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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入狱服刑，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其中相当的一部分体现在其父母身上。这些做父母的，含辛茹苦将子女拉扯大，不仅没有享到儿女的福，反而受到这些不争气的孩子的拖累。
在近三年的时间里，笔者走访了120余户服刑人员的家庭，和部分服刑人员的父母进行了近距离的接触和坦率的交谈，给我的感觉是，桑榆渐晚转凄凉，可怜天下父母心呵。
一
本来，他可以安享自己的晚年生活。但是，儿子的入狱服刑以及因此引起的一系列家庭变故，让他再次“出山”，重担生活重担。而且，这一次的担子更重，并且全压在他一个人肩上。
清晨，阳光刚洒向大地，城市便开始活跃起来。
这是南京城西部的一个农贸市场的角落，紧挨着几个流动早点摊的旁边是一个卖报纸的摊位。很有特色的是，地上整齐地铺了几个蛇皮袋，袋上放着一摞摞报纸。有《现代快报》､《金陵晚报》，甚至还有《大众证券》等等。由于时下的报纸内容比较丰富，版面比较多，一份数张。报摊的主人将每一份折叠好之后，还横竖交叉码起来。每一摞的顶上都用半截砖头压着。旁边，是一个没有盖子的扁形大饼干盒。盒子里散放着一些毛票､块票和硬币。钱上也用一截砖头压着，显然是怕风吹了去。买报纸的人似乎都是老客户，取了报纸后，就把钱扔在饼干盒里。用纸币的，拿开砖头放了钱再重新压上；钱多的，就自己找零。显然，这是一个无人售报摊。
尽管是一个无人管理的售报摊，但它总该有个主人吧。它的主人在哪里?
离这个农贸市场大约一两站路的街道旁，摆放了几十只垃圾集装桶，这里是临时的垃圾中转站。每天一大早，环卫工人将居民区里的集装桶拖过来，倒入运输车运走，然后再将桶送回原处。
就在等待垃圾运输车的这短暂的时间里，一个头发稀疏花白的老汉正在垃圾桶群中穿梭忙碌。他脸上蒙着一个口罩，双手戴着打扫卫生用的乳胶手套，在一个个肮脏的桶里奋力翻找着。他的身旁，是两只大张着口的蛇皮软袋。里边放着一些包装盒､纸片､铁丝钢筋头，以及其它一些可以当废品卖的东西。
他就是报摊的主人，名字叫韩银河，已经72岁了。
老韩原是一家企业的工人。后来因为年龄大了，便改行当了门卫，一直干到退休。虽然是在大城市生活，但老韩的退休金也有一千多块钱，何至于来拣垃圾呢?
老韩叹息着说，都怪自己文化低，不懂大道理，没有教育好儿子。如今，儿子犯了法，去蹲大牢了。媳妇呢，实在守不住，也走了，想想也是，要熬十几年，人家年纪轻轻的，也不能怪她。老伴嘛，去年儿子犯事判了刑，一着急，就蹬腿到火葬场去了。这样，家里就留下一个11岁的孙子和自己相依为命。
每天早晨，老韩领了报纸，分好后就把摊子铺开，然后赶场子拣垃圾，再飞速送回家，换一身干净衣服去收报纸摊。其间还要安排好孙子的早饭。孙子很懂事，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打理，包括起床穿衣，叠被理床，洗漱准备，自己走去上学。老韩说，我两个女儿，都嫁出去了；就一个儿子，也就这一个孙子，但我狠着心，不惯他。说也怪，我不惯他，他反而很懂事，他爸坐牢前，他妈也没走，起床要喊好几遍，还要闹。早饭也很挑剔，烧饼油条不吃，今天要吃烧卖，明天要吃小笼包，后天又要吃锅贴馄饨。现在呢，有什么吃什么，星期六星期天有时就烫点剩饭弄点萝卜干，也吃的香喷喷的。我常常跟孙子说，我们家穷，不能跟人家比，要比就比谁学习好，成绩好。尽管这么说，学校里正常用的钱，我都给他，不让孩子丢脸。
老韩感慨地说，我是一个很好面子的人，年轻的时候，也是单位的老先进了。后来叫我到传达室，有很长一段时间心里不舒服。有一次吵嘴，我那个死鬼老太说我是看大门的，我狠狠地给了她一巴掌，一个多礼拜没跟她讲话。我拣垃圾的时候，捂个口罩，那不是讲卫生，也是遮遮脸，怕熟人看见。我长这么大，还真记不得什么时候戴过口罩。其实，孙子知道我拣垃圾，虽然我等他上学去了才把东西倒出来分分拣拣送收购站，但还有星期六､星期天呢，但他从来不说。很多熟人也知道，也不讲。特别是那些在我旁边摆放摊子的，都经常帮我照顾生意。逢到下雨､下雪，油条店的老板就会叫我把报纸放到他的门口去卖，其实他的门面也不大。有时刮风下雨了，我不在，他们就帮我把摊子收好。我感觉啊，这个社会还是好人多。
提到正在坐牢的儿子，老韩沉默了一会说，我知道早迟要谈到他，谈到他吃官司的。我现在是两个月去看他一次。唉，还是没学好，见面就要这要那，好像我会变戏法，说要就来。说句良心话，媳妇走了也好，不然他出来还不把人家拖累死?已经现在这个样了，他还要讲条件，要东西，道理听不进去，还对我发火。有几次，我都想狠狠心不去看他了。但是想想他是我的儿子，他走到今天这一步也是我惯的啊。老韩顿了一顿，看了看笔者说，这大概是我上辈子作了孽，这辈子还他吧。
事后，笔者曾专程赶往江苏省浦口监狱，找到正在服刑的韩某，谈到了他的妈妈，他的爸爸，他已离家的妻子，他的儿子，他的家。韩某似有所动，低着头听我讲述，不时嘟囔两句。之后，他说，我也基本知道家里难，只不过是跟他要要看。实在没有，也就算了。
笔者曾经动员韩某，你已经三十多岁了，儿子都那么大了，要有一个人样子了，要跟父亲好好谈谈，好好沟通。过去也就算了，要想想将来怎么办。韩某也答应了，就是不知道兑现了没有。
我曾经跟老韩约定。等到2009年，他的孙子小学毕业了，一起到监狱去探视，那时候，笔者要亲眼目睹老韩､小韩､小小韩祖孙三代相会时的景象，并给他们合影留念。
二
在别人眼里，她绝对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她虽已不再年轻，却似乎照样什么都能干。然而，有多少人知道她的苦楚和艰辛呢?
陈秀兰是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的一个农民。她的家住在县郊的一个村子里。2003年，陈秀兰的大儿子因犯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六年半。她的二儿子和二媳妇在苏州打工，一年也难得回来两趟。两个女儿都已出嫁，老伴又瘫痪常年卧病在床，家中还有大媳妇和一个8岁的孙子。
2005年中秋节上午，笔者来到了陈秀兰的家。
56岁，在城里，甚至哪怕是在乡下，如果是保养得比较好的女性，那可能还算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然而我们从陈秀兰身上看到的，却只能用苍老来形容。那脸上深深刻下去的皱纹，整个像六七十岁的人才有的。
陈秀兰的大媳妇也就三十岁上下，收拾得精干利落，人也显得快言快语。她对我们说，俺妈这个人，要说也真是个苦命。她和俺公公辛辛苦苦把他们兄弟姐妹拉扯大，那一年俺大姑子刚刚出嫁，俺公公就瘫掉了，家里的柱子一下子倒下了。亏得俺男人那时已经二十多岁了，就把家撑了起来。后来俺结婚到这个家，日子过得还不错。就是俺妈这个人太要强，什么都和人家比，都不能比别人差。说实话，自打俺到这个家，她就对俺挺好的，把俺当闺女待。俺家他吃官司以后，她对俺更好了，总好像怕亏了俺似的，连重一点的活都不让俺干。她就这么一个人，什么都要撑着，才五十多岁的人，搞得都像七老八十了。听村里人说，她年轻时也很漂亮呢。刚嫁过来的时候，好多年轻男人都爱多看她几眼。
是的，作为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女人，一个老年女人，陈秀兰付出的体力､精力是太多太多了。
先说家务劳动吧。伺候瘫痪在床的病人，虽然媳妇也能做，但是擦洗啊，端屎端尿啊，从床上搬上搬下啊，一个年轻女子总有点不方便。再加上自从大儿子吃官司服刑之后，陈秀兰更是注意关心照顾大媳妇，生怕她有什么感到委屈的地方。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悄悄地做了。哪怕就是有个头疼脑热身上不舒服的时候，她也总是硬挺过来。2004年的冬天，陈秀兰患了重感冒，连着几天高烧不退，但她还是坚持自己照顾老头子。那一天她服侍老伴解完手，端了便盆要朝外走，突然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正好那天大媳妇也不在家，老头子躺在床上干着急，怎么大喊也没人来。后来还是陈秀兰自己慢慢醒过来，自己擦洗干净浑身的屎尿，清洗了地面，还一再关照老头子不要声张。
然后，就是两个孙子。大孙子8岁了，刚上小学，有他自己的妈妈照应。小孙子的父母在苏州打工，就全靠奶奶照看了，实际上，陈秀兰不仅当奶奶，还又当爹又当娘，照顾这个5岁的小孙子。实在要离开家了，才交给老伴或大媳妇暂时照看。
同时，陈秀兰还养了三头猪和一群鸡。她说，早起一点，晚睡一点，也就忙过来了。
再说生产劳动吧。陈秀兰家有几亩地，她尽可能地多种蔬菜。种过田的人都知道，种庄稼已经很辛苦了，种菜就更辛苦。因为种菜一茬茬更替得更快更频繁，田间管理要求更细致更勤。但是种菜肯定比种庄稼收入多。所以，陈秀兰宁愿多吃苦，仍然坚持多种菜。
就是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陈秀兰还做着另外一件事：贩卖蔬菜。就是批发或者收购一些蔬菜，拿到县城的农贸集市上去卖。为了卖菜，连自行车都不会骑的陈秀兰硬是学会了踩三轮车。
当笔者问陈秀兰，她一天里时间怎么安排，都做些什么的时候，她给出了这么一个时间表，每天早晨，天暖和一些大概是四点，冷天大概是四点半起床，用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煮猪食，准备好鸡食，等大媳妇起来喂猪喂鸡。
然后，把孙子抱到爷爷旁边，让爷爷照看。好在老伴膀子跟手还能动。残疾人反正一天到晚在床上，多睡少睡点没关系。陈秀兰自己则到菜田里忙上个把小时，或者到约好的人家去收购蔬菜，然后运到县城的菜场去卖。
陈秀兰的老伴说，这都怪我啊。我一个大男人，整天只能躺在床上，什么也干不了，还要老婆服侍。可是她总是劝我，说她也许是前世欠我的，到这一世来还我。还跟我说，天天回家能看到我，她心里就有底，就实在。我知道，这是她怕我想不开，是宽我的心。有一阵子，我看到她膀子上､手上､腿上都有伤，就很紧张，以为是哪个欺负她打的，但她却说是自己摔跤摔的。后来还是媳妇悄悄告诉我，是学三轮车撞到树上摔的。这几年，我看着她一天天老了､黑了､瘦了。我是个粗人，不会说细巧话，不会说电视上那些软软的话，不会关心老婆，但是心里面还是很难过的。所以现在就特别恨俺那个大儿子，都是这个不成器的东西把全家害的。
离开陈秀兰家的第二天下午，我在江苏省徐州监狱见到了正在服刑的陈秀兰的大儿子。这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先是和我隔着两米宽左右的会议桌对坐，双手搁在桌边上听我介绍他家的情况；听着听着，他的双手抱在头上；最后，他双手抱头，脸几乎碰到了桌面上，眼泪一串串朝下落。旁边的管教民警走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了几句启发安慰的话，他索性伏在桌上抽泣起来，以至我不得不中断了讲述。
据管教民警后来告诉我，陈秀兰的儿子第二天就交上一份思想汇报，表示了痛改前非，好好改造的决心。
哦，我真心祝他今后真能如自己所写那样，一路走好，对自己，对家人，特别是对他那含辛茹苦的母亲，切实地负起一份责任。
三
一辈子当老师教育人，自己的孩子却成了罪犯锒铛入狱，这对他是非常沉重的打击。他提前离开心爱的讲台，搬了家，换了电话，陷入深深的自责与反思。
在素有“天堂”之称的东方名城苏州，我好不容易才在郊区的一个居民小区里找到了邱子文老师的家。
这是2006年的6月初，虽是江南的梅雨季节，但这年的雨水似乎少一些，依然是艳阳高照。坐在邱家敞亮的客厅里，面对着沉默不语的邱老师，我感到比梅雨还重的沉闷和阴霾。还是邱师母端上了茶水，又和我寒暄了几句，才打破了沉闷。
邱老师长叹了一声，用吴音很重的普通话对我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好，就喊你老张吧。我不是故意要冷淡你，慢待你，我是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是羞对人言啊。
说起来，我邱某人夫妻也算书香门第。我们俩的父母都是老师。到了我们这一代，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就下乡插队落户了。不过，我们还算运气好，没多长时间，就到大队的学校当代课教师了。我们在的那个学校，叫“戴帽子”中学，也就是小学上面，还有个初中一二年级，连在一起的。我们算基础好一点的吧，就教中学部。我教语文､政治､英语；她教数理化什么的。噢，那个时候叫“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当时，我们就好上了，别人也认为我们是很适合的一对。但是，我们不敢结婚，为什么呢?怕调不回城，那就真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了。
到了1977年，碰上了一个好机会，邓小平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们都报了名，通过了高考，上了师范学院。跟你说一句真心话，我们夫妻俩都热爱教育，都想多培养一些对国家有用的人，把这些孩子引上正路。
上了大学，我们还没有结婚，虽然都老大不小的了，一来是因为经济底子差，成家没有基础；二来正在上学，怕耽误学业；三来那时学校有规定，在校大学生不准结婚。其实，那时候同学中也有结婚的，生孩子的都有，老师同学都不会说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直到1980年吧，学校有了新规定，30岁以上的学生可以结婚。我们双方家长也一催再催，我们就结婚了，但是，一直到1981年的下半年，我们才敢怀孕。因为那时是最后一个学期，没什么考试科目，只剩下毕业论文了。
我们是1982年的1月份毕业分配的，4月份孩子就出生了。我们给女儿取名叫邱真，感谢邓小平坚持真理，也是想让孩子将来求真务实，邱真，求真，是个谐音。哦，老张，我跟你说这么多，这么长，不是要炫耀自己多有才学，多了不起，而是说明我们人生道路的坎坷，说明这个孩子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和意义。我们在三十多岁才有了这个女儿，而且不管国家政策如何，我们也从未想过生第二胎。
那几年，日子是清贫的，但却是最令人珍惜值得回忆的。我们一家三口住在一间房子里，就在走廊烧饭，一层楼各家共用一个盥洗间。只能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那儿，或是送到她外公外婆那里。我们夫妻俩一心扑到工作上，每天是上课､批作业，还要兼班主任，后来孩子渐渐大了，能送幼儿园了，就完全跟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虽然很忙，但我们也没忽略对孩子的教育。即便我们现在反思，我们对女儿的教育还是抓得蛮紧的。而且从小到大，孩子的表现也一直比较好。1999年，她参加高考，略有一点失常，只比一本线高了5分。经过努力，也还是上了相应的大学，进了比较理想的专业。哪曾想到，就在她快毕业的那一年，竟然因为贩毒被判刑进了监狱坐了牢。
是的，判决书上写得明明白白，邱真因贩毒被判有期徒刑7年。
邱老师说，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人整个就傻在那儿了。她的母亲一个劲地哭啊，流泪啊。我呢，就觉得脑子满满的，嗡嗡的；又觉得空空的，还是嗡嗡地响。我们从教这么几十年，教出的学生总有几千了吧，当然干什么的都有，但是不管怎样我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成了一个罪犯。我还有什么脸站在讲台上去教别人呢?
我从教这么些年，当的最大的官就是教研组长。后来也是坚决辞去，让给年轻有为的老师去干了。也曾经有过机会去当校长甚至有可能去当政府行政官员的，但我都推掉了。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擅长行政工作，不会当领导，我就喜欢教教书，讲讲课，研究教材，研究教案。这许多年来，基本上年年大家都选我当先进工作者，推都推不掉。我夫人也是这样，只不过因为身体原因，前几年她就退下来了。现在，我们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语文教研组长，不是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徒弟。大家约好，等到2009年，我光荣退休，也是我从教40周年，要搞个隆重的庆典。可是，遇到这样的事，你说，我还有什么脸等到那一天，还有什么脸去搞那样的活动呢?所以，经过深思熟虑，2003年的上半年，我就提出来早点退休。领导关心我，让我先退出讲台，做点其他事，暂时不退休。我知道，他们是真的关心我，真心为我着想，为我的生活和收入着想。但是我自己是想透了，一旦离开讲台，不再上课，继续留在学校对我个人而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只会给领导和其他同事带来麻烦，甚至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和误会。经我再三恳切要求，领导同意了我提前退休的申请。
邱老师喝了一口水，接着说，办了退休以后，我们反复挑选，搬到了这个小区，换掉了电话号码，基本和外界不再联系。好在现在工资都是打在卡上，不要再到会计那里去领。
这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女儿究竟为什么会走上犯罪道路，我们做家长的有什么责任。我这个人可能读书､教书多了，时间长了，变得有点呆，认死理，一定要想明白､想清楚。我家夫人怕我想不通憋出神经病，又怕我出个其它什么意外，经常要我陪她买菜､买东西､散步。但是，大多数时间我还是去想啊想啊。现在，我认为，我们最大的失误就是和女儿缺少沟通，缺少交流。我们对她要求高，那只是我们的所谓高标准，并没有在女儿内心里生根；我们对她要求严，那只是我们的严要求，对于女儿来说很可能就是一道紧箍咒。也就是说，她知道我们的想法而我们却没有真正了解她的想法，还自以为教给了她做人的道理，教给了她评判人生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然而，这一切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平时，在家里，我关心家务很少，基本不做事。教育女儿理所当然是我的责任，因此，女儿犯罪，是我教育不当，是我的错误。
犹豫了一下，邱老师又接着说，老张啊，很长时间了，我没有和别人说过这些话，讲出来心里还真好受多了。不瞒你说，有一个想法我存了好长时间了，但一直没有决心去做。干什么呢?就是把我们家发生的这个情况，这个变故写出来，给全社会敲个警钟。我也想鼓足勇气走出去，把这个道理讲给更多的人听，告诉他们不仅所谓差生､表现差的孩子可能走上犯罪道路；就是所谓好学生､所谓表现优秀的孩子如果引导不当，管理不好，也有可能走向反面。但是我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一来夫人不同意；二来我自己也很爱面子；三来我更多地想到女儿，她还年轻，这样曝光，以后刑满回来，会有多大的负面影响呢?
邱老师不说话了，清癯的脸上因为激动而泛上了一阵红晕。客厅里一片宁静。我看着邱老师，想像着他在讲台上授课时的情景，想象着他进入角色时激动的样子和风度。眼前的他显得瘦而且苍老，比被他称为一向体弱多病的邱师母看上去要大十来岁，而他们实际是同龄人。由此可见，女儿出事对他的打击，对他影响有多大。
离这次访问一个多月后，我在江苏省常州监狱的女犯监区见到了邱老师的女儿邱真。这位被管教民警称为“冷静､沉着”的年轻女子伏案痛哭。她一边哭，一边说，爸，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啊。
在我走访的服刑人员家庭中，很多人家的经济状况非常不好，一眼看去就能看出其家的贫困。一些年事已高的老人不得不再次“出山”，用他们那屡经磨炼而今已不再硬朗的肩膀再次承担起生活的重担。这其中的艰辛，这其中的窘迫，读者诸君应当是能够想像得到的。这里，笔者就不去作更多的描述了。
我想说的倒是另外一种情况。有这么一段时间，在广大服刑人员中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一个乡间老太太，在去监狱探望服刑的儿子前，花了几个晚上的时间，嗑出一大包瓜子仁来，甚至把嘴嗑出了血，而服刑的儿子一边吃着老娘嗑的瓜子仁，一边流泪不止，思念着母亲的恩情。
就笔者来看，这是一个糊涂而愚昧的老太太，可能由于她的宠爱骄惯，养成了儿子的好逸恶劳，从而走了犯罪道路。而现在她不仅没有觉悟，没有反省，而是继续骄宠也是继续毒害着儿子。
笔者在走访中也碰到一些家长，反过来转托笔者利用和监狱机关的特殊关系去照顾他们的孩子。怎么照顾呢?不是在思想上多关心多教育，而是想法给他们的孩子安排轻松一些的岗位和工作。笔者对这些家长说，孩子走进监狱成为罪犯，你们有没有责任?你们还嫌害他(她)害得不够吗?还要继续害他(她)吗?
于是，我就把韩银河老人与邱子文老师的几句话转述给他们听，请他们品味其中的意思。当然，各人能体会到什么，感悟到什么，那只能凭自己了。
在近三年的时间里，笔者走访了120余户服刑人员的家庭，和部分服刑人员的父母进行了近距离的接触和坦率的交谈，给我的感觉是，桑榆渐晚转凄凉，可怜天下父母心呵。
一
本来，他可以安享自己的晚年生活。但是，儿子的入狱服刑以及因此引起的一系列家庭变故，让他再次“出山”，重担生活重担。而且，这一次的担子更重，并且全压在他一个人肩上。
清晨，阳光刚洒向大地，城市便开始活跃起来。
这是南京城西部的一个农贸市场的角落，紧挨着几个流动早点摊的旁边是一个卖报纸的摊位。很有特色的是，地上整齐地铺了几个蛇皮袋，袋上放着一摞摞报纸。有《现代快报》､《金陵晚报》，甚至还有《大众证券》等等。由于时下的报纸内容比较丰富，版面比较多，一份数张。报摊的主人将每一份折叠好之后，还横竖交叉码起来。每一摞的顶上都用半截砖头压着。旁边，是一个没有盖子的扁形大饼干盒。盒子里散放着一些毛票､块票和硬币。钱上也用一截砖头压着，显然是怕风吹了去。买报纸的人似乎都是老客户，取了报纸后，就把钱扔在饼干盒里。用纸币的，拿开砖头放了钱再重新压上；钱多的，就自己找零。显然，这是一个无人售报摊。
尽管是一个无人管理的售报摊，但它总该有个主人吧。它的主人在哪里?
离这个农贸市场大约一两站路的街道旁，摆放了几十只垃圾集装桶，这里是临时的垃圾中转站。每天一大早，环卫工人将居民区里的集装桶拖过来，倒入运输车运走，然后再将桶送回原处。
就在等待垃圾运输车的这短暂的时间里，一个头发稀疏花白的老汉正在垃圾桶群中穿梭忙碌。他脸上蒙着一个口罩，双手戴着打扫卫生用的乳胶手套，在一个个肮脏的桶里奋力翻找着。他的身旁，是两只大张着口的蛇皮软袋。里边放着一些包装盒､纸片､铁丝钢筋头，以及其它一些可以当废品卖的东西。
他就是报摊的主人，名字叫韩银河，已经72岁了。
老韩原是一家企业的工人。后来因为年龄大了，便改行当了门卫，一直干到退休。虽然是在大城市生活，但老韩的退休金也有一千多块钱，何至于来拣垃圾呢?
老韩叹息着说，都怪自己文化低，不懂大道理，没有教育好儿子。如今，儿子犯了法，去蹲大牢了。媳妇呢，实在守不住，也走了，想想也是，要熬十几年，人家年纪轻轻的，也不能怪她。老伴嘛，去年儿子犯事判了刑，一着急，就蹬腿到火葬场去了。这样，家里就留下一个11岁的孙子和自己相依为命。
每天早晨，老韩领了报纸，分好后就把摊子铺开，然后赶场子拣垃圾，再飞速送回家，换一身干净衣服去收报纸摊。其间还要安排好孙子的早饭。孙子很懂事，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打理，包括起床穿衣，叠被理床，洗漱准备，自己走去上学。老韩说，我两个女儿，都嫁出去了；就一个儿子，也就这一个孙子，但我狠着心，不惯他。说也怪，我不惯他，他反而很懂事，他爸坐牢前，他妈也没走，起床要喊好几遍，还要闹。早饭也很挑剔，烧饼油条不吃，今天要吃烧卖，明天要吃小笼包，后天又要吃锅贴馄饨。现在呢，有什么吃什么，星期六星期天有时就烫点剩饭弄点萝卜干，也吃的香喷喷的。我常常跟孙子说，我们家穷，不能跟人家比，要比就比谁学习好，成绩好。尽管这么说，学校里正常用的钱，我都给他，不让孩子丢脸。
老韩感慨地说，我是一个很好面子的人，年轻的时候，也是单位的老先进了。后来叫我到传达室，有很长一段时间心里不舒服。有一次吵嘴，我那个死鬼老太说我是看大门的，我狠狠地给了她一巴掌，一个多礼拜没跟她讲话。我拣垃圾的时候，捂个口罩，那不是讲卫生，也是遮遮脸，怕熟人看见。我长这么大，还真记不得什么时候戴过口罩。其实，孙子知道我拣垃圾，虽然我等他上学去了才把东西倒出来分分拣拣送收购站，但还有星期六､星期天呢，但他从来不说。很多熟人也知道，也不讲。特别是那些在我旁边摆放摊子的，都经常帮我照顾生意。逢到下雨､下雪，油条店的老板就会叫我把报纸放到他的门口去卖，其实他的门面也不大。有时刮风下雨了，我不在，他们就帮我把摊子收好。我感觉啊，这个社会还是好人多。
提到正在坐牢的儿子，老韩沉默了一会说，我知道早迟要谈到他，谈到他吃官司的。我现在是两个月去看他一次。唉，还是没学好，见面就要这要那，好像我会变戏法，说要就来。说句良心话，媳妇走了也好，不然他出来还不把人家拖累死?已经现在这个样了，他还要讲条件，要东西，道理听不进去，还对我发火。有几次，我都想狠狠心不去看他了。但是想想他是我的儿子，他走到今天这一步也是我惯的啊。老韩顿了一顿，看了看笔者说，这大概是我上辈子作了孽，这辈子还他吧。
事后，笔者曾专程赶往江苏省浦口监狱，找到正在服刑的韩某，谈到了他的妈妈，他的爸爸，他已离家的妻子，他的儿子，他的家。韩某似有所动，低着头听我讲述，不时嘟囔两句。之后，他说，我也基本知道家里难，只不过是跟他要要看。实在没有，也就算了。
笔者曾经动员韩某，你已经三十多岁了，儿子都那么大了，要有一个人样子了，要跟父亲好好谈谈，好好沟通。过去也就算了，要想想将来怎么办。韩某也答应了，就是不知道兑现了没有。
我曾经跟老韩约定。等到2009年，他的孙子小学毕业了，一起到监狱去探视，那时候，笔者要亲眼目睹老韩､小韩､小小韩祖孙三代相会时的景象，并给他们合影留念。
二
在别人眼里，她绝对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她虽已不再年轻，却似乎照样什么都能干。然而，有多少人知道她的苦楚和艰辛呢?
陈秀兰是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的一个农民。她的家住在县郊的一个村子里。2003年，陈秀兰的大儿子因犯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六年半。她的二儿子和二媳妇在苏州打工，一年也难得回来两趟。两个女儿都已出嫁，老伴又瘫痪常年卧病在床，家中还有大媳妇和一个8岁的孙子。
2005年中秋节上午，笔者来到了陈秀兰的家。
56岁，在城里，甚至哪怕是在乡下，如果是保养得比较好的女性，那可能还算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然而我们从陈秀兰身上看到的，却只能用苍老来形容。那脸上深深刻下去的皱纹，整个像六七十岁的人才有的。
陈秀兰的大媳妇也就三十岁上下，收拾得精干利落，人也显得快言快语。她对我们说，俺妈这个人，要说也真是个苦命。她和俺公公辛辛苦苦把他们兄弟姐妹拉扯大，那一年俺大姑子刚刚出嫁，俺公公就瘫掉了，家里的柱子一下子倒下了。亏得俺男人那时已经二十多岁了，就把家撑了起来。后来俺结婚到这个家，日子过得还不错。就是俺妈这个人太要强，什么都和人家比，都不能比别人差。说实话，自打俺到这个家，她就对俺挺好的，把俺当闺女待。俺家他吃官司以后，她对俺更好了，总好像怕亏了俺似的，连重一点的活都不让俺干。她就这么一个人，什么都要撑着，才五十多岁的人，搞得都像七老八十了。听村里人说，她年轻时也很漂亮呢。刚嫁过来的时候，好多年轻男人都爱多看她几眼。
是的，作为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女人，一个老年女人，陈秀兰付出的体力､精力是太多太多了。
先说家务劳动吧。伺候瘫痪在床的病人，虽然媳妇也能做，但是擦洗啊，端屎端尿啊，从床上搬上搬下啊，一个年轻女子总有点不方便。再加上自从大儿子吃官司服刑之后，陈秀兰更是注意关心照顾大媳妇，生怕她有什么感到委屈的地方。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悄悄地做了。哪怕就是有个头疼脑热身上不舒服的时候，她也总是硬挺过来。2004年的冬天，陈秀兰患了重感冒，连着几天高烧不退，但她还是坚持自己照顾老头子。那一天她服侍老伴解完手，端了便盆要朝外走，突然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正好那天大媳妇也不在家，老头子躺在床上干着急，怎么大喊也没人来。后来还是陈秀兰自己慢慢醒过来，自己擦洗干净浑身的屎尿，清洗了地面，还一再关照老头子不要声张。
然后，就是两个孙子。大孙子8岁了，刚上小学，有他自己的妈妈照应。小孙子的父母在苏州打工，就全靠奶奶照看了，实际上，陈秀兰不仅当奶奶，还又当爹又当娘，照顾这个5岁的小孙子。实在要离开家了，才交给老伴或大媳妇暂时照看。
同时，陈秀兰还养了三头猪和一群鸡。她说，早起一点，晚睡一点，也就忙过来了。
再说生产劳动吧。陈秀兰家有几亩地，她尽可能地多种蔬菜。种过田的人都知道，种庄稼已经很辛苦了，种菜就更辛苦。因为种菜一茬茬更替得更快更频繁，田间管理要求更细致更勤。但是种菜肯定比种庄稼收入多。所以，陈秀兰宁愿多吃苦，仍然坚持多种菜。
就是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陈秀兰还做着另外一件事：贩卖蔬菜。就是批发或者收购一些蔬菜，拿到县城的农贸集市上去卖。为了卖菜，连自行车都不会骑的陈秀兰硬是学会了踩三轮车。
当笔者问陈秀兰，她一天里时间怎么安排，都做些什么的时候，她给出了这么一个时间表，每天早晨，天暖和一些大概是四点，冷天大概是四点半起床，用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煮猪食，准备好鸡食，等大媳妇起来喂猪喂鸡。
然后，把孙子抱到爷爷旁边，让爷爷照看。好在老伴膀子跟手还能动。残疾人反正一天到晚在床上，多睡少睡点没关系。陈秀兰自己则到菜田里忙上个把小时，或者到约好的人家去收购蔬菜，然后运到县城的菜场去卖。
陈秀兰的老伴说，这都怪我啊。我一个大男人，整天只能躺在床上，什么也干不了，还要老婆服侍。可是她总是劝我，说她也许是前世欠我的，到这一世来还我。还跟我说，天天回家能看到我，她心里就有底，就实在。我知道，这是她怕我想不开，是宽我的心。有一阵子，我看到她膀子上､手上､腿上都有伤，就很紧张，以为是哪个欺负她打的，但她却说是自己摔跤摔的。后来还是媳妇悄悄告诉我，是学三轮车撞到树上摔的。这几年，我看着她一天天老了､黑了､瘦了。我是个粗人，不会说细巧话，不会说电视上那些软软的话，不会关心老婆，但是心里面还是很难过的。所以现在就特别恨俺那个大儿子，都是这个不成器的东西把全家害的。
离开陈秀兰家的第二天下午，我在江苏省徐州监狱见到了正在服刑的陈秀兰的大儿子。这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先是和我隔着两米宽左右的会议桌对坐，双手搁在桌边上听我介绍他家的情况；听着听着，他的双手抱在头上；最后，他双手抱头，脸几乎碰到了桌面上，眼泪一串串朝下落。旁边的管教民警走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了几句启发安慰的话，他索性伏在桌上抽泣起来，以至我不得不中断了讲述。
据管教民警后来告诉我，陈秀兰的儿子第二天就交上一份思想汇报，表示了痛改前非，好好改造的决心。
哦，我真心祝他今后真能如自己所写那样，一路走好，对自己，对家人，特别是对他那含辛茹苦的母亲，切实地负起一份责任。
三
一辈子当老师教育人，自己的孩子却成了罪犯锒铛入狱，这对他是非常沉重的打击。他提前离开心爱的讲台，搬了家，换了电话，陷入深深的自责与反思。
在素有“天堂”之称的东方名城苏州，我好不容易才在郊区的一个居民小区里找到了邱子文老师的家。
这是2006年的6月初，虽是江南的梅雨季节，但这年的雨水似乎少一些，依然是艳阳高照。坐在邱家敞亮的客厅里，面对着沉默不语的邱老师，我感到比梅雨还重的沉闷和阴霾。还是邱师母端上了茶水，又和我寒暄了几句，才打破了沉闷。
邱老师长叹了一声，用吴音很重的普通话对我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好，就喊你老张吧。我不是故意要冷淡你，慢待你，我是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是羞对人言啊。
说起来，我邱某人夫妻也算书香门第。我们俩的父母都是老师。到了我们这一代，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就下乡插队落户了。不过，我们还算运气好，没多长时间，就到大队的学校当代课教师了。我们在的那个学校，叫“戴帽子”中学，也就是小学上面，还有个初中一二年级，连在一起的。我们算基础好一点的吧，就教中学部。我教语文､政治､英语；她教数理化什么的。噢，那个时候叫“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当时，我们就好上了，别人也认为我们是很适合的一对。但是，我们不敢结婚，为什么呢?怕调不回城，那就真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了。
到了1977年，碰上了一个好机会，邓小平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们都报了名，通过了高考，上了师范学院。跟你说一句真心话，我们夫妻俩都热爱教育，都想多培养一些对国家有用的人，把这些孩子引上正路。
上了大学，我们还没有结婚，虽然都老大不小的了，一来是因为经济底子差，成家没有基础；二来正在上学，怕耽误学业；三来那时学校有规定，在校大学生不准结婚。其实，那时候同学中也有结婚的，生孩子的都有，老师同学都不会说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直到1980年吧，学校有了新规定，30岁以上的学生可以结婚。我们双方家长也一催再催，我们就结婚了，但是，一直到1981年的下半年，我们才敢怀孕。因为那时是最后一个学期，没什么考试科目，只剩下毕业论文了。
我们是1982年的1月份毕业分配的，4月份孩子就出生了。我们给女儿取名叫邱真，感谢邓小平坚持真理，也是想让孩子将来求真务实，邱真，求真，是个谐音。哦，老张，我跟你说这么多，这么长，不是要炫耀自己多有才学，多了不起，而是说明我们人生道路的坎坷，说明这个孩子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和意义。我们在三十多岁才有了这个女儿，而且不管国家政策如何，我们也从未想过生第二胎。
那几年，日子是清贫的，但却是最令人珍惜值得回忆的。我们一家三口住在一间房子里，就在走廊烧饭，一层楼各家共用一个盥洗间。只能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那儿，或是送到她外公外婆那里。我们夫妻俩一心扑到工作上，每天是上课､批作业，还要兼班主任，后来孩子渐渐大了，能送幼儿园了，就完全跟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虽然很忙，但我们也没忽略对孩子的教育。即便我们现在反思，我们对女儿的教育还是抓得蛮紧的。而且从小到大，孩子的表现也一直比较好。1999年，她参加高考，略有一点失常，只比一本线高了5分。经过努力，也还是上了相应的大学，进了比较理想的专业。哪曾想到，就在她快毕业的那一年，竟然因为贩毒被判刑进了监狱坐了牢。
是的，判决书上写得明明白白，邱真因贩毒被判有期徒刑7年。
邱老师说，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人整个就傻在那儿了。她的母亲一个劲地哭啊，流泪啊。我呢，就觉得脑子满满的，嗡嗡的；又觉得空空的，还是嗡嗡地响。我们从教这么几十年，教出的学生总有几千了吧，当然干什么的都有，但是不管怎样我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成了一个罪犯。我还有什么脸站在讲台上去教别人呢?
我从教这么些年，当的最大的官就是教研组长。后来也是坚决辞去，让给年轻有为的老师去干了。也曾经有过机会去当校长甚至有可能去当政府行政官员的，但我都推掉了。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擅长行政工作，不会当领导，我就喜欢教教书，讲讲课，研究教材，研究教案。这许多年来，基本上年年大家都选我当先进工作者，推都推不掉。我夫人也是这样，只不过因为身体原因，前几年她就退下来了。现在，我们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语文教研组长，不是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徒弟。大家约好，等到2009年，我光荣退休，也是我从教40周年，要搞个隆重的庆典。可是，遇到这样的事，你说，我还有什么脸等到那一天，还有什么脸去搞那样的活动呢?所以，经过深思熟虑，2003年的上半年，我就提出来早点退休。领导关心我，让我先退出讲台，做点其他事，暂时不退休。我知道，他们是真的关心我，真心为我着想，为我的生活和收入着想。但是我自己是想透了，一旦离开讲台，不再上课，继续留在学校对我个人而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只会给领导和其他同事带来麻烦，甚至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和误会。经我再三恳切要求，领导同意了我提前退休的申请。
邱老师喝了一口水，接着说，办了退休以后，我们反复挑选，搬到了这个小区，换掉了电话号码，基本和外界不再联系。好在现在工资都是打在卡上，不要再到会计那里去领。
这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女儿究竟为什么会走上犯罪道路，我们做家长的有什么责任。我这个人可能读书､教书多了，时间长了，变得有点呆，认死理，一定要想明白､想清楚。我家夫人怕我想不通憋出神经病，又怕我出个其它什么意外，经常要我陪她买菜､买东西､散步。但是，大多数时间我还是去想啊想啊。现在，我认为，我们最大的失误就是和女儿缺少沟通，缺少交流。我们对她要求高，那只是我们的所谓高标准，并没有在女儿内心里生根；我们对她要求严，那只是我们的严要求，对于女儿来说很可能就是一道紧箍咒。也就是说，她知道我们的想法而我们却没有真正了解她的想法，还自以为教给了她做人的道理，教给了她评判人生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然而，这一切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平时，在家里，我关心家务很少，基本不做事。教育女儿理所当然是我的责任，因此，女儿犯罪，是我教育不当，是我的错误。
犹豫了一下，邱老师又接着说，老张啊，很长时间了，我没有和别人说过这些话，讲出来心里还真好受多了。不瞒你说，有一个想法我存了好长时间了，但一直没有决心去做。干什么呢?就是把我们家发生的这个情况，这个变故写出来，给全社会敲个警钟。我也想鼓足勇气走出去，把这个道理讲给更多的人听，告诉他们不仅所谓差生､表现差的孩子可能走上犯罪道路；就是所谓好学生､所谓表现优秀的孩子如果引导不当，管理不好，也有可能走向反面。但是我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一来夫人不同意；二来我自己也很爱面子；三来我更多地想到女儿，她还年轻，这样曝光，以后刑满回来，会有多大的负面影响呢?
邱老师不说话了，清癯的脸上因为激动而泛上了一阵红晕。客厅里一片宁静。我看着邱老师，想像着他在讲台上授课时的情景，想象着他进入角色时激动的样子和风度。眼前的他显得瘦而且苍老，比被他称为一向体弱多病的邱师母看上去要大十来岁，而他们实际是同龄人。由此可见，女儿出事对他的打击，对他影响有多大。
离这次访问一个多月后，我在江苏省常州监狱的女犯监区见到了邱老师的女儿邱真。这位被管教民警称为“冷静､沉着”的年轻女子伏案痛哭。她一边哭，一边说，爸，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啊。
在我走访的服刑人员家庭中，很多人家的经济状况非常不好，一眼看去就能看出其家的贫困。一些年事已高的老人不得不再次“出山”，用他们那屡经磨炼而今已不再硬朗的肩膀再次承担起生活的重担。这其中的艰辛，这其中的窘迫，读者诸君应当是能够想像得到的。这里，笔者就不去作更多的描述了。
我想说的倒是另外一种情况。有这么一段时间，在广大服刑人员中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一个乡间老太太，在去监狱探望服刑的儿子前，花了几个晚上的时间，嗑出一大包瓜子仁来，甚至把嘴嗑出了血，而服刑的儿子一边吃着老娘嗑的瓜子仁，一边流泪不止，思念着母亲的恩情。
就笔者来看，这是一个糊涂而愚昧的老太太，可能由于她的宠爱骄惯，养成了儿子的好逸恶劳，从而走了犯罪道路。而现在她不仅没有觉悟，没有反省，而是继续骄宠也是继续毒害着儿子。
笔者在走访中也碰到一些家长，反过来转托笔者利用和监狱机关的特殊关系去照顾他们的孩子。怎么照顾呢?不是在思想上多关心多教育，而是想法给他们的孩子安排轻松一些的岗位和工作。笔者对这些家长说，孩子走进监狱成为罪犯，你们有没有责任?你们还嫌害他(她)害得不够吗?还要继续害他(她)吗?
于是，我就把韩银河老人与邱子文老师的几句话转述给他们听，请他们品味其中的意思。当然，各人能体会到什么，感悟到什么，那只能凭自己了。