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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按照所谓的“欧洲经验”，只有借助“红皇后效应”——国家和社会的平衡——才能从狭窄的通道中生成受限的利维坦，而受限的利维坦被视为唯一可以促进“自由”的国家类型。在自由的工具性维度，一旦相信“欧洲经验”的普遍性便会导致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测。但是该预测建立在薄弱的逻辑可靠性和经验可检验性的基础上，反而暴露出“欧洲经验”的局限。在自由的目的性维度，虽然“中国经验”代表了一种国家制度建设的不同路径，但国家对社会长远和普遍利益的有效回应是“欧洲经验”和“中国经验”的共同底线。由于路径依赖，“中国经验”更强调优先强化国家能力，再以此为基础推进国家在经济及其他领域的有效回应。
关键词受限的利维坦欧洲经验自由回应
〔中图分类号〕F091.3;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20）12-0036-12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必须坚持从国情出发”，“不能照搬照抄他国制度模式”，①故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开展关于国家制度建设的中国经验与国外经验的比较是一项重要的理论任务。由于国家治理现代化集中体现了一国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②故关于国家制度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启示。在这一领域，2005年克拉克獎得主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的研究代表了学科发展的前沿并最具学术影响力（他是1996—2015年这20年间累计被引用率最高的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及其长期合作伙伴罗宾逊（James Robinson）在2019年出版了《狭窄的通道：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一书，其中提出的国家制度建设的“欧洲经验”，值得我们以批判的眼光加以审视。
本文接下来将尝试讨论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国家制度建设的“欧洲经验”的内涵、逻辑及其所蕴含的西方中心主义;二是如何正确看待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从“欧洲经验”的所谓的普遍性出发，基于自由在经济发展领域的工具性价值而对中国经济前景所做的悲观预测;三是如何基于自由的目的性价值来理解“欧洲经验”和“中国经验”的分殊，以及对社会长远和普遍利益的有效回应为什么可以在中国现有的国家制度下不断强化。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方案对西方经济学思路的超越研究”（19XJC790012）;西南政法大学2019年校级重点项目“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之争的思想演进及对制度型开放的启示”（2019XZZD-05）
① 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求是》2014年第1期。
一、通向受限的利维坦的“欧洲经验”
阿西莫格鲁多次表示自己的研究建立在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Douglass North）的工作基础之上，参见D. Acemoglu， S. Johnson， J. Robinson， “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s of Long-Run Growth，” in P. Aghion， S. Durlauf， eds.，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vol.2B，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2005， pp.385～472;D. Acemoglu， J. Robinson， “Response to Fukuyama’s Review，” http：//whynationsfail.com/blog/2012/4/30/response-to-fukuyamas-review.html;D. Acemoglu， J. Robinson，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9.故他的工作自然会围绕着“诺思悖论”或者说国家悖论而展开。所谓“诺思悖论”，是指“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然而国家又是人为造成的经济衰退的根源”。D.C.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关键词受限的利维坦欧洲经验自由回应
〔中图分类号〕F091.3;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20）12-0036-12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必须坚持从国情出发”，“不能照搬照抄他国制度模式”，①故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开展关于国家制度建设的中国经验与国外经验的比较是一项重要的理论任务。由于国家治理现代化集中体现了一国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②故关于国家制度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启示。在这一领域，2005年克拉克獎得主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的研究代表了学科发展的前沿并最具学术影响力（他是1996—2015年这20年间累计被引用率最高的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及其长期合作伙伴罗宾逊（James Robinson）在2019年出版了《狭窄的通道：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一书，其中提出的国家制度建设的“欧洲经验”，值得我们以批判的眼光加以审视。
本文接下来将尝试讨论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国家制度建设的“欧洲经验”的内涵、逻辑及其所蕴含的西方中心主义;二是如何正确看待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从“欧洲经验”的所谓的普遍性出发，基于自由在经济发展领域的工具性价值而对中国经济前景所做的悲观预测;三是如何基于自由的目的性价值来理解“欧洲经验”和“中国经验”的分殊，以及对社会长远和普遍利益的有效回应为什么可以在中国现有的国家制度下不断强化。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方案对西方经济学思路的超越研究”（19XJC790012）;西南政法大学2019年校级重点项目“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之争的思想演进及对制度型开放的启示”（2019XZZD-05）
① 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求是》2014年第1期。
一、通向受限的利维坦的“欧洲经验”
阿西莫格鲁多次表示自己的研究建立在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Douglass North）的工作基础之上，参见D. Acemoglu， S. Johnson， J. Robinson， “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s of Long-Run Growth，” in P. Aghion， S. Durlauf， eds.，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vol.2B，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2005， pp.385～472;D. Acemoglu， J. Robinson， “Response to Fukuyama’s Review，” http：//whynationsfail.com/blog/2012/4/30/response-to-fukuyamas-review.html;D. Acemoglu， J. Robinson，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9.故他的工作自然会围绕着“诺思悖论”或者说国家悖论而展开。所谓“诺思悖论”，是指“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然而国家又是人为造成的经济衰退的根源”。D.C.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