后十几米处倒下了，回北京休整半年，一名年轻的登山队员躺在病床上，四肢已经被冻掉了，他告诉这个15岁的小男孩：“我就差十几米了，我想我就是爬也应当爬上了，就是死了，也值得，可就是爬不动了……”
如果说，当年国家登山队登顶珠峰是整个民族的自豪与壮举，如今，当登山运动被越来越多的业余登山家所热衷时，他们更多的是以登山俱乐部或个人探险旅游的形式出于一种精神层面的热爱与追求，在险情丛生、风雪肆虐的登山过程中，死亡依然是这项运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登山者看来，在这地球之巅，人类生存条件最严酷的极地，读懂了雪山，才能真正理解人类的不屈与生命的壮丽。在科技、资讯和生活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更需要这种“登山精神”。然而，事到如今，登山运动却又多了一个恐怖袭击。杨春风和饶剑峰两位勇士永远地倒下了，他们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南伽峰。
征服的定义是什么？
民间登山家遭遇枪杀事件发生后，再次引发了外界对于“冒险和生命”的争论。有评论员提出质疑：登山的意义、魅力和它的高冒险性相比，孰轻孰重？都说登山是为了征服，但你上去就算征服了它吗？不管你上不上去，山都在那里，屹立不动。有什么征服会比生命更有价值？
北京奥运会期间，记者在采访北大知名登山运动员严冬冬时就曾探讨过这个话题。为什么选择登山？征服的定义是什么？他回答简单而淳朴：“爱登山，一是登山伙伴之间那种洁白如雪又如太阳般温暖的关系；二是登山是一个‘修心’的过程 ；三是大自然带给人的一种极度的开阔和豪迈。”关于生命话题，严冬冬在生前曾说，登山不等于轻视自己的生命，也不等于置生死于度外。“其实我们要细心到每一个绳结的打法，牢固度，观察每一次探路中的蛛丝马迹。要懂得天气和地质。”
去年，严冬冬登山遇难，有很多网友认为他的死是“人才的浪费”。如果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严冬冬的确是一个另类，在他的骨子里，一半是火焰：他浪漫，也有点偏执，是个理想主义者；而他的另一半是海水：很现实，也很理智冷静，有自己的人生规划。他懂得登山不会贯穿整个人生，他要开翻译公司，会在30岁前结束冒险，会在功成名就时安排好父母的生活。只是，还没等到他把自己拉回尘世，就长眠在了茫茫雪山中。
如果说严冬冬是高校学子中最知名的登山者，那么本次惨遭塔利班袭击的45岁的杨春风则是民间职业登山家第一人。他曾4次登顶博格达峰、10次登顶慕士塔格峰，还曾带队攀登世界第六峰卓奥友峰。2007年、2009年分别登顶珠穆朗玛峰，成为国内唯一一位两次登顶珠峰的民间登山家。3年前，杨春风在带队从尼泊尔攀登世界8000米高峰中第七位的道拉吉里峰时，在下撤过程中遭遇大雾天气，队里有3位同伴遇难。这次事故后，作为领队的杨春风曾经受到广泛批评。对此，杨春风一直保持缄默。多年来，队友牺牲的阴影一直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也许，在杨春风看来，有时候，死亡就是一种力量，就是一种震撼，就是一种向往，但也常常会是一种无可奈何：“虽然当时我已经尽力了，我也很想挽救他们几个人，但实在是力不从心。”杨春风说，“登顶前也曾向国外的气象服务公司咨询过山顶上的气象情况，但8000米以上的山顶气候变化很快，可能上一个小时还是阳光明媚，下一个小时就狂风怒号了。队友死了，我还活着，我心里很难受，我对不起他们。”
杨春风十多年前离婚，有个16岁的儿子。他说，只有了无牵挂，才能无所畏惧。杨春风曾向记者慨叹说，自己注定了是一个天生的冒险者，这注定了要让家人为他揪心。他每年都有一半时间在外面登山或带队，几乎每年都要带领一个团队从珠峰的北坡攀登，与家人也是聚少离多。“这就是我们登山者的生活，爱家人，也爱冒险。但这注定了是矛盾的两极。”
杨春风生前透露，自己的计划是在2015年前完成攀登“14座”，他计划在完成登顶“14座”的目标后，建立一所登山培训学校，培养更多的登山爱好者，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这项运动。
与杨春风一样，饶剑峰也把登山运动视为自己的生命。当年从贵州工业大学毕业后，他来到深圳工作，出色的能力让他很快成为深圳特发地产总经理，在遇难前为深圳特发黎明光电（集团）有限公司的监事会主席。然而，出于对大山的热爱，他毅然离开了地产界，选择艰险而又充满挑战的登山运动。
饶剑锋女儿饶子君曾公开在网上撰文：《饶剑锋，攀登心中的大山》，专门提到父亲从地产界离开的原因。显然，她为自己的父亲感到骄傲：“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同样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去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耽于工作或者耽于家庭，人们总是有理由。而在我父亲看来，这些都是人为制造的两难。当然这并不是鼓励所有人都去登山，而是每个人在生命中，至少可以有一次为自己想要做的事全力以赴。至少，可以一试；至少，不留遗憾。”
7年前，饶剑锋刚从珠峰回来，心中埋下了一颗关于“攀登14座高峰”的目标。当时，她的女儿问起“14座”对于他的意义，饶剑峰轻松却又不乏认真地回答：“14座这个目标，是我給自己生命中的一份大礼。”饶剑锋认为，这是一个很明确的存在，可以作为计划，但绝不是“任务”。如果哪座山不成功，那也只是“尚未达成”而已，只要人没事，就可以再来。他会十分享受去努力完成自己的感觉，和这整个攀登的过程。
攀登者永远只能考虑当下要走的这一步，因为谁都不知道下一秒、下一步可能发生什么，只有一步一步踩稳走好，由无数个全力以赴全神贯注的当下去构筑攀登的整个过程。而若是一旦发生了什么，也只能接受。因为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它就是发生了。世事难料，我们无能为力。只有在发生之前，时刻警醒、觉察甚至小心翼翼。对于一个攀登者来说，危险意识是很重要的，但又绝不能被它吓倒，饶剑峰说：高海拔的登山运动就是“时时可死，步步求生”。 如今，杨春风和饶剑峰离他们梦想的“14座”最高峰这么近，却最终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是倒在了恐怖黑手的枪口下。
这起血案中，有两位知名中国民间登山家意外丧命。在全世界14座最高的、超过8000米的山峰中，这两位中国民间登山家征服了10座以上。这一次，当他们再次踏上冲击8000米高山的征程时，没有败给雪山，却倒在了枪口之下……
生命永留南伽峰
在所有体育项目中，登山，是一项挑战自我、挑战极限的运动，体力消耗极大且极度危险，常常会付出生命的代价。22年前，17位登山运动员在云南梅里雪山的一次突发雪崩中全部失踪，没有人目睹和记录下这极其悲壮的瞬间。在这17人中，就有我所认识的登山者。过了7年，他们的遗骸终于被发现，但在移动的冰川中冲出来的凌乱遗骨，已经辨不出模样，只知道是那次雪崩吞没的勇士的遗骨。
目光再转向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近百年来，世界各地的登山者，已经有近400人征服了珠峰，但也有近200人死在了珠峰的半山腰，生者与死者的比例是2 ：1。平均算来，每40米安息着一个英魂。而珠峰山脚下的墓地，仅是同伴为遇难者堆起的空冢，没有墓志铭，甚至没有死亡日期，只是在石头上刻写着遇难者的名字。无论是腰缠万贯的富豪，还是一贫如洗的夏尔巴背夫，都平静、平等地占有着相同的一个石堆。遇难的原因有雪崩、滑坠、滚石、高山病……意外突然降临，同伴无法救助，甚至连遗体也无法運至山下，只能将遇难者埋在山上的冰雪中、石堆下……
然而，最近发生的这一次登山意外事件，不是来自险峻陡峭的雪峰，而是来自塔利班的恐怖袭击。“9·11”之后的世界并不太平，体育也不能幸免，波士顿马拉松血案刚发生不久，两位中国民间登山家，又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将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圣洁的雪山。请记住他们的名字：杨春风，饶剑峰，分别第11次和第10次征服8000米以上的高山。
6月22日，当他们又一次开始登山探险时，塔利班恐怖分子罪恶的子弹，夺走了他们的生命……就在枪杀案发生的第二天，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主动”承认组织了这起袭击事件。有分析者认为，恐怖分子之所以这么做，旨在报复上个月塔利班头目大毛拉瓦利·拉赫曼遭美军无人机袭击身亡一事，想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杨春风和饶剑峰这次是结伴冲击南伽峰这座世界第九高峰的，之前他俩和另一位登山爱好者张京川曾在去年成功登顶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三人这次再次结伴同行，更是自信满满，一定要登顶成功。同队的队友有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
和以往一样，对外联系和接洽登山事宜，都由杨春风的团队来进行。为了确保顺利登顶，这个经验丰验的团队提前一周来到南伽峰下，进行适应性训练。就在遭遇枪杀前的几个小时，登山队员们还和家人联系，报了平安，情况一切正常。
杨春风是新疆人，在国内登山界颇有名气，他是医生，因为个人的爱好和追求与登山结缘；饶剑峰则是深圳特发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因为对雪山的热爱，毅然放弃了高薪职位；张京川曾在部队服役，现在是昆明的一名公务员，曾登顶珠峰和乔戈里峰等一系列高山。作为这次恐怖袭击现场的唯一幸存者，他事后的讲述极其惊心动魄。
枪击事件发生时，整个登山队正住宿在前进营地。被枪匪绑架的导游带路，找到了他们。
“前进营地大约有二三十人。”张京川回忆说，“大家主要分布在两个区域安扎帐篷，事发当天，一支登山队离开了前进营地，进行高山适应性训练，营地里也就剩下了他们10个人，先前出发的登山队也就因而幸运地避开了这次令人惊魂的恐怖袭击。
“事情发生在当地时间零点以后，所有人都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帐篷，夜很黑，也很安静”，张京川说他“刚在帐篷里躺下没过多久，还没有睡着，突然间便被一阵嘈杂的声音所惊扰，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有人便冲进了帐篷”。在被人捆绑之后，张京川和队员相继被拖出了帐篷，“我被拖出来时，我看到杨春风和饶剑峰也已经被拖了出来，袭击者的枪正顶在他们头上”。
“当时，我并不知道遭遇了恐怖袭击，还以为只是遭遇歹徒抢劫，那伙人把我押到杨春风旁边，让我跪下。当时，我跪在杨春风旁边，那伙人继续搜索营地里的其他人，我对杨春风说，遇见歹徒了，做好准备跑吧！杨春风还安慰我，他们只是劫财，如果现在跑，很可能会开枪。”
当时，所有人被分成两排，跪在营地的空地上，恐怖分子面目狰狞地叫嚣着，虽然听不懂对方在说些什么，但张京川已经预感到这绝对不是一般的抢劫。“我当时双手被捆绑，唯一的想法就是想办法挣脱捆绑，然后逃走。”
把所有人聚集在一起后，袭击者开始向每一个登山者索要护照和钱财。“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带过多的钱物，手上有块表”，张京川趁着袭击者从他手腕上取表的时候，偷偷地弄开了手上的绳子，准备伺机逃逸……
就在这时，张京川甚至没有机会提醒身边的队友老杨，已经听到枪声响起，凭借敏锐和机智，再加上射杀他的那名恐怖分子动作慢了那么一点点，张京川下意识把头一低，身体紧缩在一起，接着趁乱“撂倒”一名袭击者，挣脱绳索，光着脚一路狂奔。身后响起连续急促的枪声，张京川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营地距离山崖30米，张京川用尽所有的力气狂奔到山崖边，毫不犹豫纵身跳下。山崖并不高，只是一个四五十米长的斜坡，连接山崖下的冰河。一路滚到冰河上，张京川迅速躲进了冰河岸边的冰裂缝中，远处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我躲在冰裂缝中，隐隐约约看到几个袭击者追到了山崖边，由于天太黑，他们没有继续向前追赶。”
张京川也不清楚等待了多长时间。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悄悄潜回营。“回到营地，我只想拿走的就是电话。当时什么都没想，只想把死亡营地发生的一切快点传递出去，这是一次骇人听闻的袭击，而电话是唯一能够与外界联系的工具。”
突遭恐怖分子的袭击，杨春风和饶剑峰的生命，永远留在雪山深处。他们在登山生涯中多次经历生死时刻，都曾想过自己会在登山时遭遇不测，告别这个世界，可是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居然是以这种方式离开人间…… 20多年前，本刊记者参与了《上海体育》杂志的创办，在创刊号上，《上海体育》约请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周嘉俊采写了一篇中国登山队的报道，为此周嘉俊还去女登山队员潘多的家做专访。本刊记者与周嘉俊曾就中国体育的诸多问题进行对话，登山也是一个争议颇多的话题。
现代体育和现代生活究竟给人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启示？我们曾经在上世纪50年代因为拳击比赛伤亡了一名运动员而使这项运动中断了近30年，拳击比赛的残酷性至今在世界各国仍颇有微词，其实在竞争中死亡最多的并不是拳击运动，而正是人们所推崇和赞美的登山运动。
上世纪60年代，中国登山队第一次向珠峰发起冲击，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三人站在了地球之巅，向世界昭示了中华民族的顽强与不屈。可能有人不知道，在那次登山中，同样有两个年轻的生命，长眠在了珠峰雪山。他们是汪矶和邵子庆，两个人都是刚走出校园的毕业生，后留在大学任教。邵子庆运送物资到海拔7000米处，就因强烈的高山反应倒在途中。汪矶也是在这个高度，身体严重不适难以支撑，两个队友只好架着他下撤。下撤途中，他们在一处冰裂缝中发现了一具英国人的遗体，从登山服装上看年代已经很久远了。当时，汪矶还清醒地看了看这具尸体。但到了6500米的营地后，他一躺下就瞬间停止了呼吸。
采访潘多的周嘉俊告诉本刊记者，当年中国登山队里有一位年仅15岁的气象员，潘多和她的同伴向珠峰登顶冲击的那一天的天气预报就是他发出来的，周总理在电话中一再问他是否有把握，他说有。事后他告诉潘多，他是国家登山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什么也不懂，如果他懂得什么叫向世界最高峰冲击的话，他绝不敢说他的气象预报有把握。这份天气预报是他在6000多米的大本营里发出的，这个高度使他无法躺下睡觉，他和同伴背靠背坐在那，脑袋里像插进了无数根钢针，这种痛苦使一个15岁的男孩子偷偷流了很多次眼泪，甚至感到了一种死亡的绝望，潘多说，国家登山队出发时有一二百人，最后到达顶峰的只有几个人，有不少人在8883米处的最后十几米处倒下了，回北京休整半年，一名年轻的登山队员躺在病床上，四肢已经被冻掉了，他告诉这个15岁的小男孩：“我就差十几米了，我想我就是爬也应当爬上了，就是死了，也值得，可就是爬不动了……”
如果说，当年国家登山队登顶珠峰是整个民族的自豪与壮举，如今，当登山运动被越来越多的业余登山家所热衷时，他们更多的是以登山俱乐部或个人探险旅游的形式出于一种精神层面的热爱与追求，在险情丛生、风雪肆虐的登山过程中，死亡依然是这项运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登山者看来，在这地球之巅，人类生存条件最严酷的极地，读懂了雪山，才能真正理解人类的不屈与生命的壮丽。在科技、资讯和生活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更需要这种“登山精神”。然而，事到如今，登山运动却又多了一个恐怖袭击。杨春风和饶剑峰两位勇士永远地倒下了，他们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南伽峰。
征服的定义是什么？
民间登山家遭遇枪杀事件发生后，再次引发了外界对于“冒险和生命”的争论。有评论员提出质疑：登山的意义、魅力和它的高冒险性相比，孰轻孰重？都说登山是为了征服，但你上去就算征服了它吗？不管你上不上去，山都在那里，屹立不动。有什么征服会比生命更有价值？
北京奥运会期间，记者在采访北大知名登山运动员严冬冬时就曾探讨过这个话题。为什么选择登山？征服的定义是什么？他回答简单而淳朴：“爱登山，一是登山伙伴之间那种洁白如雪又如太阳般温暖的关系；二是登山是一个‘修心’的过程 ；三是大自然带给人的一种极度的开阔和豪迈。”关于生命话题，严冬冬在生前曾说，登山不等于轻视自己的生命，也不等于置生死于度外。“其实我们要细心到每一个绳结的打法，牢固度，观察每一次探路中的蛛丝马迹。要懂得天气和地质。”
去年，严冬冬登山遇难，有很多网友认为他的死是“人才的浪费”。如果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严冬冬的确是一个另类，在他的骨子里，一半是火焰：他浪漫，也有点偏执，是个理想主义者；而他的另一半是海水：很现实，也很理智冷静，有自己的人生规划。他懂得登山不会贯穿整个人生，他要开翻译公司，会在30岁前结束冒险，会在功成名就时安排好父母的生活。只是，还没等到他把自己拉回尘世，就长眠在了茫茫雪山中。
如果说严冬冬是高校学子中最知名的登山者，那么本次惨遭塔利班袭击的45岁的杨春风则是民间职业登山家第一人。他曾4次登顶博格达峰、10次登顶慕士塔格峰，还曾带队攀登世界第六峰卓奥友峰。2007年、2009年分别登顶珠穆朗玛峰，成为国内唯一一位两次登顶珠峰的民间登山家。3年前，杨春风在带队从尼泊尔攀登世界8000米高峰中第七位的道拉吉里峰时，在下撤过程中遭遇大雾天气，队里有3位同伴遇难。这次事故后，作为领队的杨春风曾经受到广泛批评。对此，杨春风一直保持缄默。多年来，队友牺牲的阴影一直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也许，在杨春风看来，有时候，死亡就是一种力量，就是一种震撼，就是一种向往，但也常常会是一种无可奈何：“虽然当时我已经尽力了，我也很想挽救他们几个人，但实在是力不从心。”杨春风说，“登顶前也曾向国外的气象服务公司咨询过山顶上的气象情况，但8000米以上的山顶气候变化很快，可能上一个小时还是阳光明媚，下一个小时就狂风怒号了。队友死了，我还活着，我心里很难受，我对不起他们。”
杨春风十多年前离婚，有个16岁的儿子。他说，只有了无牵挂，才能无所畏惧。杨春风曾向记者慨叹说，自己注定了是一个天生的冒险者，这注定了要让家人为他揪心。他每年都有一半时间在外面登山或带队，几乎每年都要带领一个团队从珠峰的北坡攀登，与家人也是聚少离多。“这就是我们登山者的生活，爱家人，也爱冒险。但这注定了是矛盾的两极。”
杨春风生前透露，自己的计划是在2015年前完成攀登“14座”，他计划在完成登顶“14座”的目标后，建立一所登山培训学校，培养更多的登山爱好者，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这项运动。
与杨春风一样，饶剑峰也把登山运动视为自己的生命。当年从贵州工业大学毕业后，他来到深圳工作，出色的能力让他很快成为深圳特发地产总经理，在遇难前为深圳特发黎明光电（集团）有限公司的监事会主席。然而，出于对大山的热爱，他毅然离开了地产界，选择艰险而又充满挑战的登山运动。
饶剑锋女儿饶子君曾公开在网上撰文：《饶剑锋，攀登心中的大山》，专门提到父亲从地产界离开的原因。显然，她为自己的父亲感到骄傲：“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同样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去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耽于工作或者耽于家庭，人们总是有理由。而在我父亲看来，这些都是人为制造的两难。当然这并不是鼓励所有人都去登山，而是每个人在生命中，至少可以有一次为自己想要做的事全力以赴。至少，可以一试；至少，不留遗憾。”
7年前，饶剑锋刚从珠峰回来，心中埋下了一颗关于“攀登14座高峰”的目标。当时，她的女儿问起“14座”对于他的意义，饶剑峰轻松却又不乏认真地回答：“14座这个目标，是我給自己生命中的一份大礼。”饶剑锋认为，这是一个很明确的存在，可以作为计划，但绝不是“任务”。如果哪座山不成功，那也只是“尚未达成”而已，只要人没事，就可以再来。他会十分享受去努力完成自己的感觉，和这整个攀登的过程。
攀登者永远只能考虑当下要走的这一步，因为谁都不知道下一秒、下一步可能发生什么，只有一步一步踩稳走好，由无数个全力以赴全神贯注的当下去构筑攀登的整个过程。而若是一旦发生了什么，也只能接受。因为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它就是发生了。世事难料，我们无能为力。只有在发生之前，时刻警醒、觉察甚至小心翼翼。对于一个攀登者来说，危险意识是很重要的，但又绝不能被它吓倒，饶剑峰说：高海拔的登山运动就是“时时可死，步步求生”。 如今，杨春风和饶剑峰离他们梦想的“14座”最高峰这么近，却最终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是倒在了恐怖黑手的枪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