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外资所引发的主要产业风险
产业风险可视为经济风险的一种。产业风险主要是指某种特定产业因其规模、结构及控制等因素所引发的种种不利影响。产业风险虽然不等于经济风险,但它是经济风险中的主要因素和原发性因素。在区域经济中,外资规模如果不大,其所引发的产业风险不至于导致地区经济产生破坏性的后果;但当外资规模较大时,则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就其区域而言,这种可能的产业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区域经济控制力风险
经济控制力风险对一个国家而言,也称为经济主权风险,是指外商直接投资给东道国支配和控制关键资源能力产生的威胁,即会使东道国支配和控制资源的能力丧失或部分丧失的风险。从区域产业角度看,经济控制力风险主要表现为区域主导产业、成长性产业和高技术等产业中,外资占有大部分比重或控制其中的关键性部位。由于产业的扩张和调整主动权由外资所掌握,在一般情况下,其风险体现在区域对这些产业难以实施调控;在发展受阻时,例如资源约束,会导致地区产业空心化,甚至引发地区经济整体衰退。
(二)产业结构失衡风险
外商投资主要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不会顾及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尤其是在投资初期阶段,其盲目性较大。当外资主要通过转移成熟技术并以国际直接投资(FDI)方式投资于制造业时,其生产必然处在微笑曲线的底部,导致制造业生产链“断裂”,地区产业结构单一。这种产业结构消耗物质资源大,产生的负的外部性也大,但对于人才的素质要求和所创造的附加值却很低。这种状况不利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严重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后劲。
(三)本土产业自主创新受阻风险
进入我国的外资企业技术大多是成熟技术,并且与本土企业技术差距较大。迫于外资压力,本土企业创新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外资进入的成熟技术,会产生“挤出效应”,压制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同时,本土企业相对的低技术、高成本,使得其产品无价格优势,无法同外资企业进行市场竞争,最终非但自主创新实现不了,甚至会逐渐沦为外资企业的代工厂商。
(四)减(撤)资风险
减(撤)资风险是指资本所有者从一国或地区减少(或撤出)其所投资行为而产生的不利影响。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一种资本投向何处,投入后是增加(扩资)还是逐渐减少,甚至撤离,转移到其它地方去,由这种资本所获得的利润大小决定。外资之所以会在一个地方集聚,是因为该地能为其带来利润,尤其是超额利润。然而,任何地区、任何产业,利润下降几乎是必然的。首先是超额利润的消失,继而一般利润的减少。一旦下降到资本的边际利润也消失时,外商减(撤)资也就往往发生。减(撤)资对于资本或它的所有者而言,只是改而寻找更为获利的地方;但对于区域来说,却会导致区域产业空心化等非常严重的后果,甚至危及到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多方面。
除以上风险外,在外资集聚区还有如汇率变化、文化冲突、外部性等影响,还会引发生态环境风险、市场恶性竞争和经济增长下降等产业风险。
二、我国外资集聚区产业风险产生的原因及性质分析
有研究者看到了“外资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我国制造业积累了巨大的产业风险”,并提出要对“外资政策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巨大的调整”,但没有明确调整什么?怎么调整?笔者认为,对于产业风险发生来说,根本上还要看产业及其产业结构的性质。尤其是产业结构,合理的产业结构,一般不会或很少导致产业风险;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才会导致产业风险。而我国外资集聚区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才是导致产业风险的根本原因。这可以通过外资在我国的形成原因及特征上来分析。
(一) 形成原因
1、发达国家对外输出“三高”产业。从国际上看, 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由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一些“三高”即“高耗能、高耗材、高污染”的产业被限制。这些缺乏发展前景,但仍有一定生产能力和市场的产品,急需寻找出路。通过资本输出,向国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转移成了唯一出路。这些生产工艺和产品,大多是成熟技术,有较好的市场。同时,按照国际贸易理论,跨国公司可以在制造业生产链中的一个或多个功能上拥有竞争优势。随着生产的专业化发展,生产链的各个功能可以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相分离,例如可以分研究开发、采购、生产加工和产品销售等环节,每个功能都相应地增加产品价值;即使生产链上的一个环节,也可以是具体细分,例如产品销售,可以分解为产品供给管理、广告管理、商标管理、批发与零售以及售后服务等一系列的具体环节。而每个环节都可以由一个独立公司负责,也可以分散到世界各地,最后各种交易由外部市场来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对外输出的必然是生产链中生产环节,因为相对说,只有生产环节既能充分利用输入国的资源优势,又能使成本最小,风险最小,而获利最大。
2、地方政府引资偏好。从引资方式看,地方政府的引资偏好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制造业不合理产业结构的形成。改革开放后,我国从计划转向市场,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区域特征。地方政府为自身利益,利用区位和区域资源优势,采取先入为主的策略,通过市场,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区域特征。地方政府为自身利益,利用区位和区域资源优势,采取先入为主的策略,通过多种手段进行引资。另外,我国政治体制决定了以经济增长(GDP)作为考核指标,而通过引入外资物质资本发展本地经济,是最容易见效且速度快捷的方式。因为外资以物质资本进入,客观上加速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既有利于区域迅速建立起工业基础,同时也为地方提供了就业和财政收入。因此,地方政府引资偏好于物质资本是有其必然性的。
(二)性质分析
从国际分工的大格局看,外资以FDI方式投向制造业,是其将价值链中的生产环节分离出来,转移到资源和市场优势地区,以获得最低的成本支出和最大的产出效益,作为一种产业战略,这是一种合理且必然的选择,资本输出也是有效率的行为。然而,从承接外资的国家和地区看,必然产生两个问题:一方面由于初始投资在以后的发展中具有增强的作用,在引入外资中所形成的这种处在价值链底端的生产,不断得到强化和固定,使地区制造业单一的生产性环节越来越突出,其它环节如研发、采购、营销等发展缓慢甚至萎缩,最终导致地区制造业结构形成了“生产型产业结构”。“生产型产业结构”所描述的是这么一种状况:一个地区的经济主要是制造业产业,而制造业产业又主要是生产环节。其重要特征是产品制造的整个产业链“断裂”,没有产品研发,采购和营销不在本地,大多是生产车间或生产线,技术、知识含量不高,价值创造十分低下。这种结构单一且具有畸形性质的产业结构,当外资已成为主体经济时,一旦支持这种产业结构的资源优势减少甚至消失,必然会产生如处在价值链底端的状况被“锁定”、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增长陷入困境、外商减(撤)资等一系列的风险。
三、防范外资产业风险的基本思路
既然外资产业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那么,化解和防范这种风险就不是简单地抑制外资,而是要引导外资产业结构合理化才是根本。
(一)立足长远,通过外资研发机构和研发活动的本地化带动产业结构调整
外资集聚区的外资产业结构之所以单一化,是因为在国际价值链中,外资只将研发、采购、生产、销售中的生产环节转移过来的结果。在这些环节中,生产环节对于输出国而言风险最小,但对输入国而言却是风险最大;生产以外的研发、采购、销售等环节,技术含量高,价值创造大,对输入国而言后发风险却比较小。尤其是研发环节,除以上特征外,还是关键性环节。如果在外资企业中引入研发,将能带动采购和营销等本地化。从而一方面,使“生产型产业结构”的价值创造从微笑曲线的底部,向两边上部延伸,使附加值增加。由于这种延伸效应技术含量较高,不受资源约束的限制,是外资走出资源约束困境的最好路径;另一方面,客观上又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从而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使区域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化解产业风险的根本。
(二)发展区域服务经济,同外资产业结构形成良性互动
发展区域服务经济,并同外资产业结构形成良性互动,有利于完善产业链,优化产业结构,从而规避产业风险。服务经济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和非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指生产过程中间性投入,同生产的关系比较直接,其发展既要取决于制造业发展水平,同时也对制造业产生拉力。非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生产的辅助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等,它虽然对生产起间接作用,但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服务业,在制造业产业结构中,研发、采购、销售,主要是一种服务活动,它们的本地化,它们的整合度,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服务业的发展。
现代服务具有高人力资本含量和高附加值的特征。研究表明,现代服务业由于其具有的“黏力效应”而对新技术的促进作用是多方面的。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不仅能够满足外资企业技术进步需要,而且能够带动区域文化教育、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等的改善并形成良性循环,完成制造业外包向服务业外包转变,是改变“生产型产业结构”的“黏合剂”,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三)改变招商方式,从物质资本招商转向服务招商、科技招商
外资集聚区外资单一的“生产型产业结构”,从区域意义上说是物质资本招商的结果。物质资本招商在产业扩张期有其必然性和重要意义,但当外资成分较大,且产业过于单一情况下,特别是当“生产型产业结构”所依赖的资源优势丧失时,已不适宜强调这种招商模式。及时地将招商模式转到科技招商、服务招商上来,对于防范产业风险意义极大:从性质上看,科技招商、服务招商属于技术、知识性招商,所耗成本低,有利于提高附加值,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从内容上看,科技招商、服务招商主要是无污染的洁净产业,有利于改善自然生态和人文社会环境,从而有利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从相关产业看,科技招商、服务招商通过完善制造业产品生产链有利于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实现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招商方式的转变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首先应转变招商理念,关键是要深刻认识目前外资增长所面临的困境,外资风险及在区域经济增长中所暴露出来的矛盾,从观念上、指导思想上、习惯上彻底转变招商理念。其次应明确招商内容和确立招商重点,例如科技招商中通过引进跨国公司研发机构是一条捷径,但引进研发机构仅是一种手段,更主要的是引导外资企业真正从转移成熟技术转到自身技术进步方面来。再次要引导外商投资方向,一定的物质资本招商主要导向弥补产业链需要,从物质资本导向科技招商、服务招商直接相关的招商。最后还需要创新招商手段和调整相关招商政策。
(四)加快政府的管理创新,增加管理所产生的合力,为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创造条件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政府的管理创新。政府的管理创新,主要是通过政府提供制度和非制度方面的公共产品,营造良好的环境,作用于制造业产业整合和技术进步,使其各种因素产生合力达到的。外资企业是典型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经济学研究历来认为,市场是存在“功能缺陷”、“失灵”或“失效”的。因此,市场机制运作需要政府的作用弥补,才能使经济的配置达到最优状态。
政府的管理创新在较大程度上是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环境包括制度环境和非制度环境。制度环境,按照制度经济学派对于制度的描述,制度主要包括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等,其中,基本经济制度具有长期稳定性,对于区域政府是外生变量的问题,这也形成了我们分析问题的前提。而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则是地方政府需要重点营造的制度环境。由于地方性的法律法规具有限定性,政策措施是各级政府营造制度环境的重点。其中引资政策和人才政策便是具有重要影响的政策。非制度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基础设施、人文教育环境等。其中,地理位置是无法改变的,自然环境因素有一定程度的可改变性,但大多也是既定的,因此,重点是指基础设施和人文教育环境:在基础设施中,交通设施、信息设施和综合设施,已有实证表明,是三项指标与区域经济增长呈正相关;人文教育环境对经济具有促进作用,也已被实证证明政府在营造环境中,应重点进行这些方面的建设。
(吴妙英,1962年生,广东省揭东县人,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社科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和研究)
产业风险可视为经济风险的一种。产业风险主要是指某种特定产业因其规模、结构及控制等因素所引发的种种不利影响。产业风险虽然不等于经济风险,但它是经济风险中的主要因素和原发性因素。在区域经济中,外资规模如果不大,其所引发的产业风险不至于导致地区经济产生破坏性的后果;但当外资规模较大时,则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就其区域而言,这种可能的产业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区域经济控制力风险
经济控制力风险对一个国家而言,也称为经济主权风险,是指外商直接投资给东道国支配和控制关键资源能力产生的威胁,即会使东道国支配和控制资源的能力丧失或部分丧失的风险。从区域产业角度看,经济控制力风险主要表现为区域主导产业、成长性产业和高技术等产业中,外资占有大部分比重或控制其中的关键性部位。由于产业的扩张和调整主动权由外资所掌握,在一般情况下,其风险体现在区域对这些产业难以实施调控;在发展受阻时,例如资源约束,会导致地区产业空心化,甚至引发地区经济整体衰退。
(二)产业结构失衡风险
外商投资主要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不会顾及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尤其是在投资初期阶段,其盲目性较大。当外资主要通过转移成熟技术并以国际直接投资(FDI)方式投资于制造业时,其生产必然处在微笑曲线的底部,导致制造业生产链“断裂”,地区产业结构单一。这种产业结构消耗物质资源大,产生的负的外部性也大,但对于人才的素质要求和所创造的附加值却很低。这种状况不利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严重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后劲。
(三)本土产业自主创新受阻风险
进入我国的外资企业技术大多是成熟技术,并且与本土企业技术差距较大。迫于外资压力,本土企业创新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外资进入的成熟技术,会产生“挤出效应”,压制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同时,本土企业相对的低技术、高成本,使得其产品无价格优势,无法同外资企业进行市场竞争,最终非但自主创新实现不了,甚至会逐渐沦为外资企业的代工厂商。
(四)减(撤)资风险
减(撤)资风险是指资本所有者从一国或地区减少(或撤出)其所投资行为而产生的不利影响。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一种资本投向何处,投入后是增加(扩资)还是逐渐减少,甚至撤离,转移到其它地方去,由这种资本所获得的利润大小决定。外资之所以会在一个地方集聚,是因为该地能为其带来利润,尤其是超额利润。然而,任何地区、任何产业,利润下降几乎是必然的。首先是超额利润的消失,继而一般利润的减少。一旦下降到资本的边际利润也消失时,外商减(撤)资也就往往发生。减(撤)资对于资本或它的所有者而言,只是改而寻找更为获利的地方;但对于区域来说,却会导致区域产业空心化等非常严重的后果,甚至危及到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多方面。
除以上风险外,在外资集聚区还有如汇率变化、文化冲突、外部性等影响,还会引发生态环境风险、市场恶性竞争和经济增长下降等产业风险。
二、我国外资集聚区产业风险产生的原因及性质分析
有研究者看到了“外资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我国制造业积累了巨大的产业风险”,并提出要对“外资政策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巨大的调整”,但没有明确调整什么?怎么调整?笔者认为,对于产业风险发生来说,根本上还要看产业及其产业结构的性质。尤其是产业结构,合理的产业结构,一般不会或很少导致产业风险;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才会导致产业风险。而我国外资集聚区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才是导致产业风险的根本原因。这可以通过外资在我国的形成原因及特征上来分析。
(一) 形成原因
1、发达国家对外输出“三高”产业。从国际上看, 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由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一些“三高”即“高耗能、高耗材、高污染”的产业被限制。这些缺乏发展前景,但仍有一定生产能力和市场的产品,急需寻找出路。通过资本输出,向国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转移成了唯一出路。这些生产工艺和产品,大多是成熟技术,有较好的市场。同时,按照国际贸易理论,跨国公司可以在制造业生产链中的一个或多个功能上拥有竞争优势。随着生产的专业化发展,生产链的各个功能可以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相分离,例如可以分研究开发、采购、生产加工和产品销售等环节,每个功能都相应地增加产品价值;即使生产链上的一个环节,也可以是具体细分,例如产品销售,可以分解为产品供给管理、广告管理、商标管理、批发与零售以及售后服务等一系列的具体环节。而每个环节都可以由一个独立公司负责,也可以分散到世界各地,最后各种交易由外部市场来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对外输出的必然是生产链中生产环节,因为相对说,只有生产环节既能充分利用输入国的资源优势,又能使成本最小,风险最小,而获利最大。
2、地方政府引资偏好。从引资方式看,地方政府的引资偏好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制造业不合理产业结构的形成。改革开放后,我国从计划转向市场,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区域特征。地方政府为自身利益,利用区位和区域资源优势,采取先入为主的策略,通过市场,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区域特征。地方政府为自身利益,利用区位和区域资源优势,采取先入为主的策略,通过多种手段进行引资。另外,我国政治体制决定了以经济增长(GDP)作为考核指标,而通过引入外资物质资本发展本地经济,是最容易见效且速度快捷的方式。因为外资以物质资本进入,客观上加速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既有利于区域迅速建立起工业基础,同时也为地方提供了就业和财政收入。因此,地方政府引资偏好于物质资本是有其必然性的。
(二)性质分析
从国际分工的大格局看,外资以FDI方式投向制造业,是其将价值链中的生产环节分离出来,转移到资源和市场优势地区,以获得最低的成本支出和最大的产出效益,作为一种产业战略,这是一种合理且必然的选择,资本输出也是有效率的行为。然而,从承接外资的国家和地区看,必然产生两个问题:一方面由于初始投资在以后的发展中具有增强的作用,在引入外资中所形成的这种处在价值链底端的生产,不断得到强化和固定,使地区制造业单一的生产性环节越来越突出,其它环节如研发、采购、营销等发展缓慢甚至萎缩,最终导致地区制造业结构形成了“生产型产业结构”。“生产型产业结构”所描述的是这么一种状况:一个地区的经济主要是制造业产业,而制造业产业又主要是生产环节。其重要特征是产品制造的整个产业链“断裂”,没有产品研发,采购和营销不在本地,大多是生产车间或生产线,技术、知识含量不高,价值创造十分低下。这种结构单一且具有畸形性质的产业结构,当外资已成为主体经济时,一旦支持这种产业结构的资源优势减少甚至消失,必然会产生如处在价值链底端的状况被“锁定”、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增长陷入困境、外商减(撤)资等一系列的风险。
三、防范外资产业风险的基本思路
既然外资产业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那么,化解和防范这种风险就不是简单地抑制外资,而是要引导外资产业结构合理化才是根本。
(一)立足长远,通过外资研发机构和研发活动的本地化带动产业结构调整
外资集聚区的外资产业结构之所以单一化,是因为在国际价值链中,外资只将研发、采购、生产、销售中的生产环节转移过来的结果。在这些环节中,生产环节对于输出国而言风险最小,但对输入国而言却是风险最大;生产以外的研发、采购、销售等环节,技术含量高,价值创造大,对输入国而言后发风险却比较小。尤其是研发环节,除以上特征外,还是关键性环节。如果在外资企业中引入研发,将能带动采购和营销等本地化。从而一方面,使“生产型产业结构”的价值创造从微笑曲线的底部,向两边上部延伸,使附加值增加。由于这种延伸效应技术含量较高,不受资源约束的限制,是外资走出资源约束困境的最好路径;另一方面,客观上又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从而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使区域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化解产业风险的根本。
(二)发展区域服务经济,同外资产业结构形成良性互动
发展区域服务经济,并同外资产业结构形成良性互动,有利于完善产业链,优化产业结构,从而规避产业风险。服务经济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和非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指生产过程中间性投入,同生产的关系比较直接,其发展既要取决于制造业发展水平,同时也对制造业产生拉力。非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生产的辅助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等,它虽然对生产起间接作用,但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服务业,在制造业产业结构中,研发、采购、销售,主要是一种服务活动,它们的本地化,它们的整合度,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服务业的发展。
现代服务具有高人力资本含量和高附加值的特征。研究表明,现代服务业由于其具有的“黏力效应”而对新技术的促进作用是多方面的。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不仅能够满足外资企业技术进步需要,而且能够带动区域文化教育、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等的改善并形成良性循环,完成制造业外包向服务业外包转变,是改变“生产型产业结构”的“黏合剂”,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三)改变招商方式,从物质资本招商转向服务招商、科技招商
外资集聚区外资单一的“生产型产业结构”,从区域意义上说是物质资本招商的结果。物质资本招商在产业扩张期有其必然性和重要意义,但当外资成分较大,且产业过于单一情况下,特别是当“生产型产业结构”所依赖的资源优势丧失时,已不适宜强调这种招商模式。及时地将招商模式转到科技招商、服务招商上来,对于防范产业风险意义极大:从性质上看,科技招商、服务招商属于技术、知识性招商,所耗成本低,有利于提高附加值,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从内容上看,科技招商、服务招商主要是无污染的洁净产业,有利于改善自然生态和人文社会环境,从而有利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从相关产业看,科技招商、服务招商通过完善制造业产品生产链有利于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实现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招商方式的转变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首先应转变招商理念,关键是要深刻认识目前外资增长所面临的困境,外资风险及在区域经济增长中所暴露出来的矛盾,从观念上、指导思想上、习惯上彻底转变招商理念。其次应明确招商内容和确立招商重点,例如科技招商中通过引进跨国公司研发机构是一条捷径,但引进研发机构仅是一种手段,更主要的是引导外资企业真正从转移成熟技术转到自身技术进步方面来。再次要引导外商投资方向,一定的物质资本招商主要导向弥补产业链需要,从物质资本导向科技招商、服务招商直接相关的招商。最后还需要创新招商手段和调整相关招商政策。
(四)加快政府的管理创新,增加管理所产生的合力,为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创造条件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政府的管理创新。政府的管理创新,主要是通过政府提供制度和非制度方面的公共产品,营造良好的环境,作用于制造业产业整合和技术进步,使其各种因素产生合力达到的。外资企业是典型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经济学研究历来认为,市场是存在“功能缺陷”、“失灵”或“失效”的。因此,市场机制运作需要政府的作用弥补,才能使经济的配置达到最优状态。
政府的管理创新在较大程度上是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环境包括制度环境和非制度环境。制度环境,按照制度经济学派对于制度的描述,制度主要包括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等,其中,基本经济制度具有长期稳定性,对于区域政府是外生变量的问题,这也形成了我们分析问题的前提。而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则是地方政府需要重点营造的制度环境。由于地方性的法律法规具有限定性,政策措施是各级政府营造制度环境的重点。其中引资政策和人才政策便是具有重要影响的政策。非制度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基础设施、人文教育环境等。其中,地理位置是无法改变的,自然环境因素有一定程度的可改变性,但大多也是既定的,因此,重点是指基础设施和人文教育环境:在基础设施中,交通设施、信息设施和综合设施,已有实证表明,是三项指标与区域经济增长呈正相关;人文教育环境对经济具有促进作用,也已被实证证明政府在营造环境中,应重点进行这些方面的建设。
(吴妙英,1962年生,广东省揭东县人,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社科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