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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汪曾祺是中国20世纪最后一位士大夫，他则自称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出道甚早——20岁便步入文坛，却大器晚成——60岁才进入创作的黄金时期。他作品不多，却历久弥新。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汪曾祺和他的作品一直是常谈常新的话题。十几年过去了，许多当时轰动一时的作品都失去了初时的魅力而渐趋沉寂。回过头来看汪曾祺的作品，却还那么耐读，那么有魅力。他的作品不但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而且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显示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汪曾祺的小说到底给我们提供了什么东西？
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中，汪曾祺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在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大多数的文学作品都不免带有一种浮躁凌厉之气。叙述者常常赤膊上阵，闯入作品，毫无节制地宣泄情感。在充满主观和情感色彩的语言背后，是一些热情洋溢、豪情奔放、焦灼不安的灵魂。作品的叙述节奏也很快，常给人上气不接下气之感。作者常常饱含叙述的激情，总想启发点什么，解决点什么，宣泄点什么。而读汪曾祺的作品，我们开始领略到一种“坐看云起时”的从容和达观。一进入他的文字，你的心就开始平静下来。当你真正走入他所营造的审美世界时，心灵的褶皱就被他如水的文字慢慢抚平，使人如品甘霖，如饮美酒，回味无穷。
我们常说“文如其人”，汪曾祺的这种“淡中有味，飘而不散”的美学风格的形成与其儒雅的士大夫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镇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父亲汪菊生多才多艺，金石书画皆通。汪曾祺的审美意识的形成得益于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父亲的随和性格也对汪曾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汪曾祺曾明确表示，他的思想既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又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这种儒道合一的思想文化形成了汪曾祺外儒内道的双重人格，并对其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儒家的仁爱精神形成了他的悲悯情怀，使他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人物，而不是高高在上，君临一切。道家的“淡然至极，众美从之”的美学风范也影响了他对自然和谐境界的追求。
在写作中，汪曾祺崇尚的是“虚静”的审美心理，他主张“反复沉淀，除尽火气”，特别是除尽“感伤主义”。所以，他的小说几乎不写大悲大喜，总是“发乎情，止乎礼”，不急不躁，形成了一种平淡自然的叙述风格。在这种沉静平和的语调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老者的形象。这位老者饱经风霜，岁月已经将他性格中的焦躁、热情、仇恨洗刷干净，剩下的，只是一种淡泊达观的心境。这种传统文人的气质再加上老年人练达的心境形成了汪曾祺小说特有的质地，给当时充满浮躁之气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而柔和的风气。
这种独特的创作风格的形成与他独特的文体观念是分不开的。汪曾祺曾说：“我的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不是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的确，在文体结构方面，汪曾祺的小说是典型的散文化的小说。故事性不强，情节很少，不强调事情的前因后果，也不追求情节的扣人心弦、波澜起伏，留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氛围，一种对生活的印象。他的大多数小说结构松散，却有一种“漫不经心的随意”，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表面上看起来杂乱无章，却潜藏着一种内在的秩序。这种近似随笔的小说文体带来了小说观念的更新，也带来了别具一格的阅读趣味。
汪曾祺的小说很少关注重大、敏感的社会主题，而更多关注的是生活。他写人写事，浮在面上的却是生活。汪曾祺善于将表面不相干的生活片段焊接起来，使之浑然一体，从而传达出一种特有的人生韵味和生活情趣。如《鸡毛》写的是西南联大的几个生活片段。寡妇有寡妇的生活，学生有学生的生活，但结尾处两个看似毫无联系的人，却被三堆鸡毛联系起来了。最后一句话“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则把人和事统一到一种共同的人生况味之中，传达了一种独特的文学韵味，真正体现了一种形散神不散的写作功力。
汪曾祺的小说大多以故乡江苏高邮的风土人情、市井生活为背景。那里有他童年时所有的记忆和梦想。汪曾祺认为写小说就是“写回忆”。他写得最好的也大都是有关童年和故乡的印象，记忆里的人和事。如《受戒》写的是“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旧梦”，《故乡人》、《故人往事》、《故里杂记》、《故里三陈》、《小学同学》等等，从名字就可以看出作者的故乡情结。这种故乡情结也表现在作家对故乡的风俗人情乐此不疲的玩味和欣赏中。在汪曾祺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关于婚丧礼仪、居所陈设、饮食服饰等等民风民俗的描写。如《受戒》中作者就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写当地的独特风俗。作品一开头就写荸荠庵，引出当地当和尚的风俗，明海出家的过程，荸荠庵的生活方式，小英子家的生活状态，最后才出现明海受戒的场面。在《大淖记事》中，这种描写甚至占了作品的一半篇幅。但作者又不是为写风俗而写风俗。正如汪曾祺本人所说：“写景就是写人，是写人物对于周围世界的感觉。这样才会使一篇作品处处浸透了人物，散发着人物的气息，在不写人物的部分有人物。”这些插入成分有机地融入作品中，在民情风俗中包含着真实的性情，真实的性情中又包含着真实的人生，从而营造了一个洋溢着浓郁的地域风情的艺术世界。这种独特的乡土情调、气氛的渲染、背景的描写，再加上作者精心营造的意境，使小说散发出浓浓的诗意，给人带来愉悦的审美感受。
回忆是一种远距离的凝望和选择。时空距离的遥远滤去了外在的尘嚣和浮躁，沉淀下来的是那些纯真纯美的东西。因此，在汪曾祺的小说里我们很少看到那些丑恶的东西，感受到的是人情之美、人性之美。《受戒》写的是明海和英子之间萌发的天真无邪的爱情，表现了健康的人性。《鉴赏家》、《岁寒三友》、《七里茶坊》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在这个乡村世界里，几乎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尖锐的角逐斗争。父母兄弟恭孝友爱，邻里乡亲互助和睦，朋友间相濡以沫。汪曾祺的笔下构造出的是一片没有被权欲浸染的纯然宁静的乡土，一片近乎童年般和谐而温馨的所在。
汪曾祺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除了语言，小说就不存在”。正是这种语言的自觉带来了作家创作上的成功。可以说，汪曾祺小说中平淡恬静的诗意氛围的营造，古朴明净的美学风格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靠语言来完成的。他去掉了喧嚣的词藻和色彩强烈的句子，只求言语的亲切。那些看来不事修饰却又很考究的句子，以自然为最高修辞原则，以恬静之美为美学风范。语言简洁干净，文白相间，节制而富有弹性，形成了一种典雅含蓄、淡而有味的语言风格。这种深厚的语言功底和良好的语感正是他的小说耐读耐品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当代小说史上，汪曾祺起了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不但接续了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抒情传统，而且影响了一大批作家。可以说，他的出现，对中国当代文学性格和气质的改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构筑了一道永恒的文学景观。
编辑/姚晟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汪曾祺和他的作品一直是常谈常新的话题。十几年过去了，许多当时轰动一时的作品都失去了初时的魅力而渐趋沉寂。回过头来看汪曾祺的作品，却还那么耐读，那么有魅力。他的作品不但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而且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显示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汪曾祺的小说到底给我们提供了什么东西？
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中，汪曾祺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在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大多数的文学作品都不免带有一种浮躁凌厉之气。叙述者常常赤膊上阵，闯入作品，毫无节制地宣泄情感。在充满主观和情感色彩的语言背后，是一些热情洋溢、豪情奔放、焦灼不安的灵魂。作品的叙述节奏也很快，常给人上气不接下气之感。作者常常饱含叙述的激情，总想启发点什么，解决点什么，宣泄点什么。而读汪曾祺的作品，我们开始领略到一种“坐看云起时”的从容和达观。一进入他的文字，你的心就开始平静下来。当你真正走入他所营造的审美世界时，心灵的褶皱就被他如水的文字慢慢抚平，使人如品甘霖，如饮美酒，回味无穷。
我们常说“文如其人”，汪曾祺的这种“淡中有味，飘而不散”的美学风格的形成与其儒雅的士大夫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镇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父亲汪菊生多才多艺，金石书画皆通。汪曾祺的审美意识的形成得益于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父亲的随和性格也对汪曾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汪曾祺曾明确表示，他的思想既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又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这种儒道合一的思想文化形成了汪曾祺外儒内道的双重人格，并对其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儒家的仁爱精神形成了他的悲悯情怀，使他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人物，而不是高高在上，君临一切。道家的“淡然至极，众美从之”的美学风范也影响了他对自然和谐境界的追求。
在写作中，汪曾祺崇尚的是“虚静”的审美心理，他主张“反复沉淀，除尽火气”，特别是除尽“感伤主义”。所以，他的小说几乎不写大悲大喜，总是“发乎情，止乎礼”，不急不躁，形成了一种平淡自然的叙述风格。在这种沉静平和的语调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老者的形象。这位老者饱经风霜，岁月已经将他性格中的焦躁、热情、仇恨洗刷干净，剩下的，只是一种淡泊达观的心境。这种传统文人的气质再加上老年人练达的心境形成了汪曾祺小说特有的质地，给当时充满浮躁之气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而柔和的风气。
这种独特的创作风格的形成与他独特的文体观念是分不开的。汪曾祺曾说：“我的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不是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的确，在文体结构方面，汪曾祺的小说是典型的散文化的小说。故事性不强，情节很少，不强调事情的前因后果，也不追求情节的扣人心弦、波澜起伏，留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氛围，一种对生活的印象。他的大多数小说结构松散，却有一种“漫不经心的随意”，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表面上看起来杂乱无章，却潜藏着一种内在的秩序。这种近似随笔的小说文体带来了小说观念的更新，也带来了别具一格的阅读趣味。
汪曾祺的小说很少关注重大、敏感的社会主题，而更多关注的是生活。他写人写事，浮在面上的却是生活。汪曾祺善于将表面不相干的生活片段焊接起来，使之浑然一体，从而传达出一种特有的人生韵味和生活情趣。如《鸡毛》写的是西南联大的几个生活片段。寡妇有寡妇的生活，学生有学生的生活，但结尾处两个看似毫无联系的人，却被三堆鸡毛联系起来了。最后一句话“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则把人和事统一到一种共同的人生况味之中，传达了一种独特的文学韵味，真正体现了一种形散神不散的写作功力。
汪曾祺的小说大多以故乡江苏高邮的风土人情、市井生活为背景。那里有他童年时所有的记忆和梦想。汪曾祺认为写小说就是“写回忆”。他写得最好的也大都是有关童年和故乡的印象，记忆里的人和事。如《受戒》写的是“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旧梦”，《故乡人》、《故人往事》、《故里杂记》、《故里三陈》、《小学同学》等等，从名字就可以看出作者的故乡情结。这种故乡情结也表现在作家对故乡的风俗人情乐此不疲的玩味和欣赏中。在汪曾祺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关于婚丧礼仪、居所陈设、饮食服饰等等民风民俗的描写。如《受戒》中作者就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写当地的独特风俗。作品一开头就写荸荠庵，引出当地当和尚的风俗，明海出家的过程，荸荠庵的生活方式，小英子家的生活状态，最后才出现明海受戒的场面。在《大淖记事》中，这种描写甚至占了作品的一半篇幅。但作者又不是为写风俗而写风俗。正如汪曾祺本人所说：“写景就是写人，是写人物对于周围世界的感觉。这样才会使一篇作品处处浸透了人物，散发着人物的气息，在不写人物的部分有人物。”这些插入成分有机地融入作品中，在民情风俗中包含着真实的性情，真实的性情中又包含着真实的人生，从而营造了一个洋溢着浓郁的地域风情的艺术世界。这种独特的乡土情调、气氛的渲染、背景的描写，再加上作者精心营造的意境，使小说散发出浓浓的诗意，给人带来愉悦的审美感受。
回忆是一种远距离的凝望和选择。时空距离的遥远滤去了外在的尘嚣和浮躁，沉淀下来的是那些纯真纯美的东西。因此，在汪曾祺的小说里我们很少看到那些丑恶的东西，感受到的是人情之美、人性之美。《受戒》写的是明海和英子之间萌发的天真无邪的爱情，表现了健康的人性。《鉴赏家》、《岁寒三友》、《七里茶坊》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在这个乡村世界里，几乎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尖锐的角逐斗争。父母兄弟恭孝友爱，邻里乡亲互助和睦，朋友间相濡以沫。汪曾祺的笔下构造出的是一片没有被权欲浸染的纯然宁静的乡土，一片近乎童年般和谐而温馨的所在。
汪曾祺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除了语言，小说就不存在”。正是这种语言的自觉带来了作家创作上的成功。可以说，汪曾祺小说中平淡恬静的诗意氛围的营造，古朴明净的美学风格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靠语言来完成的。他去掉了喧嚣的词藻和色彩强烈的句子，只求言语的亲切。那些看来不事修饰却又很考究的句子，以自然为最高修辞原则，以恬静之美为美学风范。语言简洁干净，文白相间，节制而富有弹性，形成了一种典雅含蓄、淡而有味的语言风格。这种深厚的语言功底和良好的语感正是他的小说耐读耐品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当代小说史上，汪曾祺起了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不但接续了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抒情传统，而且影响了一大批作家。可以说，他的出现，对中国当代文学性格和气质的改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构筑了一道永恒的文学景观。
编辑/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