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是这样一本不同寻常的书，看上去有点儿离经叛道。但谁也不能否认，作者及其周围的人们是在做严肃的学术思考，这些人对“历史”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要自己“解释”历史的意义，全不管结论可能已经“不合时宜”。好在这一本书写于三四十年代，风雨经临，逝者如斯，今之视昔，一种宽容的心境与一份同情的理解，当然是少不了的。
　　本书作者在“总论——传统文化之评价”中，大致描画了此书的轮廓，就是“从不同的方向探讨了秦汉以上的中国——动的中国及秦汉以下的中国——比较静止的中国”。我喜欢“不同的方向”这样的说法，它意味着不急于判断，颇有一种动人的从容不迫，充满了大度的选择与美妙的理性，故是过于逼仄窄狭的视角，正无法领略“不同方向”的风景。而在“中国的兵”“中国的元首”“中国的家族”这么实在的题目下寻绎历史，这本身就具相当的价值。
　　清初的王夫之虽如是说：“为史者，记载空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读通鉴论》六卷)船山先生显然不满于“二十四史”式的“剪贴史学”，他要求读历史，每一时代须读出自己的“思想”。而《中》书研究“兵”的演变，以解释中国文化的本质，看似“异想天开”，却多有敏锐的观察，更深藏作者的当下“优患”，三十年代的历史背景众所周知，那时晚清的屈辱人们记忆犹新，而日本人的侵略愈使国人感到国家的积弱，此是作者确信研究“兵”是“明了民族盛衰的一个方法”的根据所在。
　　作者断定，秦汉以上中国人具有的阔大活泼的生命力，全在于“兵”的优秀和兵制的规整。以春秋而论，“兵”有责任感、荣誉感，视“战”如归，当“兵”为荣，勇不畏死。作者说，在“整部的《左转》中我们找不到一个胆怯而临阵脱逃的人”。战国时代，虽然列国仍鼓励国民当兵，却已是诱以重利，驱使而已，“兵”的自觉的尚武精神，至此沦落。秦汉以下，用兵多发囚徒与流民乃至胡人，“兵”渐为乌合之众，遂有“好人不当兵”的定论。如此，国民素质日渐低下，民众对国家失掉责任感，明哲保身，而终不能保，国力愈弱，中国自是长期忍受深痛的外侮。
　　窃识“兵”的精神，多是强悍进取、崇高献身、富于冒险和勇气的，此种精神与后来国民的实际相距大约甚远，也与天下一统期待安定的气氛，颇不相容。故“兵”的精神的消失殆尽，与刘汉宗法大家族的重建几乎同步，“汉制使天下诵《孝经》”，行为轨于礼，思想定一尊，孝治天下，家大于国，这一切当然深合“朕意”。人们只好“爱惜”自己了，于是“个性”不复稍存。这且不算，皇帝和相公们还玩着“五德终始”的把戏，将“天子”神化，崇尊至极，为所欲为，而衰敝的人民也就信定，终于服从“人造”的命运了。
　　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说：“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历史的观念》)这与船山先生的那段话若合符节，但真正的自我认识，谈何容易，它需要过人的道德勇气。鲁迅先生作为一个中国人，却把中国人的种种卑弱贬斥得无地自容，心中的痛苦一定难以言说罢。同样，《中》书对吾国历史冷静的评说，恐怕缺少国人向来的“激越”，但我们已经认识到，或者必须认识到，我们时下急需的不再是“记载徒繁”的“灿烂”，而是“得失枢机”的“清醒”，尽管这样做，免不了难堪，然而“真实”的自我认识，才能于我们有“用”。
　　当然，用五篇文章合论“整个中国历史”的《中》书，难免有些仓促和粗疏，且此书作于半个世纪前，不乏通常所说的“局限性”，但毫无疑问，这书开启了一种读历史的方法和思路，而且使我想起帕思卡尔的一句话，“能嘲笑哲学，这才真是哲学思维”。不过，这里需要套用一下，是，能嘲笑历史，这才真是哲学思维。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外一种)，雷海宗、林同济著，岳麓书社一九八九年一月版，2.9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