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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是这样一本不同寻常的书,看上去有点儿离经叛道。但谁也不能否认,作者及其周围的人们是在做严肃的学术思考,这些人对“历史”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要自己“解释”历史的意义,全不管结论可能已经“不合时宜”。好在这一本书写于三四十年代,风雨经临,逝者如斯,今之视昔,一种宽容的心境与一份同情的理解,当然是少不了的。
本书作者在“总论——传统文化之评价”中,大致描画了此书的轮廓,就是“从不同的方向探讨了秦汉以上的中国——动的中国及秦汉以下的中国——比较静止的中国”。我喜欢“不同的方向”这样的说法,它意味着不急于判断,颇有一种动人的从容不迫,充满了大度的选择与美妙的理性,故是过于逼仄窄狭的视角,正无法领略“不同方向”的风景。而在“中国的兵”“中国的元首”“中国的家族”这么实在的题目下寻绎历史,这本身就具相当的价值。
清初的王夫之虽如是说:“为史者,记载空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读通鉴论》六卷)船山先生显然不满于“二十四史”式的“剪贴史学”,他要求读历史,每一时代须读出自己的“思想”。而《中》书研究“兵”的演变,以解释中国文化的本质,看似“异想天开”,却多有敏锐的观察,更深藏作者的当下“优患”,三十年代的历史背景众所周知,那时晚清的屈辱人们记忆犹新,而日本人的侵略愈使国人感到国家的积弱,此是作者确信研究“兵”是“明了民族盛衰的一个方法”的根据所在。
作者断定,秦汉以上中国人具有的阔大活泼的生命力,全在于“兵”的优秀和兵制的规整。以春秋而论,“兵”有责任感、荣誉感,视“战”如归,当“兵”为荣,勇不畏死。作者说,在“整部的《左转》中我们找不到一个胆怯而临阵脱逃的人”。战国时代,虽然列国仍鼓励国民当兵,却已是诱以重利,驱使而已,“兵”的自觉的尚武精神,至此沦落。秦汉以下,用兵多发囚徒与流民乃至胡人,“兵”渐为乌合之众,遂有“好人不当兵”的定论。如此,国民素质日渐低下,民众对国家失掉责任感,明哲保身,而终不能保,国力愈弱,中国自是长期忍受深痛的外侮。
窃识“兵”的精神,多是强悍进取、崇高献身、富于冒险和勇气的,此种精神与后来国民的实际相距大约甚远,也与天下一统期待安定的气氛,颇不相容。故“兵”的精神的消失殆尽,与刘汉宗法大家族的重建几乎同步,“汉制使天下诵《孝经》”,行为轨于礼,思想定一尊,孝治天下,家大于国,这一切当然深合“朕意”。人们只好“爱惜”自己了,于是“个性”不复稍存。这且不算,皇帝和相公们还玩着“五德终始”的把戏,将“天子”神化,崇尊至极,为所欲为,而衰敝的人民也就信定,终于服从“人造”的命运了。
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说:“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历史的观念》)这与船山先生的那段话若合符节,但真正的自我认识,谈何容易,它需要过人的道德勇气。鲁迅先生作为一个中国人,却把中国人的种种卑弱贬斥得无地自容,心中的痛苦一定难以言说罢。同样,《中》书对吾国历史冷静的评说,恐怕缺少国人向来的“激越”,但我们已经认识到,或者必须认识到,我们时下急需的不再是“记载徒繁”的“灿烂”,而是“得失枢机”的“清醒”,尽管这样做,免不了难堪,然而“真实”的自我认识,才能于我们有“用”。
当然,用五篇文章合论“整个中国历史”的《中》书,难免有些仓促和粗疏,且此书作于半个世纪前,不乏通常所说的“局限性”,但毫无疑问,这书开启了一种读历史的方法和思路,而且使我想起帕思卡尔的一句话,“能嘲笑哲学,这才真是哲学思维”。不过,这里需要套用一下,是,能嘲笑历史,这才真是哲学思维。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外一种),雷海宗、林同济著,岳麓书社一九八九年一月版,2.95元)
本书作者在“总论——传统文化之评价”中,大致描画了此书的轮廓,就是“从不同的方向探讨了秦汉以上的中国——动的中国及秦汉以下的中国——比较静止的中国”。我喜欢“不同的方向”这样的说法,它意味着不急于判断,颇有一种动人的从容不迫,充满了大度的选择与美妙的理性,故是过于逼仄窄狭的视角,正无法领略“不同方向”的风景。而在“中国的兵”“中国的元首”“中国的家族”这么实在的题目下寻绎历史,这本身就具相当的价值。
清初的王夫之虽如是说:“为史者,记载空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读通鉴论》六卷)船山先生显然不满于“二十四史”式的“剪贴史学”,他要求读历史,每一时代须读出自己的“思想”。而《中》书研究“兵”的演变,以解释中国文化的本质,看似“异想天开”,却多有敏锐的观察,更深藏作者的当下“优患”,三十年代的历史背景众所周知,那时晚清的屈辱人们记忆犹新,而日本人的侵略愈使国人感到国家的积弱,此是作者确信研究“兵”是“明了民族盛衰的一个方法”的根据所在。
作者断定,秦汉以上中国人具有的阔大活泼的生命力,全在于“兵”的优秀和兵制的规整。以春秋而论,“兵”有责任感、荣誉感,视“战”如归,当“兵”为荣,勇不畏死。作者说,在“整部的《左转》中我们找不到一个胆怯而临阵脱逃的人”。战国时代,虽然列国仍鼓励国民当兵,却已是诱以重利,驱使而已,“兵”的自觉的尚武精神,至此沦落。秦汉以下,用兵多发囚徒与流民乃至胡人,“兵”渐为乌合之众,遂有“好人不当兵”的定论。如此,国民素质日渐低下,民众对国家失掉责任感,明哲保身,而终不能保,国力愈弱,中国自是长期忍受深痛的外侮。
窃识“兵”的精神,多是强悍进取、崇高献身、富于冒险和勇气的,此种精神与后来国民的实际相距大约甚远,也与天下一统期待安定的气氛,颇不相容。故“兵”的精神的消失殆尽,与刘汉宗法大家族的重建几乎同步,“汉制使天下诵《孝经》”,行为轨于礼,思想定一尊,孝治天下,家大于国,这一切当然深合“朕意”。人们只好“爱惜”自己了,于是“个性”不复稍存。这且不算,皇帝和相公们还玩着“五德终始”的把戏,将“天子”神化,崇尊至极,为所欲为,而衰敝的人民也就信定,终于服从“人造”的命运了。
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说:“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历史的观念》)这与船山先生的那段话若合符节,但真正的自我认识,谈何容易,它需要过人的道德勇气。鲁迅先生作为一个中国人,却把中国人的种种卑弱贬斥得无地自容,心中的痛苦一定难以言说罢。同样,《中》书对吾国历史冷静的评说,恐怕缺少国人向来的“激越”,但我们已经认识到,或者必须认识到,我们时下急需的不再是“记载徒繁”的“灿烂”,而是“得失枢机”的“清醒”,尽管这样做,免不了难堪,然而“真实”的自我认识,才能于我们有“用”。
当然,用五篇文章合论“整个中国历史”的《中》书,难免有些仓促和粗疏,且此书作于半个世纪前,不乏通常所说的“局限性”,但毫无疑问,这书开启了一种读历史的方法和思路,而且使我想起帕思卡尔的一句话,“能嘲笑哲学,这才真是哲学思维”。不过,这里需要套用一下,是,能嘲笑历史,这才真是哲学思维。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外一种),雷海宗、林同济著,岳麓书社一九八九年一月版,2.9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